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随着中国吸收、利用 FDI 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FDI对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实证分析中国内学者们主要是从整个地区宏观层面和工业(或制造业)层面对全国、个别省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效应 实证研究 述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8)01-027-02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FDI对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总体来讲，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但刚开始时大多为定性研究，最近几年才有定量分析的文献出现。在实证分析中国内学者们主要是从整个地区宏观层面和工业(或制造业)层面对全国、个别省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一、地区宏观层面的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对于地区宏观层面的研究，一些国内学者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以 FDI 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一些地区进行了调研。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江小娟(2002)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朱华桂(2003)选择苏州、无锡、常州三个科技园区内67家跨国公司子公司为实证研究对象；朴商天(2003)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技术水平绝对领先于国内同类企业，而且对本地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
在计量分析方面，主要有这些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坤荣(1999)利用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0.37个单位的结论。郭颖(2006)利用 1985-2003年江苏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外资的来源地结构、利用方式结构和行业结构以及技术外溢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李平、盛丹(2007)选用中国29个省(市)1985-2003年的面板数据，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以GD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二、我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由于我国引入的FDI主要进入的是第二产业，因此也出现了不少对于工业部门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内学者近几年的研究主要是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何洁等(1999)利用 1985-1996 年工业部门的时序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总体的正向溢出效应是现实存在的，而且随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的趋势。何洁(2000)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在区域层面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姚洋、章奇(2001)的实证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他们认为 FDI 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其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或其他信息流动等途径在起作用。陈涛涛(2003)使用截面数据检验证实了外资对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溢出效应明显存在，得出了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有效机制的结论。吴晓慧(2005)利用 2001-2003年辽宁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其FDI外溢效应，结果显示：辽宁省FDI外溢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陈涛涛(2006)利用2000-2002年我国制造业320个四位码细分行业的数据，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了行业增长特征对FDI在我国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谢光亚、李洋(2007)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采用面板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发现落后地区在外商技术溢出方面存在后发优势，为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供了理论依据。赵素萍(2007)用2001-200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证实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内资企业有正的溢出效应。
在实证研究中，尽管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存在FDI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对于一些个别省份则效应不显著。
三、简要评述
我国目前的实证研究大多数仍然是针对全国，相比之下对于具体省份的专门研究很少，而对于某个具体城市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专门研究就更少了。而实际上由于我国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引资规模、引资特点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因此忽视个体情况的研究，既不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和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资的政策。而且目前即使是一些对于某个省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在影响因素分析上往往也只是选取一两个因素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不够系统和全面。
再从国内学者在实证研究中计量模型的构建、变量的选取等方面来看，也存在很多问题。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我国全国层面、省级层面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分析中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两类。
一类是对整个地区宏观层面的研究，往往使用分省的面板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学者都是以全国或地区GDP为被解释变量，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用FDI的参与程度与GDP的弹性系数来反映全国或地区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方向和程度。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计量分析中很难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做出区分。而且目前国内学者在变量选取上普遍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因变量用GDP表示，自变量中资本存量几乎绝大多数的学者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示，而外资变量则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外资参与变量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来表示，这里就出现了自变量不是存量指标的问题，尤其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一实质上的增量指标显然并不符合生产函数中对于资本存量的要求，而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本身就包括了实际利用外资的部分，并没有将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投入要素完全分开来，因此，这样将两个指标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而用外资变量对GDP的弹性系数表示FDI技术溢出效应是不合适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存量的变量选取上的不合理大大削弱了实证分析的可靠度和客观性。
另一类是对工业或制造业的研究，往往使用分行业的截面数据或者面板数据，大多是借鉴Feder (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同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具体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以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为因变量，把FDI的参与程度作为其中的一个解释变量来直接测度溢出效应系数，实证检验FDI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另一种以工业总产出为被解释变量，将FDI与国内资本分离开，作为独立的生产投入要素纳入到生产函数中，FDI项的系数度量的就是技术溢出效应。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很难判断，但反映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两种方法都是在考察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否影响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而且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度”度量指标的选择很不一致，有的采用外资企业与全行业就业人数之比，有的采用外资企业与全行业固定资产之比等等，但无论什么指标都是间接衡量，这种间接衡量的准确性取决于数据和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准确性虽不是很令人满意，但己是目前受到最广泛承认的方式了。
另外，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目前国内学者采用的计量分析方法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直接在构建的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中添加可能对技术溢出产生影响的变量，用变量的系数来反映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而实际上这一方法中测度的是这些变量对本地区生产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是它们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的影响，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不应该混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在单一方程中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其实暗含着重要的假定：各影响因素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同方差及序列相关性，并且各影响因素与随机干扰项不相关、随机干扰项满足正态分布，即满足多元线性回归的若干基本假定。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考虑上述基本假定，就直接将各影响因素纳入自变量，在计量分析中也没有考察这一问题并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回归分析的结果的可靠性势必大大降低。而且，在同一方程中引入的表示影响因素的自变量越多，其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也就越低。
另一种是选取一些影响因素作为分组变量，将总样本分成高低不同的两组，根据不同组中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前系数的估计值是否显著以及大小的比较来判断被研究的因素是否对FDI的溢出效应有影响，比如如果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差距大的那组样本中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前系数的估计值比技术差距小的那组样本的系数值高而且显著，则认为技术差距大能促进FDI的技术溢出，反之亦然。但是使用这种分组方法的缺陷在于：由于研究者采用的面板数据总样本数量就不大，分组后会出现至少其中一组样本数量太小，而作者对分组后的每组数据却仍然使用面板数据的检验方法，这必然会使最终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而且这些影响因素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在研究领域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界定“大”和“小”的标准，因此研究者分组时的标准界定的不同会对最后的实证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降低了实证结果的客观性。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分组研究时分组指标值的选取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选取上往往只是为了回归的需要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分组指标值的经济含义。
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影响因素与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相乘构造成连乘变量，从而考察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已经改变了原有基础模型的性质，由线性模型变成了非线性模型，应该化为线性模型后再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但是目前国内学者既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对“连乘变量”做出经济意义、理论意义上的解释。因此，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构造“连乘变量”之后直接在原方程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这一方法是值得商擢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即使连乘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也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该影响因素就显著的影响了FDI溢出效应的大小。而且运用后两种方法进行分析的往往是针对行业内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外资企业的出口导向，而对其他很多因素的计量分析则很少。
参考文献：
1.何洁，许罗丹. 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1999(2)
2.何洁.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 [J]. 世界经济，2000(12)
3.江小娟，李蕊. 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J]. 中国工业经济，2002(7)
4.李平，盛丹. 关于中国各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1)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金融系 浙江宁波 315000)
(责编：贾伟)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效应 实证研究 述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8)01-027-02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FDI对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总体来讲，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但刚开始时大多为定性研究，最近几年才有定量分析的文献出现。在实证分析中国内学者们主要是从整个地区宏观层面和工业(或制造业)层面对全国、个别省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一、地区宏观层面的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对于地区宏观层面的研究，一些国内学者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以 FDI 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一些地区进行了调研。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江小娟(2002)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朱华桂(2003)选择苏州、无锡、常州三个科技园区内67家跨国公司子公司为实证研究对象；朴商天(2003)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技术水平绝对领先于国内同类企业，而且对本地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
在计量分析方面，主要有这些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坤荣(1999)利用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0.37个单位的结论。郭颖(2006)利用 1985-2003年江苏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外资的来源地结构、利用方式结构和行业结构以及技术外溢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李平、盛丹(2007)选用中国29个省(市)1985-2003年的面板数据，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以GD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二、我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由于我国引入的FDI主要进入的是第二产业，因此也出现了不少对于工业部门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内学者近几年的研究主要是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何洁等(1999)利用 1985-1996 年工业部门的时序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总体的正向溢出效应是现实存在的，而且随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的趋势。何洁(2000)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在区域层面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姚洋、章奇(2001)的实证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他们认为 FDI 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其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或其他信息流动等途径在起作用。陈涛涛(2003)使用截面数据检验证实了外资对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溢出效应明显存在，得出了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有效机制的结论。吴晓慧(2005)利用 2001-2003年辽宁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其FDI外溢效应，结果显示：辽宁省FDI外溢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陈涛涛(2006)利用2000-2002年我国制造业320个四位码细分行业的数据，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了行业增长特征对FDI在我国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谢光亚、李洋(2007)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采用面板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发现落后地区在外商技术溢出方面存在后发优势，为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供了理论依据。赵素萍(2007)用2001-200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证实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内资企业有正的溢出效应。
在实证研究中，尽管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存在FDI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对于一些个别省份则效应不显著。
三、简要评述
我国目前的实证研究大多数仍然是针对全国，相比之下对于具体省份的专门研究很少，而对于某个具体城市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专门研究就更少了。而实际上由于我国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引资规模、引资特点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因此忽视个体情况的研究，既不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和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资的政策。而且目前即使是一些对于某个省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在影响因素分析上往往也只是选取一两个因素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不够系统和全面。
再从国内学者在实证研究中计量模型的构建、变量的选取等方面来看，也存在很多问题。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我国全国层面、省级层面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分析中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两类。
一类是对整个地区宏观层面的研究，往往使用分省的面板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学者都是以全国或地区GDP为被解释变量，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用FDI的参与程度与GDP的弹性系数来反映全国或地区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方向和程度。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计量分析中很难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做出区分。而且目前国内学者在变量选取上普遍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因变量用GDP表示，自变量中资本存量几乎绝大多数的学者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示，而外资变量则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外资参与变量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来表示，这里就出现了自变量不是存量指标的问题，尤其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一实质上的增量指标显然并不符合生产函数中对于资本存量的要求，而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本身就包括了实际利用外资的部分，并没有将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投入要素完全分开来，因此，这样将两个指标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而用外资变量对GDP的弹性系数表示FDI技术溢出效应是不合适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存量的变量选取上的不合理大大削弱了实证分析的可靠度和客观性。
另一类是对工业或制造业的研究，往往使用分行业的截面数据或者面板数据，大多是借鉴Feder (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同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具体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以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为因变量，把FDI的参与程度作为其中的一个解释变量来直接测度溢出效应系数，实证检验FDI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另一种以工业总产出为被解释变量，将FDI与国内资本分离开，作为独立的生产投入要素纳入到生产函数中，FDI项的系数度量的就是技术溢出效应。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很难判断，但反映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两种方法都是在考察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否影响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而且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度”度量指标的选择很不一致，有的采用外资企业与全行业就业人数之比，有的采用外资企业与全行业固定资产之比等等，但无论什么指标都是间接衡量，这种间接衡量的准确性取决于数据和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准确性虽不是很令人满意，但己是目前受到最广泛承认的方式了。
另外，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目前国内学者采用的计量分析方法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直接在构建的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中添加可能对技术溢出产生影响的变量，用变量的系数来反映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而实际上这一方法中测度的是这些变量对本地区生产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是它们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的影响，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不应该混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在单一方程中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其实暗含着重要的假定：各影响因素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同方差及序列相关性，并且各影响因素与随机干扰项不相关、随机干扰项满足正态分布，即满足多元线性回归的若干基本假定。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考虑上述基本假定，就直接将各影响因素纳入自变量，在计量分析中也没有考察这一问题并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回归分析的结果的可靠性势必大大降低。而且，在同一方程中引入的表示影响因素的自变量越多，其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也就越低。
另一种是选取一些影响因素作为分组变量，将总样本分成高低不同的两组，根据不同组中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前系数的估计值是否显著以及大小的比较来判断被研究的因素是否对FDI的溢出效应有影响，比如如果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差距大的那组样本中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前系数的估计值比技术差距小的那组样本的系数值高而且显著，则认为技术差距大能促进FDI的技术溢出，反之亦然。但是使用这种分组方法的缺陷在于：由于研究者采用的面板数据总样本数量就不大，分组后会出现至少其中一组样本数量太小，而作者对分组后的每组数据却仍然使用面板数据的检验方法，这必然会使最终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而且这些影响因素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在研究领域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界定“大”和“小”的标准，因此研究者分组时的标准界定的不同会对最后的实证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降低了实证结果的客观性。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分组研究时分组指标值的选取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选取上往往只是为了回归的需要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分组指标值的经济含义。
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影响因素与反映FDI参与程度的变量相乘构造成连乘变量，从而考察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已经改变了原有基础模型的性质，由线性模型变成了非线性模型，应该化为线性模型后再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但是目前国内学者既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对“连乘变量”做出经济意义、理论意义上的解释。因此，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构造“连乘变量”之后直接在原方程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这一方法是值得商擢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即使连乘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也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该影响因素就显著的影响了FDI溢出效应的大小。而且运用后两种方法进行分析的往往是针对行业内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外资企业的出口导向，而对其他很多因素的计量分析则很少。
参考文献：
1.何洁，许罗丹. 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1999(2)
2.何洁.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 [J]. 世界经济，2000(12)
3.江小娟，李蕊. 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J]. 中国工业经济，2002(7)
4.李平，盛丹. 关于中国各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1)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金融系 浙江宁波 315000)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