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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奥里翁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着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我非常像他。”
——龚祥瑞题解
龚祥瑞先生已经故去有年，遗作《盲人奥里翁》的出版也算是对先生一份迟到的纪念。作为法学界的晚辈，先生本人我自然是无缘亲见。但是，先生对法学理论的诸多建树，自学生时代，我便敬仰有加。今日得见先生自传，便急不可待地购来一看。
开篇是陈有西律师对书稿缘起和付梓经过的记述，首页寥寥数百言便让我看到了一位对法学事业有着不懈追求，对国家、对人民怀抱赤诚之心的老人。而这位老人是这样走过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先生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他说他已经85岁了，此生已无法看到。他还谈到国共两党将近一个世纪的得与失，说今日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说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了社会……
先生自比为奥里翁，执著地向着光明前行。但这一路上有国难家仇，有身世飘摇，在近百年的历史翻覆中，先生如风浪中的一叶小舟，能够为他导航的只有藏在重重海雾中的一丝真理的光亮。
在黑暗中追寻光明，听起是如此美妙，而现实却习惯于将美妙的事物置于炼炉之中，让人们敬而远之。1949年，傅作义部队放下了武器，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龚祥瑞先生当时在北平城中，他看到解放军个个背着全副行军的装备，身穿灰布军棉服，头戴卷边棉帽，足登棉袜草鞋，浩浩荡荡地穿行在长长的大道上，向天安门方向走去。这支队伍虽然粗陋，但都庄严端正。而北平城中的居民对于解放军的到来和北平的和平解放，更是无不兴高采烈，一时万人空巷。先生回忆说，他从未见过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观看到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之后，先生决定留在北平。
留下的龚祥瑞先生实际上就是我们从前常听说的“中间派”，用当时的用语就是“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所有人看来，先生当时一定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人；是会长期动摇的，甚至坚定了之后还会动摇；是要争取，是要做工作的人。先生对此也非常清楚，但他留下的理由是“谁要你做个中国人呢”？
开国之初，党外进步人士受到了新政权的礼遇，他们莫不个个喜形于色、受宠若惊。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先是“三反”、“五反”，后来是“反右斗争”，直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形势像狂风骤雨一般向“旧知识分子”袭来，而对于先生这般留学英国并与国民党有过密切联系的人，更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开始，先生6月18日就被隔离反省。因为隔离是与所谓“黑帮分子”在一起，所以先生被游街示众时，还挂上了“黑帮分子某某某”的小黑板。前来观看的人群前呼后拥，耻笑声、讨论声不绝于耳。先生之后写道：我并没有因为挂牌游街这类事情而伤筋动骨，当然也不怨天尤人，那人群中的笑声反而让我骤然感到这场闹剧滑稽可笑。
然而游街远非结束，等待这些北大“隔离反省教授”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批斗会在北大学生宿舍42楼北侧的广场上进行。北大的教授们，包括了龚祥瑞先生，七八个人站在桌子上，双手各持一张黄色大字报，上面写着各自的姓名，姓名上用红色墨水打着大大的叉，四周依然是围观的群众。主持批斗会的大多是大一新生，他们在台上宣布完“黑帮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之后，“打倒某某某”之声响作一片。红卫兵的提问也无法回答。而这种“不回答”却被看做是“不坦白”，而不坦白就是“抗拒”，抗拒就要从严，“不老实就要灭亡”。于是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东压你的头，西打你一拳，总之极尽侮辱之能事。在批斗会回家的路上，先生没有愤怒，也没有委屈，他想的是“人毕竟不是天使，除了善良的一面之外，还有残酷的一面，人性既然如此，也就应当听其自然”。
在一次的批斗会上，先生像其他教授一样受到了“避免不了”的毒打。回到家里之后，先生发现自己的左腿上被踢掉了一块肉，在一个血糊糊大洞的四周皮肤都是青肿的。作为旧知识分子的龚先生从未尝过这等皮肉之痛。但他却将此事看成了获得有益学问的途径——只有真正流出鲜血，才能深刻地了解人性，而这些在西文书本上是永远也学不到的。
1968年，北大教授奉命到江西鲤鱼洲劳改农场（也就是后来的“五七干校”）进行教育革命。对于已经饱受折磨的先生来说，离开处于互相厮杀、无政府状态下的北大校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先生在偏僻乡间的生活中深刻地反思了中国当时的问题，看到如此多的北大教授在此浪费时间，蹉跎光阴，先生痛心于新中国遭受的重大损失——受损失的不是被改造的一代，而是應当接受教育的一代，甚至两代人。
离开农场是1971年的事情。那时先生因为长时间的缺乏营养，身体大不如前。临行前，北大教授们杀了留下的猪，先生吃一块肉，啃一块骨头，就掉一颗牙。最后，先生的牙都掉了，还患上了“粒性肺结核”。时隔二十年余年，先生撰写自传时，却更多地想到集体厨房里供应的大桶稀粥和南昌的腌萝卜，说那是“从未尝过的美味”。
九十五年的风雨苍黄，龚祥瑞先生的经历远非一言半语可以尽述。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的沧海桑田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无比坚强，又虚怀纳新的学者。始终的冷静、理智和思索，在漫漫长夜支持着他，正如先生所说，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奢望看到中国民主宪政之制。即便如此，先生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行，在生命结束的前一秒，也没有停下那疲惫而有些蹒跚的脚步。《盲人奥里翁》合卷之时，在我眼前的是一条绵延的未竟之路……
（本文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博士）
作者简介
龚祥瑞， 1911年出生，中国现代法学先驱之一，浙江宁波人。1930年，赴上海入读沪江大学生物学系，后转入法律系。一年后，赴北京入读清华大学政治系。1936年赴英留学，师从拉斯基和詹宁斯。
——龚祥瑞题解
龚祥瑞先生已经故去有年，遗作《盲人奥里翁》的出版也算是对先生一份迟到的纪念。作为法学界的晚辈，先生本人我自然是无缘亲见。但是，先生对法学理论的诸多建树，自学生时代，我便敬仰有加。今日得见先生自传，便急不可待地购来一看。
开篇是陈有西律师对书稿缘起和付梓经过的记述，首页寥寥数百言便让我看到了一位对法学事业有着不懈追求，对国家、对人民怀抱赤诚之心的老人。而这位老人是这样走过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先生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他说他已经85岁了，此生已无法看到。他还谈到国共两党将近一个世纪的得与失，说今日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说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了社会……
先生自比为奥里翁，执著地向着光明前行。但这一路上有国难家仇，有身世飘摇，在近百年的历史翻覆中，先生如风浪中的一叶小舟，能够为他导航的只有藏在重重海雾中的一丝真理的光亮。
在黑暗中追寻光明，听起是如此美妙，而现实却习惯于将美妙的事物置于炼炉之中，让人们敬而远之。1949年，傅作义部队放下了武器，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龚祥瑞先生当时在北平城中，他看到解放军个个背着全副行军的装备，身穿灰布军棉服，头戴卷边棉帽，足登棉袜草鞋，浩浩荡荡地穿行在长长的大道上，向天安门方向走去。这支队伍虽然粗陋，但都庄严端正。而北平城中的居民对于解放军的到来和北平的和平解放，更是无不兴高采烈，一时万人空巷。先生回忆说，他从未见过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观看到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之后，先生决定留在北平。
留下的龚祥瑞先生实际上就是我们从前常听说的“中间派”，用当时的用语就是“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所有人看来，先生当时一定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人；是会长期动摇的，甚至坚定了之后还会动摇；是要争取，是要做工作的人。先生对此也非常清楚，但他留下的理由是“谁要你做个中国人呢”？
开国之初，党外进步人士受到了新政权的礼遇，他们莫不个个喜形于色、受宠若惊。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先是“三反”、“五反”，后来是“反右斗争”，直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形势像狂风骤雨一般向“旧知识分子”袭来，而对于先生这般留学英国并与国民党有过密切联系的人，更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开始，先生6月18日就被隔离反省。因为隔离是与所谓“黑帮分子”在一起，所以先生被游街示众时，还挂上了“黑帮分子某某某”的小黑板。前来观看的人群前呼后拥，耻笑声、讨论声不绝于耳。先生之后写道：我并没有因为挂牌游街这类事情而伤筋动骨，当然也不怨天尤人，那人群中的笑声反而让我骤然感到这场闹剧滑稽可笑。
然而游街远非结束，等待这些北大“隔离反省教授”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批斗会在北大学生宿舍42楼北侧的广场上进行。北大的教授们，包括了龚祥瑞先生，七八个人站在桌子上，双手各持一张黄色大字报，上面写着各自的姓名，姓名上用红色墨水打着大大的叉，四周依然是围观的群众。主持批斗会的大多是大一新生，他们在台上宣布完“黑帮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之后，“打倒某某某”之声响作一片。红卫兵的提问也无法回答。而这种“不回答”却被看做是“不坦白”，而不坦白就是“抗拒”，抗拒就要从严，“不老实就要灭亡”。于是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东压你的头，西打你一拳，总之极尽侮辱之能事。在批斗会回家的路上，先生没有愤怒，也没有委屈，他想的是“人毕竟不是天使，除了善良的一面之外，还有残酷的一面，人性既然如此，也就应当听其自然”。
在一次的批斗会上，先生像其他教授一样受到了“避免不了”的毒打。回到家里之后，先生发现自己的左腿上被踢掉了一块肉，在一个血糊糊大洞的四周皮肤都是青肿的。作为旧知识分子的龚先生从未尝过这等皮肉之痛。但他却将此事看成了获得有益学问的途径——只有真正流出鲜血，才能深刻地了解人性，而这些在西文书本上是永远也学不到的。
1968年，北大教授奉命到江西鲤鱼洲劳改农场（也就是后来的“五七干校”）进行教育革命。对于已经饱受折磨的先生来说，离开处于互相厮杀、无政府状态下的北大校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先生在偏僻乡间的生活中深刻地反思了中国当时的问题，看到如此多的北大教授在此浪费时间，蹉跎光阴，先生痛心于新中国遭受的重大损失——受损失的不是被改造的一代，而是應当接受教育的一代，甚至两代人。
离开农场是1971年的事情。那时先生因为长时间的缺乏营养，身体大不如前。临行前，北大教授们杀了留下的猪，先生吃一块肉，啃一块骨头，就掉一颗牙。最后，先生的牙都掉了，还患上了“粒性肺结核”。时隔二十年余年，先生撰写自传时，却更多地想到集体厨房里供应的大桶稀粥和南昌的腌萝卜，说那是“从未尝过的美味”。
九十五年的风雨苍黄，龚祥瑞先生的经历远非一言半语可以尽述。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的沧海桑田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无比坚强，又虚怀纳新的学者。始终的冷静、理智和思索，在漫漫长夜支持着他，正如先生所说，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奢望看到中国民主宪政之制。即便如此，先生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行，在生命结束的前一秒，也没有停下那疲惫而有些蹒跚的脚步。《盲人奥里翁》合卷之时，在我眼前的是一条绵延的未竟之路……
（本文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博士）
作者简介
龚祥瑞， 1911年出生，中国现代法学先驱之一，浙江宁波人。1930年，赴上海入读沪江大学生物学系，后转入法律系。一年后，赴北京入读清华大学政治系。1936年赴英留学，师从拉斯基和詹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