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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入到民主与公民社会，儒学应该放在这个载体下生长。
儒学当然要调整，不是说整个要改变，是要进到里面去跟现代政治体系交谈，从公民社会、民主的角度，在互动里彼此会调整出一个东西来。
某次讲课，有同学注意到林安梧的着装—外面是黑色唐装外套，里面却是衬衣领带。他玩笑道：“有中体西用，有西体中用，我这是中西互为体用。”
作为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的高足，他的儒学理论并不止步于学术的边界。他会为了一个车站空调的噪音问题跟工作人员理论，会为某些事情动怒，你不要用“缺乏儒者的修养”这样的言词难为他，因为在他的理论体系里，修养是修“公德”，不是修脾气。
作为一个儒者，他以为人生最终极的关怀和意义是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他提出的“公民儒学”论，尝试在儒学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之间找到疏浚的管道。先“公民”后“君子”，管小事，就可以免生大事。他的儒学，是可以跟现代政治体系交谈的儒学，是努力在现代社会落地生根的儒学。
大公有私
记者：你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牟先生对宋明理学的体悟很深入，可以说在新的时代重新确立了心性儒学的地位，你是否受他影响比较大？
林安梧：我的导师是牟宗三先生，但我的想法跟他有很多不一样，反而跟我导师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比较接近。我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有关熊十力的研究，牟先生对熊先生也有些批评，虽然没写文章。
熊十力有一套体用哲学，牟先生是“一心开二门”，将心或者说良知认作本体，既可开出本体界，成就“无执的存有论”；亦可开出现象界，成就“执的存有论”。我并没有完全接受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我总觉得整个中国哲学，不是那么以主体为核心，而是以天、地、人三才来建构的。
记者：牟先生的主体性的确很强，似乎很容易将人看做是一个德性的主体。这不是儒学最基本的特征吗？
林安梧：对牟先生而言，是经过修养或体证，将万物收摄于良知心性。为了获得经验层面的知识系统，又必须重新降下来，才能成就知性主体。所以才有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民主、科学。
牟先生那个年代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他告诉我们，有人认为中国基本上开不出民主科学，整个中国文化一塌糊涂，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就错了。中国文化本质是心性之学，儒、道、佛都有，最重要的是儒家，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为主的心性之学，其实可以开出民主、科学。平常的反传统主义者，看到的只是现象，不是本质。他把调子拉那么高，人要已经成为圣贤君子，再降临到人间来，才能开出民主和科学。
我认为，他的诠释系统，重视的是一种理论逻辑次序。这跟历史实际的发展次序并不同，跟实际的学习次序也不同。要区分理论的逻辑次序、历史的发生次序跟实践的学习次序。学习民主、科学，不可能也不必再按西方的历史重来一次。
学习现代化也不是按照这个方式。以开出民主、科学来讲，在实际的学习过程里，没有所谓良知的自我坎陷之问题，民主就是要有很多人参与，不断奋斗，中产阶级兴起、团结，对政府的压力慢慢地大起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历史政治社会共同体下，作为国民和公民，我参与社会，生命财产要获得保障，我要一定的平等和自由，这是公民权的问题。从人权上去要求自由是很自然的。
记者：但这是不是已经在一个很现代的处境下，已经有很清晰的权利与民主概念才能这么说？
林安梧：作为人，有一种内在的觉醒，人跟人之间要平等地被对待。人都具有自由意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这种想法两三千年前就有了，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孔老夫子说他的弟子：“雍也可使南面”。我们说不定是世界上最早就讲人性充满着善的可能的民族，追求人格上的平等，很了不得。
熊十力认为，孔子有从小康到大同的思想。《春秋》、《礼记》里谈的大同思想很了不起，跨过了权力控制的概念，达到更高的文化、生活社群，人性的共生共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熊十力做了很多发挥。我认为孔老夫子晚年的政治思想是有进一步的发展，《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王者之道，一个道德理想国。熊十力从这个观点出发，觉得应该从儒家的观点来看政治。
记者：大同思想认为应该要“大公无私”，但您提倡“大公有私”，怎么理解公和私的关系？
林安梧：“私”，这里指的不是偏私，而是每个人的个体性，都应受到尊重，个体性一定跟他私人所应拥有的东西有密切关系。自己拥有的东西，不可以随便被“公”。不可轻易用公的名义侵夺公民应拥有的私，公民在公共领域里要受到尊重，生命财产、自由安全不可被掠夺，唯有这样，我对公共体，才会有更多的许诺。大公有私，才会让人觉得应该要为共同体付出。
具有个体性的个人，也是在人伦脉络里，还在公民社会脉络里，它在很多脉络里，不是唯我论，不是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你重视每个人的个体性，就必须心目有他人，他人心目中也有我，我心目中有公，公心目中有我的私。私的尊严得到存在，那个公自然而然被维护到。
井田制时，“雨及公田，遂及我私”。天下雨，下在公田上，也下在私田上。公私之间，恰当的关系很重要。人完全大公无私，是某些比较独特的神圣组织才能做到的，世俗凡人难做到。要人大公无私，最后刚好形成道的错置—权力压制了道，攫夺了道。
儒者应助成公民社会
记者：儒者应该首先跟自己周遭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
林安梧：知识分子不是一天到晚要去碰统治者权力。古代以来，最可贵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知道，人是具体在社会里生活，在生活场域里生长。他不服务有钱有权的那些人，但民间到处有人在为所有百姓万民服务，那样去服务社会，很有意思。台湾很多这样的人。
我很喜欢管小闲事，你能促使它进步。在台湾，如果你排队时插队，一定有人告诉你不行。在大陆就很少，台湾以前也很少。这不是说哪些人的民族性就一定好或差，随着时代变迁，你让它变好，它就变好了。我不相信有一种固定的民族性。
有些人碰上不公平，会释放更大的正能量。有个女性，她的孩子已经因为某种原因过世了，但她继续奔走，希望以后都不要有因此死去的孩子。这是一种宗教力量在支撑，心灵上的信仰使她觉得她这样做是一种功德，这才对得起她已经死掉的孩子。 这种爱每个人都有，但怎样把这种爱的力量引导出来，恰当地在社会里生长，很重要。把这些力量统统拉来，由一个组织来管，那太辛苦。如果有一种委托性的政治联接，给民间社会足够的权利和空间，老百姓就会努力自己调理。有灾难，老百姓自己会出来救，不是全部靠政府。这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十年积累的。
记者：政府、国家下面，有强大的社会，儒学和儒者在其中能发挥很多作用。
林安梧：所以我说台湾是社会推动政治，不是政治领导社会。有人问，台湾的领导人和大陆的领导人，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台湾领导人只要不太昏庸就可以了，大陆的领导人非英明不可，因为台湾是社会推动政治，大陆是政治领导社会，这么庞大，当然辛苦。
在台湾的民间团体、NG0非常多，政府有一点小小的配套，台湾有跟国际接轨的红十字会，有基督教的世界展望会，还有非常多的民间基金会，你捐款给他们，收据可以在每年报所得税时部分抵扣。等于是政府让你自己把这个税交给他们，他们去做善事。这是帮政府做事，是很聪明的做法。
一切揽到自己身上，政府要累死了。我很钦佩道家的想法，让天地场中有更多生长的可能性，它会去调和处理，这是真正的无为。你无为，底下才能有为。大陆的困难更多，更具体，所以要更多人去做，民间要生长。
记者：这就是你提公民儒学的一个背景？
林安梧：对。我们进入到民主与公民社会，儒学应该放在这个载体下生长。儒学当然要调整，不是说整个要改变，是要进到里面去跟现代政治体系交谈，从公民社会、民主的角度，在互动里彼此会调整出一个东西来。这时我们可以去想一些有趣的议题。
比如说民主就是服从多数，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尊重少数。如果服从多数了，多数的教养不行，服从多数不是很可怕？真正的民主，是少数精英高瞻远瞩提出议题和解决方案，通过现代传播来互动、交谈，取得多数认同。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可以跟儒学结合在一块，在政治上，儒学以前就是精英主义。现在如果民主只是多数选举，忽略了少数精英，那不是错了嘛。这些视角会很有趣。
新外王，新内圣
记者：但这需要新的“外王”。您觉得从外王的角度，或者从民主宪政已经实现的角度，往回过来去调适内圣，儒家能获得更大的生命力。这似乎更适合于台湾的经验？
林安梧：这些东西都要学习，但并不一定是如何从内圣开外王，其实内圣外王是同时在发展。整个时代的变迁太大了，生产生活方式变了，人的整个存在的结构都变了，必须调理。
以我的经验为例，台湾还在学习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正在构造。在这个过程里，你作为一个人，如何去安身立命？当然得重新好好调理。这跟在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完全不同。
传统儒学里，不是说儒学支持三纲，或三纲支持儒学，但它很明显联在一块，秦汉以后，儒学就是以三纲作为载体。社会政治经济是思想落实的载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变化，载体变了，儒学也必须变化。这一调整，可能就不一样了。
现在整个心性修养的方式，道德实践方式变化了，但并不意味着整个儒学都要变化。儒学有个很核心的概念是永恒不变的，譬如说仁爱的仁，讲人跟人之间一种的道德真实感，是最真诚彼此互动的感通。这是被肯定的。现在当然也需要依赖家庭人伦关系，但跟以前不太一样，可能家庭人伦关系相对传统要薄弱，人在社群里彼此关联，或者是一种公民契约关系。此时人的互动跟感通，跟家庭、家族人伦不太一样。特别是在公民契约关系里。一旦参与进去，儒学原来核心的意义也必须参与进去，然后重新调整，就出现不同了。
记者：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不还是仁的体现吗？
林安梧：现在，邻人伦理、社区、社群伦理很重要，要更多去营造。但家庭人伦关系也很重要，怎样把家庭人伦关系也放进去里面思考？除了思想上的融通，能不能三代同堂？不能同堂，能不能同社区？即使不能同社区，能不能同一个城市？能不能通过立法鼓励三代同社区？我认为是可能的。
记者：新加坡有这样的立法，鼓励家人一起居住。
林安梧：我们应该立法鼓励三代在同一个社区买房，甚至同一栋楼买房。比如说，这样做的家庭，可以无息或低息贷款。这个国家马上会少掉很多治安费用，包括教养费用都会减少，很多社会治理成本都会减少。
记者：带进了熟人的社会的因素，在一社区里面重建更亲密的关系。
林安梧：把家庭、家族人伦关系也带到社区，社区里就变成一个新的拟人伦的关系，叔叔伯伯的称呼，就慢慢的出来了。非常重要，可以做。
我一直呼吁，能不能家里有个神圣的祭祀空间，这也是一个心灵成长的空间。比如，造房舍的建筑师，重新回到文化传统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小一点，它也可以连着读书、喝茶的地方，可以带有一点休闲性质，但它也带有神圣的，让人能够身心安顿的地方。以前三合院、四合院，都有一个精神空间。要赶快恢复三祭之礼，祭天地，祭先祖，祭圣贤。原来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可以改成天地国亲师，赶快恢复。
记者：这个是在私人的，就是家庭的空间里面。不是说在公共的地方。
林安梧：家庭空间可以有个牌位。台湾的传统家庭里有祖先牌位，多半佛教化了，中间摆着观音大士神像，有幅对联多半叫“佛力永扶家安宅吉，祖宗常佑子孝孙贤”。儒教跟佛教结合在一块了，土地公土地婆也在。儒、道、佛全在里面了。像台湾的土地公庙，就称为福德正神，有副对联说“福德福由德，正神正是神”，你说这多有人文气息啊！
记者：在时间、空间上，都有一个意义结构在里面，让人心可以安顿。
林安梧：对，能够身心安顿。在社区也可以有一点。台湾的社区营造慢慢做得很好了，有共同的游戏空间、阅报空间、运动的空间，居民组成一个委员会。
记者：这也是小区自治，儒者、佛教徒在其中可以发挥很多作用。台湾的各级政府完全不干预这些议程？
林安梧：他们完全支持。很自然的，台湾差不多人人都是儒、道、佛的信徒，已经渗到骨子里。即使其它教，如基督教，也相安无事，甚至合作无间。
记者：这些涉及到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容，政府不能强推吧？
林安梧：但要唤醒，要允许，要人去做。其实不必强推，只要推出一些奖励办法就可以。譬如三代同一个社区，这是很多人愿意的。如果建筑师建房时，也可以鼓励他在房子里设计一个神圣的祭祀空间，祭祀祖先，祭祀圣贤，祭祀天地。
记者：还是要政府介入？
林安梧：我觉得应该是柔性鼓励，不是介入。哪个地方有人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好，慢慢就流行开来了。有这样一个空间，身心的安顿，家道吉昌，自然而然的，不要用强力介入，就会在民间生长。强性控制不但不生长，还反弹。
记者：除了政府治理的层面，影响人的生活质量的，还有其它更基本的要素？
林安梧：现在是一种资本主义消费化的东西进来。原先的文化底蕴不够，没有调节力量，人欲横流，人人都去追逐生存资源。资本主义消费生活，奢华，或贫富不均，贫者越贫，文化底蕴没有渗透进来，或渗透得很慢，问题就很多，心灵空虚。
儒学当然要调整，不是说整个要改变，是要进到里面去跟现代政治体系交谈，从公民社会、民主的角度，在互动里彼此会调整出一个东西来。
某次讲课，有同学注意到林安梧的着装—外面是黑色唐装外套，里面却是衬衣领带。他玩笑道：“有中体西用，有西体中用，我这是中西互为体用。”
作为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的高足，他的儒学理论并不止步于学术的边界。他会为了一个车站空调的噪音问题跟工作人员理论，会为某些事情动怒，你不要用“缺乏儒者的修养”这样的言词难为他，因为在他的理论体系里，修养是修“公德”，不是修脾气。
作为一个儒者，他以为人生最终极的关怀和意义是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他提出的“公民儒学”论，尝试在儒学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之间找到疏浚的管道。先“公民”后“君子”，管小事，就可以免生大事。他的儒学，是可以跟现代政治体系交谈的儒学，是努力在现代社会落地生根的儒学。
大公有私
记者：你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牟先生对宋明理学的体悟很深入，可以说在新的时代重新确立了心性儒学的地位，你是否受他影响比较大？
林安梧：我的导师是牟宗三先生，但我的想法跟他有很多不一样，反而跟我导师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比较接近。我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有关熊十力的研究，牟先生对熊先生也有些批评，虽然没写文章。
熊十力有一套体用哲学，牟先生是“一心开二门”，将心或者说良知认作本体，既可开出本体界，成就“无执的存有论”；亦可开出现象界，成就“执的存有论”。我并没有完全接受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我总觉得整个中国哲学，不是那么以主体为核心，而是以天、地、人三才来建构的。
记者：牟先生的主体性的确很强，似乎很容易将人看做是一个德性的主体。这不是儒学最基本的特征吗？
林安梧：对牟先生而言，是经过修养或体证，将万物收摄于良知心性。为了获得经验层面的知识系统，又必须重新降下来，才能成就知性主体。所以才有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民主、科学。
牟先生那个年代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他告诉我们，有人认为中国基本上开不出民主科学，整个中国文化一塌糊涂，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就错了。中国文化本质是心性之学，儒、道、佛都有，最重要的是儒家，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为主的心性之学，其实可以开出民主、科学。平常的反传统主义者，看到的只是现象，不是本质。他把调子拉那么高，人要已经成为圣贤君子，再降临到人间来，才能开出民主和科学。
我认为，他的诠释系统，重视的是一种理论逻辑次序。这跟历史实际的发展次序并不同，跟实际的学习次序也不同。要区分理论的逻辑次序、历史的发生次序跟实践的学习次序。学习民主、科学，不可能也不必再按西方的历史重来一次。
学习现代化也不是按照这个方式。以开出民主、科学来讲，在实际的学习过程里，没有所谓良知的自我坎陷之问题，民主就是要有很多人参与，不断奋斗，中产阶级兴起、团结，对政府的压力慢慢地大起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历史政治社会共同体下，作为国民和公民，我参与社会，生命财产要获得保障，我要一定的平等和自由，这是公民权的问题。从人权上去要求自由是很自然的。
记者：但这是不是已经在一个很现代的处境下，已经有很清晰的权利与民主概念才能这么说？
林安梧：作为人，有一种内在的觉醒，人跟人之间要平等地被对待。人都具有自由意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这种想法两三千年前就有了，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孔老夫子说他的弟子：“雍也可使南面”。我们说不定是世界上最早就讲人性充满着善的可能的民族，追求人格上的平等，很了不得。
熊十力认为，孔子有从小康到大同的思想。《春秋》、《礼记》里谈的大同思想很了不起，跨过了权力控制的概念，达到更高的文化、生活社群，人性的共生共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熊十力做了很多发挥。我认为孔老夫子晚年的政治思想是有进一步的发展，《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王者之道，一个道德理想国。熊十力从这个观点出发，觉得应该从儒家的观点来看政治。
记者：大同思想认为应该要“大公无私”，但您提倡“大公有私”，怎么理解公和私的关系？
林安梧：“私”，这里指的不是偏私，而是每个人的个体性，都应受到尊重，个体性一定跟他私人所应拥有的东西有密切关系。自己拥有的东西，不可以随便被“公”。不可轻易用公的名义侵夺公民应拥有的私，公民在公共领域里要受到尊重，生命财产、自由安全不可被掠夺，唯有这样，我对公共体，才会有更多的许诺。大公有私，才会让人觉得应该要为共同体付出。
具有个体性的个人，也是在人伦脉络里，还在公民社会脉络里，它在很多脉络里，不是唯我论，不是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你重视每个人的个体性，就必须心目有他人，他人心目中也有我，我心目中有公，公心目中有我的私。私的尊严得到存在，那个公自然而然被维护到。
井田制时，“雨及公田，遂及我私”。天下雨，下在公田上，也下在私田上。公私之间，恰当的关系很重要。人完全大公无私，是某些比较独特的神圣组织才能做到的，世俗凡人难做到。要人大公无私，最后刚好形成道的错置—权力压制了道，攫夺了道。
儒者应助成公民社会
记者：儒者应该首先跟自己周遭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
林安梧：知识分子不是一天到晚要去碰统治者权力。古代以来，最可贵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知道，人是具体在社会里生活，在生活场域里生长。他不服务有钱有权的那些人，但民间到处有人在为所有百姓万民服务，那样去服务社会，很有意思。台湾很多这样的人。
我很喜欢管小闲事，你能促使它进步。在台湾，如果你排队时插队，一定有人告诉你不行。在大陆就很少，台湾以前也很少。这不是说哪些人的民族性就一定好或差，随着时代变迁，你让它变好，它就变好了。我不相信有一种固定的民族性。
有些人碰上不公平，会释放更大的正能量。有个女性，她的孩子已经因为某种原因过世了，但她继续奔走，希望以后都不要有因此死去的孩子。这是一种宗教力量在支撑，心灵上的信仰使她觉得她这样做是一种功德，这才对得起她已经死掉的孩子。 这种爱每个人都有，但怎样把这种爱的力量引导出来，恰当地在社会里生长，很重要。把这些力量统统拉来，由一个组织来管，那太辛苦。如果有一种委托性的政治联接，给民间社会足够的权利和空间，老百姓就会努力自己调理。有灾难，老百姓自己会出来救，不是全部靠政府。这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十年积累的。
记者：政府、国家下面，有强大的社会，儒学和儒者在其中能发挥很多作用。
林安梧：所以我说台湾是社会推动政治，不是政治领导社会。有人问，台湾的领导人和大陆的领导人，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台湾领导人只要不太昏庸就可以了，大陆的领导人非英明不可，因为台湾是社会推动政治，大陆是政治领导社会，这么庞大，当然辛苦。
在台湾的民间团体、NG0非常多，政府有一点小小的配套，台湾有跟国际接轨的红十字会，有基督教的世界展望会，还有非常多的民间基金会，你捐款给他们，收据可以在每年报所得税时部分抵扣。等于是政府让你自己把这个税交给他们，他们去做善事。这是帮政府做事，是很聪明的做法。
一切揽到自己身上，政府要累死了。我很钦佩道家的想法，让天地场中有更多生长的可能性，它会去调和处理，这是真正的无为。你无为，底下才能有为。大陆的困难更多，更具体，所以要更多人去做，民间要生长。
记者：这就是你提公民儒学的一个背景？
林安梧：对。我们进入到民主与公民社会，儒学应该放在这个载体下生长。儒学当然要调整，不是说整个要改变，是要进到里面去跟现代政治体系交谈，从公民社会、民主的角度，在互动里彼此会调整出一个东西来。这时我们可以去想一些有趣的议题。
比如说民主就是服从多数，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尊重少数。如果服从多数了，多数的教养不行，服从多数不是很可怕？真正的民主，是少数精英高瞻远瞩提出议题和解决方案，通过现代传播来互动、交谈，取得多数认同。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可以跟儒学结合在一块，在政治上，儒学以前就是精英主义。现在如果民主只是多数选举，忽略了少数精英，那不是错了嘛。这些视角会很有趣。
新外王，新内圣
记者：但这需要新的“外王”。您觉得从外王的角度，或者从民主宪政已经实现的角度，往回过来去调适内圣，儒家能获得更大的生命力。这似乎更适合于台湾的经验？
林安梧：这些东西都要学习，但并不一定是如何从内圣开外王，其实内圣外王是同时在发展。整个时代的变迁太大了，生产生活方式变了，人的整个存在的结构都变了，必须调理。
以我的经验为例，台湾还在学习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正在构造。在这个过程里，你作为一个人，如何去安身立命？当然得重新好好调理。这跟在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完全不同。
传统儒学里，不是说儒学支持三纲，或三纲支持儒学，但它很明显联在一块，秦汉以后，儒学就是以三纲作为载体。社会政治经济是思想落实的载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变化，载体变了，儒学也必须变化。这一调整，可能就不一样了。
现在整个心性修养的方式，道德实践方式变化了，但并不意味着整个儒学都要变化。儒学有个很核心的概念是永恒不变的，譬如说仁爱的仁，讲人跟人之间一种的道德真实感，是最真诚彼此互动的感通。这是被肯定的。现在当然也需要依赖家庭人伦关系，但跟以前不太一样，可能家庭人伦关系相对传统要薄弱，人在社群里彼此关联，或者是一种公民契约关系。此时人的互动跟感通，跟家庭、家族人伦不太一样。特别是在公民契约关系里。一旦参与进去，儒学原来核心的意义也必须参与进去，然后重新调整，就出现不同了。
记者：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不还是仁的体现吗？
林安梧：现在，邻人伦理、社区、社群伦理很重要，要更多去营造。但家庭人伦关系也很重要，怎样把家庭人伦关系也放进去里面思考？除了思想上的融通，能不能三代同堂？不能同堂，能不能同社区？即使不能同社区，能不能同一个城市？能不能通过立法鼓励三代同社区？我认为是可能的。
记者：新加坡有这样的立法，鼓励家人一起居住。
林安梧：我们应该立法鼓励三代在同一个社区买房，甚至同一栋楼买房。比如说，这样做的家庭，可以无息或低息贷款。这个国家马上会少掉很多治安费用，包括教养费用都会减少，很多社会治理成本都会减少。
记者：带进了熟人的社会的因素，在一社区里面重建更亲密的关系。
林安梧：把家庭、家族人伦关系也带到社区，社区里就变成一个新的拟人伦的关系，叔叔伯伯的称呼，就慢慢的出来了。非常重要，可以做。
我一直呼吁，能不能家里有个神圣的祭祀空间，这也是一个心灵成长的空间。比如，造房舍的建筑师，重新回到文化传统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小一点，它也可以连着读书、喝茶的地方，可以带有一点休闲性质，但它也带有神圣的，让人能够身心安顿的地方。以前三合院、四合院，都有一个精神空间。要赶快恢复三祭之礼，祭天地，祭先祖，祭圣贤。原来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可以改成天地国亲师，赶快恢复。
记者：这个是在私人的，就是家庭的空间里面。不是说在公共的地方。
林安梧：家庭空间可以有个牌位。台湾的传统家庭里有祖先牌位，多半佛教化了，中间摆着观音大士神像，有幅对联多半叫“佛力永扶家安宅吉，祖宗常佑子孝孙贤”。儒教跟佛教结合在一块了，土地公土地婆也在。儒、道、佛全在里面了。像台湾的土地公庙，就称为福德正神，有副对联说“福德福由德，正神正是神”，你说这多有人文气息啊！
记者：在时间、空间上，都有一个意义结构在里面，让人心可以安顿。
林安梧：对，能够身心安顿。在社区也可以有一点。台湾的社区营造慢慢做得很好了，有共同的游戏空间、阅报空间、运动的空间，居民组成一个委员会。
记者：这也是小区自治，儒者、佛教徒在其中可以发挥很多作用。台湾的各级政府完全不干预这些议程？
林安梧：他们完全支持。很自然的，台湾差不多人人都是儒、道、佛的信徒，已经渗到骨子里。即使其它教，如基督教，也相安无事，甚至合作无间。
记者：这些涉及到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容，政府不能强推吧？
林安梧：但要唤醒，要允许，要人去做。其实不必强推，只要推出一些奖励办法就可以。譬如三代同一个社区，这是很多人愿意的。如果建筑师建房时，也可以鼓励他在房子里设计一个神圣的祭祀空间，祭祀祖先，祭祀圣贤，祭祀天地。
记者：还是要政府介入？
林安梧：我觉得应该是柔性鼓励，不是介入。哪个地方有人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好，慢慢就流行开来了。有这样一个空间，身心的安顿，家道吉昌，自然而然的，不要用强力介入，就会在民间生长。强性控制不但不生长，还反弹。
记者：除了政府治理的层面，影响人的生活质量的，还有其它更基本的要素？
林安梧：现在是一种资本主义消费化的东西进来。原先的文化底蕴不够，没有调节力量，人欲横流，人人都去追逐生存资源。资本主义消费生活，奢华，或贫富不均，贫者越贫，文化底蕴没有渗透进来，或渗透得很慢，问题就很多，心灵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