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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早期教育是社会培育一代新人的初始阶段，是基础教育之基础，其地位和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不断揭示和证明。我国的儿童早期教育应该关注儿童发展的哪些方面？应该在儿童教育上做哪些方面的改革呢？我想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来谈谈对儿童早期教育的思考。
一、儿童人格与品德的发展比知识灌输、智力发展更为重要
如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与人先天素质各异、不同职业间的收入差距悬殊等因素，给如今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在儿童教育方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就是教育的“功利性（或功利主义）”。家长和教师特别注重对儿童进行早期知识的传授和才艺的培训，如：读写汉字、背读外语、做加减运算、学画、练琴、习武等，而严重地轻视了对儿童在道德行为、人际交往、合作共事、社会公德等儿童社会性发展方面的培养和教育，从而影响到儿童心智和心性的和谐发展。
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本主义思潮在西方形成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使世人对儿童有了更为全面和完整的认知。儿童从其降生时（甚至于在母体内），他们的生命就被赋予平等的人类个体之地位和权利，年幼儿童全面、和谐的发展权利也被视为社会成员应得的自由和尊严。尽管婴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不上动物，但儿童生命早期的社会化在其社会性培育中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是如今的教育现实却是：教养者把对正处于成长期中的幼儿的教育，等同于应试式“知识培养”和掠夺型“智力开发”，对于儿童全面、健康、和谐发展中应该包含的“人格”和“品德”的培养则考虑甚少。对此，日本早期教育家井深大指出：“我强烈地感到迄今的教育仅把教育的焦点集中在智力方面，只追求了人的一半的教育，而忘却了人的精神的培养或树人的另一半教育。”他认为，如果教育者仅从增强智力的目的出发去实施幼儿教育是极为错误的，因为这种早期教育也许能让儿童成为某一专业方面的所谓“英才”，但他们却不可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他说：“教育的最重要之处并非是培养以知识为中心的能力，而应从培养精神、培养品德开始。”他强烈呼吁儿童早期教养者“要把忘记的另一半教育置于首位，而可以把智力教育放在第二位。”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产业更新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对年轻一代的知识积累、能力培养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另一方面也对年轻一代的社会性养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复杂多变的社会生存环境既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漂泊无依、无所适从的迷惑。如今那些社会性发育缺失的年轻人，他们难以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把握自我、难以在社会交往中扮演适当的角色，他们时时产生一种社会适应能力的危机。在对儿童的教育中，要避免这种社会适应性危机将来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們就应该把忘却的“人的另一半教育”重视起来，加强儿童早期的社会性培养，使儿童的身心自幼年起就得到全面、健康、和谐的教育和发展。
二、了解儿童生活、应对学习的变化，才能发挥幼儿园教育的主导作用
以往，知识、技能、文化、道德、观念等的传递都是以学校（包括幼儿园）为中心来进行的。学校（包括幼儿园）不仅垄断文化传递的专门权力，而且也垄断着文化传递的专门能力。如今，在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型社会逐步到来之际，这种以学校为中心的文化传递的特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其中心地位正在逐步削弱。
首先，以学校为中心的传递能力受到了家庭教育的挑战。如今儿童的家长都普遍地受过良好的义务教育，其中相当数量的家长还受到过高等教育。他们从社会现实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受到了受教育早迟、多少、好坏与人生幸福与成功的关系，他们已经比自己的父辈有了更新的教育子女的意识、条件和能力。他们强烈地期望自己的儿女将来能享有超过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幸福。他们在儿女出生后、入园前，就开始有意识对子女进行力所能及的教育了。不过，家庭对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传递能力的挑战还不是主要的，其原因在于：虽然家长已经拥有家庭教育的强烈欲望和具备家庭教育所需的一些能力，但却很少有人有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来实施对子女的教育。家长一旦将子女的社会文化教养托付给教育机构（幼儿园、学校），他们往往会在子女面前尽量维护学校的教育权威，尽量避免子女在教育机构中过多地产生对抗和抵触行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以往幼儿园、小学坚如磐石的教育中心地位正在受到削弱，但是家长的文化传递的意识与能力的提高尚未从根本上威胁这一中心的地位。
其次，当前大众传播媒介，即书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多媒体电脑及网络的逐步普及和发展，正在使学校为中心的文化传递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在发达国家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显露，而在我国则大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最初的威胁源自于电视的普及和收视频道增多所带来的目不暇接、纷繁多彩的电视节目对孩子的莫大吸引。步入21世纪后，伴随着电讯、电子和资讯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家庭收入不断增长、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电脑迅速在我国大中城市的家庭中得到普及。由于电脑在多媒体方面的强大功能（如：玩电子游戏、上网冲浪、阅览电子书籍、观赏数码图片、听音乐、观看各种影像节目等），因而当代儿童尤其喜爱它们，电脑已经成了一些儿童一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由于电视、电脑巨大的媒体传播容量与互动功能，儿童无一例外地迷恋于它们，因而过去幼儿园、学校在文化传递上的功能和能力，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削弱。那些所谓的“电视儿童”、“电脑儿童”，时下也成了儿童教育的烦恼和难题。
为何电视、电脑对儿童的影响力如此的大？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了！如果我们把“文化”作为一种可操作性的概念——“信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而明确地认识到“教育机构”中信息传递和“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差异性。从接受途径（教育机构：理解为主；大众传媒：感受为主）、实施领域（教育机构：狭窄的；大众媒体：宽泛的）、指涉主题（教育机构：恒常的；大众媒体：多变的）、包容性（教育机构：排他的；大众媒体：兼蓄的）、效用（教育机构：预期的；大众媒体：现实的）、呈现方式（教育机构：单调的；大众媒体：多样的）、传递者（教育机构：固定的；大众媒体：变动的）、接受者的权限（教育机构：几乎无选择余地；大众媒体：任其自由选择）等几个方面来看，它们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此比较，我们就不难理解，对于在信息化时代成长的儿童来说，电视、电脑是伴随着他们同生共长的，“大众传媒”的学习方式更符合他们“好动、好奇、好新、喜变、喜自由选择、喜自我中心”的天性和需要，成了儿童离不开的生活“伙伴”，他们从中获得了大量文化信息和自然、社会生活知识，形成了初步的文化特性，其中也包括对信息、知识、观念的选择倾向。这无疑给幼儿园和学校的文化传递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一、儿童人格与品德的发展比知识灌输、智力发展更为重要
如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与人先天素质各异、不同职业间的收入差距悬殊等因素，给如今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在儿童教育方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就是教育的“功利性（或功利主义）”。家长和教师特别注重对儿童进行早期知识的传授和才艺的培训，如：读写汉字、背读外语、做加减运算、学画、练琴、习武等，而严重地轻视了对儿童在道德行为、人际交往、合作共事、社会公德等儿童社会性发展方面的培养和教育，从而影响到儿童心智和心性的和谐发展。
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本主义思潮在西方形成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使世人对儿童有了更为全面和完整的认知。儿童从其降生时（甚至于在母体内），他们的生命就被赋予平等的人类个体之地位和权利，年幼儿童全面、和谐的发展权利也被视为社会成员应得的自由和尊严。尽管婴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不上动物，但儿童生命早期的社会化在其社会性培育中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是如今的教育现实却是：教养者把对正处于成长期中的幼儿的教育，等同于应试式“知识培养”和掠夺型“智力开发”，对于儿童全面、健康、和谐发展中应该包含的“人格”和“品德”的培养则考虑甚少。对此，日本早期教育家井深大指出：“我强烈地感到迄今的教育仅把教育的焦点集中在智力方面，只追求了人的一半的教育，而忘却了人的精神的培养或树人的另一半教育。”他认为，如果教育者仅从增强智力的目的出发去实施幼儿教育是极为错误的，因为这种早期教育也许能让儿童成为某一专业方面的所谓“英才”，但他们却不可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他说：“教育的最重要之处并非是培养以知识为中心的能力，而应从培养精神、培养品德开始。”他强烈呼吁儿童早期教养者“要把忘记的另一半教育置于首位，而可以把智力教育放在第二位。”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产业更新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对年轻一代的知识积累、能力培养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另一方面也对年轻一代的社会性养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复杂多变的社会生存环境既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漂泊无依、无所适从的迷惑。如今那些社会性发育缺失的年轻人，他们难以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把握自我、难以在社会交往中扮演适当的角色，他们时时产生一种社会适应能力的危机。在对儿童的教育中，要避免这种社会适应性危机将来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們就应该把忘却的“人的另一半教育”重视起来，加强儿童早期的社会性培养，使儿童的身心自幼年起就得到全面、健康、和谐的教育和发展。
二、了解儿童生活、应对学习的变化，才能发挥幼儿园教育的主导作用
以往，知识、技能、文化、道德、观念等的传递都是以学校（包括幼儿园）为中心来进行的。学校（包括幼儿园）不仅垄断文化传递的专门权力，而且也垄断着文化传递的专门能力。如今，在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型社会逐步到来之际，这种以学校为中心的文化传递的特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其中心地位正在逐步削弱。
首先，以学校为中心的传递能力受到了家庭教育的挑战。如今儿童的家长都普遍地受过良好的义务教育，其中相当数量的家长还受到过高等教育。他们从社会现实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受到了受教育早迟、多少、好坏与人生幸福与成功的关系，他们已经比自己的父辈有了更新的教育子女的意识、条件和能力。他们强烈地期望自己的儿女将来能享有超过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幸福。他们在儿女出生后、入园前，就开始有意识对子女进行力所能及的教育了。不过，家庭对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传递能力的挑战还不是主要的，其原因在于：虽然家长已经拥有家庭教育的强烈欲望和具备家庭教育所需的一些能力，但却很少有人有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来实施对子女的教育。家长一旦将子女的社会文化教养托付给教育机构（幼儿园、学校），他们往往会在子女面前尽量维护学校的教育权威，尽量避免子女在教育机构中过多地产生对抗和抵触行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以往幼儿园、小学坚如磐石的教育中心地位正在受到削弱，但是家长的文化传递的意识与能力的提高尚未从根本上威胁这一中心的地位。
其次，当前大众传播媒介，即书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多媒体电脑及网络的逐步普及和发展，正在使学校为中心的文化传递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在发达国家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显露，而在我国则大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最初的威胁源自于电视的普及和收视频道增多所带来的目不暇接、纷繁多彩的电视节目对孩子的莫大吸引。步入21世纪后，伴随着电讯、电子和资讯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家庭收入不断增长、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电脑迅速在我国大中城市的家庭中得到普及。由于电脑在多媒体方面的强大功能（如：玩电子游戏、上网冲浪、阅览电子书籍、观赏数码图片、听音乐、观看各种影像节目等），因而当代儿童尤其喜爱它们，电脑已经成了一些儿童一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由于电视、电脑巨大的媒体传播容量与互动功能，儿童无一例外地迷恋于它们，因而过去幼儿园、学校在文化传递上的功能和能力，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削弱。那些所谓的“电视儿童”、“电脑儿童”，时下也成了儿童教育的烦恼和难题。
为何电视、电脑对儿童的影响力如此的大？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了！如果我们把“文化”作为一种可操作性的概念——“信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而明确地认识到“教育机构”中信息传递和“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差异性。从接受途径（教育机构：理解为主；大众传媒：感受为主）、实施领域（教育机构：狭窄的；大众媒体：宽泛的）、指涉主题（教育机构：恒常的；大众媒体：多变的）、包容性（教育机构：排他的；大众媒体：兼蓄的）、效用（教育机构：预期的；大众媒体：现实的）、呈现方式（教育机构：单调的；大众媒体：多样的）、传递者（教育机构：固定的；大众媒体：变动的）、接受者的权限（教育机构：几乎无选择余地；大众媒体：任其自由选择）等几个方面来看，它们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此比较，我们就不难理解，对于在信息化时代成长的儿童来说，电视、电脑是伴随着他们同生共长的，“大众传媒”的学习方式更符合他们“好动、好奇、好新、喜变、喜自由选择、喜自我中心”的天性和需要，成了儿童离不开的生活“伙伴”，他们从中获得了大量文化信息和自然、社会生活知识，形成了初步的文化特性，其中也包括对信息、知识、观念的选择倾向。这无疑给幼儿园和学校的文化传递带来了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