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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目前关于山西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概括为三个方面：1，断代的山西政区研究及对具体时期专门问题的研究；2，对具体地区行政区划沿革的研究；3，在其他政区沿革研究中，涉及到的对山西政区的研究。回顾山西行政区划研究的成果，本文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些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山西；政区；综述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55-04
目前关于山西行政区划的研究，已经有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出现，笔者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山西政区研究成果，将其做一番梳理，从中窥探山西政区地理的研究方向。笔者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三个方面：1，断代的山西政区研究及具体时期专门问题的研究，这方面成果比较可观。2，对山西具体某一地区的行政区划研究，如太原、上党等地政区研究。3，在其他行政区划沿革的研究中，涉及到山西政区沿革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比较粗略。
一、断代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及具体时期专门问题的研究
在断代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中，几乎各个朝代都被涉及到，这些成果中，研究先秦时期较多，问题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的设立。春秋时期晋国的县制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其他国家的郡县制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晋国的县制却削弱了中央权力，引发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对晋国县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区别它与其他诸侯国县制的差异及对个别郡县的考证上。对晋国和其他国县制的比较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吕文郁，在其《春秋时代晋国的县制》[1]一文中，他认为秦楚灭邻国而设县，晋国以邑为县，秦楚的县直接隶属于国君，而晋国的县则脱离了公室的控制而变成世袭的采邑，晋国一分为三与其县制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衣保中对于晋国县制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在其《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的形成及特点》[2]一文中认为，晋国的县经历了由边设县到内地设县的过程，既有浓厚的分封采邑色彩又有新的特征，是从分封采邑向郡县过渡的中间形态。除此之外，卫文选的《晋国县郡考释》[3]在文化层面上对晋国的县制进行了探讨。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个别郡县，也有一些学者做出过考释：李晓杰《春秋晋县考》[4]考证了春秋时期较为明确的三十二个晋县，还有《战国时期三晋设县考》[5]，对战国时期韩、赵、魏内部设县的情况作了一番探讨，揭示了三家分晋后山西郡县的设置状况。除李晓杰之外，还有钱林书的《战国时期魏国置郡考》[6]、吴良宝的《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7]对战国时期晋国的郡县制做出了考证，宓三能的《战国时魏国未曾设置河东郡》[8]一文，对战国时期魏国的河东郡问题进行了探讨。
除了关注最多的晋国郡县制外，对于晋国的起源问题，学者们也颇为关注。李伯谦的《晋国始封地考略》[9]一文，对晋国的前身——古唐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探究。王增斌在《唐叔虞封地考辨》[10]一文中认为，清代顾炎武对唐叔虞始封晋阳的怀疑难以成立,仍然坚持唐叔虞封地晋阳说。这一时期的专著，主要有马保春的《晋国历史地理研究》[11]和李孟存、常金仓合著的《晋国史》[12]。马保春总结了晋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状况和方法，并对晋国的地理状况、叔虞封唐问题、都城和县邑、卿大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孟存和常金仓将晋国从唐叔虞到三家分晋约600余年的状况作了整体介绍。
先秦以后，山西政区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注意把山西作为一个地理与政治单元来研究，这与山西的地理形势和政治沿革情况密切相关，有助于我们理解山西行政区划的沿革规律。
汉代山西地区郡县的设置情况，学界存在争议，争议在于个别郡县的存在与否。如：张庆捷在《楚汉时期西魏封域辩证》[13]一文中认为，楚汉时期西魏的封域内仅有河东一郡，叶永新在《项羽所立西魏国封域考辨》[14]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项羽所立的西魏国的封域应为河东、太原和上党三郡。看来，对汉代山西的郡县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魏晋时期的山西政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区的变动及侨置郡县问题上，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密不可分的。胡阿祥的《东晋南朝山西州郡县侨置考述》[15]考证了山西人民南迁后的侨置州郡情况。毋有江的《北魏政区地理研究》[16]考察了北魏州郡两级政区的设置过程，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复原出北魏一代的年际疆域变化过程。
唐代主要集中于对北方割据政权的研究。剪俊伟在《唐初北方主要割据政权政区研究》[17]一文中，对唐初北方主要割据政权的区域范围、州县设置作出了系统的考察，认为北方割据政权的政区设置大不相同，有些推行郡县制，有些推行州县制。在“刘武周定杨国”问题的研究中，对当时的山西行政区的设置及沿革进行了详细考察。
对辽宋夏金元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主要集中于“山西”这一名称在这一时期被赋予的新内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安介生的《“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18]，他探讨了从秦汉至元时期“山西”这一称谓内涵的演变,强调辽金时期一种全新的“山西”概念的出现。
除了将具体历史时期的山西政区状况进行研究外，还有学者将山西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来研究其地缘政治特色，以杨秋梅的《三晋地缘政治特色之解析》[19]最有特色，她把视角转向社会政治背景,认为山西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能够居于主导地位只限于北宋以前,并且也只显现于分裂、动荡时期,这是山西地缘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长期以来，对于山西的政区沿革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某一历史时期，以零散的论文居多，仅有个别著作也仍然是针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沿革研究，缺乏系统的、对山西整体历史沿革状况作出研究的著作，张纪仲《山西历史政区地理》[20]一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这是第一部系统的论述整个历史时期山西政区沿革的力作，他以目前的山西省辖境为研究区域，对上至远古时期，下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山西政区沿革状况做出一番梳理。他大胆的将原始社会文化遗址也列入政区研究范围，对晋国由分封向郡县过渡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还注意到了山西属于农牧交错地带的特殊地理状况对政区沿革的影响。
二、关于具体地域的行政区划研究
除了将某个历史时期的山西政区演变情况进行研究外，也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山西某些地域和个别城市政治沿革的研究，并诞生了一批可喜的成果。
由于太原自古以来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研究太原地区行政沿革的成果最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于逢春的《太原考》[21]、李学江的《太原历史地理研究》[22]和王继祖的《太原建置史略》[23]。于逢春对“太原”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地域范围的演变进行了考证，认为华夏人最先将广义的“太原”一名冠于黄土高原，此后逐渐缩小，到了秦代，太原已成为晋阳一带的专用名。李学江分析了太原城市与太原盆地的联系，阐明了太原兴起的地理因素。王继祖对太原的建制做了一番认真梳理。
除太原外，对于其他地区的政区研究，多集中于对地域所包含范围的研究及个别郡县的考证。
春秋时期，存在“东阳”这一地理称谓，对于其所包含的地域范围，钱林书在《释春秋晋之东阳》[24]一文中，对前代杜预、孔颖达、沈钦韩所理解的东阳有不同看法，认为不能把太行山以东晋邑都称作东阳。木子的《春秋时期晋国的瓜衍之县》[25]一文，对春秋晋国的“瓜衍之县”作出了考释，认为这不是晋国设置的一个县，而是晋景公赏赐给士贞子的虢、虞之人迁居晋地后的城邑。
对于春秋时期晋国的曲沃所包含的地域范围，马保春的《晋曲沃考》[26]和孙永和、张庆奎的《古曲沃地域考析》[27]分别做出了考释。马保春认为曲沃不只是一座城邑之名，它在不同时期所指代的地区是不一样的。孙永和、张庆奎认为曲沃早期地域，是晋国的重要都邑，而闻喜只是到了武公灭董、郇、倗之后才成为曲沃属地。两者都认为曲沃的地域范围随着时间的演变是不一样的。
关于战国时期的上党郡的设置情况，是一个很受争议的话题。钱林书在《战国时期的上党地区及上党郡》[28]中，认为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分别设置过上党郡，而琚林勇的《关于战国上党郡的建制问题》[29]认为韩、赵两国曾设置过上党郡，但魏国并没有设置过上党郡，所指的魏国上党郡应该是魏国所辖的部分上党地区。关于这一时期上党郡的具体情况，还需要更深一步的探讨。
战国时期，对于魏国的西河与上郡地区所包含的地理范围，吴良宝作出了考证，在其《战国时期魏国西河与上郡考》[30]一文中认为，魏国西河应包括今陕、晋黄河两岸的大片土地，上郡在西河以北，魏国西河还应包括上洛一带，还分析了西河与秦汉的内史在行政区划上的演变关系。
关于河东地区（今运城地区），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吴钧的《河东沿革初探》[31]对这一地区历史时期的沿革情况做了大致探索。对于西汉时的河东郡，也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其中河东郡所辖有六个县是存在争议的。郭峰在《西汉河东郡属县地望新考》[32]对这六个争议县的方位一一进行了谨慎考证。
对于汉代的离石问题，也有学者关注，王雪农《西汉时期离石归属沿革考》[33]分析了离石的归属沿革，认为其大体可分为太原郡离石县、代国城邑及离石侯邑、西河郡辖县三个阶段。
关于北魏时期平城地区的政区沿革情况，马志强、张悼进行了详细研究，在其《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35]一文考证了北魏前期、太武以后及孝文帝太和十年重建司州时的京畿地区的地理范围，揭示出了北魏平城京畿所包含范围由大变小的历史过程。
关于霍山地区的政治沿革和移民情况，何光岳在《霍国考》[36]中进行了考证，认为霍人最早起源于山西霍山。武王灭商后，封八弟叔处于霍。春秋初年，霍侯被晋献公所灭。姬姓霍国有一支随周昭王征荆楚、淮夷，移封南方。霍人又在今河南霍阳立国，春秋时被楚国吞并，楚迁霍国移民于湖北。
三、在其他政区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山西行政区划部分
在对中国行政区划的整体研究中，常常涉及到山西行政区划部分，由于所研究的是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区沿革，所以有关山西的部分相对较为简略，但这些内容仍然是研究山西政区沿革的重要部分，本文选其中对山西政区研究着墨较多的著作，并按照所研究朝代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梳理。
先秦的行政区划研究，有浦善新的《先秦行政区划钩沉》[37]，考证了商代、西周、春秋时期位于山西境内的侯国的名称及位置，并且研究了这一时期山西郡县制的设置问题，是对先秦时期山西的侯国问题和郡县制研究的重要补充。
宋杰的《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38]一文，将春秋时期中国的政治区域划分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和周边地带三部分，将晋国划分为弧形中间地带的争霸列强，详细分析了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对晋国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这种划分方法不仅顾及到以地理状况来划分整治区域，还考虑到了文化的因素，有助于我们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理解春秋时期的山西政区的沿革情况。
周振鹤所著《西汉政区地理》[39]是汉代政区研究的一部力作，对山西政区沿革有详细考证，尤其是注意到汉初多变的政治局势对政区变化的影响，对于高帝、景帝，武帝时期山西地区的郡国更替情况描述甚详。在其《汉武帝十三刺史部所属郡国考》[40]一文中，对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刺史部所属郡国做了谨慎推测。
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41]是继《西汉政区地理》后的又一部研究汉代政区的力作，该书涉及到山西政区沿革，对于山西所属的并州刺史部和下辖各郡的沿革都做了认真考证，是继《西汉政区地理》后对东汉山西政区研究的重要补充。
关于唐宋时期所涉及到的山西政区沿革，有代表性的为曹尔琴《隋唐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42]和《宋代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分布》[43]，两篇文章分别对唐宋两代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探究，分析了山西地区在唐宋两代的政治制度沿革情况及所辖范围的变动。除此之外，马玉臣的《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44]考察了王安石变法背景下的政治区划变动情况，对山西所属的河东路州县省废情况也有涉及。
金元时期的政区沿革成果中，王頲的《完颜金行政地理》[45]和张金铣《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46]是两部力作。王頲对金代各路的建制沿革情况都有详细考证，对当时处于山西地区的大同府路、平阳府路、太原府路及其下辖州县的沿革有过详细研究，张金铣重在制度层面的研究。
关于明清时期山西政区沿的研究成果，对山西较为详细的有许鹏的《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47]，他详细研究了清代山西大同府、丰镇厅和五原直隶厅的治所迁移情况。华国樑在《论雍正年间的政区变动》[48]一文中着重探讨了雍正一朝的政区变动，对山西省的府州变动情况多有论及。
四、山西行政区划研究中仍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大致轮廓已经建立起来，既包括整个历史时期山西行政区划的研究，又有具体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研究，还有针对某个地区和个别城市行政沿革的研究，可以说为后来的山西政区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补充：
一、对于整个历史时期的山西政区沿革的研究专著，以张纪仲的《山西历史政区地理》一书为代表，但还需要更多的专著来充实、订正。也有一些文章对整个历史时期的山西政区沿革有过研究，但论文限于篇幅，未免过于粗略。
二、对具体历史时期政区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虽然已经有一些论文发表，但并没有涵盖所有历史时期，专著也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朝代的研究，大部分朝代还缺乏专著，这些方面亟待加强。
三、对山西具体地区或城市沿革的研究成果还十分薄弱，目前仅限于太原、大同、长治这样一些自古以来就有重要地位的城市，虽也曾涉及曲沃、离石等这些次级地区，但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成果来填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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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西；政区；综述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55-04
目前关于山西行政区划的研究，已经有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出现，笔者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山西政区研究成果，将其做一番梳理，从中窥探山西政区地理的研究方向。笔者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三个方面：1，断代的山西政区研究及具体时期专门问题的研究，这方面成果比较可观。2，对山西具体某一地区的行政区划研究，如太原、上党等地政区研究。3，在其他行政区划沿革的研究中，涉及到山西政区沿革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比较粗略。
一、断代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及具体时期专门问题的研究
在断代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中，几乎各个朝代都被涉及到，这些成果中，研究先秦时期较多，问题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的设立。春秋时期晋国的县制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其他国家的郡县制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晋国的县制却削弱了中央权力，引发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对晋国县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区别它与其他诸侯国县制的差异及对个别郡县的考证上。对晋国和其他国县制的比较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吕文郁，在其《春秋时代晋国的县制》[1]一文中，他认为秦楚灭邻国而设县，晋国以邑为县，秦楚的县直接隶属于国君，而晋国的县则脱离了公室的控制而变成世袭的采邑，晋国一分为三与其县制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衣保中对于晋国县制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在其《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的形成及特点》[2]一文中认为，晋国的县经历了由边设县到内地设县的过程，既有浓厚的分封采邑色彩又有新的特征，是从分封采邑向郡县过渡的中间形态。除此之外，卫文选的《晋国县郡考释》[3]在文化层面上对晋国的县制进行了探讨。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个别郡县，也有一些学者做出过考释：李晓杰《春秋晋县考》[4]考证了春秋时期较为明确的三十二个晋县，还有《战国时期三晋设县考》[5]，对战国时期韩、赵、魏内部设县的情况作了一番探讨，揭示了三家分晋后山西郡县的设置状况。除李晓杰之外，还有钱林书的《战国时期魏国置郡考》[6]、吴良宝的《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7]对战国时期晋国的郡县制做出了考证，宓三能的《战国时魏国未曾设置河东郡》[8]一文，对战国时期魏国的河东郡问题进行了探讨。
除了关注最多的晋国郡县制外，对于晋国的起源问题，学者们也颇为关注。李伯谦的《晋国始封地考略》[9]一文，对晋国的前身——古唐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探究。王增斌在《唐叔虞封地考辨》[10]一文中认为，清代顾炎武对唐叔虞始封晋阳的怀疑难以成立,仍然坚持唐叔虞封地晋阳说。这一时期的专著，主要有马保春的《晋国历史地理研究》[11]和李孟存、常金仓合著的《晋国史》[12]。马保春总结了晋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状况和方法，并对晋国的地理状况、叔虞封唐问题、都城和县邑、卿大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孟存和常金仓将晋国从唐叔虞到三家分晋约600余年的状况作了整体介绍。
先秦以后，山西政区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注意把山西作为一个地理与政治单元来研究，这与山西的地理形势和政治沿革情况密切相关，有助于我们理解山西行政区划的沿革规律。
汉代山西地区郡县的设置情况，学界存在争议，争议在于个别郡县的存在与否。如：张庆捷在《楚汉时期西魏封域辩证》[13]一文中认为，楚汉时期西魏的封域内仅有河东一郡，叶永新在《项羽所立西魏国封域考辨》[14]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项羽所立的西魏国的封域应为河东、太原和上党三郡。看来，对汉代山西的郡县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魏晋时期的山西政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区的变动及侨置郡县问题上，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密不可分的。胡阿祥的《东晋南朝山西州郡县侨置考述》[15]考证了山西人民南迁后的侨置州郡情况。毋有江的《北魏政区地理研究》[16]考察了北魏州郡两级政区的设置过程，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复原出北魏一代的年际疆域变化过程。
唐代主要集中于对北方割据政权的研究。剪俊伟在《唐初北方主要割据政权政区研究》[17]一文中，对唐初北方主要割据政权的区域范围、州县设置作出了系统的考察，认为北方割据政权的政区设置大不相同，有些推行郡县制，有些推行州县制。在“刘武周定杨国”问题的研究中，对当时的山西行政区的设置及沿革进行了详细考察。
对辽宋夏金元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主要集中于“山西”这一名称在这一时期被赋予的新内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安介生的《“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18]，他探讨了从秦汉至元时期“山西”这一称谓内涵的演变,强调辽金时期一种全新的“山西”概念的出现。
除了将具体历史时期的山西政区状况进行研究外，还有学者将山西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来研究其地缘政治特色，以杨秋梅的《三晋地缘政治特色之解析》[19]最有特色，她把视角转向社会政治背景,认为山西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能够居于主导地位只限于北宋以前,并且也只显现于分裂、动荡时期,这是山西地缘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长期以来，对于山西的政区沿革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某一历史时期，以零散的论文居多，仅有个别著作也仍然是针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沿革研究，缺乏系统的、对山西整体历史沿革状况作出研究的著作，张纪仲《山西历史政区地理》[20]一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这是第一部系统的论述整个历史时期山西政区沿革的力作，他以目前的山西省辖境为研究区域，对上至远古时期，下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山西政区沿革状况做出一番梳理。他大胆的将原始社会文化遗址也列入政区研究范围，对晋国由分封向郡县过渡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还注意到了山西属于农牧交错地带的特殊地理状况对政区沿革的影响。
二、关于具体地域的行政区划研究
除了将某个历史时期的山西政区演变情况进行研究外，也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山西某些地域和个别城市政治沿革的研究，并诞生了一批可喜的成果。
由于太原自古以来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研究太原地区行政沿革的成果最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于逢春的《太原考》[21]、李学江的《太原历史地理研究》[22]和王继祖的《太原建置史略》[23]。于逢春对“太原”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地域范围的演变进行了考证，认为华夏人最先将广义的“太原”一名冠于黄土高原，此后逐渐缩小，到了秦代，太原已成为晋阳一带的专用名。李学江分析了太原城市与太原盆地的联系，阐明了太原兴起的地理因素。王继祖对太原的建制做了一番认真梳理。
除太原外，对于其他地区的政区研究，多集中于对地域所包含范围的研究及个别郡县的考证。
春秋时期，存在“东阳”这一地理称谓，对于其所包含的地域范围，钱林书在《释春秋晋之东阳》[24]一文中，对前代杜预、孔颖达、沈钦韩所理解的东阳有不同看法，认为不能把太行山以东晋邑都称作东阳。木子的《春秋时期晋国的瓜衍之县》[25]一文，对春秋晋国的“瓜衍之县”作出了考释，认为这不是晋国设置的一个县，而是晋景公赏赐给士贞子的虢、虞之人迁居晋地后的城邑。
对于春秋时期晋国的曲沃所包含的地域范围，马保春的《晋曲沃考》[26]和孙永和、张庆奎的《古曲沃地域考析》[27]分别做出了考释。马保春认为曲沃不只是一座城邑之名，它在不同时期所指代的地区是不一样的。孙永和、张庆奎认为曲沃早期地域，是晋国的重要都邑，而闻喜只是到了武公灭董、郇、倗之后才成为曲沃属地。两者都认为曲沃的地域范围随着时间的演变是不一样的。
关于战国时期的上党郡的设置情况，是一个很受争议的话题。钱林书在《战国时期的上党地区及上党郡》[28]中，认为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分别设置过上党郡，而琚林勇的《关于战国上党郡的建制问题》[29]认为韩、赵两国曾设置过上党郡，但魏国并没有设置过上党郡，所指的魏国上党郡应该是魏国所辖的部分上党地区。关于这一时期上党郡的具体情况，还需要更深一步的探讨。
战国时期，对于魏国的西河与上郡地区所包含的地理范围，吴良宝作出了考证，在其《战国时期魏国西河与上郡考》[30]一文中认为，魏国西河应包括今陕、晋黄河两岸的大片土地，上郡在西河以北，魏国西河还应包括上洛一带，还分析了西河与秦汉的内史在行政区划上的演变关系。
关于河东地区（今运城地区），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吴钧的《河东沿革初探》[31]对这一地区历史时期的沿革情况做了大致探索。对于西汉时的河东郡，也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其中河东郡所辖有六个县是存在争议的。郭峰在《西汉河东郡属县地望新考》[32]对这六个争议县的方位一一进行了谨慎考证。
对于汉代的离石问题，也有学者关注，王雪农《西汉时期离石归属沿革考》[33]分析了离石的归属沿革，认为其大体可分为太原郡离石县、代国城邑及离石侯邑、西河郡辖县三个阶段。
关于北魏时期平城地区的政区沿革情况，马志强、张悼进行了详细研究，在其《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35]一文考证了北魏前期、太武以后及孝文帝太和十年重建司州时的京畿地区的地理范围，揭示出了北魏平城京畿所包含范围由大变小的历史过程。
关于霍山地区的政治沿革和移民情况，何光岳在《霍国考》[36]中进行了考证，认为霍人最早起源于山西霍山。武王灭商后，封八弟叔处于霍。春秋初年，霍侯被晋献公所灭。姬姓霍国有一支随周昭王征荆楚、淮夷，移封南方。霍人又在今河南霍阳立国，春秋时被楚国吞并，楚迁霍国移民于湖北。
三、在其他政区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山西行政区划部分
在对中国行政区划的整体研究中，常常涉及到山西行政区划部分，由于所研究的是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区沿革，所以有关山西的部分相对较为简略，但这些内容仍然是研究山西政区沿革的重要部分，本文选其中对山西政区研究着墨较多的著作，并按照所研究朝代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梳理。
先秦的行政区划研究，有浦善新的《先秦行政区划钩沉》[37]，考证了商代、西周、春秋时期位于山西境内的侯国的名称及位置，并且研究了这一时期山西郡县制的设置问题，是对先秦时期山西的侯国问题和郡县制研究的重要补充。
宋杰的《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38]一文，将春秋时期中国的政治区域划分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和周边地带三部分，将晋国划分为弧形中间地带的争霸列强，详细分析了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对晋国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这种划分方法不仅顾及到以地理状况来划分整治区域，还考虑到了文化的因素，有助于我们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理解春秋时期的山西政区的沿革情况。
周振鹤所著《西汉政区地理》[39]是汉代政区研究的一部力作，对山西政区沿革有详细考证，尤其是注意到汉初多变的政治局势对政区变化的影响，对于高帝、景帝，武帝时期山西地区的郡国更替情况描述甚详。在其《汉武帝十三刺史部所属郡国考》[40]一文中，对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刺史部所属郡国做了谨慎推测。
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41]是继《西汉政区地理》后的又一部研究汉代政区的力作，该书涉及到山西政区沿革，对于山西所属的并州刺史部和下辖各郡的沿革都做了认真考证，是继《西汉政区地理》后对东汉山西政区研究的重要补充。
关于唐宋时期所涉及到的山西政区沿革，有代表性的为曹尔琴《隋唐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42]和《宋代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分布》[43]，两篇文章分别对唐宋两代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探究，分析了山西地区在唐宋两代的政治制度沿革情况及所辖范围的变动。除此之外，马玉臣的《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44]考察了王安石变法背景下的政治区划变动情况，对山西所属的河东路州县省废情况也有涉及。
金元时期的政区沿革成果中，王頲的《完颜金行政地理》[45]和张金铣《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46]是两部力作。王頲对金代各路的建制沿革情况都有详细考证，对当时处于山西地区的大同府路、平阳府路、太原府路及其下辖州县的沿革有过详细研究，张金铣重在制度层面的研究。
关于明清时期山西政区沿的研究成果，对山西较为详细的有许鹏的《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47]，他详细研究了清代山西大同府、丰镇厅和五原直隶厅的治所迁移情况。华国樑在《论雍正年间的政区变动》[48]一文中着重探讨了雍正一朝的政区变动，对山西省的府州变动情况多有论及。
四、山西行政区划研究中仍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大致轮廓已经建立起来，既包括整个历史时期山西行政区划的研究，又有具体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研究，还有针对某个地区和个别城市行政沿革的研究，可以说为后来的山西政区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补充：
一、对于整个历史时期的山西政区沿革的研究专著，以张纪仲的《山西历史政区地理》一书为代表，但还需要更多的专著来充实、订正。也有一些文章对整个历史时期的山西政区沿革有过研究，但论文限于篇幅，未免过于粗略。
二、对具体历史时期政区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虽然已经有一些论文发表，但并没有涵盖所有历史时期，专著也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朝代的研究，大部分朝代还缺乏专著，这些方面亟待加强。
三、对山西具体地区或城市沿革的研究成果还十分薄弱，目前仅限于太原、大同、长治这样一些自古以来就有重要地位的城市，虽也曾涉及曲沃、离石等这些次级地区，但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成果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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