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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8军144师解放江西宁都后，奉命围歼宁都西北翠微峰敌人。翠微峰道路崎岖，易守难攻。以原豫章山绥靖区司令黄镇中为首的国民党武装约2000人盘踞此山，构筑坚固工事，并将发电厂、修械厂设备及大批粮物搬进山洞，企图据险顽抗。
8月30日，解放军144师完成包围部署。该师第428团强攻朝阳山，经一小时的战斗，全歼顽敌。至9月19日，翠微峰的外围据点被全部攻占，余敌被压缩在翠微峰等几个孤立山峰上。9月23日6时30分，该师在军山炮营、战防炮营的支援下，向敌核心据点发起总攻。至下午3时，黄镇中被迫率残部投降。
这次战斗共歼敌1960余人，被华中军区誉为剿匪战斗中攻坚战的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此战例编写成剧本，拍摄成影片《翠岗红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我军剿匪作战的影片。
《翠岗红旗》的摄制工作，会聚了来自解放区与原来生活在旧上海的艺术家。主演于蓝与副导演马瑜就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导演张骏祥、摄影冯四知以及饰演江猛子、萧镇魁、封老四、封之固的张伐、陈天国、夏天、白穆等，则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
由于编剧杜谈的推荐，刚刚在东影头次“触电”（拍摄了影片《白衣战士》）的于蓝，被确定为向五儿的扮演者。
深入苏区真切体验生活
对于于蓝来说，更多的准备工作是访问和接触红军家属以及幸存的干部、党员，了解他们留在苏区是怎样度过各种苦难而生存下来的。于蓝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采访了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群众约三四十人。
每一个受访者从娓娓而谈到声泪俱下，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之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当时敌人极为残暴，整整长达15个年头，无数家庭亲人离散音讯全无，但他们始终没有忘掉共产党。
59岁的钟姓老人，妻子被敌人打死了，他想国民党总有“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翻身的日子，就把国民党联保主任的布告揭下来，藏在房子的楼板上，等着共产党回来以求血债血偿。正是党在苏区人民心灵深处播下的革命必胜的信念，才使他们经受住了白色恐怖下最艰苦的磨难，这也是《翠岗红旗》影片的真实历史背景。
令于蓝收获最为丰厚，同时也受到极大震撼的是，接触到了类似向五儿遭遇的对象。
一个叫苦香的妇女，1929年起就做妇女工作，1934年红军走时已担任宁都、兴国的县委宣传部长，因病留了下来，后来她到大佛山去坚持斗争，敌人四面烧山，她弹尽粮绝被抓到。敌师长与团长都要她答应做姨太太就放她出去，她坚决不肯，说：“要不放我回家，要不受死刑。”敌人把她送到南昌押了一个月，判了十二年徒刑。她母亲卖牛、借钱用70块大洋买通看守所把她保了出来。苦香在地主家做了两年保姆。后来国民党又逼她去后援委员会，她躲到山上，与那里挖钨矿的一个没有党派的管理员结了婚，历经了许多艰苦，最后借钱做小买卖为生。她说自己相信党一定会回来。解放时看到部队的首长，苦香悲喜交集，连话都不会说了。
毛主席、周总理给予肯定
应当说，在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影片中，《翠岗红旗》别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儿这么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刻画了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
影片上映不久，曾一度受到好评，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观看影片后触景生情，失声痛哭。不过，该片也招致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红军北上后，没有表现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尤其诘难主人公向五儿缺乏“典型性”，是个“等待（胜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
这些并不恰当的教条主义式的评论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两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
因视觉效果突出，该片在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摄影奖。后来此片还曾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故事片二等奖，每个主创人员为此获得一枚奖章。
1953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片《翠岗红旗》时，平素轻易不发火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
原来，不久前，我国电影代表团携这部影片去东欧一个国家参加国际电影节，在放映的时候，引起强烈反响。多国组成的评委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获大奖。可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向人家说明，这部影片不配获得大奖的殊荣。
各国评委对我国代表团的态度无法理解，当周思来听说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后，在这次会议上痛心地提及，真的动了气。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激动不已，高声说：“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当时参加会议并坐在前排左角上的岳野对这个场面记忆深刻，他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周恩来）这一次真生了气，发起火来……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以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
涵养很深的周恩来没有就此一发不可收，他发火之后，随即强力自控了一下，又神态诚恳地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
邢大军据《电影文学》顾胜/文 整理
8月30日，解放军144师完成包围部署。该师第428团强攻朝阳山，经一小时的战斗，全歼顽敌。至9月19日，翠微峰的外围据点被全部攻占，余敌被压缩在翠微峰等几个孤立山峰上。9月23日6时30分，该师在军山炮营、战防炮营的支援下，向敌核心据点发起总攻。至下午3时，黄镇中被迫率残部投降。
这次战斗共歼敌1960余人，被华中军区誉为剿匪战斗中攻坚战的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此战例编写成剧本，拍摄成影片《翠岗红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我军剿匪作战的影片。
《翠岗红旗》的摄制工作，会聚了来自解放区与原来生活在旧上海的艺术家。主演于蓝与副导演马瑜就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导演张骏祥、摄影冯四知以及饰演江猛子、萧镇魁、封老四、封之固的张伐、陈天国、夏天、白穆等，则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
由于编剧杜谈的推荐，刚刚在东影头次“触电”（拍摄了影片《白衣战士》）的于蓝，被确定为向五儿的扮演者。
深入苏区真切体验生活
对于于蓝来说，更多的准备工作是访问和接触红军家属以及幸存的干部、党员，了解他们留在苏区是怎样度过各种苦难而生存下来的。于蓝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采访了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群众约三四十人。
每一个受访者从娓娓而谈到声泪俱下，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之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当时敌人极为残暴，整整长达15个年头，无数家庭亲人离散音讯全无，但他们始终没有忘掉共产党。
59岁的钟姓老人，妻子被敌人打死了，他想国民党总有“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翻身的日子，就把国民党联保主任的布告揭下来，藏在房子的楼板上，等着共产党回来以求血债血偿。正是党在苏区人民心灵深处播下的革命必胜的信念，才使他们经受住了白色恐怖下最艰苦的磨难，这也是《翠岗红旗》影片的真实历史背景。
令于蓝收获最为丰厚，同时也受到极大震撼的是，接触到了类似向五儿遭遇的对象。
一个叫苦香的妇女，1929年起就做妇女工作，1934年红军走时已担任宁都、兴国的县委宣传部长，因病留了下来，后来她到大佛山去坚持斗争，敌人四面烧山，她弹尽粮绝被抓到。敌师长与团长都要她答应做姨太太就放她出去，她坚决不肯，说：“要不放我回家，要不受死刑。”敌人把她送到南昌押了一个月，判了十二年徒刑。她母亲卖牛、借钱用70块大洋买通看守所把她保了出来。苦香在地主家做了两年保姆。后来国民党又逼她去后援委员会，她躲到山上，与那里挖钨矿的一个没有党派的管理员结了婚，历经了许多艰苦，最后借钱做小买卖为生。她说自己相信党一定会回来。解放时看到部队的首长，苦香悲喜交集，连话都不会说了。
毛主席、周总理给予肯定
应当说，在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影片中，《翠岗红旗》别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儿这么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刻画了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
影片上映不久，曾一度受到好评，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观看影片后触景生情，失声痛哭。不过，该片也招致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红军北上后，没有表现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尤其诘难主人公向五儿缺乏“典型性”，是个“等待（胜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
这些并不恰当的教条主义式的评论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两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
因视觉效果突出，该片在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摄影奖。后来此片还曾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故事片二等奖，每个主创人员为此获得一枚奖章。
1953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片《翠岗红旗》时，平素轻易不发火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
原来，不久前，我国电影代表团携这部影片去东欧一个国家参加国际电影节，在放映的时候，引起强烈反响。多国组成的评委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获大奖。可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向人家说明，这部影片不配获得大奖的殊荣。
各国评委对我国代表团的态度无法理解，当周思来听说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后，在这次会议上痛心地提及，真的动了气。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激动不已，高声说：“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当时参加会议并坐在前排左角上的岳野对这个场面记忆深刻，他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周恩来）这一次真生了气，发起火来……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以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
涵养很深的周恩来没有就此一发不可收，他发火之后，随即强力自控了一下，又神态诚恳地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
邢大军据《电影文学》顾胜/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