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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我在东北老家Y市的一个外语培训机构学过一段时间英语。这是一个韩国人开的私立学校,名字很土,叫“三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很糟糕,国内教师通常是本地大学教师或中学教师出来兼职的,外教大都是些口音诡异的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经常能看到的场面是,一些学生在“外教口语班”听课后,纷纷赶到前台表示愤怒。
那时我刚失恋,又赶上一个阴冷的冬天,为了缓解负面情绪带来的压力,我恶补了二十来天英语。在初级班结业考试时,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去学校领取几百元的奖金。正方形脸蛋的中年韩国校长说:“这个奖金我们不能给你钱,只能从你上中级班的学费里减免。”我说:“那叫‘优惠’,或者是‘打折’,不叫‘奖金’,你们承诺的是给‘奖金’。何况,我也没答应过你们一定会继续上中级班。”韩国校长说:“我们就是为了让你们努力学习才设立这个奖学金的,不给你们现金,是担心你们拿了钱去喝酒抽烟什么的,就违背了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我说:“我对你们的目的不感兴趣,只知道你们说了给奖金就不能在考完之后改成优惠、打折。至于这个钱我拿到之后是抽烟喝酒还是吃大鱼大肉,都跟你们没关系。”
和我无能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候一样,我拿这些西装革履的流氓完全没有办法。
我想到了报社,怯生生地生平第一次走进报社。非常走运的是,接待我的记者竟然是我的初中同学。
出了报社的大门,我想了想,觉得还可以再做点什么,又去市教委“反映情况”。教委的一个中年马脸男斜叼着烟,皱着眉头,时不时喝口茶,听了半天后说:“好,你留个联系方式,等我们通知你吧。”
就像我从他表情里预感到的那样,这个人始终没跟我联系。后来,我试图再去找他时,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一周后的坏消息是,《Y市晚报》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学校是和市教委合作办学的一个机构,《Y市晚报》是市委办的报纸,我写的稿子被总编毙掉了。”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走进Y市法院。
在法院的大厅前台,一个胖胖的中年接待男听我说完来意之后,直接把我轰到了门外。他说:“去去去,你这个小同志以为法院是啥地方?这种鸡毛蒜皮的屁事儿也来捣乱。”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在法院门口愣了半天,我发现法院对面全都是挂着简陋牌子的律师事务所。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硬着头皮敲开其中一扇门,很尴尬地对里面的人表示我没有钱付给他,但是很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一个笑眯眯的李姓律师给我耐心讲解半天,并且对我表示钦佩。在1995年的中国,在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Y市,一个决定用法律手段解决这类问题的小伙子在他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观念很超前”。
两个了不起的中国男人依依惜别后,年轻人重新杀进法院。按照律师指点的那样,我气势汹汹地对中年接待男说:“少废话,给我拿一份表格来。”接待男乖乖地摸出一份表格。我填完表格之后,在法院的二楼,一个客气但又明显冷漠的女法官接待了我,或者准确地说,是打发了我。她让我到河南(就是把Y市劈成两半的那条河的对面)的民事诉讼立案庭去“试试”。
跟膀大腰圆的市法院不一样,河南的民事诉讼立案庭在灰头土脸的二层小楼里。我在一群神情愁苦的乡下群众后面排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队,听到前面的人申诉的都是真刀真枪的冤情,比如自己家的地被强占了,自己家的媳妇被强占了,自己家的地和媳妇一起被强占了……在排队过程中,我越来越没底气。到还差两个人就轮到我时,我逃离了这个鬼地方。
最后,我想到了上街去喊一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选择是受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应该是掺杂了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产生的自我戏剧化的需要。
我简单学习了一下相关法律条例,写了一份书面申请去公安局。窗口的小同志显然没见过这种申请,不知该如何处理,埋头焦虑地不停地拨打电话询问。我想了想,就给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李神探打了个电话。李神探神情凝重地出来,把我拽到他的办公室,说:“你不想活了?”和所有在体制内谋生的人一样,他会把做这类事情直接看成是自寻短见。因为担心劝阻无效,李神探索性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结果可想而知。我是说,我的父母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没有本质区别。
开春时,我和表哥及一些朋友到郊区的网球场打球。看到那个韩国校长和几个人也走进场地,大家亢奋起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后,我们决定主动去招惹他,逼他先发作,然后围上去群殴。
那时我还很年轻,也很幼稚,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软弱本质。我兴冲冲地跟着大家在场地外边围成半个圈子。大家一起恶狠狠地看着韩国校长。这小子明显慌了,假装不经意地在场内转来转去。无论他转到哪个方向,基本上都至少有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
大家渐渐按捺不住,开始冲他做侮辱性的手势。由于不确定一个韩国人是否能看懂,我们很体贴地做了两个非本地传统的手势,一个是从美国电影里学的竖中指,另一个是刚从俄罗斯流传过来的。韩国校长有些狼狈地朝场边的长椅处看了一眼。我顺着他的眼光瞄过去,看到一个神色慌张的韩国女人拉着两个孩子站了起来。小一点的孩子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妈妈。没有得到回应之后,他拉了一下妈妈的袖子。
即使是在道德感相对模糊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感觉到当着一个男人的老婆孩子的面羞辱他,是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我突然没了兴致,招呼大家走了。
(摘自《独唱团》书海出版社图/傅树清)
那时我刚失恋,又赶上一个阴冷的冬天,为了缓解负面情绪带来的压力,我恶补了二十来天英语。在初级班结业考试时,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去学校领取几百元的奖金。正方形脸蛋的中年韩国校长说:“这个奖金我们不能给你钱,只能从你上中级班的学费里减免。”我说:“那叫‘优惠’,或者是‘打折’,不叫‘奖金’,你们承诺的是给‘奖金’。何况,我也没答应过你们一定会继续上中级班。”韩国校长说:“我们就是为了让你们努力学习才设立这个奖学金的,不给你们现金,是担心你们拿了钱去喝酒抽烟什么的,就违背了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我说:“我对你们的目的不感兴趣,只知道你们说了给奖金就不能在考完之后改成优惠、打折。至于这个钱我拿到之后是抽烟喝酒还是吃大鱼大肉,都跟你们没关系。”
和我无能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候一样,我拿这些西装革履的流氓完全没有办法。
我想到了报社,怯生生地生平第一次走进报社。非常走运的是,接待我的记者竟然是我的初中同学。
出了报社的大门,我想了想,觉得还可以再做点什么,又去市教委“反映情况”。教委的一个中年马脸男斜叼着烟,皱着眉头,时不时喝口茶,听了半天后说:“好,你留个联系方式,等我们通知你吧。”
就像我从他表情里预感到的那样,这个人始终没跟我联系。后来,我试图再去找他时,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一周后的坏消息是,《Y市晚报》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学校是和市教委合作办学的一个机构,《Y市晚报》是市委办的报纸,我写的稿子被总编毙掉了。”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走进Y市法院。
在法院的大厅前台,一个胖胖的中年接待男听我说完来意之后,直接把我轰到了门外。他说:“去去去,你这个小同志以为法院是啥地方?这种鸡毛蒜皮的屁事儿也来捣乱。”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在法院门口愣了半天,我发现法院对面全都是挂着简陋牌子的律师事务所。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硬着头皮敲开其中一扇门,很尴尬地对里面的人表示我没有钱付给他,但是很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一个笑眯眯的李姓律师给我耐心讲解半天,并且对我表示钦佩。在1995年的中国,在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Y市,一个决定用法律手段解决这类问题的小伙子在他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观念很超前”。
两个了不起的中国男人依依惜别后,年轻人重新杀进法院。按照律师指点的那样,我气势汹汹地对中年接待男说:“少废话,给我拿一份表格来。”接待男乖乖地摸出一份表格。我填完表格之后,在法院的二楼,一个客气但又明显冷漠的女法官接待了我,或者准确地说,是打发了我。她让我到河南(就是把Y市劈成两半的那条河的对面)的民事诉讼立案庭去“试试”。
跟膀大腰圆的市法院不一样,河南的民事诉讼立案庭在灰头土脸的二层小楼里。我在一群神情愁苦的乡下群众后面排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队,听到前面的人申诉的都是真刀真枪的冤情,比如自己家的地被强占了,自己家的媳妇被强占了,自己家的地和媳妇一起被强占了……在排队过程中,我越来越没底气。到还差两个人就轮到我时,我逃离了这个鬼地方。
最后,我想到了上街去喊一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选择是受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应该是掺杂了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产生的自我戏剧化的需要。
我简单学习了一下相关法律条例,写了一份书面申请去公安局。窗口的小同志显然没见过这种申请,不知该如何处理,埋头焦虑地不停地拨打电话询问。我想了想,就给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李神探打了个电话。李神探神情凝重地出来,把我拽到他的办公室,说:“你不想活了?”和所有在体制内谋生的人一样,他会把做这类事情直接看成是自寻短见。因为担心劝阻无效,李神探索性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结果可想而知。我是说,我的父母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没有本质区别。
开春时,我和表哥及一些朋友到郊区的网球场打球。看到那个韩国校长和几个人也走进场地,大家亢奋起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后,我们决定主动去招惹他,逼他先发作,然后围上去群殴。
那时我还很年轻,也很幼稚,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软弱本质。我兴冲冲地跟着大家在场地外边围成半个圈子。大家一起恶狠狠地看着韩国校长。这小子明显慌了,假装不经意地在场内转来转去。无论他转到哪个方向,基本上都至少有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
大家渐渐按捺不住,开始冲他做侮辱性的手势。由于不确定一个韩国人是否能看懂,我们很体贴地做了两个非本地传统的手势,一个是从美国电影里学的竖中指,另一个是刚从俄罗斯流传过来的。韩国校长有些狼狈地朝场边的长椅处看了一眼。我顺着他的眼光瞄过去,看到一个神色慌张的韩国女人拉着两个孩子站了起来。小一点的孩子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妈妈。没有得到回应之后,他拉了一下妈妈的袖子。
即使是在道德感相对模糊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感觉到当着一个男人的老婆孩子的面羞辱他,是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我突然没了兴致,招呼大家走了。
(摘自《独唱团》书海出版社图/傅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