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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企业家，在50年代大军进军收复重庆之后，他的企业就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最后机遇没找到，挑战却上了门，提早地安放了自己的灵魂，在经受了一些委屈后，自杀了。这个企业就消失在政府资产的汪洋大海里，今天已经看不到这个企业了，变成了一个现在新的民生公司，一个新的国有企业。
当我还沉浸在这个故事中的时候，我飞到了纽约。
昨天在回来之前参加了一个活动，访问雅诗兰黛这个企业。到达那里后，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还不等你坐下来就开始讲话，非常厉害。我一看就知道大概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否则也不敢这么牛，上来就讲。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介绍：“我讲完了，这是我儿子，由他正式讲。”他儿子发言的时候说：“这个公司是由我的祖母创办的……”于是我知道，雅诗兰黛不是他爹创办的，创办时间已经超过100年了。这个企业在中国成长得很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他们通过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来做一些帮助化解舆论的工作。
但是就这样一家公司让我想到，能够在100年以后如此淡定地由祖孙三代来讲这个故事，虽然祖母没出场，但是反复被这两个人提起。而相对卢作孚，他的灵魂虽然自己安放了，但是我相信至今知道企业家卢作孚的人没有几个。
所以，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中国企业家到底有哪些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把题目叫做《中国企业家的底色》。
近40年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们来看最近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最近四十年，是中国一百多年历史上，民营企业家发展得最好，也是历史最长的一个时候。我们民营企业同时也得到了一个最完善的发展空间。所谓最完善，举个例子1993年以前我们没有公司法，1993年以前的企业，这个是“狗蛋式”创业。就像村里有一个坏小子是狗蛋，爬墙上树，没有人认为他是好人，他就胡折腾。最后出去当兵了，带回来个媳妇开了个店，赚了钱，把全村还救活了。
那个时候没有规则，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企业，所以杨小凯在1992年到北京见到我的时候，他就问我：没有《公司法》，你是怎么做公司的？我说，我确实是在做公司，我没见过“公司法”，中国好像没有。他就开始跟我讲《公司法》是怎么回事儿，讲得我一头雾水，反正我这边也没有。
那我们根据什么做公司呢？我们早期让注册就注册了，没有什么根据，也不知道什么董事会，也不知道什么法人治理，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从1993年以后到今天，关于赚钱这件事情一共制订了250多个法律和法规。这就是提供了一整套关于赚钱的游戏规则，这非同小可。我们只有变成了“职业运动员”才叫企业家，也就是说你懂得在这250多个法规给你规定的赛道和游戏规则上去跑，而且具备职业动作、专业动作，你才能叫企业家。
那么，这么多法律法规都是在1993年以后到现在制订出来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关于“赚钱”这件事情上，立法最多的一个时期。清朝的时候，也有关于企业的立法。清朝有商会法，是专门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组织的法律，对商人已经有很明确的界定。我们今天没有商会法，也没有关于企业家的法律。
今天民营企业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举个例子，最初做生意的时候为什么万元户就很了不起，因为是现金做交易，那时候有一万块钱现金就很了不起。然后，柳传志他们出来创业，1984年的那一批，我记得大体上是赚钱按百万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1993年回到北京和柳总见面的时候，他就很称奇，因为我们赚钱一上来就是千万算的，因为房地产一上来赚就是上千万。
但千万也是是很少的钱；互联网时代，有了估值，有了资本市场，都是按亿算的。有了估值、估价系统，它背后有一整套的风险投资游戏规则支撑。风险投资为什么能投呢？因为我们有了《证券法》、《银行法》、《物权法》、《民法》，各种法律，如果没有这些法律，这些钱能投进来吗？它又能去上市吗？产权能清楚吗？我们早期做公司，就没法界定产权，所以我们只能按《水浒》的方式处理，6个人一起，我们怎么办呢？虽然我们这6个人都出了一点钱，有的是借的，有的是从家里拿的，有的是自己存的，但不管怎么样也分不清股权、债券、股本还是叫做捐赠，都不行。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水浒》办法，“坐有序，利无别”，在利益分配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整套穿衣裳，大家都一样。
因为没有法，等到有了《公司法》才知道，我出这一块钱是借给你，你去投资；我就是股东，股本就是一个细胞，就是你的DNA，这都是权利。
所以，是有了法律之后，企业才能够按照标准姿势发展。这样的话，我们才出现了一批赚钱的“标准选手”和“职业选手”。比如说马云也好，马化腾也好，他们拿到的都是风险投资，都是标准的钱。他们的公司有个标准的治理结构，他们一开始拿钱的时候法律关系就很确定——人家是风险投资，然后董事会的人就要几票，最后怎么投票，后来越来越复杂。
因此，中国在过去40年里，整个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善、最多的一次，所以民营企业才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民营企业发展的三个重要底色
这是近40年的一个变化。即使这样子来看，我觉得民营企业有几个底色仍然是今天必须要看到的，对于未来十年、五十年的民营企业发展是需要注意的，甚至可能仍然会影响到民营企业企业家这个群体生存发展的重要之处。
第一个，仍然是政商关系，这是我们发展的中国最独特的一个底色。刚才讲了虞洽卿，如果看1949年后，即使是在台湾也同样面临着政商关系的困扰。今天很多民营企业出状况，都是跟政商关系有关，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政商关系？
首要处理的事就是企业和制度的关系，这就是政商关系中很辛苦的一件事。比如房地产的限购问题，就是与制度的关系。你买了地要盖房，房子盖好了要卖，限购不让卖；让卖了又限售，正要签合同又限价——就像你要上花轿的时候，挑夫被赶走了，永远让你圆不了房——这就是我们说跟制度环境有关系。
我们要关注民营企业和法律法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的关系，即企业和体制的关系。比如说现在已经修了一个《刑法》。比如说当年吴英集资，这在新刑法修订之前集资是要枪毙的，后来经过很多人的呼吁，最后改了这条，现在不枪毙了，所以最近很多P2P老板在出事后，居然勇敢地去自首，直接大步迈进了监狱，为什么？因为不枪毙，这就是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关系。
第二，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关系，民营企业跟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政商关系在资本连接上的具体形式。
这个形式怎么混合？混合经济？两者能不能合起来？上台前，我在手机上看了一条新闻，李光耀的孙子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和他的男朋友结婚，就是说他和同性结婚了，所以说要混合究竟是异性好还是同性好？我们通常是找异性混合，但是在资本关系上，往往异性组合是不舒服的，民营跟民营反而是简单的。为什么异性不舒服呢？因为国有资本有超经济保护，有意识形态的天然正当性，然后在法律程序诉讼很多方面都有特殊保护。一个特殊保护和一个普通的资本在一起开会，游戏规则不一样怎么办？
现在是异性的资本合作，还是同性的资本合作更容易、更好？这是现在未来的一个挑战，现在政府很主张混合经济，从大范围来看混合是一个未来趋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在我们当下的操作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第三，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一个企业家跟领导的关系各种各样，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这对每一个企业家都很重要，政商关系仍然是我们企业家能不能生存的重要因素。
最后我们还得要说，未来的发展，我们的企业还要更多的去看看科技创新。我们历史上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由于受制于刚才讲到的这些原因，都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和在有限的發展空间里生存，所以很少去做长期规划，比如说50年、100年的规划，因为制度给你的预期就很短，所以在这个短期里就形成套利性思维和套利型企业家，这样做的后果是既伤自己也伤别人，所以就很难有一个长期的科技方面的准备和长期竞争的积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做更大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无愧于这个时代，也无愧于这个时代把我们叫做企业家，谢谢！
（本文系御风集团董事长、万通控股创始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冯仑在由创合汇举办的“企业家经济学首届年会暨《企业家》出版30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记者俞赵杰整理，有删节）
当我还沉浸在这个故事中的时候，我飞到了纽约。
昨天在回来之前参加了一个活动，访问雅诗兰黛这个企业。到达那里后，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还不等你坐下来就开始讲话，非常厉害。我一看就知道大概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否则也不敢这么牛，上来就讲。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介绍：“我讲完了，这是我儿子，由他正式讲。”他儿子发言的时候说：“这个公司是由我的祖母创办的……”于是我知道，雅诗兰黛不是他爹创办的，创办时间已经超过100年了。这个企业在中国成长得很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他们通过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来做一些帮助化解舆论的工作。
但是就这样一家公司让我想到，能够在100年以后如此淡定地由祖孙三代来讲这个故事，虽然祖母没出场，但是反复被这两个人提起。而相对卢作孚，他的灵魂虽然自己安放了，但是我相信至今知道企业家卢作孚的人没有几个。
所以，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中国企业家到底有哪些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把题目叫做《中国企业家的底色》。
近40年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们来看最近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最近四十年，是中国一百多年历史上，民营企业家发展得最好，也是历史最长的一个时候。我们民营企业同时也得到了一个最完善的发展空间。所谓最完善，举个例子1993年以前我们没有公司法，1993年以前的企业，这个是“狗蛋式”创业。就像村里有一个坏小子是狗蛋，爬墙上树，没有人认为他是好人，他就胡折腾。最后出去当兵了，带回来个媳妇开了个店，赚了钱，把全村还救活了。
那个时候没有规则，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企业，所以杨小凯在1992年到北京见到我的时候，他就问我：没有《公司法》，你是怎么做公司的？我说，我确实是在做公司，我没见过“公司法”，中国好像没有。他就开始跟我讲《公司法》是怎么回事儿，讲得我一头雾水，反正我这边也没有。
那我们根据什么做公司呢？我们早期让注册就注册了，没有什么根据，也不知道什么董事会，也不知道什么法人治理，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从1993年以后到今天，关于赚钱这件事情一共制订了250多个法律和法规。这就是提供了一整套关于赚钱的游戏规则，这非同小可。我们只有变成了“职业运动员”才叫企业家，也就是说你懂得在这250多个法规给你规定的赛道和游戏规则上去跑，而且具备职业动作、专业动作，你才能叫企业家。
那么，这么多法律法规都是在1993年以后到现在制订出来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关于“赚钱”这件事情上，立法最多的一个时期。清朝的时候，也有关于企业的立法。清朝有商会法，是专门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组织的法律，对商人已经有很明确的界定。我们今天没有商会法，也没有关于企业家的法律。
今天民营企业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举个例子，最初做生意的时候为什么万元户就很了不起，因为是现金做交易，那时候有一万块钱现金就很了不起。然后，柳传志他们出来创业，1984年的那一批，我记得大体上是赚钱按百万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1993年回到北京和柳总见面的时候，他就很称奇，因为我们赚钱一上来就是千万算的，因为房地产一上来赚就是上千万。
但千万也是是很少的钱；互联网时代，有了估值，有了资本市场，都是按亿算的。有了估值、估价系统，它背后有一整套的风险投资游戏规则支撑。风险投资为什么能投呢？因为我们有了《证券法》、《银行法》、《物权法》、《民法》，各种法律，如果没有这些法律，这些钱能投进来吗？它又能去上市吗？产权能清楚吗？我们早期做公司，就没法界定产权，所以我们只能按《水浒》的方式处理，6个人一起，我们怎么办呢？虽然我们这6个人都出了一点钱，有的是借的，有的是从家里拿的，有的是自己存的，但不管怎么样也分不清股权、债券、股本还是叫做捐赠，都不行。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水浒》办法，“坐有序，利无别”，在利益分配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整套穿衣裳，大家都一样。
因为没有法，等到有了《公司法》才知道，我出这一块钱是借给你，你去投资；我就是股东，股本就是一个细胞，就是你的DNA，这都是权利。
所以，是有了法律之后，企业才能够按照标准姿势发展。这样的话，我们才出现了一批赚钱的“标准选手”和“职业选手”。比如说马云也好，马化腾也好，他们拿到的都是风险投资，都是标准的钱。他们的公司有个标准的治理结构，他们一开始拿钱的时候法律关系就很确定——人家是风险投资，然后董事会的人就要几票，最后怎么投票，后来越来越复杂。
因此，中国在过去40年里，整个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善、最多的一次，所以民营企业才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民营企业发展的三个重要底色
这是近40年的一个变化。即使这样子来看，我觉得民营企业有几个底色仍然是今天必须要看到的，对于未来十年、五十年的民营企业发展是需要注意的，甚至可能仍然会影响到民营企业企业家这个群体生存发展的重要之处。
第一个，仍然是政商关系，这是我们发展的中国最独特的一个底色。刚才讲了虞洽卿，如果看1949年后，即使是在台湾也同样面临着政商关系的困扰。今天很多民营企业出状况，都是跟政商关系有关，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政商关系？
首要处理的事就是企业和制度的关系，这就是政商关系中很辛苦的一件事。比如房地产的限购问题，就是与制度的关系。你买了地要盖房，房子盖好了要卖，限购不让卖；让卖了又限售，正要签合同又限价——就像你要上花轿的时候，挑夫被赶走了，永远让你圆不了房——这就是我们说跟制度环境有关系。
我们要关注民营企业和法律法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的关系，即企业和体制的关系。比如说现在已经修了一个《刑法》。比如说当年吴英集资，这在新刑法修订之前集资是要枪毙的，后来经过很多人的呼吁，最后改了这条，现在不枪毙了，所以最近很多P2P老板在出事后，居然勇敢地去自首，直接大步迈进了监狱，为什么？因为不枪毙，这就是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关系。
第二，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关系，民营企业跟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政商关系在资本连接上的具体形式。
这个形式怎么混合？混合经济？两者能不能合起来？上台前，我在手机上看了一条新闻，李光耀的孙子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和他的男朋友结婚，就是说他和同性结婚了，所以说要混合究竟是异性好还是同性好？我们通常是找异性混合，但是在资本关系上，往往异性组合是不舒服的，民营跟民营反而是简单的。为什么异性不舒服呢？因为国有资本有超经济保护，有意识形态的天然正当性，然后在法律程序诉讼很多方面都有特殊保护。一个特殊保护和一个普通的资本在一起开会，游戏规则不一样怎么办？
现在是异性的资本合作，还是同性的资本合作更容易、更好？这是现在未来的一个挑战，现在政府很主张混合经济，从大范围来看混合是一个未来趋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在我们当下的操作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第三，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一个企业家跟领导的关系各种各样，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这对每一个企业家都很重要，政商关系仍然是我们企业家能不能生存的重要因素。
最后我们还得要说，未来的发展，我们的企业还要更多的去看看科技创新。我们历史上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由于受制于刚才讲到的这些原因，都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和在有限的發展空间里生存，所以很少去做长期规划，比如说50年、100年的规划，因为制度给你的预期就很短，所以在这个短期里就形成套利性思维和套利型企业家，这样做的后果是既伤自己也伤别人，所以就很难有一个长期的科技方面的准备和长期竞争的积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做更大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无愧于这个时代，也无愧于这个时代把我们叫做企业家，谢谢！
（本文系御风集团董事长、万通控股创始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冯仑在由创合汇举办的“企业家经济学首届年会暨《企业家》出版30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记者俞赵杰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