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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冲击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这并不新鲜。但如何冷静地看待这一新的史学主张，还需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在西方的兴起入手，厘清源流。本文从作为历史事件的“历史”和作为叙述、研究的“历史学”两个基本的方面考察史学从现代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并认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是对传统和现代史学的反动，它解构理性的漏洞，倡言书写非理性的、富于想象的历史。这一转变，是通过三条路径实现的。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性；转向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46-03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初是在艺术尤其是建筑艺术领域流行起来的，这个术语传开后，渐渐意指对于现代性的批评。随后，其触角伸向各学科领域，尤其撼动了哲学、语言学的某些理论，在历史学领域，也对传统史学观产生了很大冲击。
“历史”既包括人类以往各种活动的总体和事件的过程，也包括对这个总体和过程的叙述和说明。据此，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把历史哲学明确区分为思辨的和分析的两大流派。虽然沃尔什本人无意将此划分固定化，但还是形成了一种通行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史学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发起的进攻。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史学主张，笔者认为，它在史学领域掀起的浪潮是从现代主义本身脱出，解构理性的漏洞，倡言非理性的感受。
一、现代的、理性的、科学的史学主张
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运动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具体地说，启蒙精神的、科学观念和自由主义思想催生了现代性。于是，也便有了现代的、理性的、科学的史学研究。
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表示了信心。那时开始的启蒙运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比如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集欧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于是，18世纪的历史学者怀着积极进取的自信，着手写下了改良与进步的故事。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处境一路恶化的悲观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乐观的，认为人类在世间的处境将不断持续改善的信念。
在启蒙思想家眼里，每个时代虽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就总体而言，都为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因此，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即所谓的“元叙述”或“大叙述”。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产生。像科学家解释世界一样，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也能揭示一种普遍的通则，用以解释历史的进化。19世纪，解说式的历史——探求历史发展的定律——诞生。
由于启蒙运动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念的盛行，原来以讲述故事为目的的西方史学，也从近代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史学家力图像科学家一样，在考察和研究历史时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完全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历史的活动。为此目的，史学家必须尽量让历史本身、即历史事实讲话，而让自己仅扮演一个转述者的角色。如兰克的“如实直书”，反映了19世纪西方史家对科学、实证史学的信心。英国史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经引用了狄更斯小说中一位人物的话来描述当时史学界对历史事实的推崇之意——“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其实这种信心，正是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大叙述”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如所周知，黑格尔在19世纪的上半期写过《历史哲学》一书，以后一直被人视为史学中“大叙述”观念的典型著作。的确，黑格尔的历史观，可以说是集启蒙运动以来历史思想发展的精华，不仅以“客观精神”的演化历程阐明了历史进步的原则，而且将人类历史的整个演变过程描绘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经验。更有趣的是,他在书中对日耳曼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结果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
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自18世纪以来的历史哲学，具有绝对优势的声音在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我们能认识这种进步及其规律，现在，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种规律。
二、史学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如何发生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反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怀疑历史的文本，向文学化转变，二是突破理性的史学，提倡回归叙事，注重研究者个人的作用。它要在历史哲学中重释，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在这解构的过程当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扩大了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性；强调局部的完整性，认为应该将历史中的物质的、精神的、原始的各种元素综合起来；强调读者的认知。然而，这些关注点和解构的结果，都是脱胎自现代主义史学，以下笔者将梳理拙见，找寻这一流变过程的某种路径。
（一）从自信到不自信、再到怀疑
如尼采在世纪之初高喊“上帝之死”，其本意是想说明那种对历史不断进步所抱有的信心，并不真实、实在。一次大战的爆发，更是使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大生怀疑。当尼采、斯宾格勒等人在抨击和反省史学中的“大叙述”观念时，新康德主义者则开始怀疑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后者的分析角度，正是想从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来阐明史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自此以后，虽然有人仍然坚持史学是科学，但声音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中气十足了。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则愈见增多———如1930年代，美国进步派历史学家贝克和比尔德就对兰克史学的客观性发出质疑，主张人人写自己的历史。他们似乎在暗示，既然人人有自己版本的历史，历史就只有文化迷思的作用，而非往事的客观记述了。（这种看法距尼采不远）他们说，对往事做确定而客观的重构的那种理念，根本是异想天开。事实不会自己直接呈现给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预设的导引下，在事实中挑选材料。用比尔德的话说，历史学家是依据“主观决定，而非纯粹客观的发现”，从事“一个信仰活动”。通过实证研究的社会史学家一番努力，竟然培养出这样的论调：历史绝不可能客观。就这样，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学科建成仿效科学研究方法的独立研究领域后不久，对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与客观能力的信念就开始动摇，历史相对主义的号角吹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时实证主义者讲的话和新的后现代主义者讲的，差不多。
一旦史学中的“大叙述”观念出现裂痕，西方历史编纂学所赖以生存的科学性遭人怀疑，则对史学研究中主观成分的重视，成为20世纪史学的一个基本特色。因此,一些反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传统史学家”像格契德•西莫法伯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是拾人牙慧，虽然尖刻，但却指出了以前史家对这一历史认知论问题的关心。这种批评有点尖刻，但的确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事实。
（二）从一元到多元
在殖民主义的炮火之后，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更多地接触到非西方地区。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强调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异，不再假设有什么统一共通的模式在运作，虽然他们仍然以西方的发展作为比较的基本出发点。
于是，20世纪上半期，世界历史演变的主流，尽管是以“模仿”西方为宗旨的“现代化”运动，但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对其批评之声从未间断。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及其所造成的轰动，反映的正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斯宾格勒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出历史进步观的破绽，而且提出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作等量齐观的考察。于是所谓的“大叙述”就显出了漏洞。（当然，斯宾格勒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在心理上给当时受到重创的西方人以某种安慰，即西方的没落并不是西方人“作恶”的结果，而是已有文明所必须和已经走过的道路。但他的本意并不能决定他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是受到了斯宾格勒的启发，同样提倡这种多元的“文化形态史观”的英国历史思想家汤因比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那个所谓的“现代”的问题。他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化”的运动，分析这一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之走向全球,使得西方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如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文化为其他文化所接受，便会产生某种变化。因为这一接受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其加以改造。西方文化的绝对性，便无法存在。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普及，才让西方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一自我认识对汤因比来说，是“后现代”的标志。汤恩比的“后现代”概念，表示了他对“现代化”运动所持的一种怀疑态度。由此看来，在历史学方面，对现代的怀疑和批判，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独创。
（三）延续、反动或复活
一方面，笔者发现，在研究方法上，后现代主义者也是沿用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因为欧洲启蒙思想家除了用世俗的方法研究历史，还发展出研究古语文和版本的新方法。文本批评，即如何解读文本，在18世纪时已称为现今沿用的诠释学或文献学这个比较老旧的词汇。诠释本来是圣经学者、僧侣所发明的，后来被在启蒙运动中用作颠覆宗教神话的手段，后来又被后现代主义者用作解构历史的手段。
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认为，真理生根于历史之中，历史解释真理，理性的真理是不可能在历史之外发现的。也就是说，真理是依据历史环境条件而定的，是随着时间而被揭示出来的，这就导致了相对主义的必然产生。他虽本无此意，但他的确打开了走向相对主义之路。也就是说，在启蒙思想家内部，其实已经开辟了反动自己的路径，只是后现代主义者将其做了更多的发挥。
我们可以再举两个例子，用以说明后现代史学对前人成果的发展或反动。
在20世纪的美国学术界，历史解释法主要有三个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年鉴学派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1]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吸引了20世纪30、40年代的英法大学中一些极杰出的青年历史学者，如希尔、霍布斯保姆、汤普森、索布尔等，他们的著作塑造了一整代或更长久的历史思维。比如社会史，又称下层的历史，是主张记述工人、佣人、穷人的社会历史。我们能说这与后现代史学提倡妇女史、性别史等边缘人群或社会的主张没有关系吗？只能说，后现代主义者走得更远，看得更偏。而现代化理论中，比如艾森斯塔德说，现代化过程必然使社会各领域不断经历变迁，这事实本身就意味混乱脱序不可避免，这样就把社会问题、族群冲突、抗议运动都解释为现代化过程的损耗。这不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挥矛相向的靶子么？
除了以上两点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复活的路径。因为自然科学获得空前成功，再加上实证等方法中的社会科学工具被介绍到史学中，史学的科学化便马不停蹄地向前。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修辞和文学结构越来越遭到漠视，甚至压制。为了贴好科学的标签，西方史学丢掉了自诞生以来就有的文学和诗性传统。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回归。
三、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由于“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而进入历史学。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始作俑者。1973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自从海登•怀特向历史学首先发难以后，西方传统的历史基本理念如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因果关系等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和责难。[2]
后现代史学选择攻击的突破点是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The Western Modern 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其目标则是颠覆由此相关的重要历史观念，颠覆现代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分析语言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和倾向性等具体的形式入手，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历史主观主义的存在，而且也对现代史学的主要基础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第一，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以及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认为能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常常是人们用虚构的方法或用语言修辞这种形式建立起来的。历史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写作具有文学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著作就本质而言就具有文学的性质。
第二，在本体论方面，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的主体，即人的存在。他们认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但快速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也改变着人类的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知识经济和消息网络化把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符号，人则成为某种数据或参数。这样，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也就消失了，而历史主体的消失实际上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第三，在认识论方面，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认为历史学家在历史著作时，并不拥有一种独立于日常语言之外的特殊语言，他们的语言必然融入日常语言所带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
凡此种种都表明，如果后现代史学被接受的话，那么，历史学就根本无法存在。即使能存在的话，其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研究著作的表述方式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等等都得重新考虑。
尼采和海德格尔认为，历史不是以直线形式展现，不会在进展过程中逐渐揭示真实。反之，历史要经历变化无常的危机、混乱、中断。已发生的事不一定会引来某种后果，所以因果关系和人类作用、社会建构力应该一并排除不予考虑。发明出各种现代性迷思的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一样，不可妄想能够客观。因为人类做不到与自己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地步，只会把自己的价值加到研究对象上。福柯就曾用尼采式语言描述自己的历史观：“把以前认为静止固定的东西扰乱……把以前认为统一的东西打碎……呈现以前认为一致者中的参差不纯”。福柯自负地炫示“我很清楚我写的东西都不过是虚构故事。”不过他还是以典型的尼采式反讽强调：“我并不想说虚构故事是超出真实的。我觉得让虚构故事在真实的范围之内发生效用是可能的。”
从很多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的世界观，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处。照后现代主义的指示，史学无须关注因果解释与社会理论的研究，只需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中改为关注自我反射力（self-reflexivity），以及文学组构的问题：如身为著作者的历史学者如何组构他写的文本，可靠性的假想是如何制造的。
诚然，后现代主义的史学主张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太极端和追求支离破碎的史学眼光和太浓重的研究者自我意识，使得研究成果无法放大；解构但不重建的理论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很难有未来的，因为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是自古即有的，今天冠以“后现代主义”的帽子没有太大价值。
四、结语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利科指出：“历史真理的问题——不是在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真正认识的意义上，而是在历史创造者的任务的真正完成的意义上——在文明的历史运动的基本统一性的问题中，找到了它的重心。”③海登怀特写作《元史学》的目的就在于，展示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所回答的问题就是“历史地思考指什么”。安克斯密特关于历史表现本质的理论主旨在于，“让我们看清楚，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以及它们彼此缠绕之处，到底发生了什么。”④而且后现代主义批评的的确是史学发展在困境中的问题。
笔者认为，若非专事理论的研究者，与其在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认识中举足不前，既指责这个又谩骂那个，到不如在基本的哲学立场上先站稳自己的脚跟，再吸收其他各派甚至是对立方的长处，或许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
注释：
①[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62.
②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大多数史学家最初都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的攻势越来越猛，迫使不少史学家对之作出一些反应。美国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英国的《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等杂志也就“历史学与后现代史学”这一问题举行过讨论。许多学者还专门写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等(Joyce Appleby,etc.)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History》)、理查德•艾文思(Richard Evens)的《为历史辩护》(《In Defense ofHistory》)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凯思•文夏特乐(Keith Windschuttle)的《历史的谋杀》(《The Killing of History》)等。
③[法]保罗•利科.姜志辉译.历史与真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7.
④安克斯密特.陈新译.为历史主观性而辩[J].学术研究，2003，（4）.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性；转向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46-03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初是在艺术尤其是建筑艺术领域流行起来的，这个术语传开后，渐渐意指对于现代性的批评。随后，其触角伸向各学科领域，尤其撼动了哲学、语言学的某些理论，在历史学领域，也对传统史学观产生了很大冲击。
“历史”既包括人类以往各种活动的总体和事件的过程，也包括对这个总体和过程的叙述和说明。据此，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把历史哲学明确区分为思辨的和分析的两大流派。虽然沃尔什本人无意将此划分固定化，但还是形成了一种通行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史学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发起的进攻。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史学主张，笔者认为，它在史学领域掀起的浪潮是从现代主义本身脱出，解构理性的漏洞，倡言非理性的感受。
一、现代的、理性的、科学的史学主张
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运动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具体地说，启蒙精神的、科学观念和自由主义思想催生了现代性。于是，也便有了现代的、理性的、科学的史学研究。
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表示了信心。那时开始的启蒙运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比如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集欧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于是，18世纪的历史学者怀着积极进取的自信，着手写下了改良与进步的故事。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处境一路恶化的悲观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乐观的，认为人类在世间的处境将不断持续改善的信念。
在启蒙思想家眼里，每个时代虽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就总体而言，都为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因此，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即所谓的“元叙述”或“大叙述”。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产生。像科学家解释世界一样，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也能揭示一种普遍的通则，用以解释历史的进化。19世纪，解说式的历史——探求历史发展的定律——诞生。
由于启蒙运动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念的盛行，原来以讲述故事为目的的西方史学，也从近代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史学家力图像科学家一样，在考察和研究历史时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完全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历史的活动。为此目的，史学家必须尽量让历史本身、即历史事实讲话，而让自己仅扮演一个转述者的角色。如兰克的“如实直书”，反映了19世纪西方史家对科学、实证史学的信心。英国史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经引用了狄更斯小说中一位人物的话来描述当时史学界对历史事实的推崇之意——“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其实这种信心，正是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大叙述”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如所周知，黑格尔在19世纪的上半期写过《历史哲学》一书，以后一直被人视为史学中“大叙述”观念的典型著作。的确，黑格尔的历史观，可以说是集启蒙运动以来历史思想发展的精华，不仅以“客观精神”的演化历程阐明了历史进步的原则，而且将人类历史的整个演变过程描绘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经验。更有趣的是,他在书中对日耳曼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结果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
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自18世纪以来的历史哲学，具有绝对优势的声音在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我们能认识这种进步及其规律，现在，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种规律。
二、史学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如何发生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反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怀疑历史的文本，向文学化转变，二是突破理性的史学，提倡回归叙事，注重研究者个人的作用。它要在历史哲学中重释，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在这解构的过程当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扩大了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性；强调局部的完整性，认为应该将历史中的物质的、精神的、原始的各种元素综合起来；强调读者的认知。然而，这些关注点和解构的结果，都是脱胎自现代主义史学，以下笔者将梳理拙见，找寻这一流变过程的某种路径。
（一）从自信到不自信、再到怀疑
如尼采在世纪之初高喊“上帝之死”，其本意是想说明那种对历史不断进步所抱有的信心，并不真实、实在。一次大战的爆发，更是使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大生怀疑。当尼采、斯宾格勒等人在抨击和反省史学中的“大叙述”观念时，新康德主义者则开始怀疑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后者的分析角度，正是想从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来阐明史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自此以后，虽然有人仍然坚持史学是科学，但声音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中气十足了。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则愈见增多———如1930年代，美国进步派历史学家贝克和比尔德就对兰克史学的客观性发出质疑，主张人人写自己的历史。他们似乎在暗示，既然人人有自己版本的历史，历史就只有文化迷思的作用，而非往事的客观记述了。（这种看法距尼采不远）他们说，对往事做确定而客观的重构的那种理念，根本是异想天开。事实不会自己直接呈现给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预设的导引下，在事实中挑选材料。用比尔德的话说，历史学家是依据“主观决定，而非纯粹客观的发现”，从事“一个信仰活动”。通过实证研究的社会史学家一番努力，竟然培养出这样的论调：历史绝不可能客观。就这样，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学科建成仿效科学研究方法的独立研究领域后不久，对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与客观能力的信念就开始动摇，历史相对主义的号角吹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时实证主义者讲的话和新的后现代主义者讲的，差不多。
一旦史学中的“大叙述”观念出现裂痕，西方历史编纂学所赖以生存的科学性遭人怀疑，则对史学研究中主观成分的重视，成为20世纪史学的一个基本特色。因此,一些反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传统史学家”像格契德•西莫法伯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是拾人牙慧，虽然尖刻，但却指出了以前史家对这一历史认知论问题的关心。这种批评有点尖刻，但的确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事实。
（二）从一元到多元
在殖民主义的炮火之后，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更多地接触到非西方地区。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强调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异，不再假设有什么统一共通的模式在运作，虽然他们仍然以西方的发展作为比较的基本出发点。
于是，20世纪上半期，世界历史演变的主流，尽管是以“模仿”西方为宗旨的“现代化”运动，但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对其批评之声从未间断。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及其所造成的轰动，反映的正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斯宾格勒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出历史进步观的破绽，而且提出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作等量齐观的考察。于是所谓的“大叙述”就显出了漏洞。（当然，斯宾格勒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在心理上给当时受到重创的西方人以某种安慰，即西方的没落并不是西方人“作恶”的结果，而是已有文明所必须和已经走过的道路。但他的本意并不能决定他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是受到了斯宾格勒的启发，同样提倡这种多元的“文化形态史观”的英国历史思想家汤因比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那个所谓的“现代”的问题。他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化”的运动，分析这一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之走向全球,使得西方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如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文化为其他文化所接受，便会产生某种变化。因为这一接受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其加以改造。西方文化的绝对性，便无法存在。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普及，才让西方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一自我认识对汤因比来说，是“后现代”的标志。汤恩比的“后现代”概念，表示了他对“现代化”运动所持的一种怀疑态度。由此看来，在历史学方面，对现代的怀疑和批判，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独创。
（三）延续、反动或复活
一方面，笔者发现，在研究方法上，后现代主义者也是沿用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因为欧洲启蒙思想家除了用世俗的方法研究历史，还发展出研究古语文和版本的新方法。文本批评，即如何解读文本，在18世纪时已称为现今沿用的诠释学或文献学这个比较老旧的词汇。诠释本来是圣经学者、僧侣所发明的，后来被在启蒙运动中用作颠覆宗教神话的手段，后来又被后现代主义者用作解构历史的手段。
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认为，真理生根于历史之中，历史解释真理，理性的真理是不可能在历史之外发现的。也就是说，真理是依据历史环境条件而定的，是随着时间而被揭示出来的，这就导致了相对主义的必然产生。他虽本无此意，但他的确打开了走向相对主义之路。也就是说，在启蒙思想家内部，其实已经开辟了反动自己的路径，只是后现代主义者将其做了更多的发挥。
我们可以再举两个例子，用以说明后现代史学对前人成果的发展或反动。
在20世纪的美国学术界，历史解释法主要有三个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年鉴学派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1]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吸引了20世纪30、40年代的英法大学中一些极杰出的青年历史学者，如希尔、霍布斯保姆、汤普森、索布尔等，他们的著作塑造了一整代或更长久的历史思维。比如社会史，又称下层的历史，是主张记述工人、佣人、穷人的社会历史。我们能说这与后现代史学提倡妇女史、性别史等边缘人群或社会的主张没有关系吗？只能说，后现代主义者走得更远，看得更偏。而现代化理论中，比如艾森斯塔德说，现代化过程必然使社会各领域不断经历变迁，这事实本身就意味混乱脱序不可避免，这样就把社会问题、族群冲突、抗议运动都解释为现代化过程的损耗。这不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挥矛相向的靶子么？
除了以上两点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复活的路径。因为自然科学获得空前成功，再加上实证等方法中的社会科学工具被介绍到史学中，史学的科学化便马不停蹄地向前。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修辞和文学结构越来越遭到漠视，甚至压制。为了贴好科学的标签，西方史学丢掉了自诞生以来就有的文学和诗性传统。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回归。
三、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由于“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而进入历史学。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始作俑者。1973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自从海登•怀特向历史学首先发难以后，西方传统的历史基本理念如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因果关系等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和责难。[2]
后现代史学选择攻击的突破点是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The Western Modern 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其目标则是颠覆由此相关的重要历史观念，颠覆现代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分析语言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和倾向性等具体的形式入手，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历史主观主义的存在，而且也对现代史学的主要基础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第一，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以及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认为能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常常是人们用虚构的方法或用语言修辞这种形式建立起来的。历史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写作具有文学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著作就本质而言就具有文学的性质。
第二，在本体论方面，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的主体，即人的存在。他们认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但快速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也改变着人类的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知识经济和消息网络化把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符号，人则成为某种数据或参数。这样，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也就消失了，而历史主体的消失实际上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第三，在认识论方面，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认为历史学家在历史著作时，并不拥有一种独立于日常语言之外的特殊语言，他们的语言必然融入日常语言所带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
凡此种种都表明，如果后现代史学被接受的话，那么，历史学就根本无法存在。即使能存在的话，其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研究著作的表述方式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等等都得重新考虑。
尼采和海德格尔认为，历史不是以直线形式展现，不会在进展过程中逐渐揭示真实。反之，历史要经历变化无常的危机、混乱、中断。已发生的事不一定会引来某种后果，所以因果关系和人类作用、社会建构力应该一并排除不予考虑。发明出各种现代性迷思的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一样，不可妄想能够客观。因为人类做不到与自己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地步，只会把自己的价值加到研究对象上。福柯就曾用尼采式语言描述自己的历史观：“把以前认为静止固定的东西扰乱……把以前认为统一的东西打碎……呈现以前认为一致者中的参差不纯”。福柯自负地炫示“我很清楚我写的东西都不过是虚构故事。”不过他还是以典型的尼采式反讽强调：“我并不想说虚构故事是超出真实的。我觉得让虚构故事在真实的范围之内发生效用是可能的。”
从很多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的世界观，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处。照后现代主义的指示，史学无须关注因果解释与社会理论的研究，只需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中改为关注自我反射力（self-reflexivity），以及文学组构的问题：如身为著作者的历史学者如何组构他写的文本，可靠性的假想是如何制造的。
诚然，后现代主义的史学主张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太极端和追求支离破碎的史学眼光和太浓重的研究者自我意识，使得研究成果无法放大；解构但不重建的理论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很难有未来的，因为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是自古即有的，今天冠以“后现代主义”的帽子没有太大价值。
四、结语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利科指出：“历史真理的问题——不是在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真正认识的意义上，而是在历史创造者的任务的真正完成的意义上——在文明的历史运动的基本统一性的问题中，找到了它的重心。”③海登怀特写作《元史学》的目的就在于，展示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所回答的问题就是“历史地思考指什么”。安克斯密特关于历史表现本质的理论主旨在于，“让我们看清楚，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以及它们彼此缠绕之处，到底发生了什么。”④而且后现代主义批评的的确是史学发展在困境中的问题。
笔者认为，若非专事理论的研究者，与其在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认识中举足不前，既指责这个又谩骂那个，到不如在基本的哲学立场上先站稳自己的脚跟，再吸收其他各派甚至是对立方的长处，或许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
注释：
①[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62.
②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大多数史学家最初都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的攻势越来越猛，迫使不少史学家对之作出一些反应。美国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英国的《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等杂志也就“历史学与后现代史学”这一问题举行过讨论。许多学者还专门写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等(Joyce Appleby,etc.)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History》)、理查德•艾文思(Richard Evens)的《为历史辩护》(《In Defense ofHistory》)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凯思•文夏特乐(Keith Windschuttle)的《历史的谋杀》(《The Killing of History》)等。
③[法]保罗•利科.姜志辉译.历史与真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7.
④安克斯密特.陈新译.为历史主观性而辩[J].学术研究，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