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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在金山县松隐乡普查出土文物时,收集到一把有陈曼生自铭款的紫砂竹节壶。它出土于一座有确切纪年的清代墓葬中。据墓志记载,墓主王坫山生前致仕湖北宜昌府,历官候补道,嘉庆五年(1800年)以疾终,八年三月归葬故里。有钱人家墓中藏金银财宝,他独藏一个茶壶。显而易见,墓主生前是一位嗜茶成性、爱壶如命的茶客,该壶正是作为死者生前把玩品茗的珍物,死前千叮咛万嘱咐家人帮他放在自己身边的。
茶文化是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之一。传饮茶之肇始自神农尝百草时作为解毒草药的意外发现。殷商时茶曾为药引,汉代成饮料,唐代饮茶风行,陆羽予以归纳提升著成《茶经》,被后世尊为“茶圣”。宋代的“斗茶”、茶书、茶诗、茶画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茶文化。明清时把之前繁缛的烹茶发展为简便的泡茶,使原来专属象牙塔里文人雅士、富商显贵、皇家达官们的活动,流行于天地更加广阔的民间,使茶文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更加丰富,更有情趣,并广泛地影响到日本等亚洲国家。1610年荷兰人垄断性地运中国茶往欧洲以后,品茗时尚又在欧洲掀起,不过最初是作为药物使用的。1680年,一位荷兰医生邦迪高曾特高调地提出:“每日饮用二百杯茶能医百病”(《香港艺术馆分馆茶具文物馆》,1989年版,第37页)。此说虽显夸张(谁有那么大的肚子日容二百杯,世上哪有包愈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在今天的科学分析中,茶叶确有特殊的解毒提神的功能。笔者原本对茶的认识十分肤浅,只知道在漂白粉味冲鼻的上海自来水中加点茶叶能改良一点口感的作用,下午精神疲困时还能提提神。1973年的一次福建之行,才强烈地启蒙了我的茶文化知识。
那次我们一行三人从上海出发,经江西抵福建,正值盛夏,与几个对口单位业务上沟通完毕之后,热汗淋漓、唇焦口干地来到了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李贽的故居参观。好客的主人适时地从里间捧出了一套紫砂茶具,大盘(以后才知道应该称“茶海”)中八九个小茶杯,一个茶壶。二十多岁几无出行远门经历、肯定是孤陋寡闻的我有些茫然,这么热的天,让我们享用这么小的杯子(毫不夸张,普通人一口至少能容四杯水)解渴?而且在我看来,主人的泡茶动作十分迟缓,慢条斯理,简直是磨磨蹭蹭。先是用开水冲泡茶壶茶杯,再一一倒掉,放茶叶也是几片几片地拨入茶壶。第一壶茶还不让我们喝,令人不可思议地逐一浇在杯子内外(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不直接入杯,太浪费了),杯中的水也被一一倒掉。稍后,才执壶倒茶入杯,并恭恭敬敬关照请用茶。现在回忆起来,这只是一些最最起码的程序,严格完整的茶文化礼仪,还要包括多个动作的、听来颇为抽象、美妙的形式过程。如“温杯烫罐”、“引龙入宫”、“闻声起羹”、“高山流水”、“淋盖刮沫”、“春风拂面”、“里应外合”等,十分繁复。主人那么笃定,我是早已嗓子眼冒火急不可耐,撩起就是一杯,急呵呵地还想连灌几杯。哪知道手是伸出去了,口内猛然而至的烧灼感由上而下一线下坠,就与不善喝酒的人不知天高地厚地猛灌北京二锅头一般,让我一阵惊吓,出去的手顿时定格在了半空。出洋相(准确地说,应该是“土”相)了!我碰上了福建厉害的“功夫茶”。以后才知道浓烈的功夫茶,品饮时必先杯沿接唇,杯面迎鼻,边嗅边饮,缓缓享用,饮毕,还要三嗅杯底。而我,在功夫茶面前简直成了狼吞虎咽的“野蛮人”。吃此一堑,我便对中国茶道刮目相看,景仰有致。
其实,茶道除了在礼仪形式上,其重要道具之一——茶壶,更是茶道受人们的特别挚爱、心中的宝贝。在他们看来,茶壶的优劣简直就是壶主茶道深浅的标志物,自己的脸面。所谓“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一丸土”,是对阳羡(北宋以后改名宜兴)所独有的紫砂陶土的溢美之词。用它烧制的名壶泡茶,“聚香含淑,香不涣散”,据说隔日的茶也不会馊,不会坏。更有传说,一泥瓦匠在修房子时,把喝掉一半的紫砂壶忘在了屋顶的天花板里,待若干年之后下次再修时,壶内的茶水仍然新鲜。当年的紫砂壶“上者与金玉等价”(清吴骞:《桃溪客语》,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是时尚界闲暇消遣或珍赏的嗜物,后又被清皇室将其列为贡品而风靡整个社会。《逸情楼杂记》有记,福建一痴迷于此的富翁,宁可以昂贵的一千五百金,仅仅换取一乞丐持有的一把好壶的不定期的使用权。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台湾人在大陆演绎的一出“疯狂的紫砂”的活剧,把人们追求好茶具的行为,推向了偏执癫狂的程度。面对几百年前这件陈曼生自铭的沉稳大气、工艺精绝、出类拔萃的紫砂壶,不得不感叹壶主王坫山不愧为当年的茶道高手。
此壶壶色紫里透红,泥质细润。经壶主常年爱抚、摩挲、沏泡使用后形成的包浆和茶渍,灵气尽显,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壶主整天捧壶在手,陶醉于此的沉湎状态。此壶的造型取之于竹,嘴、腹、把、钮虬曲、攀弯的造型,直取竹子的不同粗细,大小茎叶的各种结构与姿态,栩栩如生,充满生机。壶嘴刚直遒劲,壶把弯曲而富有弹性,壶腹稳重而挺拔,配以竹叶点缀,既有画龙点睛的精妙,又有牵连加固的奇效。壶以竹为造型,显然出于人们对竹的喜好和高雅的喻性。大文豪苏东坡就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之说。曼生壶岂止仅此竹壶一件出色,更有奇巧的十八式享誉壶界。十八式及其题识“横月”、“百衲”、“合欢”、“春胜”、“古春”等都有美好的寓意。如“镜瓦”,采“鉴(镜的古称)取水,瓦承泽;泉(钱财)源源,润无极”义。“方壶”,取“内清明,外直方”的清廉高尚的精神追求。其实除盛传的曼生十八式外,传世品中尚见“井栏”、“钿盒”、“覆斗”、“延年半瓦”、“斗笠”等等许多美妙佳器。
对紫砂好壶的标准古已有之,明人冯可宾在《界茶笺》中推崇小壶,谓:“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曼生壶高不过6.5厘米,径也仅12.2厘米,确为小壶。 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要求:“凡制茗壶,其嘴务直,……直则保无是患矣。”曼生壶,嘴长仅3厘米,可直泻茶液。清人张燕昌《阳羡陶说》:“壶制之妙,即一盖可验试,随手合上,举之能吸起全壶。”曼生壶盖与壶口吻合紧密,稍旋,提钮几可提器。另外,壶界一度求易、求快,使拘谨呆板的印模制壶成风。
曼生壶为追求个性,不为所动,坚持无模手捏工艺,使“曼生壶”始终保持了“有天然之致”的神韵。基调朴实的壶腹铭刻篆体“单吴生作羊豆用享”八字,笔画刚直,布局有致,文句取材于宋吕大临《宣和博古图录》,其寓意则更为深远,实有“字依壶传,壶随字贵”、“名工名士,相得益彰”的境界。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亦指出:“宜兴砂壶,以时大彬制者为佳,近则以陈曼生司马所制为重矣,咸呼之曰曼壶。”清人寂园叟在其专著《陶雅》中已有公论:“陈曼生壶,式样较为小巧,所刻书画亦精,壶嘴不淋茶叶,一美也;壶盖转之而紧闭,拈盖而不脱落,二美也。” 所刻书画亦精,《阳羡砂壶图考》说曼生壶“为时大彬后绝技”,并大有“允推壶艺中兴”之势。史载每壶出,必“艺林争购之”,更有甚者仰慕其名,而在欲求不得的情况下,出现了“用其铭翻刻者,亦有伪造铭识者”,造成了“赝品充斥”真伪莫辨的局面。这件曼生竹节壶的出土,不仅是供作人们欣赏的一件艺术珍品,而且又为研究曼生壶的历史状况提供了一件难得的实物资料。
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习称的“曼生壶”并非由名为“曼生”的某人制作的,而是以陈鸿寿(1768-1822)的号“曼生”命名。陈系浙江钱塘人,在世五十五年。嘉庆六年(1801年)他曾任溧阳知县、南河海防同知等官职,是一位善古文辞的书画家、金石家。他的篆刻被后世尊为西泠八家之一,著有《种榆仙馆摹印》、《种榆仙馆印谱》;诗文有《种榆仙馆集》、《桑连理馆集》等。名为“曼生壶”,其实是陈鸿寿在溧阳为官期间,对紫砂茗壶忽然发生兴趣,结识了郭频伽、江听春、高爽泉、查梅史等书画名家共同设计,分别书写,最后由宜兴的制壶名手杨澎年、杨宝年、杨凤年兄妹们加工制作而成的。这次出土的竹节壶盖内有“万泉”阳文篆印,“万泉”者当为工匠款,这说明制曼生壶者不仅杨氏兄妹,匠工“万泉”亦为其中之一,他是陈曼生早期制壶的合作者。因此,“曼生壶”是集当年文化界、工艺界中茶文化顶尖代表人物智慧创造的结晶,它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曼生壶是中国茶文化中十分精彩的内容之一,笔者浅尝辄止,意犹未尽。近悉浙江田螺山遗址出土六千年前的古茶树,跨湖桥遗址中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至少在八千年以上茶树种籽,比已知最早的云南2700年树龄的野生大茶树提早了几千年。从而为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增添了激动人心的新的资料,中国茶文化呈现出一片更加绚丽、更加广阔的天地。■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虎年话虎枕
文/王鼎 秦宏伟
八义窑褐釉虎形瓷枕
枕呈虎形,长36厘米,高12厘米,遍施褐釉,色如虎皮,黑彩随器形变化绘出虎纹、虎眉、眼、鼻、耳,形象生动。两只虎眼晶莹透亮,如玛瑙,似琉璃,炯炯有神,威风八面。虎的两个鼻子被设计成两个气孔,用来散发枕内淤积的热气,使瓷枕一直保持凉爽,这个巧妙的设计,使得这只虎更加活灵活现。枕面采用了长治八义窑独有的绞釉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方法,绘就了一幅精美的荷塘游鸭图,使整个瓷枕尽显精致玲珑。
小小瓷枕容纳了多种文化艺术,绚丽多彩的瓷枕世界使人领略了古代陶瓷文化的风采和魅力。瓷虎蕴瑞气,寅虎呈吉祥,庚寅之年话虎枕,金虎旺福满乾坤。
瓷枕,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品种,以式样繁多、装饰精美享誉古今。唐代以前的瓷枕以长方形居多,纹式较简单。宋代以后,随着造瓷工艺的进步,瓷枕造型日益增多,装饰方法丰富多样,刻花、划花、剔花、堆塑、雕镂、彩绘异彩纷呈,精美的瓷枕宛如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瓷枕始见于隋代,盛行于唐代、宋代。古人认为瓷枕有“清凉沁肤,爽身安神”的作用,是夏日纳凉的绝佳寝具。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名篇《醉花阴》中“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的词句,形象地将白瓷枕喻为“玉枕”,并反映了瓷枕清凉去热的物理特性。
古代瓷枕的品种繁多,南北方各大名窑都有烧制,其中尤以河北、河南、山西瓷窑的产品最负盛名。宋代瓷枕的造型最为丰富多样,有动物形的,比如狮枕、虎枕、猫枕;有人形的,比如孩儿枕、仕女枕;有几何形的,比如长方、八方、椭圆、腰圆、鸡心、云头、银锭等各种造型。瓷枕上绘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人物、山水、动物、花卉和诗文等。
虎形瓷枕是宋金时期最典型的一种枕形,瓷枕呈卧虎形,多施褐釉,虎皮纹由黑彩绘成,造型生动逼真,虎虎生威。
虎,被誉为“百兽之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正义、勇猛、威严的象征。人们喜爱虎、崇尚虎,形成了崇尚虎文化的民俗。在中国古代,虎的形象随处可见,有虎符、虎环、虎雕、虎画等;还有许多成语、民间俗语中有虎的出现。虎是民俗文化中的吉祥物,是十二属相之一。在北方一些农村,人们喜欢给孩子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送虎头枕,以图趋吉避邪、吉祥平安。虎形瓷枕应该是崇尚虎文化意识的产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虎形瓷枕,瓷虎作伏卧状,其威严的形象犹如一只活虎,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枕面绘一池残荷,水面游鸭在游弋,空中一行大雁向南飞去。威猛的瓷虎意驱魔避邪,伴君安然入梦;枕面写意绘画清幽香远,相伴清凉美梦。
虎形瓷枕是山西长治八义窑金元时期的代表产品,形象逼真、壮硕威猛,枕面绘画写意传神,具有豪放、大气的艺术风格,体现了长治窑高超的造型艺术能力和瓷绘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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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桂荣指画探魅
文/储有明 潘晓岚
指画在我国画坛可谓由来已久。据成书于中唐的画论著作《历代名画记》记载,唐代大画家张“尝以手摸绢素,作松石”。史料还记载明代中期江夏浙派画家吴伟也曾创作过指画,常“以指蘸墨点于楮素”;清世祖顺治用指画水牛更成为画坛佳话。然而指画艺术的集大成者却是清代大画家高其佩;他的重孙高秉衣钵夙传,还撰书《指头画说》,后学者代不乏人。
但是,近年来上海画坛指画渐成式微之势。可喜的是,近日在老城厢三牌楼“汲古斋”见到两幅由中青年画家佘桂荣创作的指画作品,颇具古人风范。
指画《大有余》以“鱼”谐音“余”,取譬“吉庆有余”。画为直幅构画,画面中央以指蘸墨画一尾硕大的鳜鱼,作游动状,其下有水草一丛,茎叶似随水波而曳动。画面上虽然没有出现水波,但画家以湿墨法作画,特别是鳜鱼的鳍背,通过湿墨在宣纸上的洇化,呈现湿漉漉水淋淋的视觉效果,仿佛鳜鱼在水中游弋一般。画面上的大片“留白”,按照传统中国画构图法“计白以当黑”的原理,恍如横无际涯的水域。左上角以指书落款“乙酉冬月桂荣指墨于沪上”,与右下方水草颀长的茎叶似断实连,形成相连的气脉。全图墨法苍润,一气呵成。
指画《秀色》为一方形构图的彩墨画。画家以指掌蘸石绿掺以淡墨泼写成一只硕大的西瓜,通过肌理技法使瓜皮呈现天然纹理;以小指蘸浓墨画出细长虬曲的瓜蒂,并与茎叶相连,再以大指蘸墨濡染瓜叶,使整幅画面提起精神。
指画虽然是中国画的一种特殊技法,画家看似漫不经心,往往率尔成画,但却要有扎实的笔墨功夫,艺高胆大,方能游刃有余。从清代的高其佩到现代的潘天寿,凡杰出的指画家,无一不精通笔墨,佘桂荣也不例外。作为当代书画大家龚继先的高足,佘桂荣精研书画艺术垂三十余年,尤长于没骨画。所谓“没骨画”,就是直接用毛笔蘸颜料描绘物象,而不以墨线为骨;相传为南朝张僧繇所创,唐代杨升也擅此法。笔墨技法有“水调墨”、“水带墨”、“水破墨”、“渍水”、“泼水”和“铺水”等,使画面达到“润含春雨”、虚实结合等艺术效果。清初画家恽南田是古代没骨画的集大成者。
游刃于指画与没骨画之间,佘桂荣作画时十分讲究色、墨和水的运用。在他的作品中,指法或笔法的形态,色彩的深浅浓淡均富有变化。凡画较大的叶,必先以淡墨染底,注意叶形的凹凸与变化,再在淡墨的基础上染以绿色和谈花青,形成具有浓淡枯润变化的花叶,再配以水冲法使边缘形成植物的细润质感,叶面色彩斑驳而富有光的韵律。对作品中花果等主体描绘对象的位置,以及花、果的枝梗穿插运行中力和气的方向走势,画家一方面通过留白,形成大实大虚的对比,另一方面通过对角构图和弧线相扣,使画面上的花果相互间顾盼照应,枝叶交互穿插形成多层空间,形象真实而绰约多姿,可谓色、光、态、韵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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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之一。传饮茶之肇始自神农尝百草时作为解毒草药的意外发现。殷商时茶曾为药引,汉代成饮料,唐代饮茶风行,陆羽予以归纳提升著成《茶经》,被后世尊为“茶圣”。宋代的“斗茶”、茶书、茶诗、茶画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茶文化。明清时把之前繁缛的烹茶发展为简便的泡茶,使原来专属象牙塔里文人雅士、富商显贵、皇家达官们的活动,流行于天地更加广阔的民间,使茶文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更加丰富,更有情趣,并广泛地影响到日本等亚洲国家。1610年荷兰人垄断性地运中国茶往欧洲以后,品茗时尚又在欧洲掀起,不过最初是作为药物使用的。1680年,一位荷兰医生邦迪高曾特高调地提出:“每日饮用二百杯茶能医百病”(《香港艺术馆分馆茶具文物馆》,1989年版,第37页)。此说虽显夸张(谁有那么大的肚子日容二百杯,世上哪有包愈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在今天的科学分析中,茶叶确有特殊的解毒提神的功能。笔者原本对茶的认识十分肤浅,只知道在漂白粉味冲鼻的上海自来水中加点茶叶能改良一点口感的作用,下午精神疲困时还能提提神。1973年的一次福建之行,才强烈地启蒙了我的茶文化知识。
那次我们一行三人从上海出发,经江西抵福建,正值盛夏,与几个对口单位业务上沟通完毕之后,热汗淋漓、唇焦口干地来到了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李贽的故居参观。好客的主人适时地从里间捧出了一套紫砂茶具,大盘(以后才知道应该称“茶海”)中八九个小茶杯,一个茶壶。二十多岁几无出行远门经历、肯定是孤陋寡闻的我有些茫然,这么热的天,让我们享用这么小的杯子(毫不夸张,普通人一口至少能容四杯水)解渴?而且在我看来,主人的泡茶动作十分迟缓,慢条斯理,简直是磨磨蹭蹭。先是用开水冲泡茶壶茶杯,再一一倒掉,放茶叶也是几片几片地拨入茶壶。第一壶茶还不让我们喝,令人不可思议地逐一浇在杯子内外(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不直接入杯,太浪费了),杯中的水也被一一倒掉。稍后,才执壶倒茶入杯,并恭恭敬敬关照请用茶。现在回忆起来,这只是一些最最起码的程序,严格完整的茶文化礼仪,还要包括多个动作的、听来颇为抽象、美妙的形式过程。如“温杯烫罐”、“引龙入宫”、“闻声起羹”、“高山流水”、“淋盖刮沫”、“春风拂面”、“里应外合”等,十分繁复。主人那么笃定,我是早已嗓子眼冒火急不可耐,撩起就是一杯,急呵呵地还想连灌几杯。哪知道手是伸出去了,口内猛然而至的烧灼感由上而下一线下坠,就与不善喝酒的人不知天高地厚地猛灌北京二锅头一般,让我一阵惊吓,出去的手顿时定格在了半空。出洋相(准确地说,应该是“土”相)了!我碰上了福建厉害的“功夫茶”。以后才知道浓烈的功夫茶,品饮时必先杯沿接唇,杯面迎鼻,边嗅边饮,缓缓享用,饮毕,还要三嗅杯底。而我,在功夫茶面前简直成了狼吞虎咽的“野蛮人”。吃此一堑,我便对中国茶道刮目相看,景仰有致。
其实,茶道除了在礼仪形式上,其重要道具之一——茶壶,更是茶道受人们的特别挚爱、心中的宝贝。在他们看来,茶壶的优劣简直就是壶主茶道深浅的标志物,自己的脸面。所谓“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一丸土”,是对阳羡(北宋以后改名宜兴)所独有的紫砂陶土的溢美之词。用它烧制的名壶泡茶,“聚香含淑,香不涣散”,据说隔日的茶也不会馊,不会坏。更有传说,一泥瓦匠在修房子时,把喝掉一半的紫砂壶忘在了屋顶的天花板里,待若干年之后下次再修时,壶内的茶水仍然新鲜。当年的紫砂壶“上者与金玉等价”(清吴骞:《桃溪客语》,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是时尚界闲暇消遣或珍赏的嗜物,后又被清皇室将其列为贡品而风靡整个社会。《逸情楼杂记》有记,福建一痴迷于此的富翁,宁可以昂贵的一千五百金,仅仅换取一乞丐持有的一把好壶的不定期的使用权。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台湾人在大陆演绎的一出“疯狂的紫砂”的活剧,把人们追求好茶具的行为,推向了偏执癫狂的程度。面对几百年前这件陈曼生自铭的沉稳大气、工艺精绝、出类拔萃的紫砂壶,不得不感叹壶主王坫山不愧为当年的茶道高手。
此壶壶色紫里透红,泥质细润。经壶主常年爱抚、摩挲、沏泡使用后形成的包浆和茶渍,灵气尽显,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壶主整天捧壶在手,陶醉于此的沉湎状态。此壶的造型取之于竹,嘴、腹、把、钮虬曲、攀弯的造型,直取竹子的不同粗细,大小茎叶的各种结构与姿态,栩栩如生,充满生机。壶嘴刚直遒劲,壶把弯曲而富有弹性,壶腹稳重而挺拔,配以竹叶点缀,既有画龙点睛的精妙,又有牵连加固的奇效。壶以竹为造型,显然出于人们对竹的喜好和高雅的喻性。大文豪苏东坡就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之说。曼生壶岂止仅此竹壶一件出色,更有奇巧的十八式享誉壶界。十八式及其题识“横月”、“百衲”、“合欢”、“春胜”、“古春”等都有美好的寓意。如“镜瓦”,采“鉴(镜的古称)取水,瓦承泽;泉(钱财)源源,润无极”义。“方壶”,取“内清明,外直方”的清廉高尚的精神追求。其实除盛传的曼生十八式外,传世品中尚见“井栏”、“钿盒”、“覆斗”、“延年半瓦”、“斗笠”等等许多美妙佳器。
对紫砂好壶的标准古已有之,明人冯可宾在《界茶笺》中推崇小壶,谓:“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曼生壶高不过6.5厘米,径也仅12.2厘米,确为小壶。 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要求:“凡制茗壶,其嘴务直,……直则保无是患矣。”曼生壶,嘴长仅3厘米,可直泻茶液。清人张燕昌《阳羡陶说》:“壶制之妙,即一盖可验试,随手合上,举之能吸起全壶。”曼生壶盖与壶口吻合紧密,稍旋,提钮几可提器。另外,壶界一度求易、求快,使拘谨呆板的印模制壶成风。
曼生壶为追求个性,不为所动,坚持无模手捏工艺,使“曼生壶”始终保持了“有天然之致”的神韵。基调朴实的壶腹铭刻篆体“单吴生作羊豆用享”八字,笔画刚直,布局有致,文句取材于宋吕大临《宣和博古图录》,其寓意则更为深远,实有“字依壶传,壶随字贵”、“名工名士,相得益彰”的境界。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亦指出:“宜兴砂壶,以时大彬制者为佳,近则以陈曼生司马所制为重矣,咸呼之曰曼壶。”清人寂园叟在其专著《陶雅》中已有公论:“陈曼生壶,式样较为小巧,所刻书画亦精,壶嘴不淋茶叶,一美也;壶盖转之而紧闭,拈盖而不脱落,二美也。” 所刻书画亦精,《阳羡砂壶图考》说曼生壶“为时大彬后绝技”,并大有“允推壶艺中兴”之势。史载每壶出,必“艺林争购之”,更有甚者仰慕其名,而在欲求不得的情况下,出现了“用其铭翻刻者,亦有伪造铭识者”,造成了“赝品充斥”真伪莫辨的局面。这件曼生竹节壶的出土,不仅是供作人们欣赏的一件艺术珍品,而且又为研究曼生壶的历史状况提供了一件难得的实物资料。
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习称的“曼生壶”并非由名为“曼生”的某人制作的,而是以陈鸿寿(1768-1822)的号“曼生”命名。陈系浙江钱塘人,在世五十五年。嘉庆六年(1801年)他曾任溧阳知县、南河海防同知等官职,是一位善古文辞的书画家、金石家。他的篆刻被后世尊为西泠八家之一,著有《种榆仙馆摹印》、《种榆仙馆印谱》;诗文有《种榆仙馆集》、《桑连理馆集》等。名为“曼生壶”,其实是陈鸿寿在溧阳为官期间,对紫砂茗壶忽然发生兴趣,结识了郭频伽、江听春、高爽泉、查梅史等书画名家共同设计,分别书写,最后由宜兴的制壶名手杨澎年、杨宝年、杨凤年兄妹们加工制作而成的。这次出土的竹节壶盖内有“万泉”阳文篆印,“万泉”者当为工匠款,这说明制曼生壶者不仅杨氏兄妹,匠工“万泉”亦为其中之一,他是陈曼生早期制壶的合作者。因此,“曼生壶”是集当年文化界、工艺界中茶文化顶尖代表人物智慧创造的结晶,它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曼生壶是中国茶文化中十分精彩的内容之一,笔者浅尝辄止,意犹未尽。近悉浙江田螺山遗址出土六千年前的古茶树,跨湖桥遗址中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至少在八千年以上茶树种籽,比已知最早的云南2700年树龄的野生大茶树提早了几千年。从而为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增添了激动人心的新的资料,中国茶文化呈现出一片更加绚丽、更加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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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话虎枕
文/王鼎 秦宏伟
八义窑褐釉虎形瓷枕
枕呈虎形,长36厘米,高12厘米,遍施褐釉,色如虎皮,黑彩随器形变化绘出虎纹、虎眉、眼、鼻、耳,形象生动。两只虎眼晶莹透亮,如玛瑙,似琉璃,炯炯有神,威风八面。虎的两个鼻子被设计成两个气孔,用来散发枕内淤积的热气,使瓷枕一直保持凉爽,这个巧妙的设计,使得这只虎更加活灵活现。枕面采用了长治八义窑独有的绞釉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方法,绘就了一幅精美的荷塘游鸭图,使整个瓷枕尽显精致玲珑。
小小瓷枕容纳了多种文化艺术,绚丽多彩的瓷枕世界使人领略了古代陶瓷文化的风采和魅力。瓷虎蕴瑞气,寅虎呈吉祥,庚寅之年话虎枕,金虎旺福满乾坤。
瓷枕,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品种,以式样繁多、装饰精美享誉古今。唐代以前的瓷枕以长方形居多,纹式较简单。宋代以后,随着造瓷工艺的进步,瓷枕造型日益增多,装饰方法丰富多样,刻花、划花、剔花、堆塑、雕镂、彩绘异彩纷呈,精美的瓷枕宛如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瓷枕始见于隋代,盛行于唐代、宋代。古人认为瓷枕有“清凉沁肤,爽身安神”的作用,是夏日纳凉的绝佳寝具。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名篇《醉花阴》中“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的词句,形象地将白瓷枕喻为“玉枕”,并反映了瓷枕清凉去热的物理特性。
古代瓷枕的品种繁多,南北方各大名窑都有烧制,其中尤以河北、河南、山西瓷窑的产品最负盛名。宋代瓷枕的造型最为丰富多样,有动物形的,比如狮枕、虎枕、猫枕;有人形的,比如孩儿枕、仕女枕;有几何形的,比如长方、八方、椭圆、腰圆、鸡心、云头、银锭等各种造型。瓷枕上绘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人物、山水、动物、花卉和诗文等。
虎形瓷枕是宋金时期最典型的一种枕形,瓷枕呈卧虎形,多施褐釉,虎皮纹由黑彩绘成,造型生动逼真,虎虎生威。
虎,被誉为“百兽之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正义、勇猛、威严的象征。人们喜爱虎、崇尚虎,形成了崇尚虎文化的民俗。在中国古代,虎的形象随处可见,有虎符、虎环、虎雕、虎画等;还有许多成语、民间俗语中有虎的出现。虎是民俗文化中的吉祥物,是十二属相之一。在北方一些农村,人们喜欢给孩子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送虎头枕,以图趋吉避邪、吉祥平安。虎形瓷枕应该是崇尚虎文化意识的产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虎形瓷枕,瓷虎作伏卧状,其威严的形象犹如一只活虎,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枕面绘一池残荷,水面游鸭在游弋,空中一行大雁向南飞去。威猛的瓷虎意驱魔避邪,伴君安然入梦;枕面写意绘画清幽香远,相伴清凉美梦。
虎形瓷枕是山西长治八义窑金元时期的代表产品,形象逼真、壮硕威猛,枕面绘画写意传神,具有豪放、大气的艺术风格,体现了长治窑高超的造型艺术能力和瓷绘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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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桂荣指画探魅
文/储有明 潘晓岚
指画在我国画坛可谓由来已久。据成书于中唐的画论著作《历代名画记》记载,唐代大画家张“尝以手摸绢素,作松石”。史料还记载明代中期江夏浙派画家吴伟也曾创作过指画,常“以指蘸墨点于楮素”;清世祖顺治用指画水牛更成为画坛佳话。然而指画艺术的集大成者却是清代大画家高其佩;他的重孙高秉衣钵夙传,还撰书《指头画说》,后学者代不乏人。
但是,近年来上海画坛指画渐成式微之势。可喜的是,近日在老城厢三牌楼“汲古斋”见到两幅由中青年画家佘桂荣创作的指画作品,颇具古人风范。
指画《大有余》以“鱼”谐音“余”,取譬“吉庆有余”。画为直幅构画,画面中央以指蘸墨画一尾硕大的鳜鱼,作游动状,其下有水草一丛,茎叶似随水波而曳动。画面上虽然没有出现水波,但画家以湿墨法作画,特别是鳜鱼的鳍背,通过湿墨在宣纸上的洇化,呈现湿漉漉水淋淋的视觉效果,仿佛鳜鱼在水中游弋一般。画面上的大片“留白”,按照传统中国画构图法“计白以当黑”的原理,恍如横无际涯的水域。左上角以指书落款“乙酉冬月桂荣指墨于沪上”,与右下方水草颀长的茎叶似断实连,形成相连的气脉。全图墨法苍润,一气呵成。
指画《秀色》为一方形构图的彩墨画。画家以指掌蘸石绿掺以淡墨泼写成一只硕大的西瓜,通过肌理技法使瓜皮呈现天然纹理;以小指蘸浓墨画出细长虬曲的瓜蒂,并与茎叶相连,再以大指蘸墨濡染瓜叶,使整幅画面提起精神。
指画虽然是中国画的一种特殊技法,画家看似漫不经心,往往率尔成画,但却要有扎实的笔墨功夫,艺高胆大,方能游刃有余。从清代的高其佩到现代的潘天寿,凡杰出的指画家,无一不精通笔墨,佘桂荣也不例外。作为当代书画大家龚继先的高足,佘桂荣精研书画艺术垂三十余年,尤长于没骨画。所谓“没骨画”,就是直接用毛笔蘸颜料描绘物象,而不以墨线为骨;相传为南朝张僧繇所创,唐代杨升也擅此法。笔墨技法有“水调墨”、“水带墨”、“水破墨”、“渍水”、“泼水”和“铺水”等,使画面达到“润含春雨”、虚实结合等艺术效果。清初画家恽南田是古代没骨画的集大成者。
游刃于指画与没骨画之间,佘桂荣作画时十分讲究色、墨和水的运用。在他的作品中,指法或笔法的形态,色彩的深浅浓淡均富有变化。凡画较大的叶,必先以淡墨染底,注意叶形的凹凸与变化,再在淡墨的基础上染以绿色和谈花青,形成具有浓淡枯润变化的花叶,再配以水冲法使边缘形成植物的细润质感,叶面色彩斑驳而富有光的韵律。对作品中花果等主体描绘对象的位置,以及花、果的枝梗穿插运行中力和气的方向走势,画家一方面通过留白,形成大实大虚的对比,另一方面通过对角构图和弧线相扣,使画面上的花果相互间顾盼照应,枝叶交互穿插形成多层空间,形象真实而绰约多姿,可谓色、光、态、韵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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