关于斯诺登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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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托《纽约时报》记者DIDI女士问我一个问题,后者为《解密》的英文版刚到杭州访过我。问题原文是英语,DIDI女士知我是土鳖,已经把它译成中文:
  麦先生写的是中国的间谍/资料/秘密世界。他怎么看“斯诺登后”的全世界这个现象呢?我们是不是都住在一个间谍、密码数、阴谋、秘密的大道横行的社会?
  翻译怪怪的,但我知道在问什么。我还知道,这是我喜欢并擅长回答的一个问答,我甚至一直在思考斯诺登事件。
  其实斯诺登曾经干的事,和我的小说《解密》、《暗算》中那些人干的是一回事,就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他国或者他人隐私。所以,我以最快的速度、最敞开的心怀,坦诚作答。答复如下:
  斯诺登是上帝(宇宙)的孩子,也是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他的问题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不得不是某个国家的人;更大的问题是他不但有国家,而且还有一份肩负着国家安全的职业。这份职业往往被誉为是神圣的,是公民意义上的崇高神职,他必须为这个职业放弃甚至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他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单方面撕毁了这个被普世接受的约定,因而他的形象笃定变得夸张、异类,像斯芬克司(狮身人面像),既是极端的丑,又是极端的美。
  毋庸置疑,我小说《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和斯诺登是同一种人,都是为国家安全这份至高神职修行、异化的人;不同的是,前者为此感到无上光荣,情愿为此自焚以示忠诚,后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背靠背,注定要在两个心向背的世界里扮演着一半是英雄一半是死敌的角色。
  英雄也好,死敌也罢;斯诺登也好,容金珍也罢,他们是被上帝抛弃的人。可悲的是,不论是哪个国家都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坦率说,斯诺登揭露的不是美国的丑,而是当今世界。这个世界被科技绑架了,不论是X国还是Y国,我忧郁地认为,只要他们拥有相应的技术,都会干出相应的勾当。科技让我们变得无所不能,又四面受敌,危在旦夕。科技,一头风做的怪兽,正在把世界缩小成一个键钮:按下某个键,地球上每一只蚂蚁都要死。这个时候,谈个人隐世也许是奢侈,因为无论如何,求生的权欲是上帝赋予的。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一个间谍、阴谋、秘密大道横行的社会”。
  我不会站在容金珍角度嘲笑斯诺登,也不会以斯诺登的目光去鄙视容金珍。我很遗憾无法选择做宇宙的孩子,但我很荣幸做了文学的孩子:这是最接近上帝的一个职业。文学让我变得宽广坦然,上帝在我身边,我敢对魔鬼发话。听着,如果没有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人文精神的代代传承,科技这头怪兽也许早把我们灭了,即使不灭,恐怕也都变成一群恐龙、僵尸,只会改天换地,不会感天动地;只有脚步声,没有心跳声;只会流血,不会流泪;只会恨,不会爱;只会战,不会和;只会变,不会守……以文学为母体的人文艺术,像春天之于花一样,让我们内心日日夜夜、逐渐又逐渐地变得柔软、饱满、宽广、细腻、温良,使科技这头怪兽至今还在我们驯养中。
  我不知道王教授对我的答卷会不会满意。作为一位专事文学教职工作者,我把文学看得那么高大,说得那么美妙,我思忖他也许会满意。
  但是我发誓,上帝就在身边,我愿意对上帝发誓,我说的是真话,决没有半点投机取巧的心思。我深信,我对上帝的诚实比博得王教授的欢喜更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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