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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前，上海一席谈
1936年9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自西安到上海，对外界说是“赴沪就医”。当时我在上海治病，住在杨明轩先生家里。杨将军派人来找我，要我到静安寺路于右任先生家中与他见面。
见面后，我发觉杨将军情绪很烦躁，精神状态欠佳。他先询问了我的病情，接着劈头就说：“希仲，你送我到美国去吧!中国我是呆不下去了。”他的话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回答。还没等我开口，他又叫我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他说：“这里没外人，可以大胆地讲。”我本来在他面前讲话就不拘束，所以就毫无遮掩的放了一阵“炮”。
我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北洋政府不得人心。现在蒋介石比北洋政府还坏，专制独裁，排除异己，我们学校的美国人都说他没有民主。”见他没有任何表示，我继续说：“红军东渡抗日，是全国人都拥护的。蒋介石不抗日，民众只有跟共产党走了。我准备回陕后，即召募家乡子弟到陕北去，加入红军的行列。我已经打听到我的同学习仲勋的消息，准备和他取得联系，请杨将军支持我的行动。”
杨将军听我想组建军队，当即表示支持，并说枪和钱他都愿意给，但要我跟他干，不要去陕北。他说：“要抗日，不一定到陕北去，跟我一样么！”他要我早些回陕，把愿意抗日的朋友都找来，他保证予以接纳和安排。
谈了一阵，杨将军的情绪逐渐好转，滔滔不绝地讲了1个多小时。他严厉批评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排除异己，把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弄得更加一塌糊涂，国债累累，民不聊生。他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尤为愤慨，气愤地说：红军的战斗力很强，消灭红军只是幻想，吃尽苦头的是杂牌军。“人家(指杂牌军)费大气力夺得一城一地后，他(指蒋)就派文职人员来做官当老爷，还美其名曰‘两贤并立’。战争中的损失不但不给补充，甚至连番号也保不住，还指责你剿共不力，要军法从事。”“人家自筹资金买几条枪，他不但不准，还要兴师问罪。人家稍有不满，便说有通共嫌疑，真是岂有此理!”
交谈中，杨将军几次提到我父亲胡景翼，称赞他“首都起义”时的气概。他又谈到1926年抗击刘镇华围攻西安的事，说当时城内弹尽粮绝，他准备死守钟楼，决以死战。他说：“刘镇华围城8个月，我的困难比天大，就是因为有牺牲精神，才坚持到胜利。 现在的敌人虽比刘镇华强大得多，但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他还说，我们也得讲求方式，谨慎从事。面对民族危亡，蒋介石又决心打内战的形势，一定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抛弃前嫌，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
我说我要改变主意了，先不去陕北，跟杨将军一起抗日。他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不会离开我的。”
事变中，受命渭北行
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在上海同时接到杨将军和杨明轩先生的电报，要我和李子健速回西安。 我俩即刻起程，一进潼关，就被冯钦哉的部队扣留了。幸亏下级官兵不认识我们，我俩就花钱买通看守，连夜逃脱。赶到蒲城，找到杨将军的弟弟杨茂三，要他送我们回西安。
途经富平县时，听说红军已经南下，而富平、临潼、闫良一带的地方武装实力人物，聚集在金城堡杨介石家开会，企图抗击红军。富平县的地方民团约有3000多人，零散武装也不少。他们若在坏人煽动下与红军发生冲突，就会影响张、杨二将军的大局。我和李子健商议，决定赶往金城堡去做劝说工作。
我们到了杨介石家，见客厅里已挤满了人，我二叔胡景瑷也在其中。富平西乡的头面人物严子格正在叫嚷，说红军是“蓄意犯境”，主张要打红军。张明轩等人随声附和，议论纷纷。
我们与众人见过面之后，立即解释说，现在是张、杨、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红军南下是支援张、杨两将军，防止中央军进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不要影响杨将军的部署。
客厅里顿时平静了下来。人们面面相觑。我把二叔拉到一旁，向他说明红军实行改编后要东渡抗日，在本地并不久住，让他不要听信周公甫(民团团总)那伙人的话，而要支持红军。二叔听后，起身不辞而别。他一走，对全场影响很大。严子格见状也不做声了。会没有开成，对抗红军的喧嚣也平息了下来。
回到西安已是深夜。第二天清早，杨将军派车来接我们吃牛肉。见了面，杨将军表扬我们制止富平民团企图闹事的做法。我问杨将军，红军南下为什么不通知地方?他说，当时考虑地方及团总背地里什么事都可能干，若通知了，他们有准备，反而会造成麻烦，所以不事先告知，准备在事后派人去做解释工作。
杨将军当即说要派我去渭北各县巡视，协调红军与地方的关系，帮助红军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他命人用电话通知了各县，要我翌日就出发。当晚，随周恩来在西安的工作人员刘秉琳来找我，说周恩来副主席派他与我同去渭北工作。刘秉琳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我俩1931年就已相识。
我们到富平县找到县长刘明哉，要他配合工作。他向我们介绍了富平地方武装的情况和头面人物的态度，并说明他对这些人毫无约束力。我随即逐一登门拜访这些人，说明杨将军的意图，劝他们支持红军在渭北进行改编。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耀县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各县做好接待红军的工作。方仲如主持大会，杨明轩、杨晓初和我都讲了话。会后我刚回到富平县，刘明哉就赶来报告，说中央军樊崧甫部快开进县城了。我立即赶回庄里，派人去给驻耀县的许权中部送信。数小时后，许部孟慎言营跑步赶到。樊崧甫派人前来交涉，说觅子镇和庄里镇是他们的防地，威逼孟营撤走，否则武力解决。我们不让步，但力量薄弱，打起来恐守不住，于是迅速派人去皇甫给红军送信。贺龙闻报，当即率红二方面军主力南下。贺龙、关向应、朱瑞、甘泗淇驻庄里，前敌总部任弼时驻雷村。对峙局面形成。蒋军派代表来谈判，要求进驻庄里。红军态度强硬，他们也就缩了回去。
红军改编的问题正在谈判。改编前，国民政府不给供应军粮，因此，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就是最突出的问题。贺龙等红军领导人找我商量，让我出面向地方富户和粮商们“借”。我和二叔商量后，先由我家拿出存粮百石送给红军。然后登门拜访借粮对象，逐家逐户做工作。又宴请这些人，耐心说明为红军筹粮就是抗日爱国行动。经过半个月的工作，筹粮千石以上，红军改编前所需的粮食解决了。
杨将军得知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后，非常高兴，让杨明轩写信来表扬我们，要我们继续帮助红军做好地方工作。
后来，我到泾阳、三原去了解情况，准备回西安向杨将军汇报。这时传来了杨将军被蒋介石“撤职留任”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沮丧，又折回到庄里，想听听贺龙老总对时局发展的看法。贺老总建议我参加红军，召集地方爱国青年，组建起一支“富平师”，枪和干部由红军帮助解决，并指派朱瑞具体帮我。
正在我们为组建部队忙碌的时候，接杨明轩先生来信，说蒋介石逼迫杨将军出国“考察”，杨将军要我和杨明轩随他同去。贺老总看过信之后说，杨将军要你同行，说明他需要你照顾。组建部队的事可以暂且搁置，等回来后再说。贺老总还叮嘱我要去一下苏联，了解一下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见解，并让朱瑞给苏联友人写了一封信交我带上。并要我回国后一定再来找他。
这样，我便告别红二方面军诸位领导人，回西安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事变后，随同去旅欧
1937年5月27日，我和杨明轩陪同杨将军夫妇由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去上海。周恩来、邓宝珊先生同机去上海为杨将军送行。到上海机场后，周恩来一行先下飞机离开，没有和杨将军再接触。
杨将军夫妇在上海住了1个月时间，与各方人士相见，与老部属话别。代表普通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陕甘两省旅沪的大学生代表等，几次为杨将军举行欢送会。6月29日，杨将军一行乘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去美国。我和杨明轩没有去，与杨将军约好在巴黎相见。
送走杨将军后，我们乘意大利客轮去欧洲。船行到印度洋上，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船上的中国乘客举行了抗议日本侵略的大会。贺衷寒及一伙年轻特务奉派去德国进修，也在这条船上。贺衷寒在会上讲话，鼓吹“只有拥护蒋委员长才能救国”。杨明轩当即站起来发言，大谈全民抗战，强调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参战。大家听出来是驳斥贺衷寒的。
船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城靠岸，我们经瑞士到达巴黎。8月11日，杨将军由伦敦到达巴黎，我们同几家旅法华侨团体的代表及留学生100多人到巴黎北站迎接。
杨将军在巴黎前后住了约40天时间。其间，他与华侨团体的代表、《巴黎晚报》、《校园时报》(华侨主办)的记者分别举行座谈会，还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向法国人民作了广播讲演，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8月28日，杨将军去德国柏林参观游览。这里是希特勒纳粹党的天下，杨将军不能公开谈抗日，也没有和官方接触，只是与进步留学生和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联合会举行了3次秘密座谈。另外，杨将军游览了柏林附近的名胜，参观了一项水利航运工程，还去德国南部一处温泉胜地看望了在那里休养的孔祥熙。
一天，我在《留德学报》上看到蒋纬国登了一条广告，号召留学生随他去打靶，名曰“练武救国”，实则笼络留学生。蒋纬国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向文弱，从不尚武。在德留学，希特勒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才给了他一个少尉军衔。征得杨将军同意，我也请了一帮人去打靶。蒋纬国打靶是凑份子，各人花自己的钱。我请人打靶，一切费用全部由我包揽。消息见报后，留学生们对蒋纬国莫不嗤之以鼻，对他的所谓“练武救国”也不以为是。
结束了在柏林的活动，杨将军转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参观了斯科达兵工厂和坦克制造厂，观看了轻、重型坦克表演。杨将军对捷克的工业发达、人民朴实有良好的印象。9月14日离开捷克，经德国南部到日内瓦。杨将军与在这里开会的中国公使见了面，一起游览、聚餐。9月17日返回巴黎。
杨将军虽身在国外，心中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抗战局势。他几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宋子文、蒋介石的复电均要他继续考察，这使将军心中十分烦闷。杨明轩提出去苏联，取道西伯利亚或蒙古回国。大家认为走这条路可以得到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安全方面可靠一些。
杨将军在巴黎的活动，始终得到中共旅法支部的大力支持，去苏联参观的事就由该支部负责人李昆出面联系。结果出人意料，苏联政府不同意给杨将军签证，只准我和杨明轩去苏。后来得知，蒋介石不让杨将军去苏联，害怕将军得到苏联和中共支持，重新组织力量抗战，因而指示驻苏使馆从中阻挠。苏联政府本来就对西安事变有错误看法，因此来了个“顺水推舟”。
我和杨明轩获准去苏，是因为杨明轩带着周恩来写给法共和《人道报》负责人的信件，我也带着朱瑞写给苏联友人的信件。我们到莫斯科后，接待我们的是戈宝权、王明、康生等人。杨明轩向王明转达了于右任先生的信，请屈武回国参加抗战。王明表示同意。
因为心中惦念着杨将军，我们在莫斯科没有久留。在与第三国际负责远东事务的同志进行过交谈，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瞻仰了列宁墓 后，就急速返回巴黎。
刚回到巴黎，晋增(即曾毅)来说，在我们去苏期间，李昆陪杨将军去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其时，西班牙政府军正在同弗朗哥叛军交战。杨将军为表示支持西班牙政府反法西斯战争，到前线拥抱了米亚哈将军，蹲在战壕里打了几枪。西班牙人误以为杨将军代表中国政府，报纸大肆宣传杨将军的讲话。法国的一些报刊甚至说杨将军“倾向莫斯科”，说“中国正在赤化，外交政策上了俄国人的船”等等。
杨将军在欧洲的演讲，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参谋总长何应钦来电指责将军的言论“过激”，“给政府的外交制造了麻烦”。我和杨明轩认为这对杨将军回国很不利，劝他注意言辞，将军也有所意识。只是李昆他们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味宣传杨将军的言论。
回国后，一别成永诀
后来，围绕回国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大多数人认为，可靠人土如孙蔚如等，无一来电提到回国之事，国内情况不明，杨将军的安全没有保障，主张暂时不要急于返国。特别是宋子文在电报中说“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的话值得怀疑，恐有阴谋。但李昆却极力主张杨将军早些回国。他认为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一定会起用杨将军，宋子文的电报必定是蒋介石的意思。李昆是中共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在留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的话很有益惑力。杨将军曾对我说李昆是代表共产党的，要尊重他。
双方争论不下，我又找杨将军单独谈。我说：“你曾主张杀蒋，他能叫你安宁吗?张学良与他有特殊关系，至今未获自由，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但杨将军急于回国，显得不耐烦。他时而沉默不语，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激昂陈辞，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他说，西安捉蒋时早已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我们与蒋斗，只是逼他抗日。他现在已经抗日了，我们若不赴沙场而安居海外，就会遭人耻笑，蒋介石也会因此诬蔑我们贪生怕死。所以我们应当回去，使任何人无话可说。杨将军痛切地说：“只要抗日，哪怕当他的马骑我都干!”
杨将军报效祖国的赤诚令人感动，但我仍为他的安全担心，进一步劝他；“问题是蒋介石容不容你。如果人家连个马骑都不给你怎么办?”将军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我把事情看得太悲观，对西安事变估计不足。他相信宋子文，对宋的电报毫不怀疑。
我说服不了杨将军，便想去说服李昆。李昆如能改变态度，杨将军就有可能同意暂缓回国。 我找到李昆一起出去吃饭，耐心说明在杨将军回国安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不宜立即回去，希望他对国内情况做些了解后再作决定。李昆不仅不听我的建议，还以批评的口气说：“杨将军回国对党和进步力量是有利的，你是将军的晚辈，更不应惹他生气，不要阻挡他回国的主意。”
回国在即，我还想最后再劝杨将军改变主意。将军还没有起床，我便闯进他的房间。我讲得很激动，他却说：“已经决定的事情不好再改动了。”还批评我对李昆的看法不全面。我大声说：“你即使回到中国也回不到陕西。”杨明轩闻声赶来，劝我冷静，把我拉到他的房里。
1937年10月28日，杨将军和随行人员及10多位留学生一同离开巴黎去马赛。29日从马赛乘法轮“哲波利”号回国。
在船上，我一直没去杨将军的房间。一天，他派人来叫我去。看到我后，他长叹一声，说：“还生我的气吗?连你都不拥护我了，还回国干啥?”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你送我去美国好不好?”我一听要去美国，立刻高兴起来。但这时船已快到香港了，杨将军只好说到香港再作商量吧。
11月26日凌晨，船到香港。一靠码头，便有戴笠派来的特务蒋国光上船来“迎接”，而岸上却没有任何欢迎的人。他们把杨将军安排到九龙半岛酒店住下，其他人员则住在别处。别人去拜访杨将军，周围监视的人都要查问。当我再去酒店看望杨将军时，他神情忧郁，握着我的手竟然说不出话来。我心中难过至极，却无话可说，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1938年元旦过后，听到杨将军被扣的消息，我心中愤怒难平。香港一别，竟成了我与杨将军的最后诀别。我怀着无法挽回的悔恨，从西安去了延安。
1936年9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自西安到上海，对外界说是“赴沪就医”。当时我在上海治病，住在杨明轩先生家里。杨将军派人来找我，要我到静安寺路于右任先生家中与他见面。
见面后，我发觉杨将军情绪很烦躁，精神状态欠佳。他先询问了我的病情，接着劈头就说：“希仲，你送我到美国去吧!中国我是呆不下去了。”他的话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回答。还没等我开口，他又叫我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他说：“这里没外人，可以大胆地讲。”我本来在他面前讲话就不拘束，所以就毫无遮掩的放了一阵“炮”。
我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北洋政府不得人心。现在蒋介石比北洋政府还坏，专制独裁，排除异己，我们学校的美国人都说他没有民主。”见他没有任何表示，我继续说：“红军东渡抗日，是全国人都拥护的。蒋介石不抗日，民众只有跟共产党走了。我准备回陕后，即召募家乡子弟到陕北去，加入红军的行列。我已经打听到我的同学习仲勋的消息，准备和他取得联系，请杨将军支持我的行动。”
杨将军听我想组建军队，当即表示支持，并说枪和钱他都愿意给，但要我跟他干，不要去陕北。他说：“要抗日，不一定到陕北去，跟我一样么！”他要我早些回陕，把愿意抗日的朋友都找来，他保证予以接纳和安排。
谈了一阵，杨将军的情绪逐渐好转，滔滔不绝地讲了1个多小时。他严厉批评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排除异己，把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弄得更加一塌糊涂，国债累累，民不聊生。他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尤为愤慨，气愤地说：红军的战斗力很强，消灭红军只是幻想，吃尽苦头的是杂牌军。“人家(指杂牌军)费大气力夺得一城一地后，他(指蒋)就派文职人员来做官当老爷，还美其名曰‘两贤并立’。战争中的损失不但不给补充，甚至连番号也保不住，还指责你剿共不力，要军法从事。”“人家自筹资金买几条枪，他不但不准，还要兴师问罪。人家稍有不满，便说有通共嫌疑，真是岂有此理!”
交谈中，杨将军几次提到我父亲胡景翼，称赞他“首都起义”时的气概。他又谈到1926年抗击刘镇华围攻西安的事，说当时城内弹尽粮绝，他准备死守钟楼，决以死战。他说：“刘镇华围城8个月，我的困难比天大，就是因为有牺牲精神，才坚持到胜利。 现在的敌人虽比刘镇华强大得多，但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他还说，我们也得讲求方式，谨慎从事。面对民族危亡，蒋介石又决心打内战的形势，一定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抛弃前嫌，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
我说我要改变主意了，先不去陕北，跟杨将军一起抗日。他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不会离开我的。”
事变中，受命渭北行
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在上海同时接到杨将军和杨明轩先生的电报，要我和李子健速回西安。 我俩即刻起程，一进潼关，就被冯钦哉的部队扣留了。幸亏下级官兵不认识我们，我俩就花钱买通看守，连夜逃脱。赶到蒲城，找到杨将军的弟弟杨茂三，要他送我们回西安。
途经富平县时，听说红军已经南下，而富平、临潼、闫良一带的地方武装实力人物，聚集在金城堡杨介石家开会，企图抗击红军。富平县的地方民团约有3000多人，零散武装也不少。他们若在坏人煽动下与红军发生冲突，就会影响张、杨二将军的大局。我和李子健商议，决定赶往金城堡去做劝说工作。
我们到了杨介石家，见客厅里已挤满了人，我二叔胡景瑷也在其中。富平西乡的头面人物严子格正在叫嚷，说红军是“蓄意犯境”，主张要打红军。张明轩等人随声附和，议论纷纷。
我们与众人见过面之后，立即解释说，现在是张、杨、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红军南下是支援张、杨两将军，防止中央军进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不要影响杨将军的部署。
客厅里顿时平静了下来。人们面面相觑。我把二叔拉到一旁，向他说明红军实行改编后要东渡抗日，在本地并不久住，让他不要听信周公甫(民团团总)那伙人的话，而要支持红军。二叔听后，起身不辞而别。他一走，对全场影响很大。严子格见状也不做声了。会没有开成，对抗红军的喧嚣也平息了下来。
回到西安已是深夜。第二天清早，杨将军派车来接我们吃牛肉。见了面，杨将军表扬我们制止富平民团企图闹事的做法。我问杨将军，红军南下为什么不通知地方?他说，当时考虑地方及团总背地里什么事都可能干，若通知了，他们有准备，反而会造成麻烦，所以不事先告知，准备在事后派人去做解释工作。
杨将军当即说要派我去渭北各县巡视，协调红军与地方的关系，帮助红军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他命人用电话通知了各县，要我翌日就出发。当晚，随周恩来在西安的工作人员刘秉琳来找我，说周恩来副主席派他与我同去渭北工作。刘秉琳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我俩1931年就已相识。
我们到富平县找到县长刘明哉，要他配合工作。他向我们介绍了富平地方武装的情况和头面人物的态度，并说明他对这些人毫无约束力。我随即逐一登门拜访这些人，说明杨将军的意图，劝他们支持红军在渭北进行改编。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耀县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各县做好接待红军的工作。方仲如主持大会，杨明轩、杨晓初和我都讲了话。会后我刚回到富平县，刘明哉就赶来报告，说中央军樊崧甫部快开进县城了。我立即赶回庄里，派人去给驻耀县的许权中部送信。数小时后，许部孟慎言营跑步赶到。樊崧甫派人前来交涉，说觅子镇和庄里镇是他们的防地，威逼孟营撤走，否则武力解决。我们不让步，但力量薄弱，打起来恐守不住，于是迅速派人去皇甫给红军送信。贺龙闻报，当即率红二方面军主力南下。贺龙、关向应、朱瑞、甘泗淇驻庄里，前敌总部任弼时驻雷村。对峙局面形成。蒋军派代表来谈判，要求进驻庄里。红军态度强硬，他们也就缩了回去。
红军改编的问题正在谈判。改编前，国民政府不给供应军粮，因此，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就是最突出的问题。贺龙等红军领导人找我商量，让我出面向地方富户和粮商们“借”。我和二叔商量后，先由我家拿出存粮百石送给红军。然后登门拜访借粮对象，逐家逐户做工作。又宴请这些人，耐心说明为红军筹粮就是抗日爱国行动。经过半个月的工作，筹粮千石以上，红军改编前所需的粮食解决了。
杨将军得知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后，非常高兴，让杨明轩写信来表扬我们，要我们继续帮助红军做好地方工作。
后来，我到泾阳、三原去了解情况，准备回西安向杨将军汇报。这时传来了杨将军被蒋介石“撤职留任”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沮丧，又折回到庄里，想听听贺龙老总对时局发展的看法。贺老总建议我参加红军，召集地方爱国青年，组建起一支“富平师”，枪和干部由红军帮助解决，并指派朱瑞具体帮我。
正在我们为组建部队忙碌的时候，接杨明轩先生来信，说蒋介石逼迫杨将军出国“考察”，杨将军要我和杨明轩随他同去。贺老总看过信之后说，杨将军要你同行，说明他需要你照顾。组建部队的事可以暂且搁置，等回来后再说。贺老总还叮嘱我要去一下苏联，了解一下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见解，并让朱瑞给苏联友人写了一封信交我带上。并要我回国后一定再来找他。
这样，我便告别红二方面军诸位领导人，回西安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事变后，随同去旅欧
1937年5月27日，我和杨明轩陪同杨将军夫妇由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去上海。周恩来、邓宝珊先生同机去上海为杨将军送行。到上海机场后，周恩来一行先下飞机离开，没有和杨将军再接触。
杨将军夫妇在上海住了1个月时间，与各方人士相见，与老部属话别。代表普通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陕甘两省旅沪的大学生代表等，几次为杨将军举行欢送会。6月29日，杨将军一行乘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去美国。我和杨明轩没有去，与杨将军约好在巴黎相见。
送走杨将军后，我们乘意大利客轮去欧洲。船行到印度洋上，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船上的中国乘客举行了抗议日本侵略的大会。贺衷寒及一伙年轻特务奉派去德国进修，也在这条船上。贺衷寒在会上讲话，鼓吹“只有拥护蒋委员长才能救国”。杨明轩当即站起来发言，大谈全民抗战，强调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参战。大家听出来是驳斥贺衷寒的。
船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城靠岸，我们经瑞士到达巴黎。8月11日，杨将军由伦敦到达巴黎，我们同几家旅法华侨团体的代表及留学生100多人到巴黎北站迎接。
杨将军在巴黎前后住了约40天时间。其间，他与华侨团体的代表、《巴黎晚报》、《校园时报》(华侨主办)的记者分别举行座谈会，还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向法国人民作了广播讲演，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8月28日，杨将军去德国柏林参观游览。这里是希特勒纳粹党的天下，杨将军不能公开谈抗日，也没有和官方接触，只是与进步留学生和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联合会举行了3次秘密座谈。另外，杨将军游览了柏林附近的名胜，参观了一项水利航运工程，还去德国南部一处温泉胜地看望了在那里休养的孔祥熙。
一天，我在《留德学报》上看到蒋纬国登了一条广告，号召留学生随他去打靶，名曰“练武救国”，实则笼络留学生。蒋纬国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向文弱，从不尚武。在德留学，希特勒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才给了他一个少尉军衔。征得杨将军同意，我也请了一帮人去打靶。蒋纬国打靶是凑份子，各人花自己的钱。我请人打靶，一切费用全部由我包揽。消息见报后，留学生们对蒋纬国莫不嗤之以鼻，对他的所谓“练武救国”也不以为是。
结束了在柏林的活动，杨将军转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参观了斯科达兵工厂和坦克制造厂，观看了轻、重型坦克表演。杨将军对捷克的工业发达、人民朴实有良好的印象。9月14日离开捷克，经德国南部到日内瓦。杨将军与在这里开会的中国公使见了面，一起游览、聚餐。9月17日返回巴黎。
杨将军虽身在国外，心中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抗战局势。他几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宋子文、蒋介石的复电均要他继续考察，这使将军心中十分烦闷。杨明轩提出去苏联，取道西伯利亚或蒙古回国。大家认为走这条路可以得到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安全方面可靠一些。
杨将军在巴黎的活动，始终得到中共旅法支部的大力支持，去苏联参观的事就由该支部负责人李昆出面联系。结果出人意料，苏联政府不同意给杨将军签证，只准我和杨明轩去苏。后来得知，蒋介石不让杨将军去苏联，害怕将军得到苏联和中共支持，重新组织力量抗战，因而指示驻苏使馆从中阻挠。苏联政府本来就对西安事变有错误看法，因此来了个“顺水推舟”。
我和杨明轩获准去苏，是因为杨明轩带着周恩来写给法共和《人道报》负责人的信件，我也带着朱瑞写给苏联友人的信件。我们到莫斯科后，接待我们的是戈宝权、王明、康生等人。杨明轩向王明转达了于右任先生的信，请屈武回国参加抗战。王明表示同意。
因为心中惦念着杨将军，我们在莫斯科没有久留。在与第三国际负责远东事务的同志进行过交谈，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瞻仰了列宁墓 后，就急速返回巴黎。
刚回到巴黎，晋增(即曾毅)来说，在我们去苏期间，李昆陪杨将军去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其时，西班牙政府军正在同弗朗哥叛军交战。杨将军为表示支持西班牙政府反法西斯战争，到前线拥抱了米亚哈将军，蹲在战壕里打了几枪。西班牙人误以为杨将军代表中国政府，报纸大肆宣传杨将军的讲话。法国的一些报刊甚至说杨将军“倾向莫斯科”，说“中国正在赤化，外交政策上了俄国人的船”等等。
杨将军在欧洲的演讲，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参谋总长何应钦来电指责将军的言论“过激”，“给政府的外交制造了麻烦”。我和杨明轩认为这对杨将军回国很不利，劝他注意言辞，将军也有所意识。只是李昆他们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味宣传杨将军的言论。
回国后，一别成永诀
后来，围绕回国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大多数人认为，可靠人土如孙蔚如等，无一来电提到回国之事，国内情况不明，杨将军的安全没有保障，主张暂时不要急于返国。特别是宋子文在电报中说“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的话值得怀疑，恐有阴谋。但李昆却极力主张杨将军早些回国。他认为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一定会起用杨将军，宋子文的电报必定是蒋介石的意思。李昆是中共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在留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的话很有益惑力。杨将军曾对我说李昆是代表共产党的，要尊重他。
双方争论不下，我又找杨将军单独谈。我说：“你曾主张杀蒋，他能叫你安宁吗?张学良与他有特殊关系，至今未获自由，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但杨将军急于回国，显得不耐烦。他时而沉默不语，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激昂陈辞，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他说，西安捉蒋时早已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我们与蒋斗，只是逼他抗日。他现在已经抗日了，我们若不赴沙场而安居海外，就会遭人耻笑，蒋介石也会因此诬蔑我们贪生怕死。所以我们应当回去，使任何人无话可说。杨将军痛切地说：“只要抗日，哪怕当他的马骑我都干!”
杨将军报效祖国的赤诚令人感动，但我仍为他的安全担心，进一步劝他；“问题是蒋介石容不容你。如果人家连个马骑都不给你怎么办?”将军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我把事情看得太悲观，对西安事变估计不足。他相信宋子文，对宋的电报毫不怀疑。
我说服不了杨将军，便想去说服李昆。李昆如能改变态度，杨将军就有可能同意暂缓回国。 我找到李昆一起出去吃饭，耐心说明在杨将军回国安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不宜立即回去，希望他对国内情况做些了解后再作决定。李昆不仅不听我的建议，还以批评的口气说：“杨将军回国对党和进步力量是有利的，你是将军的晚辈，更不应惹他生气，不要阻挡他回国的主意。”
回国在即，我还想最后再劝杨将军改变主意。将军还没有起床，我便闯进他的房间。我讲得很激动，他却说：“已经决定的事情不好再改动了。”还批评我对李昆的看法不全面。我大声说：“你即使回到中国也回不到陕西。”杨明轩闻声赶来，劝我冷静，把我拉到他的房里。
1937年10月28日，杨将军和随行人员及10多位留学生一同离开巴黎去马赛。29日从马赛乘法轮“哲波利”号回国。
在船上，我一直没去杨将军的房间。一天，他派人来叫我去。看到我后，他长叹一声，说：“还生我的气吗?连你都不拥护我了，还回国干啥?”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你送我去美国好不好?”我一听要去美国，立刻高兴起来。但这时船已快到香港了，杨将军只好说到香港再作商量吧。
11月26日凌晨，船到香港。一靠码头，便有戴笠派来的特务蒋国光上船来“迎接”，而岸上却没有任何欢迎的人。他们把杨将军安排到九龙半岛酒店住下，其他人员则住在别处。别人去拜访杨将军，周围监视的人都要查问。当我再去酒店看望杨将军时，他神情忧郁，握着我的手竟然说不出话来。我心中难过至极，却无话可说，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1938年元旦过后，听到杨将军被扣的消息，我心中愤怒难平。香港一别，竟成了我与杨将军的最后诀别。我怀着无法挽回的悔恨，从西安去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