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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骏的配车开进了云南省政协大门，他的后面，跟着2辆面包车。
警卫愣了一下，放了行。
进了院，车门打开，出来12个人，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村民。杨维骏带着他们到政协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
村民们的房屋在2010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村民们跑了80多次政府，都没用。
2010年12月17日，村民又去反映问题，依旧无果。百般无奈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了电话。
杨维骏向老干部处借了个工作人员，坐着车直奔韩家湾村。站在拆迁过后遍布瓦砾的废墟上，他很久没做声。然后，老人吩咐身后的工作人员拍照、取证。一切妥当，杨维骏向村民们挥了挥手臂，“上车，跟着。”
当天，杨维骏跑上跑下，身后跟着12位访民“招摇过市”的消息在政协大院里疯传。
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上门，就他“是否应该用配车带村民上访一事”跟他辩论，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2个小时后，处长哑口无言地告辞。
家传正义
1922年，杨维骏出生在云南昆明，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这是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杨蓁为滇中名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戍司令、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也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
风光并没有持续太久，3年后，杨蓁在广西遇刺身亡。
一家人随着母亲逃到上海，躲进法租界，这一躲，就是整整12年。杨维骏说，这12年里，他见惯了世态炎凉，也看尽了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嘴脸。而母亲每晚都会给我讲父亲的故事：“讲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是女工：讲父亲带兵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讲昆明第一条公路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
从父亲的故事和法租界的经历中，他懂得了正义和反抗，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我同情黄包车夫，同情挑担子的老百姓。我要反抗，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要反抗。”
杨维骏选择了从政。他考入了云南大学政治系，当时云大人才济济，费孝通和苏步青都在那里任教。在学校里，他是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清团斗争，毕业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这个期间，他曾经要求人党，但被指示加入民族青年同盟，并让他回到云南，去策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
经过杨维骏等人的努力，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最终起义。“我在其中只起了一点点小作用。”杨维骏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杨维骏仕途顺畅。37岁时，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不肯检举费孝通
1959年，一夜之间，杨维骏成了“右派”。
195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前往云南进行调研，云南方面委派曾经跟费孝通有师生之谊的杨维骏担任费孝通的调研助理。
“反右”前夕，费孝通响应中央“百花齐放”的号召，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给党提意见，这篇本意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文章，最后变成了“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费因此被打为“右派”。消息传到云南，担任过费助理的杨维骏被领导要求检举费孝通“反党行为”。时任政协副秘书长的他不肯检举，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编。”
一句“不能瞎编”，让杨维骏也变成了“右派”，他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改造。
这对杨维骏打击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从小满腔热情参加革命，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时，他结婚没多久，妻子刚刚有了身孕。“我不忍心太太连累受苦，她年轻漂亮，我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他打算离完婚，去触电自杀。但比他小13岁的王婉琪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丈夫的请求。
妻子的坚定，让杨维骏彻底打消了死的念头：“我要保护她，怎么挣扎也要活下来。”
“右派”的帽子，杨维骏一戴就是20年，他的一双儿女，也在父亲的“帽子”下慢慢长大。杨维骏说，他从不给儿女帮助，儿女也不会要父亲给他们便利。“他们都经历过那些岁月。因此不会问我要求什么。”
曾经举报褚时建
1978年，杨维骏平反。此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年的“右派”生涯，没有磨灭杨维骏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恢复工作后，就开始跟腐败较上了劲。“我监督的都是副厅级以上的干部。”老人有些自豪，对他来说，反腐和为民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
这并非没有给老人带来麻烦。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向中央举报一个高官，于是，第七届人大代表老人就没有当上。也因此，老人的政协副主席本来还可以再干一届，但是1993年就让他退下来了。
杨维骏在云南最为人熟悉的是褚时建案。杨老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有举报人反映，红塔山香烟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竟达一倍，厂长褚时建利用职权获得了巨额非法财富，甚至有省内领导干部子女牵涉其中。
彼时的褚时建在云南呼风唤雨，而里面还牵涉到领导干部，举报谈何容易。然而，老人并没有停下，依照线索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份材料递交到中纪委有关领导手中。
1999年，云南前红塔山烟厂厂长褚时建因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政协当副主席时，代表政协出席各种会议，他的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受……委托，代表政协，祝贺什么会议胜利召开”：第二句话，就是“请允许我发表个人意见”。“我从来没有叫秘书来写过什么。”老人特意加重了语气：“我讲一些实话，真话，有意义的话，不愿讲官话、套话，官样文章没必要，”
刚退下来那会，省委都会定期举办会议向离退休老干部通报工作进展，每次让老干部提意见，杨维骏都会准备厚实的发言稿，要求发言，但结果往往让领导脸色并不好看。这种事情多了，就没人再叫他去开会了。
杨维骏倒是不在乎。老人说：“我还是坚持，反正我力所能及，看见有人贪，有人欺负老百姓，我就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就要举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是为了吃好喝好玩好，为老百姓做事我心里很舒畅。多做一点算一点，该说要说，该做要做，人活着就有意义了，有价值了。”
警卫愣了一下，放了行。
进了院，车门打开，出来12个人，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村民。杨维骏带着他们到政协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
村民们的房屋在2010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村民们跑了80多次政府，都没用。
2010年12月17日，村民又去反映问题，依旧无果。百般无奈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了电话。
杨维骏向老干部处借了个工作人员，坐着车直奔韩家湾村。站在拆迁过后遍布瓦砾的废墟上，他很久没做声。然后，老人吩咐身后的工作人员拍照、取证。一切妥当，杨维骏向村民们挥了挥手臂，“上车，跟着。”
当天，杨维骏跑上跑下，身后跟着12位访民“招摇过市”的消息在政协大院里疯传。
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上门，就他“是否应该用配车带村民上访一事”跟他辩论，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2个小时后，处长哑口无言地告辞。
家传正义
1922年，杨维骏出生在云南昆明，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这是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杨蓁为滇中名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戍司令、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也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
风光并没有持续太久，3年后，杨蓁在广西遇刺身亡。
一家人随着母亲逃到上海，躲进法租界，这一躲，就是整整12年。杨维骏说，这12年里，他见惯了世态炎凉，也看尽了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嘴脸。而母亲每晚都会给我讲父亲的故事：“讲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是女工：讲父亲带兵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讲昆明第一条公路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
从父亲的故事和法租界的经历中，他懂得了正义和反抗，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我同情黄包车夫，同情挑担子的老百姓。我要反抗，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要反抗。”
杨维骏选择了从政。他考入了云南大学政治系，当时云大人才济济，费孝通和苏步青都在那里任教。在学校里，他是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清团斗争，毕业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这个期间，他曾经要求人党，但被指示加入民族青年同盟，并让他回到云南，去策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
经过杨维骏等人的努力，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最终起义。“我在其中只起了一点点小作用。”杨维骏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杨维骏仕途顺畅。37岁时，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不肯检举费孝通
1959年，一夜之间，杨维骏成了“右派”。
195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前往云南进行调研，云南方面委派曾经跟费孝通有师生之谊的杨维骏担任费孝通的调研助理。
“反右”前夕，费孝通响应中央“百花齐放”的号召，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给党提意见，这篇本意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文章，最后变成了“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费因此被打为“右派”。消息传到云南，担任过费助理的杨维骏被领导要求检举费孝通“反党行为”。时任政协副秘书长的他不肯检举，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编。”
一句“不能瞎编”，让杨维骏也变成了“右派”，他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改造。
这对杨维骏打击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从小满腔热情参加革命，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时，他结婚没多久，妻子刚刚有了身孕。“我不忍心太太连累受苦，她年轻漂亮，我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他打算离完婚，去触电自杀。但比他小13岁的王婉琪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丈夫的请求。
妻子的坚定，让杨维骏彻底打消了死的念头：“我要保护她，怎么挣扎也要活下来。”
“右派”的帽子，杨维骏一戴就是20年，他的一双儿女，也在父亲的“帽子”下慢慢长大。杨维骏说，他从不给儿女帮助，儿女也不会要父亲给他们便利。“他们都经历过那些岁月。因此不会问我要求什么。”
曾经举报褚时建
1978年，杨维骏平反。此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年的“右派”生涯，没有磨灭杨维骏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恢复工作后，就开始跟腐败较上了劲。“我监督的都是副厅级以上的干部。”老人有些自豪，对他来说，反腐和为民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
这并非没有给老人带来麻烦。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向中央举报一个高官，于是，第七届人大代表老人就没有当上。也因此，老人的政协副主席本来还可以再干一届，但是1993年就让他退下来了。
杨维骏在云南最为人熟悉的是褚时建案。杨老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有举报人反映，红塔山香烟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竟达一倍，厂长褚时建利用职权获得了巨额非法财富，甚至有省内领导干部子女牵涉其中。
彼时的褚时建在云南呼风唤雨，而里面还牵涉到领导干部，举报谈何容易。然而，老人并没有停下，依照线索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份材料递交到中纪委有关领导手中。
1999年，云南前红塔山烟厂厂长褚时建因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政协当副主席时，代表政协出席各种会议，他的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受……委托，代表政协，祝贺什么会议胜利召开”：第二句话，就是“请允许我发表个人意见”。“我从来没有叫秘书来写过什么。”老人特意加重了语气：“我讲一些实话，真话，有意义的话，不愿讲官话、套话，官样文章没必要，”
刚退下来那会，省委都会定期举办会议向离退休老干部通报工作进展，每次让老干部提意见，杨维骏都会准备厚实的发言稿，要求发言，但结果往往让领导脸色并不好看。这种事情多了，就没人再叫他去开会了。
杨维骏倒是不在乎。老人说：“我还是坚持，反正我力所能及，看见有人贪，有人欺负老百姓，我就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就要举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是为了吃好喝好玩好，为老百姓做事我心里很舒畅。多做一点算一点，该说要说，该做要做，人活着就有意义了，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