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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曾经是民国初年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的夫人，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出生在上海的中国第一代女企业家，闻名全国的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全国政协委员，在1919年至1929年期间，在成都少城将军街、东胜街生活了十年。
东胜街的娴雅主妇
董竹君之父性格耿直自尊，拉黄包车。母亲勤俭能干。父母虽穷，但是还是把她送到了私塾中念书。后由于父亲患了伤寒症，无奈之下，她只有中途辍学。由于父亲身体直落千丈，无奈之下把她押给青楼做三年“清信人”。在那里，董竹君卖艺不卖身。两年后，她装病逃出淫窟，与常在青楼出没的革命党人夏之时结婚。
1919年，董竹君和夏之时迁居到成都。在成都，他们先租赁将军街的一座小独院居住，后觉得将军街的房屋比较狭窄，就出资一万元（当时货币），向一位富绅买进了东胜街一个大院子，将军街的院子用来栽菜、养猪、养马。
董竹君很喜欢法国的自由、平等，特别是女人的开朗、潇洒。她很想去法国留学，于是她开始做准备，打听到成都平安桥有座法国修道院，她前往联系，请院里的法国修女教自己法语。修女很喜欢这位聪明的中国女人，每次董竹君去学习都认真耐心地教授。这时夏之时因时局不稳定，下野不从政了，天天在家栽花种竹、养鸟养马。董竹君每天从法国修道院学习法文回来，有时候在院子里复习功课，有时候帮助丈夫剪剪枝叶、修修花草。这样悠闲自在地生活了两年，董竹君的法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正当她打算赴法留学时，却怀孕了。生了孩子后，一时又脱不开身，只好放弃到法国留学的愿望。夏之时在家里待久了，也觉得无聊，他在成都包家巷租了房子，创办了锦江公学，每天去忙他的事情。
生了孩子的第二年初夏，董竹君咳嗽不止，她以为是感冒未愈，咳嗽却越来越重，她请了一位法国医官到家里仔细检查，医生诊断董竹君是肺病初期。当时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得了肺病犹如现今得了癌症，难以治愈。医生告诉她要多吃营养品、多晒太阳、多休息、要开心、多呼吸新鲜空气。董竹君即刻叫用人在花园的亭子间收拾了一间卧室，自己搬到花园内静养，并隔离了孩子，不操心家务，按时吃药打针，经过三个月的休养，可怕的肺病竟痊愈了。
将军街的一次惊吓
后来，家里收入减少，开支不过来。1922年，夏之时将东胜街的大院子以28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杨森部下，全家又搬回重新翻建的将军街居住，用卖房子的钱在梓潼桥、新华街购进和新建100多间店铺出租，供全家的生活开支。
为了翻新将军街的住宅，夏之时和董竹君都亲自过问，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设计并反复修改。修建过程中，董竹君几乎天天过来监管施工，可以说院内的一瓦一屋、一花一树都倾注了她的心血。董竹君搬过来后，感觉虽然没有东胜街的院子大，但也秀雅美丽，很是满意。
1922年夏初，董竹君突然月经中断，卧床不起，经治疗不见成效。全家人愁容满面，亲友们都认为这是干血痨病，很难医治。董竹君自己也以为命在旦夕。这件事被成都都督尹昌衡的母亲知道了，她懂一点医术，坐轿子来看望董竹君，一诊脉，尹母就说，什么干血痨病，是怀孕了，因此前已连生二胎，加上家务劳累，是血亏、胎儿不能正常生长，只要连服安胎药、增加营养、补血调理，是可以保胎的。按照老人的嘱咐，董竹君连服药物两个多月，果然有了怀孕的迹象，足月后生下了女儿国璋。
1926年旧历正月初五，是董竹君的生目前晚，亲友们都来祝贺，宾客吃完宴席后又继续打牌。董竹君已经临产，不能陪客人玩耍，但又不能扫客人的兴，就一个人悄悄乘轿子来到四圣祠英国人办的医院，住了进去。第二天一早，家里人不见董竹君，急坏了，夏之时赶紧派人到处寻找，终于在四圣祠医院找到了董竹君。过了一天的早上，儿子大明出生了，这是董竹君生了四个女儿后，才有了一个儿子，全家人都爱如宝贝，异常高兴。
桂花巷的“飞鹰”车行
董竹君是一个非常有志向、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住在将军街，有了舒适的生活，但她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家庭生活，她常常在书刊上看到和听到“女权”、女子职业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她想到女人没有地位，经济不独立，就谈不上“女权”，她想开办一个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帮助女人走向社会。于是，她将后院的马厩、猪圈全部拆除，在院子里修了几间厂房，买了几台织袜机，办起了“富祥女子织袜厂”，挂起了招收女工的牌子。附近住的女子们见有专门招收女子的工厂，都纷纷报名，进厂当了女工，一时生产火红。董竹君常对女工们说，好好努力学习技术，有了本事，经济上独立了，要花钱自己有，谁都不敢欺负你们。这家女子织袜厂在成都是第一家，当时家里前面是琅琅读书声，后面是唧唧的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
1926年，董竹君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得以实施。董竹君出身贫苦，十分同情劳动人民，她想多办企业，帮助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挣钱养家糊口。于是，她在隔街的桂花巷租了房子，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从上海接来父母帮助经营。董竹君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到公司，把板凳放在门口，站在板凳上高声给黄包车夫讲话，教导他们怎样注意出汗后不要着凉，避免生病；对待顾客要客气热情；要注意车子的卫生，经常使车垫、车身保持干净；自身也要讲究卫生，既可吸引顾客，多做生意，也可提高我们车行的名誉，顾客多了，就可以少收租金，增加你们的收入。当时，董竹君学习了国外的一些管理经验，公司车租低，车子的修理费、车夫的制服费都由公司出钱，车夫得病、受伤，也由公司负担医药费，有时车夫付不出租车费，还可以减免或分期付清。因此，车夫都愿意拉“飞鹰”的车子，并自愿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生意很是兴隆。
那时，董竹君每天除了忙于处理飞鹰车行和富祥女子织袜厂的业务，还要照管家中的日常事务和账目等事务，人客来往，出门应酬，关心孩子的教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精明能干的董竹君把这一切合理安排，件件事情都有条不紊。
可是好景不长，1929年春，四川局势混乱，各路军队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设立造币厂，造成币值贬值，百业萧条。董竹君担心黄包车公司和袜厂有倒闭的危险，她痛下决心，关闭了这两家付出了许多心血的公司和工厂。之后，董竹君告别了成都，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将军街、东胜街，带着子女去了上海。
索洁据《成都日报》整理
东胜街的娴雅主妇
董竹君之父性格耿直自尊，拉黄包车。母亲勤俭能干。父母虽穷，但是还是把她送到了私塾中念书。后由于父亲患了伤寒症，无奈之下，她只有中途辍学。由于父亲身体直落千丈，无奈之下把她押给青楼做三年“清信人”。在那里，董竹君卖艺不卖身。两年后，她装病逃出淫窟，与常在青楼出没的革命党人夏之时结婚。
1919年，董竹君和夏之时迁居到成都。在成都，他们先租赁将军街的一座小独院居住，后觉得将军街的房屋比较狭窄，就出资一万元（当时货币），向一位富绅买进了东胜街一个大院子，将军街的院子用来栽菜、养猪、养马。
董竹君很喜欢法国的自由、平等，特别是女人的开朗、潇洒。她很想去法国留学，于是她开始做准备，打听到成都平安桥有座法国修道院，她前往联系，请院里的法国修女教自己法语。修女很喜欢这位聪明的中国女人，每次董竹君去学习都认真耐心地教授。这时夏之时因时局不稳定，下野不从政了，天天在家栽花种竹、养鸟养马。董竹君每天从法国修道院学习法文回来，有时候在院子里复习功课，有时候帮助丈夫剪剪枝叶、修修花草。这样悠闲自在地生活了两年，董竹君的法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正当她打算赴法留学时，却怀孕了。生了孩子后，一时又脱不开身，只好放弃到法国留学的愿望。夏之时在家里待久了，也觉得无聊，他在成都包家巷租了房子，创办了锦江公学，每天去忙他的事情。
生了孩子的第二年初夏，董竹君咳嗽不止，她以为是感冒未愈，咳嗽却越来越重，她请了一位法国医官到家里仔细检查，医生诊断董竹君是肺病初期。当时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得了肺病犹如现今得了癌症，难以治愈。医生告诉她要多吃营养品、多晒太阳、多休息、要开心、多呼吸新鲜空气。董竹君即刻叫用人在花园的亭子间收拾了一间卧室，自己搬到花园内静养，并隔离了孩子，不操心家务，按时吃药打针，经过三个月的休养，可怕的肺病竟痊愈了。
将军街的一次惊吓
后来，家里收入减少，开支不过来。1922年，夏之时将东胜街的大院子以28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杨森部下，全家又搬回重新翻建的将军街居住，用卖房子的钱在梓潼桥、新华街购进和新建100多间店铺出租，供全家的生活开支。
为了翻新将军街的住宅，夏之时和董竹君都亲自过问，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设计并反复修改。修建过程中，董竹君几乎天天过来监管施工，可以说院内的一瓦一屋、一花一树都倾注了她的心血。董竹君搬过来后，感觉虽然没有东胜街的院子大，但也秀雅美丽，很是满意。
1922年夏初，董竹君突然月经中断，卧床不起，经治疗不见成效。全家人愁容满面，亲友们都认为这是干血痨病，很难医治。董竹君自己也以为命在旦夕。这件事被成都都督尹昌衡的母亲知道了，她懂一点医术，坐轿子来看望董竹君，一诊脉，尹母就说，什么干血痨病，是怀孕了，因此前已连生二胎，加上家务劳累，是血亏、胎儿不能正常生长，只要连服安胎药、增加营养、补血调理，是可以保胎的。按照老人的嘱咐，董竹君连服药物两个多月，果然有了怀孕的迹象，足月后生下了女儿国璋。
1926年旧历正月初五，是董竹君的生目前晚，亲友们都来祝贺，宾客吃完宴席后又继续打牌。董竹君已经临产，不能陪客人玩耍，但又不能扫客人的兴，就一个人悄悄乘轿子来到四圣祠英国人办的医院，住了进去。第二天一早，家里人不见董竹君，急坏了，夏之时赶紧派人到处寻找，终于在四圣祠医院找到了董竹君。过了一天的早上，儿子大明出生了，这是董竹君生了四个女儿后，才有了一个儿子，全家人都爱如宝贝，异常高兴。
桂花巷的“飞鹰”车行
董竹君是一个非常有志向、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住在将军街，有了舒适的生活，但她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家庭生活，她常常在书刊上看到和听到“女权”、女子职业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她想到女人没有地位，经济不独立，就谈不上“女权”，她想开办一个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帮助女人走向社会。于是，她将后院的马厩、猪圈全部拆除，在院子里修了几间厂房，买了几台织袜机，办起了“富祥女子织袜厂”，挂起了招收女工的牌子。附近住的女子们见有专门招收女子的工厂，都纷纷报名，进厂当了女工，一时生产火红。董竹君常对女工们说，好好努力学习技术，有了本事，经济上独立了，要花钱自己有，谁都不敢欺负你们。这家女子织袜厂在成都是第一家，当时家里前面是琅琅读书声，后面是唧唧的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
1926年，董竹君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得以实施。董竹君出身贫苦，十分同情劳动人民，她想多办企业，帮助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挣钱养家糊口。于是，她在隔街的桂花巷租了房子，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从上海接来父母帮助经营。董竹君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到公司，把板凳放在门口，站在板凳上高声给黄包车夫讲话，教导他们怎样注意出汗后不要着凉，避免生病；对待顾客要客气热情；要注意车子的卫生，经常使车垫、车身保持干净；自身也要讲究卫生，既可吸引顾客，多做生意，也可提高我们车行的名誉，顾客多了，就可以少收租金，增加你们的收入。当时，董竹君学习了国外的一些管理经验，公司车租低，车子的修理费、车夫的制服费都由公司出钱，车夫得病、受伤，也由公司负担医药费，有时车夫付不出租车费，还可以减免或分期付清。因此，车夫都愿意拉“飞鹰”的车子，并自愿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生意很是兴隆。
那时，董竹君每天除了忙于处理飞鹰车行和富祥女子织袜厂的业务，还要照管家中的日常事务和账目等事务，人客来往，出门应酬，关心孩子的教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精明能干的董竹君把这一切合理安排，件件事情都有条不紊。
可是好景不长，1929年春，四川局势混乱，各路军队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设立造币厂，造成币值贬值，百业萧条。董竹君担心黄包车公司和袜厂有倒闭的危险，她痛下决心，关闭了这两家付出了许多心血的公司和工厂。之后，董竹君告别了成都，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将军街、东胜街，带着子女去了上海。
索洁据《成都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