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圆航天梦 品生活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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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就是记者初次见到著名科学家孙家栋院士的第一印象。
  虽然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但孙家栋院士仍然在勤奋工作,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记者问他如何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时,他告诉记者,航天科技有它特殊的地方,一个航天工程项目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自己的计划,所有的相关人员都要按照这个计划去按部就班地工作。孙院士打了个比方说,比如大家约好了明天早上去八达岭玩儿,八点在一个约好的地方集合,到了约定的时间,你就是再有困难也得赶在约定时间之前赶到聚集地点。这样才能保证能够准时出发。对于航天科技工程来说,这样的“聚集点”非常多,正是很多的“聚集点”汇成了一个大的航天工程。参与工程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跟着工程的进度来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他说,有的时候需要自己参与的事情不是很多,所以一个星期都比较空闲;还有的时候需要自己全面参与,就要加班加点来工作。
  所以,孙院士说,一旦一个工程的计划确定了之后,你就得服从这个计划的“安排”,轮到你的时候,你就要全力以赴去工作,保证这个计划的稳妥进行。
  当记者问他,如今八十多岁的高龄,还在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勤奋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孙家栋院士说,对我来说,航天事业是一项庄严的使命,多年以来,也是自己的一个追求。有的人有物质上的追求,有的人有精神上的追求,孙院士说,我的追求就是让中国的航天事业蓬勃开展,每当一颗卫星上天,或者一个航天工程取得成功的时候,在和同事们尽情欢呼的时候,自己都会从内心里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当年去苏联留学,下火车第一件事是参观莫斯科地铁
  那么,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孙家栋院士,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想到会选择航天事业的呢?对于记者的这个问题,孙老笑着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不存在自己费尽心思想如何选择事业的问题,什么是国家需要的事业,什么就是自己的选择。孙家栋1948年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当时这所学校的本科还是用俄语进行教学,是因为这所学校原来是俄国人为了培养远东铁路的人才开办的。
  那时孙家栋进校的时候先学了两年预科,到了第三年才转到本科学习的。他转本科的时候是1950年,当时我国刚好开始建立空军,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很好,所以中国空军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也就按照苏联的编制来配备人员。由于是使用一比一的比例来配备编制,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懂俄语的翻译人员。于是孙家栋因国家的需要,便去空军待了一年的时间,去做翻译,同时为空军培训翻译人员。
  到了1951年,国家决定从这些翻译人员当中选拔一些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前往苏联学习飞机制造技术,孙家栋被选中赴苏联留学。没承想,这一学就是7年。
  让孙家栋至今难忘的是赴苏联留学的经历。当年去苏联的时候,他们是坐火车过去的。火车到了满洲里边境的时候需要换乘苏联的火车,因为那时苏联境内的铁路还是沙皇时代修建的,和中国的标准轨不一样。孙家栋说,登上苏联的火车,首先的感觉是宽敞,车上的卧铺车厢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软卧一样,是封闭的,只有上下各两个床铺。其次,在从满洲里到莫斯科长达七天七夜的旅行中,列车员每到三天就更换一次床铺上的被单、车厢里的桌布等用具,使得车厢一直非常干净整洁。
  到了莫斯科以后,因为早就听说过莫斯科有地铁,所以孙家栋等同行的年轻人都很想参观一下,因为那时地铁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新鲜了。火车到莫斯科的时间是上午,按说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应该是很累了,但他们这帮年轻人此时却忘了疲劳,把行李安顿好以后,第一时间便集体出发乘坐地铁。
  往地下的时候需要乘坐滚梯,这也是这帮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们没有见过的。到了地铁站台后,孙家栋立即被地铁里浓郁的文化氛围感染了。他告诉记者,那时莫斯科的地铁车站都是以过去的名人或历史典故等命名的,人们在地铁里等车、徜徉的过程,也是一次怀旧的过程。不但如此,每一个车站用的材料也不一样,设计风格也不一样。
  孙家栋笑着说,他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由于他们之前没见过自动车门,所以车来的时候,门开了之后,他们互相谦让让同伴先上,正让着的时候,门突然关上了,谁也没上去。他们这才知道原来车门是自动的。
  通过这些经历,孙家栋由衷地感到苏联现代化程度很高、技术上比我们要先进许多,无形当中受到了教育,他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学成之后回到祖国,一生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做贡献,把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搞好。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参与中国第一枚导弹设计
  1958年,孙家栋学成回国以后,便分配到了筹建中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准备搞导弹。当时在这个研究机构,行政上的领导人是聂荣臻元帅,业务上的领头人是归国的世界知名科学家钱学森。还是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学生的孙家栋,得知这种情况感到非常兴奋,暗自决心一定要干出成绩来。
  导弹事业一干就是9年,孙家栋也在众多的年轻技术人员中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在1960年8月被任命为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他随东风一号导弹试验队赴酒泉发射基地参加发射任务。11月5日,中国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发射上天,获得圆满成功。
  到了1964年夏天的时候,孙家栋在发射基地参与了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试验任务,不久就升任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承担更多的骨干工作。随着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很快具备了将自行设计的导弹发射上天的能力。
  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并下达研制液体中程地地导弹的任务,孙家栋作为导弹总体设计部技术负责人,主持了总体方案论证和总体设计工作。1966年10月27日上午9点整,中国用改型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运载着真正的核弹头拔地而起,9分14秒后,罗布泊落区传来了“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的报告。现场顿时一片沸腾。就在当天下午,《人民日报》发出了套红号外,向全世界公告:中国成功地试验了导弹核试验!从此,中国不但掌握了导弹核武器,而且走完了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的全过程。   导弹发射成功后,孙家栋又有了新的任务:研究发射人造卫星。
  设计制造第一颗卫星时,因为一个小小的插座惊动了周总理
  1967年盛夏的一天,正在进行导弹设计的孙家栋接到上级通知,调他去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任务很急,当天谈完话以后,就用吉普车拉着他从北京的南苑来到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这里是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临时办公地点。后来孙家栋才知道,这个研究院的院长正是他的老领导钱学森,孙家栋此次调动,正是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推荐,聂老总把他调来的。
  如今回忆起自己当年从导弹设计转回到自己的“本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孙家栋深有感触地说,这要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大师有着卓越的科学发展的战略眼光,他们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意识到航天对于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于是着手制订科研规划,调集精兵强将集中攻关。孙院士说,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张爱萍将军提出了“急用实用”的观点,作为指导中国设计制造地球卫星的方针。
  虽然方针定下来了,但是由于是刚刚起步,再加上当时正赶上“文革”时期,所以要想设计出一个能够飞上天的、哪怕是很简单的卫星,也需要费很大的劲。孙老回忆说,当时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卫星就是一个铝壳子,里面有一半的“内容”是电池。在设计制造的过程中经常面临零件匮乏的窘境。
  有一次,孙家栋发现需要一个专用插头,却找不到,他只好求助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让自己的秘书开了一封介绍信。孙家栋拿着这封介绍信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书记。这位市委书记很重视,找来分管工业的相关负责人,一起研究这个专用插头哪一个厂子能够做。他们在估计出某一个厂子能做之后,孙家栋又马不停蹄赶到这家工厂,厂领导找到了这个厂里最有经验的老师傅。这位老师傅60岁左右,确实有经验,可他是老上海人,听不懂普通话,于是,陪同孙家栋前往的市委书记的秘书临时充当起了“翻译”,总算说清楚了,后来把这个插头做成了。
  这个“插头事件”仅仅是孙家栋接手中国第一颗卫星后,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比较小的一个,在以后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带领着设计团队不断解决一个又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终于制造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1970年4月24日,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日子,21时35分,随着指挥员点火的命令,载有“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载火箭喷射出烈焰,火箭伴随着轰鸣声腾空而起飞向天空。15分钟后,传来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消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了!
  此时的孙家栋眼里涌满了激动的泪花,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年根底下突遇车祸,幸运的是毫发无伤
  鲜花和掌声还未远去,孙家栋便马不停蹄地将精力投入到了下一个工作目标上了。一个月后,也就是1970年5月,孙家栋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不到一年之后,这颗卫星也发射成功,它在轨道工作达8年之久,是中国第一颗长寿命卫星。
  在设计这两颗卫星的同时,孙家栋还同时担任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经过一次失败的教训之后,到了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携带的这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了。
  那时的孙家栋,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还有过一次因为赶着去工作而出车祸的险情。那是1971年的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已经到了年根儿了。孙家栋的家人都在等着他利用春节的时候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但他满脑子都是实践一号卫星的事情,一大早就起床了。他匆匆忙忙擦了把脸,就与同事一起乘坐吉普车前往西南郊的一个研究部门,解决卫星配套设备去了。一天的劳累结束了,正当大家各自在颠簸的归途中静静地梳理自己的思绪时,冷不防吉普车载着连同司机在内的10个人突然翻下路边很深的河沟里,翻车的位置在肖家河大桥的拐弯处。灾难发生了,可奇迹出现了。按照常理,吉普车翻到那么深的河沟里,一定会遭遇灭顶之灾。但车上的人却无一人重伤,孙家栋裹着他那件一天到晚不离身的棉大衣,硬是毫发无伤。几天后,孙家栋随同运送卫星和参加试验任务的火车专列向卫星发射场开进,实践一号的发射没有因为这场事故受到影响。
  为了突破探月技术难题,成宿在阳台上观察月亮、思索问题
  进入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孙家栋作为中国卫星设计的领军人物之一,继续奋战在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线,并取得了许多突破,他自己也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1999年9月,国家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为23位科技专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孙家栋成为受表彰的23位科技专家之一。
  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是对孙家栋几十年来为中国导弹设计和卫星设计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最大的肯定。
  不过,对于在航天事业上有更高追求的孙家栋并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宏伟而尖端的探月卫星上。
  经过几年的准备和协调,2004年1月,我国第一个探月工程被命名为嫦娥工程并正式启动。3月,中科院院士孙家栋被任命为嫦娥工程总设计师。如今回忆起那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孙老说,自己当时脑子里经常反复思考着地球、月球、卫星三体运动的关系。他举个例子说:“卫星在地球上发射,但在发射那一刻,月球在太空的什么位置?因为地球与月球都在不停地转动,地球在什么季节与月球距离最近?何时发射最有利于发射控制?”
  他告诉记者,自己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装上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会沉默寡言、日思夜想。那段时间,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老伴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则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醒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便身不由己地走到阳台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天上慢慢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探月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有时他在窗前一站竟是好几个小时,折腾得老伴也睡不踏实,一会儿给他披衣服,一会儿要给他搬椅子让他坐在那里看。但有一条,老伴会看他的眼神行事,绝不敢打乱他的思绪惹他不高兴。   有一次,孙家栋在阳台上从后半夜一直站到天空泛白、月亮的轮廓变浚,这时老伴才打趣说:“月亮真好看是吗,看够了,看出名堂了。是不是该吃早饭了,司机都该来接你了。”这时的孙家栋却似乎没有倦意,早饭吃得比平时还多,想必是观察月亮有了新的感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孙家栋以及其他科学家、众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发射成功。这次发射是全程电视直播的,摄像师捕捉到了这样一个镜头:当传出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消息时,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跳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悄悄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这个镜头让很多人感动。很少在众人面前落泪的孙家栋此时流泪,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次发射成功来得多么不易。
  和老伴的姻缘来自于一次“借相机事件”,在国外带着老伴的鞋样给老伴买鞋
  说到自己的生活,孙老说,长期以来,由于自己一心扑在航天事业上,所以家里的事情主要靠老伴。
  记者了解到,孙家栋与夫人魏素萍感情甚笃,两人的姻缘是因为一次“借相机事件”。那是在1959年春天的时候,有一天孙家栋和单位的年轻人一起去颐和园游玩儿,走到半路突然想起来没带相机。于是他中途在木樨地下车,到曾经一起去苏联留学的战友刘恩光家借。因为很久没有联系了,刘恩光见到孙家栋很高兴,本来孙家栋借完相机就要走,但刘恩光刻意多留了他一会儿,拿一张照片给孙家栋看,这是刘恩光夫人的同学。孙家栋一看到照片上相貌秀丽的女子眼前顿时一亮。这位当时还在哈尔滨的女子就是魏素萍。后来,经过刘恩光夫妇介绍,孙家栋借着去哈尔滨出差的机会见到了魏素萍,两人一见如故,不久就好上了。几个月以后,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由于孙家栋平时工作很忙,所以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埋头工作当中,基本上顾不上家人了。他说,他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刚好赶上他才开始接受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忙得一天到晚回不了家,所以孩子出生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家人也没有告诉他。到了第三天,医院把他爱人和孩子送回家以后才告诉他。其实,虽然孙家栋平时忙于工作,很少照顾家里,但在他的心里还是非常在意夫人魏素萍的。
  有一次,孙家栋去新加坡出差,当有片刻闲暇的时候,陪同人员提议出去逛一逛,或是去看看美丽的风景。而孙家栋却提出可不可以去个买女鞋的地方,当陪同人员带他去了以后才知道,他是想给老伴买一双合适的软鞋。由于他老伴不在现场,大家只能帮着介绍鞋子的种类和舒适的品牌,但在尺码方面不好提意见。就在这时,孙家栋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张纸样,说这是比照老伴的脚画好剪下来的样子。说着就把这个纸样塞到鞋里进行比试,这个举动让在场的人大为感动,大家没想到他这样一个著名科学家对老伴的关心如此细腻。
  科学大家却拙于做家务,在家做饭时弄个大花脸
  多年来,孙家栋与夫人魏素萍相濡以沫,两人还曾经有过一起住院的巧合经历。
  1994年冬天的一天,我国第一颗大容量通讯卫星准备发射,此时夫人魏素萍得了急性脑血栓住院治疗。当时正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孙家栋不知道这个情况。一周以后,卫星发射成功,孙家栋回到北京,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积劳成疾,累到住院。
  住院以后,孙家栋问秘书老伴的情况,秘书含混地说挺好的。但孙家栋很快弄清了情况,在他的再三要求下,他和老伴住在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后来医生按照他们的要求,又让老两口住在同一间病房里。魏素萍从医院里出来时,脑血栓虽然好了,可身体半边麻木,不仅腿脚不灵活,连胳膊和手也不听指挥。为了让魏素萍四肢恢复正常功能,孙家栋在精神上鼓励她,在生活上照顾她,从百忙当中挤出时间和她一起锻炼身体。在孙家栋的悉心照料下,一年以后,魏素萍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可这一年孙家栋的体重一下子减了20多斤,她开心地打趣说,这个减肥办法真好,就连最难对付的脂肪肝也一下子恢复正常了。
  孙老告诉记者,年轻一些的时候,有时周末休息,他总是心里满怀歉意地想帮夫人干点家务。遗憾的是,别看他在航天事业上大智大勇,但做起家务来却笨手笨脚的。女儿出生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孙家栋休息在家,打算帮夫人点火做饭。不知是柴不干还是煤不好的原因,炉子里的火总是只冒烟而不着火,孙家栋趴在地上鼓着腮帮子对着火炉子使劲吹,直吹得浓烟翻滚却不见火苗。黑烟、柴灰弄得他两眼淌泪,满脸像涂花了的黑包公。恰巧宋健同志来办事,顺便到他家里看他,见状后哈哈大笑说,孙家栋呀孙家栋,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大部分职工都用上了煤气灶,你这个当领导的却趴在这个破煤炉下弄个大花脸,你这是怎么搞的嘛。孙老说,当时煤气灶还是紧缺物品,所以身为院领导的他每次都把分配来的煤气灶让给别人。
  84岁高龄依然没有退休,喜欢吃肉生活顺其自然
  现在,孙家栋的儿子和女儿早已长大成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出色地从事自己的事业。为了弥补年轻时陪伴夫人少的遗憾,孙家栋每年都会尽量抽出时间和老伴一起要么北上要么南下去旅游,他们俩上峨眉山,过长江,游张家界,看九寨沟,总之是尽情游览祖国美丽的河山。
  不过,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孙家栋院士依然没有退休,而是活跃在中国航天事业的一线,记者问他现在忙什么,他说,正在进行北斗卫星导航工程的总体设计,需要大约30颗卫星,整个工程要到2020年才能完成。
  他说,现在自己的生活很有规律。晚上一般不到10点就休息了,第二天一早五六点钟就醒了,但不会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想一想一天该做些什么事情。白天有时间的时候会和老伴出门散步,精力充沛的时候遛弯一个小时,感觉累了就半个小时。他家附近有一家书店,有时候他和老伴也会进去转转。午饭以后一般要睡一会儿。
  谈到养生,孙家栋说,自己平时并没有刻意进行养生,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保持愉悦的心情,遇到什么就吃什么。他还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特别爱吃肉,吃蔬菜、吃甜食,从来不忌口,但是饮食也不过量。另外,他说,累了就休息一下,简单活动一下,总之就是一切顺其自然,而不是刻意去做什么。
  记者手记
  孙家栋院士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虽然记者过去在电视上见过他,但初次见面的时候,记者一下子没认出来。那天记者正和一位老同志打乒乓球,记者的球没能上案,液出了围挡,只见一位面容和善的老人低头将球拾起来,交给记者。
  当时记者没有注意这位老人的长相,后来采访时才知道,这位老人正是著名科学家孙家栋院士。一位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愿意为一个陌生人捡球,这个细节让记者记忆深刻。
  采访结束后,记者提出要和他合影留念,孙院士愉快地答应了。合影的时候,记者想请孙院士坐着,记者站在他的身后,但孙院士不肯,执意站着与记者合影。这些小的细节,让记者对他的尊重更增加了几分。
  最后,记者在此要特别感谢钱永刚教授,正是由于他热情帮助记者牵线搭桥,记者才得以采访到这位当今中国卫星领域的泰斗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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