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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政府追求的GDP，好歹是一种硬性的数据，而现在提出的‘幸福指数’，完全没有相关的衡量、评价标准，以及统计数据等，更多的可能是心理层面上的东西。
近日，“幸福”一词大热。原因是各地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均将提升幸福指数作为施政导向。例如，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北京科技报》：“幸福指数”为何成各地政府的施政纲领？
董明：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百姓生活却不幸福，这有违“以人为本”的观念。现在，政府从将国家发展成强国的思路，逐渐转变为重视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而幸福指数的提出，体现出政府越来越重视老百姓的感受。原来政府通常把“生产”放第一、“生活”放第二，现在的思路，则是“生产”为了更好地“生活”。
《北京科技报》：“幸福指数”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董明：目前，“幸福指数”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但是从政府的角度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政府的治理将转为以公共服务为主；为百姓提供有尊严并且体面的生活；公众的参与；社会保障。
唐钧：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说，“幸福”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第二层是幸福感，这是一种超越物质的个人感受问题；第三层是利他主义，以帮助他人获得幸福。政府所能干预的，主要是“幸福”的第一层，也就是老百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政府的做法就是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北京科技报》：“幸福指数”是否会沦为形式主义的口号？
董明：这恐怕无法避免。从原来只考虑经济的增长，逐渐转变为对民生的思考，“幸福指数”的提出是值得赞许的。不过，原来政府追求的GDP，好歹是一种硬性的数据，而现在提出的“幸福指数”，完全没有相关的衡量、评价标准，以及统计数据等，更多的可能是心理层面上的东西。
因此，“幸福指数”沦为口号恐怕无法避免，但是，不能因此放弃追求“幸福指数”。而要想真正落实‘幸福指数’，就要将“幸福指数”都量化成数据，政府必须要制定出相应的标准、评价、分析数据等。
例如，把有尊严、体面的生活，可以直接量化成能够为百姓提供房子的平米数；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幸福是一种相比较得出的感觉，当自己发现与大多数人的收入差距过大时，他就会觉得不幸福，那么，政府可以提出每年要达到的基尼系数指标，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唐钧：我国某省发布问卷测试公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选项只有满意和非常满意两项，对于这类数据上的东西也极容易作假。其实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要提高百姓对生活的满意度。
各地政府部门可通过调查的方式，选取老百姓最不满意的10件大事，然后逐一改变。最后在一家具有公信力的科研单位和大学里的评估机构，得出评估的结果，并组织另一批具有公信力的组织，再次进行评估，最终得出结论向百姓公示。
《北京科技报》：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现阶段政府最应该做什么？
董明：我认为是缩小贫富差距。国民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下和5000美元以上的人，是相对感觉比较幸福的，因为这两类人群对于消费欲望都不是很大。而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的这一部分人群，往往最为动荡，因为这类人群逐渐开始有更多的消费欲望，但是又无法满足如此大的欲望。中国目前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消费欲望在被打开后却又无法得到满足，再加上很多人的收入也不合法，官员贪污腐败让百姓变得更加仇富。
因此，政府首先要自律，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加强从上而下的监督，监察部门以及人大都要起到监督作用，其次就是网络舆论的监督。另外，公民应该有知情权，也就是说，当公民对政府公布的幸福指数数据表示疑问时，政府有义务向公民解释数据的来源。
《北京科技报》：国外是否也提出过“幸福指数”的概念？
董明：从“幸福指数”的国际背景来看，南亚小国不丹人均GDP较低，但国民生活较为幸福。30年前，不丹国王首次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并付诸实践。近年来，美、英、日等国也同样重视“幸福指数”，相继创立不同的“幸福指数”模式。
在国外，“幸福指数”已经在尝试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以英国为例，2002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邀请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给战略智囊团做“幸福政治”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与GDP数据类似的统计体系。
不过，不同国家对于“幸福指数”的要求不一样，不同阶段对于“幸福指数”的要求也不一样。以中国为例，现阶段中国的“幸福指数”就是由经济决定的，这也是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幸福感要高于西部的原因。因此，建议东部地区可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化为以社会管理民生为中心。
近日，“幸福”一词大热。原因是各地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均将提升幸福指数作为施政导向。例如，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北京科技报》：“幸福指数”为何成各地政府的施政纲领？
董明：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百姓生活却不幸福，这有违“以人为本”的观念。现在，政府从将国家发展成强国的思路，逐渐转变为重视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而幸福指数的提出，体现出政府越来越重视老百姓的感受。原来政府通常把“生产”放第一、“生活”放第二，现在的思路，则是“生产”为了更好地“生活”。
《北京科技报》：“幸福指数”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董明：目前，“幸福指数”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但是从政府的角度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政府的治理将转为以公共服务为主；为百姓提供有尊严并且体面的生活；公众的参与；社会保障。
唐钧：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说，“幸福”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第二层是幸福感，这是一种超越物质的个人感受问题；第三层是利他主义，以帮助他人获得幸福。政府所能干预的，主要是“幸福”的第一层，也就是老百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政府的做法就是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北京科技报》：“幸福指数”是否会沦为形式主义的口号？
董明：这恐怕无法避免。从原来只考虑经济的增长，逐渐转变为对民生的思考，“幸福指数”的提出是值得赞许的。不过，原来政府追求的GDP，好歹是一种硬性的数据，而现在提出的“幸福指数”，完全没有相关的衡量、评价标准，以及统计数据等，更多的可能是心理层面上的东西。
因此，“幸福指数”沦为口号恐怕无法避免，但是，不能因此放弃追求“幸福指数”。而要想真正落实‘幸福指数’，就要将“幸福指数”都量化成数据，政府必须要制定出相应的标准、评价、分析数据等。
例如，把有尊严、体面的生活，可以直接量化成能够为百姓提供房子的平米数；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幸福是一种相比较得出的感觉，当自己发现与大多数人的收入差距过大时，他就会觉得不幸福，那么，政府可以提出每年要达到的基尼系数指标，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唐钧：我国某省发布问卷测试公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选项只有满意和非常满意两项，对于这类数据上的东西也极容易作假。其实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要提高百姓对生活的满意度。
各地政府部门可通过调查的方式，选取老百姓最不满意的10件大事，然后逐一改变。最后在一家具有公信力的科研单位和大学里的评估机构，得出评估的结果，并组织另一批具有公信力的组织，再次进行评估，最终得出结论向百姓公示。
《北京科技报》：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现阶段政府最应该做什么？
董明：我认为是缩小贫富差距。国民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下和5000美元以上的人，是相对感觉比较幸福的，因为这两类人群对于消费欲望都不是很大。而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的这一部分人群，往往最为动荡，因为这类人群逐渐开始有更多的消费欲望，但是又无法满足如此大的欲望。中国目前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消费欲望在被打开后却又无法得到满足，再加上很多人的收入也不合法，官员贪污腐败让百姓变得更加仇富。
因此，政府首先要自律，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加强从上而下的监督，监察部门以及人大都要起到监督作用，其次就是网络舆论的监督。另外，公民应该有知情权，也就是说，当公民对政府公布的幸福指数数据表示疑问时，政府有义务向公民解释数据的来源。
《北京科技报》：国外是否也提出过“幸福指数”的概念？
董明：从“幸福指数”的国际背景来看，南亚小国不丹人均GDP较低，但国民生活较为幸福。30年前，不丹国王首次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并付诸实践。近年来，美、英、日等国也同样重视“幸福指数”，相继创立不同的“幸福指数”模式。
在国外，“幸福指数”已经在尝试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以英国为例，2002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邀请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给战略智囊团做“幸福政治”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与GDP数据类似的统计体系。
不过，不同国家对于“幸福指数”的要求不一样，不同阶段对于“幸福指数”的要求也不一样。以中国为例，现阶段中国的“幸福指数”就是由经济决定的，这也是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幸福感要高于西部的原因。因此，建议东部地区可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化为以社会管理民生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