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皇帝禁断汉服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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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世纪女真建立金国后,也曾颁布剃发易服令:“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髡发,不如式者杀之。……是时,知代州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即斩之。其后知赵州韩常,知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莫可胜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但也未能阻挡汉化潮流,如金章宗刘昂作词:“趸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全金元词》页71)这里“汉衣冠”与“舜山川”等成为政权正统的象征,表明当时金国为彰显统治中原的合法性而自视“华夏正统”,将宋视为不如蛮夷的极端思想心态。
  到了清代,满清贵族也表现出对汉服文化的向往与喜爱。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满清皇帝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雍正圆明园行乐图》《弘历观荷抚琴图》《弘历观画图》等。这说明:满清皇帝内心并不排斥汉族服饰,然而在军事与政治政策上却表现为严厉地禁断汉服,不惜屠杀大半中国,如此强烈的矛盾确实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但满清统治者在清初、中期一再强调服饰攸关国运安危、皇权盛衰,禁止汉化。鉴于金亡的“历史教训”,针对有大臣用汉族服饰制度的建议,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召集满洲贵族和重要官员学习金世宗本纪,告诫群臣和子孙不得变更满洲服饰制度,维护以骑射为本的固有文化:
  “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哈喇和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挽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清太宗实录》卷32;《清高宗实录》卷411)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清史稿》卷3,相似记载另见于《清史稿》卷103、卷225等处)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严厉颁布剃发易服令,激起广大中国百姓的殊死反抗,清军制造了史所罕见的密集型大屠杀,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文专述)。当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以孔子后人身份疏求免予剃发易服,遭拒并被革职:
  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第一档案馆《顺治孔闻謤揭帖》)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卷21)
  这也表明了满清所谓“尊孔崇儒”的真实面目。
  顺治十一年(1654年),满清汉官陈名夏因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等罪状被弹劾“包藏祸心、其情叵测”(《清史稿》卷245),而后被绞杀,自此无人再倡汉服。其实顺治皇帝心里很明白“留发复衣冠”有利于满洲统治的稳定,说道“陈名夏终好!”(谈迁《北游录》·记闻下)
  其后的雍正帝对衣冠改易问题也有长篇大论,例如他认为蒙古“改用中国衣冠”“遂至祸败”,反复强调满洲服饰不容“妄议”和“改易”:
  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旧服,而政治清明,天下又安。其后改用中国衣冠,政治不修,遂致祸败。即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岂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议乎!盖我朝起自东土,诞膺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来为万国臣民之主。是上天大命集于我朝祖功宗德者,即天心降鉴在于我朝之衣冠,谓可表中州而式万方也。夫衣冠既为天心降鉴之所在,则奕世相传,岂容擅为改易乎!……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世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乎?又如今之外藩各国,衣冠之制皆多不同,我朝受其职贡,亦不必强易其衣冠也。况我朝一统之盛,抚有万邦,其衣冠安可轻议乎!(文海出版社《大义觉迷录》页211-216)
  乾隆也多次阐述保持满洲服饰的重要性,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阅览太宗实录中皇太极告诫勿效汉衣冠的祖训,乾隆表示“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并下命令在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教场和八旗教场立训守冠服骑射碑,镌刻皇太极的训令,以“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清高宗实录》卷411)
  二十年后(1772年)的十月,乾隆又指出“改衣冠”而至“国势浸弱”“甚可畏也”:
  “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批通鉴辑览,又一一发明其义。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冔,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论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其中。覆辙具在,甚可畏也。……设使轻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将何以上祀天地?……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方为能享上帝之主,于以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实有厚望焉。”(《清高宗实录》卷919;《国朝宫史续编》卷2)
  乾隆中期,汉人对汉服的记忆已经模糊,而更多人开始为自己的辫子和服饰辩解,认为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李岬《燕行纪事》)
  嘉庆帝同样表示恪守满洲传统:“祖训勿改衣冠骑射。”(《清仁宗实录》卷321)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御史罗家彦上奏《筹画旗民生计章程》、建议八旗从事纺织以缓旗民生计艰难,而八旗都统认为“事多窒碍”,嘉庆召见诸皇子和军机大臣斥罗“竟欲更我旧俗”而革其御史之职,并要求旗装效仿汉人之风“断不可长”:
  “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近日旗人耳濡目渐,已不免稍染汉人习气,正应竭力挽回,以身率先,岂可导以外务,益远本计矣?即如朕三年一次阅选秀女,其寒素之家,衣服当仍俭朴,至大臣官员之女,则衣袖宽广逾度,竟与汉人妇女衣袖相似。此风断不可长!现在宫中衣服,悉依国初旧制,乃旗人风气。日就华靡,甚属非是,各王公大臣之家,皆当为敦旧俗,倡挽时趋,不能齐家,焉能治国。……罗家彦此折,若出于满洲御史,必当重责四十板,发往伊犁。姑念该御史系属汉人,罔识国家规制,但他识见如此,竟欲更我旧俗,岂能复胜宫官之任?著革退御史职务,仍回原衙门以编修用。”(《清仁宗实录》卷324)
  经历残酷的剃发易服和长期严禁汉化,终清一代的服饰除在细节上有所汉化,一直保持满洲衣冠的基本结构和风格。真正的汉衣冠被彻底遗忘,清末时任国子丞、曾为溥仪之师的徐坊有诗曰:“越海乘桴去,吾思管幼安。学通殷甲子,节见汉衣冠。”(《晚晴簃诗汇》卷180)借汉代苏武事迹称颂满清遗民心理,用“汉衣冠”表示对满清之忠。今天我们联想先人为保汉族衣冠、反抗剃发易服数十载的历史来看这句诗,不免感到强烈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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