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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我是个知识分子。若在一片汪洋中，一艘船沉没了，人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人会拼命在水中挣扎；还有一种人则是看到死亡的来临，反而决定在最后的时刻放纵地度过。
马克思说过，当一个人去考虑生存条件的时候，这个人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我便是其中一个。
梁文道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我的老校长高锟》的文章，书的主人翁是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高锟。书中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描写一帮激进的学生认为学校每年举办的“迎新营”是在对学生洗脑，他们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冲上去围住了高锟，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这群学生中带头那个就是如今创绿中心的创始人卢思骋。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港中大的反叛学生
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我跟梁文道是同一届的。大学的时候，我在学生组织当中做了很多推动民主化的事情，从争取学生餐厅提供素食到抗议学校对宿舍探访时间的规定。最偏激的一次就是后来各大媒体也有报道的那次。在港中大30周年的时候，我们为开放日准备了一个艺术品。我们画了一个中规中矩的港中大学生的模样，然后把它放进安全套里面，再把安全套吹胀，送给了当时的校长高锟。我们想表达的是学校在过度地保护学生的时候，忘记了传道授业的本职。这个故事在我们同代的学生中，譬如说梁文道经常还会一直说起那件事，因为那件事真的是非常富有创意的。
梁文道当时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校庆的时候，他在演讲完毕后，转过来把裤子脱了，对着观众放了一个屁。尽管我们有很多相似，但是大家都年少气盛，谁也瞧不起谁。后来终于有机会见面了，竟然一拍即合。所谓是不打不相识，之后我的婚礼就是他主持的，这次建立“创绿中心”，他也很开心地担任了中心的理事。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一晃都这么多年了。至于涉足环保，应该从1992年去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说起。当时地球峰会是在巴西召开的，亚洲区的青年组织了一个预备会议。我是代表香港青年过去的，开会之前我们各自去了马来西亚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做田野调查，去体验什么叫全球化，什么叫跨国企业对生态的掠夺。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调查对象是当地的原住民。1992年那边还没有水和电，我们从城镇需要坐两天的船才能到森林深处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当时受到日本企业砍伐他们森林的威胁，日本企业砍他们的树主要是用来做木家具、木地板还有筷子。我是读政治科学的，以前在书本上看到全球化觉得很遥远，但是这次马来西亚之行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从那里回来后我就一直没停下来。后来创建了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分支，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揭露”工作。
“开宝马喝污水”的中国人
1997年，绿色和平组织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当时我就参加了。但是，2001年的时候，我决定把这个环保组织带去大陆。原因很简单，一是大陆的环保平台更大，第二就是因为我最尊敬的梁从诫老师也在这里。在刚来大陆的第一年，我们就和美国农化公司孟山都因为其窃取中国大豆遗传资源打了一仗。两年之后，绿色和平通过一家荷兰实验室检测出惠普公司台式电脑内的溴化阻燃剂严重超标。这一战是电子垃圾之战，几大电子巨头戴尔、宏、IBM也卷入其中，这一场仗打到2009年才结束，惠普的各线产品终于也符合了绿色标准。
但是，就像再火热的爱情也会冷却一样，在一个环境呆久了，也就闷了。后来我成为了一个父亲，所有的事情也就有了新的意义，做事多了一个维度。以前更多的是个人价值的实践，现在做的事情是跟未来有关系的。就如大家从小被教育的，地球不是我们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其实是我们从未来向千百后代借过来的。当你有了小孩之后就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我希望我的小孩和他的后代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
按照官方说法，目前最少三亿人在喝不合饮用标准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呼吸不合格的空气。我很喜欢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的一句话，“开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讽刺”。大概到2050年的时候，地球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地球，可能有很多物种已经没了，可能老虎全没了，北极熊也全没了，可能南极和北极的面貌也不一样了。很多的大城市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会被完全淹没到水里。其实这个画面没有那么遥远，我们在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时代，往往失去对时间的感觉，所以当我有了小孩以后对我为什么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新的想法。
未来环保的两个议题
未来十年在中国的环境保护议题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突破口。一个是让公众更有效地、更多地参与；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跨界合作，如何能够形成更有效的、更有良性互动的一种解决环境问题、迎接气候挑战的战略联盟。这次我们组织了一些企业家和NGO等民间力量前往里约参加大会也就是迎合这样一个趋势。目前国内阿拉善就是一个富有特色的企业积极参与的NGO。但是你能想象五个皇帝搞一个共和国将会面对的独特优势和困难。组织中一些人观点特别突出。这也是这些企业家成功的原因，他们能够走到今天也是靠他们独特的个人魅力。
阿拉善是很特别的，相互之间虽然都有商业的交往，但是在阿拉善里面没有直接的商业利益，大家更愿意回归到一个更原始的环境，作为一个企业家去参与。因为大家都有很独到的一面，大家一起交往而沟通不畅经常会发生，但是这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我自己从旁观察，阿拉善这个组织对企业家的公共人格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磨练机会。我相信认真参与到其中的企业家会在公共生活，以及公共利益的追求上有新的理解。
阿拉善的根本问题是它变成了一种双重性的组织。对很多企业家来说最吸引，学到最多，最有意义的也是在这里。但阿拉善是一个环保组织，也有环保的使命，这两层是可以脱钩的，不仅仅单是环境保护这一层。这就变成了阿拉善的独特之处，再也没有第二个组织和它一样。这既是它的强项，也是它的软肋。这种状态是阿拉善出彩的地方，也是阿拉善受人诟病的地方。
【对话卢思骋】 人类社会的列车
眼看就要掉下悬崖
记者：最早大陆媒体介绍你总是和“揭露”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揭露转基因食品、水污染，电子垃圾等。在这一系列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哪些记忆是最特别的？
卢思骋：这叫我如何回答！就好像问我六个女儿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其实“斗智斗勇”这个词用得倒是很对，我之前都没想到。但是，的确是这样，因为每次揭露都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困难重重的。要说印象最深的一次也就是2004年和印尼APP的谈判那次。虽然那次是失败了，但是也就是那次开始让我看到了国内媒体和环保组织一起集聚起来的力量。我们经过数月的调查与努力，和APP国际总部副总裁谈判了两日两夜，保护森林的协议也已经签订了，但是在最后关头他们又反悔了。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到了，我完全可以拿着签好的合同去面对媒体，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知道，这场仗不是一次突击战，而是一场长久的战争，尊重和诚信至关重要，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和APP交涉，主要是在海外的一些项目。不过，后来APP在云南的项目还是最终被终止了。
记者：从一开始的“环保斗士”到现在的“环保组织者和培训者”角色的转变是基于什么原因？
卢思骋：从刚开始做环保到现在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整整20年了。这20年里绿色和平组织已经从一两个人的小组织慢慢走上正轨，并且在国内的NGO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也闷了，我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总喜欢挑战。2009年我离开那边之后，我就在想我需要去看一下国际上的NGO是如何管理和操作的。所以中间就到各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回来创建了现在的“创绿中心”。在如今的环境下，环保NGO的议题和手法应该有更多差异性，形成完整的生态链，才能把环保这个大话题做好。“创绿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新型的从本土出发，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环境保护组织，我们主要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是否对这次的里约20周年峰会感到失望？
卢思骋：这次从里约回来，我看到媒体对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失望。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立场，而且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和策略我也非常认同。我说这句话绝不是凭感觉，因为中国NGO当中只有两个人全程参加了联合国里约大会的谈判。从2011年开始，之前有两年的预备会议，我和另外一个在美国读硕士的女孩是全程参与的。但是，我也注意到大家对里约20周年大会的结果很失望。从理性上来分析今天和1992年完全是两码事，如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注定了里约峰会以失败收场。
我个人从感情的角度来讲，我是悲观的。人类社会就像一辆开往悬崖的火车，过去20年我们眼看着前面的悬崖，喊着要掉头了，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往车里加了更多的油，让车以更快的速度奔向悬崖，眼看就要掉下去了。
记者：环保这件事，对你来说意义何在？
卢思骋：我以前读秦晖老师的文章，有感于他的观点“我们应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后来看郭于华老师写的东西，我发现了做环保的意义：我们不仅保护了生灵，阻止了污染；同时在中国当代国情下，我们一点一点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推进一个比现在好一点的制度的发展。我们“创绿中心”的使命也在于此。“创绿”在进行的，是一场全世界都认为打不赢的战斗，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来就是“创绿”的行动宗旨，我们将践行这一宗旨，不辱社会之任，不负公众之托，不屈权威之志，点燃绿色中国的星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马克思说过，当一个人去考虑生存条件的时候，这个人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我便是其中一个。
梁文道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我的老校长高锟》的文章，书的主人翁是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高锟。书中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描写一帮激进的学生认为学校每年举办的“迎新营”是在对学生洗脑，他们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冲上去围住了高锟，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这群学生中带头那个就是如今创绿中心的创始人卢思骋。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港中大的反叛学生
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我跟梁文道是同一届的。大学的时候，我在学生组织当中做了很多推动民主化的事情，从争取学生餐厅提供素食到抗议学校对宿舍探访时间的规定。最偏激的一次就是后来各大媒体也有报道的那次。在港中大30周年的时候，我们为开放日准备了一个艺术品。我们画了一个中规中矩的港中大学生的模样，然后把它放进安全套里面，再把安全套吹胀，送给了当时的校长高锟。我们想表达的是学校在过度地保护学生的时候，忘记了传道授业的本职。这个故事在我们同代的学生中，譬如说梁文道经常还会一直说起那件事，因为那件事真的是非常富有创意的。
梁文道当时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校庆的时候，他在演讲完毕后，转过来把裤子脱了，对着观众放了一个屁。尽管我们有很多相似，但是大家都年少气盛，谁也瞧不起谁。后来终于有机会见面了，竟然一拍即合。所谓是不打不相识，之后我的婚礼就是他主持的，这次建立“创绿中心”，他也很开心地担任了中心的理事。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一晃都这么多年了。至于涉足环保，应该从1992年去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说起。当时地球峰会是在巴西召开的，亚洲区的青年组织了一个预备会议。我是代表香港青年过去的，开会之前我们各自去了马来西亚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做田野调查，去体验什么叫全球化，什么叫跨国企业对生态的掠夺。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调查对象是当地的原住民。1992年那边还没有水和电，我们从城镇需要坐两天的船才能到森林深处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当时受到日本企业砍伐他们森林的威胁，日本企业砍他们的树主要是用来做木家具、木地板还有筷子。我是读政治科学的，以前在书本上看到全球化觉得很遥远，但是这次马来西亚之行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从那里回来后我就一直没停下来。后来创建了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分支，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揭露”工作。
“开宝马喝污水”的中国人
1997年，绿色和平组织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当时我就参加了。但是，2001年的时候，我决定把这个环保组织带去大陆。原因很简单，一是大陆的环保平台更大，第二就是因为我最尊敬的梁从诫老师也在这里。在刚来大陆的第一年，我们就和美国农化公司孟山都因为其窃取中国大豆遗传资源打了一仗。两年之后，绿色和平通过一家荷兰实验室检测出惠普公司台式电脑内的溴化阻燃剂严重超标。这一战是电子垃圾之战，几大电子巨头戴尔、宏、IBM也卷入其中，这一场仗打到2009年才结束，惠普的各线产品终于也符合了绿色标准。
但是，就像再火热的爱情也会冷却一样，在一个环境呆久了，也就闷了。后来我成为了一个父亲，所有的事情也就有了新的意义，做事多了一个维度。以前更多的是个人价值的实践，现在做的事情是跟未来有关系的。就如大家从小被教育的，地球不是我们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其实是我们从未来向千百后代借过来的。当你有了小孩之后就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我希望我的小孩和他的后代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
按照官方说法，目前最少三亿人在喝不合饮用标准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呼吸不合格的空气。我很喜欢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的一句话，“开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讽刺”。大概到2050年的时候，地球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地球，可能有很多物种已经没了，可能老虎全没了，北极熊也全没了，可能南极和北极的面貌也不一样了。很多的大城市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会被完全淹没到水里。其实这个画面没有那么遥远，我们在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时代，往往失去对时间的感觉，所以当我有了小孩以后对我为什么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新的想法。
未来环保的两个议题
未来十年在中国的环境保护议题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突破口。一个是让公众更有效地、更多地参与；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跨界合作，如何能够形成更有效的、更有良性互动的一种解决环境问题、迎接气候挑战的战略联盟。这次我们组织了一些企业家和NGO等民间力量前往里约参加大会也就是迎合这样一个趋势。目前国内阿拉善就是一个富有特色的企业积极参与的NGO。但是你能想象五个皇帝搞一个共和国将会面对的独特优势和困难。组织中一些人观点特别突出。这也是这些企业家成功的原因，他们能够走到今天也是靠他们独特的个人魅力。
阿拉善是很特别的，相互之间虽然都有商业的交往，但是在阿拉善里面没有直接的商业利益，大家更愿意回归到一个更原始的环境，作为一个企业家去参与。因为大家都有很独到的一面，大家一起交往而沟通不畅经常会发生，但是这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我自己从旁观察，阿拉善这个组织对企业家的公共人格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磨练机会。我相信认真参与到其中的企业家会在公共生活，以及公共利益的追求上有新的理解。
阿拉善的根本问题是它变成了一种双重性的组织。对很多企业家来说最吸引，学到最多，最有意义的也是在这里。但阿拉善是一个环保组织，也有环保的使命，这两层是可以脱钩的，不仅仅单是环境保护这一层。这就变成了阿拉善的独特之处，再也没有第二个组织和它一样。这既是它的强项，也是它的软肋。这种状态是阿拉善出彩的地方，也是阿拉善受人诟病的地方。
【对话卢思骋】 人类社会的列车
眼看就要掉下悬崖
记者：最早大陆媒体介绍你总是和“揭露”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揭露转基因食品、水污染，电子垃圾等。在这一系列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哪些记忆是最特别的？
卢思骋：这叫我如何回答！就好像问我六个女儿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其实“斗智斗勇”这个词用得倒是很对，我之前都没想到。但是，的确是这样，因为每次揭露都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困难重重的。要说印象最深的一次也就是2004年和印尼APP的谈判那次。虽然那次是失败了，但是也就是那次开始让我看到了国内媒体和环保组织一起集聚起来的力量。我们经过数月的调查与努力，和APP国际总部副总裁谈判了两日两夜，保护森林的协议也已经签订了，但是在最后关头他们又反悔了。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到了，我完全可以拿着签好的合同去面对媒体，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知道，这场仗不是一次突击战，而是一场长久的战争，尊重和诚信至关重要，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和APP交涉，主要是在海外的一些项目。不过，后来APP在云南的项目还是最终被终止了。
记者：从一开始的“环保斗士”到现在的“环保组织者和培训者”角色的转变是基于什么原因？
卢思骋：从刚开始做环保到现在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整整20年了。这20年里绿色和平组织已经从一两个人的小组织慢慢走上正轨，并且在国内的NGO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也闷了，我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总喜欢挑战。2009年我离开那边之后，我就在想我需要去看一下国际上的NGO是如何管理和操作的。所以中间就到各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回来创建了现在的“创绿中心”。在如今的环境下，环保NGO的议题和手法应该有更多差异性，形成完整的生态链，才能把环保这个大话题做好。“创绿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新型的从本土出发，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环境保护组织，我们主要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是否对这次的里约20周年峰会感到失望？
卢思骋：这次从里约回来，我看到媒体对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失望。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立场，而且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和策略我也非常认同。我说这句话绝不是凭感觉，因为中国NGO当中只有两个人全程参加了联合国里约大会的谈判。从2011年开始，之前有两年的预备会议，我和另外一个在美国读硕士的女孩是全程参与的。但是，我也注意到大家对里约20周年大会的结果很失望。从理性上来分析今天和1992年完全是两码事，如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注定了里约峰会以失败收场。
我个人从感情的角度来讲，我是悲观的。人类社会就像一辆开往悬崖的火车，过去20年我们眼看着前面的悬崖，喊着要掉头了，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往车里加了更多的油，让车以更快的速度奔向悬崖，眼看就要掉下去了。
记者：环保这件事，对你来说意义何在？
卢思骋：我以前读秦晖老师的文章，有感于他的观点“我们应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后来看郭于华老师写的东西，我发现了做环保的意义：我们不仅保护了生灵，阻止了污染；同时在中国当代国情下，我们一点一点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推进一个比现在好一点的制度的发展。我们“创绿中心”的使命也在于此。“创绿”在进行的，是一场全世界都认为打不赢的战斗，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来就是“创绿”的行动宗旨，我们将践行这一宗旨，不辱社会之任，不负公众之托，不屈权威之志，点燃绿色中国的星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