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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随着国内国共战场易势，国民党政权这个千疮百孔的漏船行将倾覆，而当上代理总统不久的李宗仁和被迫下野但仍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不仅不能合舟共济，争斗反而更趋激烈。因蒋、李两派都视争得美援为救命稻草，于是“同室操戈”的闹剧不仅在国内频频上演，甚至还将舞台延伸到了美国。
闹剧的上演要从李宗仁上台后，为自己寻找外交帮手谈起。众所周知，国民政府外交部历来由蒋系人物把持。1949年元旦后，蒋介石“引退”在即，为在“引退”后，仍能把控外交，蒋在下台前的1月18日，对外交部人事作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安排，蒋的亲信叶公超被任命为政务次长，政务次长主管部内行政，若部长缺位或换人，政务次长将实际担当起部长的职责。果然，一切如蒋介石所料，李宗仁上台后不久，孙科内阁就倒了台，原来的外交部长吴铁城自然是干不下去了，部长一职安排傅秉常出任，结果傅不愿到位，部长一职由是空悬，因而外交部一应事务实际由叶公超负责。为从蒋系人物手中夺回外交权，上台后的李代总统亟须在外交系统安插自己的人马，无奈桂系团体中能从事外交的人才太缺，但也并非一个没有，邱昌渭、甘介侯大概算得上这一时期李宗仁在外交上可做依傍的两名主要帮手了。
邱昌渭早年曾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执教，1930年代初期即被桂系延揽来到广西，一直待到1943年。战时曾一度供职于中央设计局，任第二副秘书长。由于与桂系多年的历史关系，李宗仁上台后，即被李代总统重用，担任了总统府秘书长，同时也兼李宗仁的英文秘书，成为其外交上的主要帮手。除邱昌渭外，李宗仁外交上的另一帮手是甘介侯。甘介侯也是留美出身，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甘与李相识于早年武汉政治分会时期。甘那时在湖北省政府任临时财政委员会委员、江海关监督、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大概从那时起就与桂系结了缘。1931年京粤和谈后，蒋介石曾一度下野，上台后又退居幕后，甘介侯也就在那时荣膺过外交部常务次长，不过时间不长，以后便被派往西南，任外交部特派浙闽粤桂黔五省视察专员。那块地方1930年代时基本为西南实力派和桂系控制区域，也许从那时起，甘介侯成为李宗仁的“密友”。当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身边亟须用人，像甘介侯这样与桂系有历史关系，又有哈佛学历，且具外交经验者，当然受到李宗仁重用。不过，对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来说，外交上仅有邱、甘二人，是远远不敷使用的。外交界极重资历、人脉，而邱、甘在外交界均无厚重根基，要打破蒋介石及其嫡系对外交的把持，李宗仁需要外交界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于是李宗仁把目光转向了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也是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李宗仁想把顾维钧拉到自己一边是有道理的。首先是顾维钧乃当时中国最为出色的职业外交家，其人脉、威望不仅在国内无人可比，在国际也属一流；二是其时的顾维钧正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一职，这一位置对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除以上两点外，更为李宗仁看重的是顾维钧系政府外交系统中极少数没有派别背景的人，蒋对顾维钧这样的资深职业外交家向来是用而不信，而顾对蒋在外交上独断专行、安插党徒亲信也颇为不满，这在李宗仁看来，显然是拉拢顾维钧的有利因素。不过，顾维钧何等人也，蒋既不能使之完全听命，李又有何把握让他为己所用呢?为此，1949年2月，也即李才上台不久，就往美国派去了一位使者——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李振鹏，该教授赴美的主要任务就是与顾大使晤谈，转达李代总统对顾维钧的问候，了解顾大使对眼下国内时局，包括对李代总统的看法，并请其为李代总统在美争取美援出力。不过，这位李教授虽受代总统委托，但也许是因为地位不够，或能量有限，无论是争取美援，还是探询顾大使对桂系的态度，好像都未取得进展。而这时的国内局势却有了大的变化。李代总统上台时做的“南北朝”幻梦已彻底破灭，北京和谈破裂后，共产党军队已过江，国民政府败撤广州，李代总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若要继续以两广和西南为基地与中共对抗，同时拒绝蒋介石的复出，没有美国人的有力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被李代总统视为“救命稻草”的美援却迟迟不到，这让李宗仁焦虑万分。为争取得到其时无异于起死回生“强心剂”的美援，也为了探得美国决策层对自己态度的底牌，更兼有安排后路的现实考虑，1949~5月初，李宗仁往美国派出了他的主要外交臂膀甘介侯。
派大员赴美的活动，用游说方式来影响美国高层的对华政策，是蒋介石在对美外交中常用且相当有效的手段。国共内战开始后，由于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连连败绩，美国人对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为避免“换马”一幕的出现，1948年11月，乘美国大选，蒋介石派亲信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携款赴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不过，大选结果是杜鲁门连任，蒋因此十分被动。为求恢复与美国高层领袖的良好私人关系，同时为蒋争取亟须的美援，蒋夫人宋美龄于12月1日衔命飞抵华盛顿，到达后的次日，就去纽约莱尔脱里德医院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国务卿马歇尔，紧接着又拜访了美国会经援联席监督委员会、经合署等机构，12月10日见到了美总统杜鲁门。虽然蒋夫人这次访美马不停蹄，十分辛苦，但显见的是多数场合，美国人对她只是客气的应付。就在夫人访美期间，国内“徐蚌会战”败绩传到，蒋介石也在不久后被迫“下野”。本来，蒋夫人访美使命已结束，但她却表示：目前中国已是如此状况，因而需要留在美国一段时间，“以观察局势如何发展”。夫人的意见深得蒋介石赞同。由于国内形势已出现大溃败征兆，能否在美国为自己争取到美援，不仅关系到国共战场败局能否扭转，同样也关乎蒋下野后能否顺利复出。为便于夫人在美活动的开展，蒋不仅拨付了50万美元的活动费，还为夫人配备了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俞国华，一个是黄仁霖。俞国华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武昌及重庆行营，为委员长侍从室秘书。1942年曾随蒋介石访问印度，翌年又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经济，1946年转赴英国伦敦继续从事研究。1947年起出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被视为未来在外交上会接替孔、宋的俊彦人物。黄仁霖也一样，作为装甲部队上校，是蒋纬国派在美国的个人代表。以此两人为夫人左右手，可见蒋介石对夫人其时在美外交的重视。不唯如此，为加强这一时期的对美外交，蒋介石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安排，即让自己的亲信李惟果到美国出任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李惟果乃最得蒋赏识的外交才俊之一，为蒋之“文胆”陈布雷一手培养，1937年7月即入委员长侍从室任五组秘书，对国际关系有独到研究。1941年蒋临时兼任外交部长期间，为主导外交行政改革，蒋将李惟果从侍从室调外交部总务司负责，此后就一直是蒋介石在外交上的主要帮手。而远东委员会每个国家的代表，除担任主席的美国和菲律宾以外，一般都由该国驻美大使兼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此前也 就由顾维钧兼职。2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却接到外交部电报，内称：政府鉴于大使职务的重要性，决定顾不必再兼任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另指派李惟果担任此职，对此顾大使在日记中不满地写道：“显然李惟果的任命是为了给他一个职位。”其原因，按顾维钧的说法：“李先生在重庆时曾在委员长侍从室秘书处任职，同时兼任宣传部副部长。”(除以上三人外，其时任职于华盛顿世界银行理事会的夫人胞弟宋子良、以空军在美购料处主任名义驻美的蒋介石小同乡毛邦初将军，以及其后被派作中国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黼也都先后被赋予了“在美从旁协助”蒋夫人的任务。)
不过，尽管布下了如此强大的阵容，且有夫人亲自坐镇，蒋介石在对美外交上还是有放心不下的事，那就是蒋对他“引退”以后，中国驻美使馆，尤其是顾维钧大使能否继续听命，自己似无把握。这种担心和疑虑，也非多余，因为在蒋“下野”前就有过一次试探。1948年11月，孔令杰奉蒋之命到美国面见顾维钧，让顾转交一封委员长致当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的信，“信中说准备委派他父亲孔祥熙为委员长的特使”。蒋介石的这封信让顾维钧深感不悦，于是顾以“在大使之外，又派出一位特使是否恰当、是否得体、是否有伤中国尊严”为辞，拒绝了对此信的转交。顾并表示：“为了防止出现这种违反外交惯例情况的建议，即我本人辞职，任命孔祥熙接替我的职务。”顾维钧这一态度，自然为蒋所恼。不久后，蒋介石从总统位子上“引退”，顾乃明白，蒋派孔祥熙来美任常驻特使是负有在蒋不在位期间来为蒋开辟一条“用作完全脱离中国政府渠道，直接和秘密地与华盛顿政府保持接触的一个秘密步骤”，也即一条“无须通过使馆或政府渠道来传达信息的独立线路”。由于顾维钧没能敦促美国政府接受孔祥熙的特殊使命，蒋对顾更不放心。12月，宋美龄赴美，顾维钧在面见宋美龄时，明显感到了蒋夫人对他的冷淡。而为了随时了解和监视使馆动向，蒋介石在驻美使馆中，为夫人安插下了可靠的耳目，那就是使馆武官皮宗敢。皮过去也曾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被派到驻美使馆工作时，即被赋予了直接向“委员长或毛邦初将军，或现居里弗代尔的蒋夫人”报告的职责。
蒋介石和蒋系人物对顾维钧的不信任，招致顾维钧的反感，而其时的李代总统却因亟须开展对美外交，对驻美使馆自是格外关照，因此上顾大使对李代总统，虽谈不上效忠，但也无意就与反李的蒋系人物沆瀣一气。故在蒋、李之争中，态度“骑墙”，而这一态度为蒋夫人所不满，称顾“太圆滑”，对他很不放心。1949年3月，国内李代总统与孙科内阁之争将见分晓，这时的李宗仁似乎踌躇满志，他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3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的要求，装载美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不再驶往台北，而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发运也都暂时中止，顾维钧在得知此消息后，担心“引起代总统与内阁之间爆发一场政治冲突”，故未向南京报告，但此消息却很快通过蒋系安在使馆的耳目皮宗敢武官报告了蒋夫人，并立即被报告给了蒋介石。3月中旬，在事先未通知驻美使馆，顾维钧也一无知晓的情况下，孔祥熙奉蒋之命突然来到华盛顿。孔到美国后，立即约见了驻美使馆参事谭绍华和陈之迈，有意向他们询问和了解使馆有关情况。谭、陈二位本系顾维钧的人，孔绕过顾维钧直接召见谭、陈二位，明白无误是向顾维钧施压和警示。对此，顾维钧既反感又为难，自叹“这种局面给我带来一些困难，甚至窘迫”。
甘介侯正是在这个情况下作为李代总统的代表来到美国的，挂的是外交部顾问的头衔。鉴于桂系以往在美全无外交人脉基础，甘介侯赴美后，要完成李代总统所交托的使命，需要顾大使的鼎力相助。于是，甘介侯在与顾见面后，即立即抛出诱饵，告以“李代总统有意以顾为外交部长”，这既为示好，也是试探。说是示好，是表明李代总统对顾维钧的倚重；说是试探，则因为李宗仁以顾维钧为外长，实也打着自己的算盘。因为，若顾维钧能答应出任外交部长，不仅外长一职的空悬得到了解决，驻美大使这个重要位子也就可以安排一个自己最放心的人，如甘介侯来担任，那样就更万无一失了。不过，这只是李宗仁的一厢情愿，李代总统此番“好意”立即为顾维钧所拒。顾看得很清楚，其时的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崩溃，外交部早成空壳，加上总统、总裁不和，部长一职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而驻美大使一职却至为关键，所以顾当即回称：“外交部长应该任命一个年纪轻的人，而他(指甘介侯——引者注)非常适宜。”顾并绵里藏针地向甘介侯暗示，称“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会同意中国委派新大使，而宁愿我们只留一名代办，那样就会很不适宜”。显然，顾维钧这是在借美国人之口告诉甘介侯，他不会放弃驻华大使一职而去当什么外交部长。为避免顾维钧生嫌，由此产生不快，甘乃立即表示：他和李宗仁都认为担任华盛顿大使以顾维钧最有资格，只要美国援华问题不解决，顾就要留在美国，但一俟援助问题得到解决，顾就会被任为外交部长。而顾则巧妙回答说：“我已如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想要退休。”显然，顾维钧一眼看穿了李宗仁和甘介侯的企图，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不过，这时的顾维钧已不为蒋所喜，李宗仁既然对他进行竭力拉拢，故在甘介侯要求顾维钧帮他安排会见美国政要时，顾是很尽力的。在顾的引见下，甘介侯得以拜晤了包括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马歇尔和魏德迈将军在内的美国一应政要，并与华盛顿的一些著名媒体有了接触。
甘介侯得顾维钧之助，频频会晤美国政要，引起蒋系人物的高度警惕。虽然蒋夫人身边不乏精兵强将，纽约里弗代尔蒋夫人住处，也是午餐会、招待会不断，但蒋夫人在美的活动因没有使馆这一正式渠道和平台，只好利用“叙谊”的方式进行，接触人物也多半为“院外”人士，虽也能探得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华态度的一些真实情况，但对影响美国上层决策，效果甚微。而桂系人物看似势孤力单，却能借正式身份，登堂入室，得见美国政要，这让蒋系人物十分闹心。为阻止这一势头，即便不能争取驻美大使顾维钧站到自己一边，也要设法让他疏离桂系。为此，继孔祥熙赴美后，蒋对美外交的另一重量级人物宋子文也于6月初抵达美国“宋子文是以?公民”的身份来美的，表面上并不属于蒋的直接派遣，来美后也一直比较低调，自称这趟赴美并不受命于蒋，而是以“公民身份来尽自己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促成“所有团体和政党携手合作”。尽管如此，顾维钧仍明显感到“宋子文虽然没有官衔，确代表着委员长，或者至少像蒋夫人那样尽力为委员长效劳”。这对顾维钧来讲是一个无形中的巨大压力，并因此倍感“心力交瘁”。作为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历经民国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在民国外交界有“常青树”之称。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人弄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外交也不免受害，但顾维钧上能置身于漩涡之外，但眼下却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国内蒋、李恶斗的漩涡。对这种“逆境的形成”，顾维钧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某些自家人在华盛顿和纽约对我进行暗中破坏和诽谤，而不是由于中国的局势和美国 的态度，以及国务院的偏见。”身处险境中的顾大使由此加深了对中国政治舞台动荡和凶险的体认，于是也不得不非常现实地考虑自身的处境，并为“如何避免卷入任何一方的利害之中”而谋两全之道了。
平心而论，顾维钧以一个资深职业外交官身份，对此种夹杂派系私见和利害计算的外交是很反感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些年代里，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是被国内政治势力所利用的工具，而国内的政治又以中国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为其特点，各派竞争的焦点是竟向各自的外国靠山争取财政上的援助和外交上的支持，俾使在内战中加强各自的地位。”对此顾认为：“这种局面是我和与我抱同样观点的外交家们永远不会接受的。派往国外的外交代表所代表的应该是整个中国、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政党，这是我的一贯主张。”话虽如此，外交官所负的使命是执行政策，也即执行来自国内政治人物的指令，要想摆脱派争干扰，独善其身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在1949年中期后，顾维钧开始对其时在美的蒋、李两派人马采取了两面敷衍、两不得罪的态度。如在工作汇报上，顾维钧采取了向所有各方都汇报的办法，如为争取美国军援和经援，先由使馆负责起草《备忘录》和《致艾奇逊的信稿》，而后首先给委员长发去电报，再给李宗仁、阎锡山，以及外交部也都分别作了报告，同时又将相同的内容给在美国的蒋夫人，对其他关心此事并曾在华盛顿参加过会议讨论的人士也一一发出抄件。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办了什么事”，为此顾维钧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凡事不动则已，一动就感到面临着国人缺乏团结的问题，即使驻外人员之间也是如此。”故“在目前情况下，继续开展工作十分困难，因为要把重要的发展告诉许多领袖人物，在采取重要步骤之前又必须与所有这些人商量，以免中途受阻和产生麻烦。在台湾有委员长，在广州有李宗仁、外交部和阎锡山，在美国有宋子文、甘介侯、蒋夫人、胡适和蒋廷黼，而且他们都与委员长或政府互相之间有联系”。为此，顾维钧不得不在蒋、李两系人物之间小心翼翼地敷衍、周旋，以作应对了。
看到顾大使态度有所转变，蒋系方面适时对他释放出若干“善意”，毕竟，他们也知道，顾维钧是美国最欣赏的人，驻美使馆目前地位重要，要让美国人对委员长回心转意，顾大使的重要性和向背是绝不可忽略的。为更有力地控制顾维钧，蒋夫人使出了恩威并重的两手。先是由李惟果出面向顾维钧施压，透露夫人对顾“态度不很友好”，暗示顾维钧“主动采取措施，消除蒋夫人对他的误会”。而后蒋夫人亲自出面约见顾维钧。6月的某一天，顾维钧应邀去纽约拜会了宋美龄，顾意识到宋美龄这次邀他见面的真实目的乃“了解我的立场和甘介侯在美国的活动情况”。这时的顾维钧已十分清楚“李宗仁虽担任着政府的元首，而现政府的许多成员仍然忠于委员长”，而美国人实际上对李宗仁只是口惠而已，跟对蒋一样，李不可能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既如此，顾维钧当然不愿与其时已无实力可言的桂系绑在一起，更不会因此而得罪蒋夫人，因此在这次会面中，顾维钧一方面是“原原本本”地汇报，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不得已处境，向蒋夫人作一个当面的陈述和解释。对于此次见面，顾维钧感觉“夫人的态度令人愉快和友好，不同于往常，而且比以前坦率”。由于其时顾已知道宋子文也来了美国，于是有意试探说“是否他应该让位给宋子文那样的比较年富力强的人?”宋美龄当然明白顾维钧此问的含义，出于对顾维钧的安抚，蒋夫人赞扬了顾在美国的工作，并要顾“为国效力”、“不应萌发退意”。自此而后，顾维钧在陪同甘介侯拜晤美国要人的同时，便开始将有关情况秘密地传送给宋美龄，所谓“设法使她不时地了解情况”。对此，宋美龄表示满意，她后来让李惟果转达她对顾的嘉勉，称：现在她对顾的印象很好，感谢顾向她提供情况，并叫顾不要太客气，并说若有什么事要告诉她，可以给她打电话或对她进行私人拜访。很明显，这时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看到蒋介石又开始抓回权力，而李宗仁这一“代统”根本无力与蒋相争后，乃采取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态度，适时将立足重心移向了蒋一方。
察觉顾维钧正在逐步疏离桂系，甘介侯也十分着急，赶紧另觅他途，设法尽快为李代总统建立一条与美国高层政要能说上话的通道。于是也施展浑身解数，有一顶李代总统“私人代表”的帽子可用，甘介侯得以在其“美国朋友”空军部长赛明顿的引见下，拜会了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又与美国务院主管远东和中国事务的巴特沃斯等人进行了面谈，甚至还再次拜会了马歇尔将军。尽管这些接触实际一无所获，但在蒋系人物眼中，仍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为诋毁桂系形象，其时在台湾的蒋介石甚至亲自给对李宗仁有一定好感的魏德曼将军写信，一再提请魏德迈将军注意“李宗仁将军抵抗共产党的决心”。
正当蒋、李两派人马为争美援在美竞逐激烈，互相拆台升级之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局势却感到了彻底的失望。为推卸“失去中国”的责任，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辩解，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准备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得此消息后，在台湾的蒋介石坐立不安，亲自去电顾维钧询问“是否在口头和书面上要求过不发表白皮书?”在美的蒋系人马则全部行动起来，宋美龄提出希望能前往阿迪龙达克的普莱西德湖，去那里探望正在度假的马歇尔夫妇。宋子文则通过私人关系赶去华盛顿与纽约新任参议员杜勒斯会面，并拜会他的老朋友赫尔利将军。中国驻美使馆也向美国国务院表达了希望推迟公布白皮书的意向。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宋美龄对马歇尔夫妇的造访被“建议推迟”。宋子文在与杜勒斯会面后，所得的印象是“国务院态度不太好办”，会见赫尔利的结果也一样。1949年8月5日，美国《白皮书》如期发布，白皮书内容中有不少是直接对蒋介石的指责和对国民政府之腐败无能的抨击，对蒋无疑是落井下石，而美方为证实眼下中国的局势是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慎用美援”的结果，《白皮书》中还直接引述了李宗仁给杜鲁门信中的话，这同样也让李代总统十分没有脸面。
《白皮书》发表后，本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局势“静俟尘埃落定”的态度已十分明了，在美国国会研究新的军援计划时，有继续向希腊、土耳其、伊朗、南朝鲜和菲律宾等国提供援助的措施，中国被排除在一边。但美参议院中以诺兰为首的参议员在另外1l位参议员的支持下，又提出一项修正案，认为可从原军援法案金额中拨出一亿七千五百万给予非共产党中国作为军事援助。这一修正案的提出，使本已对美援无多企望的蒋、李两家又都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积极活动起来。代表李宗仁的甘介侯设法向参议员诺兰等人面呈了李宗仁寻求美国援助的《军援方案》，而蒋夫人则赶赴马歇尔在阿迪龙达克的普莱西德湖附近的家中，在那里逗留一周。不过，两家的活动都无果而终。尤其是蒋夫人，本指望通过与马歇尔夫妇的“交情”，能对美援援蒋有所通融，但显然，在马歇尔夫妇眼里，蒋夫人只是他们的一个可爱的“私人朋友”。面对美国政要对蒋的明显冷淡，无奈之下的蒋夫人甚至采取了对美国会议员进行收买的不当手段，如通过中国在美的“中华通讯社”，用每年25,000美元的代价雇佣美国国会议员威廉· 古德温，让他在国会中向美国国会领袖游说。不过此事件不幸被曝光，美国《华盛顿邮报》刊出《蒋在国会搞院外活动》文章，对此作了揭露，结果招致美方的强烈反感。顾维钧闻之，急向使馆参事陈之迈了解情况，陈以实相告，“这一切都是幕后进行的”，直接奉了蒋夫人命令，“甚至中华新闻社主任反对也无济于事”。丑闻的曝光不仅令中国使馆十分难堪，就连与蒋夫人一直持有较好私人关系的马歇尔也因宋美龄在美国“私下活动促使国会和舆论反对国务院的政策”而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称“她离开美国对中国有好处”。
以上说的是蒋、李两派人马在美的“同室操戈”，其实，由于国内局势的急剧恶化，当他们两家在美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政坛上其他尚存若干影响的派系头面人物，既为观风向，也为留后路，也都纷纷派员赴美，加入了在美“同室操戈”闹剧的上演，只是担任角色不同，不当主角当配角而已。如阎锡山，在广州刚组阁后不久，就派来了他的特使潘朝英。潘9月份从广州来美，挂的是“天主教反侵略同盟主席”头衔，之所以用这个头衔是因为他的在美活动得到反共坚决，且在华侨中有广泛影响的于斌大主教的支持。至于他的使命，据潘自称，来美的目的乃“在留美华侨中发动反侵略运动，此外还要帮助推动美国援华”。不过，顾维钧心里明白“潘朝英此番来美，实际上是为阎锡山做工作的。他是阎锡山的代表，正如甘介侯是李宗仁的代表一样，另有约五六个人正照管着委员长在美国的利益，也属于同样的情况”。正因为此，潘来美后，也竭力拉拢顾维钧，见到顾后首先代表阎锡山向顾表示：“阎将尽力按期拨付大使馆的经费。”顾维钧当然明白“这是为了堵住我的嘴”。鉴于阎锡山其时在蒋、李之争中的立场，潘朝英来美后，他的角色颇有点像他的主人阎锡山，如不断向顾维钧传递甘介侯在美的活动情况的信息，报告甘对大使馆和顾本人有过的不满言论。顾维钧当然明白，潘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让顾维钧对甘介侯产生不满，并获得顾对他的好感，且间接表示对委员长的效忠。对此，顾维钧感慨地说：“中国政局的分裂已在华盛顿反映出来，每个中国领袖在华盛顿都著有自己的特别代表”，“那时的情况有多乱，那么多中国代表，代表着中国不同的集团，都在为其自己的集团争取援助”。于是他在日记中痛心地写道：“在中国古书中常用‘一国三公’来形容一个被分裂的国家，但我用了‘一国何止三公’的评语来结束我今天的日记。”
国民党各派在美的“同室操戈”，是国民党统治走向末路、分崩离析的反映。由于大厦将倾，国内各派都把最后能否得救的希望寄托在了美国的“军援”上，但蒋也好，李也好，其他派系也好，结果似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外交从来就是“自利”的，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领袖正在分裂，美国不能把援助投到真空里去”，国民党内部分裂如此，精明的美国人当然是不想继续做只投资，而没有任何收益的赔本买卖了。
1949年10月12日，解放大军迫近广州市郊，李代总统在一片混乱、凄凉中，怀着落寞惆怅的心情，离开了广州飞往重庆。在那里，心灰意冷的李宗仁最后作出了拒绝“劝进”，赴美“就医”，实为出亡的决定。不过，尽管是出亡，李宗仁离开前尚抱有一丝以法理上尚存的“代统”名器赴美求援，以支持国内粤、桂军人以海南岛为最后基地抗共、抗蒋的打算。不过，当李还在医院就医时，国内就传来了桂系师旅全军覆没的消息。这样一来，在美国的李宗仁在国内已失去了抗蒋的所有资本，只有抱住“代统”名器不放，寄希望于美国人对他“代统”地位的认同了。为此，李宗仁在美迫切希望早日实现与杜鲁门总统的会面，而蒋系人物则千方百计阻挠这次会见，顾维钧对李则是一味敷衍，甚至回避。虽然蒋、李这时在美的“同室操戈”闹剧快近终场，但双方仍各不相让，角力还在继续。
不过，既是“闹剧”，就有落幕的时候。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禁止给中国以军事援助”的公开声明，这让蒋介石终于断绝了从美国人那里取得军援的念想，宋美龄留在美国已无任何意义。不过，离开美国之前，她仍在纽约里弗代尔住所精心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宴会的主宾是马歇尔将军，可以想见，这时的蒋夫人似乎仍怀有能从这位“马卿”那里得到某些安慰性承诺的希望。但连夫人手下的人也看得出来，马歇尔接受邀请是一回事，承诺军援是另一回事，拿顾维钧的话说：“马歇尔在私人关系和国家关系之间是界限分明的。”马歇尔是一种“愿意在社交上连细节也要做到正确无误的人”，但他对援华问题的政策和态度却“完全是否定的和妨碍性的”。果然，这次宴会一如既往，并没有给蒋夫人留下任何期待，马歇尔答复蒋夫人呼吁援华的“唯一重要的话”是：“美国限于财力，不能承担中国战胜共产党军队，以及阻止其横行全国的艰巨任务。”1月10日，蒋夫人终于终结了她在美国的使命和长达一年多的逗留，从纽约达拉瓜迪机场启程，黯然飞回台湾。
1950年3月2日，其时出亡在美，空抱“法统”名器，企图以此继续与在台湾的已经复位的蒋介石抗衡的李代总统，也在焦急地等待数月后，终于实现了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的会见。尽管杜鲁门仍给了李宗仁国家元首的“礼遇”，但李宗仁心里明白，这只是一种礼节性、抚慰性的表示。在嗣后李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述道：“在小客厅内，杜鲁门和我倾谈很久。他说他是一切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我务必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我知道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别的也就不必谈了。”
闹剧的上演要从李宗仁上台后，为自己寻找外交帮手谈起。众所周知，国民政府外交部历来由蒋系人物把持。1949年元旦后，蒋介石“引退”在即，为在“引退”后，仍能把控外交，蒋在下台前的1月18日，对外交部人事作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安排，蒋的亲信叶公超被任命为政务次长，政务次长主管部内行政，若部长缺位或换人，政务次长将实际担当起部长的职责。果然，一切如蒋介石所料，李宗仁上台后不久，孙科内阁就倒了台，原来的外交部长吴铁城自然是干不下去了，部长一职安排傅秉常出任，结果傅不愿到位，部长一职由是空悬，因而外交部一应事务实际由叶公超负责。为从蒋系人物手中夺回外交权，上台后的李代总统亟须在外交系统安插自己的人马，无奈桂系团体中能从事外交的人才太缺，但也并非一个没有，邱昌渭、甘介侯大概算得上这一时期李宗仁在外交上可做依傍的两名主要帮手了。
邱昌渭早年曾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执教，1930年代初期即被桂系延揽来到广西，一直待到1943年。战时曾一度供职于中央设计局，任第二副秘书长。由于与桂系多年的历史关系，李宗仁上台后，即被李代总统重用，担任了总统府秘书长，同时也兼李宗仁的英文秘书，成为其外交上的主要帮手。除邱昌渭外，李宗仁外交上的另一帮手是甘介侯。甘介侯也是留美出身，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甘与李相识于早年武汉政治分会时期。甘那时在湖北省政府任临时财政委员会委员、江海关监督、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大概从那时起就与桂系结了缘。1931年京粤和谈后，蒋介石曾一度下野，上台后又退居幕后，甘介侯也就在那时荣膺过外交部常务次长，不过时间不长，以后便被派往西南，任外交部特派浙闽粤桂黔五省视察专员。那块地方1930年代时基本为西南实力派和桂系控制区域，也许从那时起，甘介侯成为李宗仁的“密友”。当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身边亟须用人，像甘介侯这样与桂系有历史关系，又有哈佛学历，且具外交经验者，当然受到李宗仁重用。不过，对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来说，外交上仅有邱、甘二人，是远远不敷使用的。外交界极重资历、人脉，而邱、甘在外交界均无厚重根基，要打破蒋介石及其嫡系对外交的把持，李宗仁需要外交界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于是李宗仁把目光转向了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也是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李宗仁想把顾维钧拉到自己一边是有道理的。首先是顾维钧乃当时中国最为出色的职业外交家，其人脉、威望不仅在国内无人可比，在国际也属一流；二是其时的顾维钧正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一职，这一位置对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除以上两点外，更为李宗仁看重的是顾维钧系政府外交系统中极少数没有派别背景的人，蒋对顾维钧这样的资深职业外交家向来是用而不信，而顾对蒋在外交上独断专行、安插党徒亲信也颇为不满，这在李宗仁看来，显然是拉拢顾维钧的有利因素。不过，顾维钧何等人也，蒋既不能使之完全听命，李又有何把握让他为己所用呢?为此，1949年2月，也即李才上台不久，就往美国派去了一位使者——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李振鹏，该教授赴美的主要任务就是与顾大使晤谈，转达李代总统对顾维钧的问候，了解顾大使对眼下国内时局，包括对李代总统的看法，并请其为李代总统在美争取美援出力。不过，这位李教授虽受代总统委托，但也许是因为地位不够，或能量有限，无论是争取美援，还是探询顾大使对桂系的态度，好像都未取得进展。而这时的国内局势却有了大的变化。李代总统上台时做的“南北朝”幻梦已彻底破灭，北京和谈破裂后，共产党军队已过江，国民政府败撤广州，李代总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若要继续以两广和西南为基地与中共对抗，同时拒绝蒋介石的复出，没有美国人的有力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被李代总统视为“救命稻草”的美援却迟迟不到，这让李宗仁焦虑万分。为争取得到其时无异于起死回生“强心剂”的美援，也为了探得美国决策层对自己态度的底牌，更兼有安排后路的现实考虑，1949~5月初，李宗仁往美国派出了他的主要外交臂膀甘介侯。
派大员赴美的活动，用游说方式来影响美国高层的对华政策，是蒋介石在对美外交中常用且相当有效的手段。国共内战开始后，由于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连连败绩，美国人对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为避免“换马”一幕的出现，1948年11月，乘美国大选，蒋介石派亲信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携款赴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不过，大选结果是杜鲁门连任，蒋因此十分被动。为求恢复与美国高层领袖的良好私人关系，同时为蒋争取亟须的美援，蒋夫人宋美龄于12月1日衔命飞抵华盛顿，到达后的次日，就去纽约莱尔脱里德医院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国务卿马歇尔，紧接着又拜访了美国会经援联席监督委员会、经合署等机构，12月10日见到了美总统杜鲁门。虽然蒋夫人这次访美马不停蹄，十分辛苦，但显见的是多数场合，美国人对她只是客气的应付。就在夫人访美期间，国内“徐蚌会战”败绩传到，蒋介石也在不久后被迫“下野”。本来，蒋夫人访美使命已结束，但她却表示：目前中国已是如此状况，因而需要留在美国一段时间，“以观察局势如何发展”。夫人的意见深得蒋介石赞同。由于国内形势已出现大溃败征兆，能否在美国为自己争取到美援，不仅关系到国共战场败局能否扭转，同样也关乎蒋下野后能否顺利复出。为便于夫人在美活动的开展，蒋不仅拨付了50万美元的活动费，还为夫人配备了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俞国华，一个是黄仁霖。俞国华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武昌及重庆行营，为委员长侍从室秘书。1942年曾随蒋介石访问印度，翌年又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经济，1946年转赴英国伦敦继续从事研究。1947年起出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被视为未来在外交上会接替孔、宋的俊彦人物。黄仁霖也一样，作为装甲部队上校，是蒋纬国派在美国的个人代表。以此两人为夫人左右手，可见蒋介石对夫人其时在美外交的重视。不唯如此，为加强这一时期的对美外交，蒋介石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安排，即让自己的亲信李惟果到美国出任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李惟果乃最得蒋赏识的外交才俊之一，为蒋之“文胆”陈布雷一手培养，1937年7月即入委员长侍从室任五组秘书，对国际关系有独到研究。1941年蒋临时兼任外交部长期间，为主导外交行政改革，蒋将李惟果从侍从室调外交部总务司负责，此后就一直是蒋介石在外交上的主要帮手。而远东委员会每个国家的代表，除担任主席的美国和菲律宾以外，一般都由该国驻美大使兼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此前也 就由顾维钧兼职。2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却接到外交部电报，内称：政府鉴于大使职务的重要性，决定顾不必再兼任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另指派李惟果担任此职，对此顾大使在日记中不满地写道：“显然李惟果的任命是为了给他一个职位。”其原因，按顾维钧的说法：“李先生在重庆时曾在委员长侍从室秘书处任职，同时兼任宣传部副部长。”(除以上三人外，其时任职于华盛顿世界银行理事会的夫人胞弟宋子良、以空军在美购料处主任名义驻美的蒋介石小同乡毛邦初将军，以及其后被派作中国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黼也都先后被赋予了“在美从旁协助”蒋夫人的任务。)
不过，尽管布下了如此强大的阵容，且有夫人亲自坐镇，蒋介石在对美外交上还是有放心不下的事，那就是蒋对他“引退”以后，中国驻美使馆，尤其是顾维钧大使能否继续听命，自己似无把握。这种担心和疑虑，也非多余，因为在蒋“下野”前就有过一次试探。1948年11月，孔令杰奉蒋之命到美国面见顾维钧，让顾转交一封委员长致当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的信，“信中说准备委派他父亲孔祥熙为委员长的特使”。蒋介石的这封信让顾维钧深感不悦，于是顾以“在大使之外，又派出一位特使是否恰当、是否得体、是否有伤中国尊严”为辞，拒绝了对此信的转交。顾并表示：“为了防止出现这种违反外交惯例情况的建议，即我本人辞职，任命孔祥熙接替我的职务。”顾维钧这一态度，自然为蒋所恼。不久后，蒋介石从总统位子上“引退”，顾乃明白，蒋派孔祥熙来美任常驻特使是负有在蒋不在位期间来为蒋开辟一条“用作完全脱离中国政府渠道，直接和秘密地与华盛顿政府保持接触的一个秘密步骤”，也即一条“无须通过使馆或政府渠道来传达信息的独立线路”。由于顾维钧没能敦促美国政府接受孔祥熙的特殊使命，蒋对顾更不放心。12月，宋美龄赴美，顾维钧在面见宋美龄时，明显感到了蒋夫人对他的冷淡。而为了随时了解和监视使馆动向，蒋介石在驻美使馆中，为夫人安插下了可靠的耳目，那就是使馆武官皮宗敢。皮过去也曾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被派到驻美使馆工作时，即被赋予了直接向“委员长或毛邦初将军，或现居里弗代尔的蒋夫人”报告的职责。
蒋介石和蒋系人物对顾维钧的不信任，招致顾维钧的反感，而其时的李代总统却因亟须开展对美外交，对驻美使馆自是格外关照，因此上顾大使对李代总统，虽谈不上效忠，但也无意就与反李的蒋系人物沆瀣一气。故在蒋、李之争中，态度“骑墙”，而这一态度为蒋夫人所不满，称顾“太圆滑”，对他很不放心。1949年3月，国内李代总统与孙科内阁之争将见分晓，这时的李宗仁似乎踌躇满志，他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3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的要求，装载美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不再驶往台北，而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发运也都暂时中止，顾维钧在得知此消息后，担心“引起代总统与内阁之间爆发一场政治冲突”，故未向南京报告，但此消息却很快通过蒋系安在使馆的耳目皮宗敢武官报告了蒋夫人，并立即被报告给了蒋介石。3月中旬，在事先未通知驻美使馆，顾维钧也一无知晓的情况下，孔祥熙奉蒋之命突然来到华盛顿。孔到美国后，立即约见了驻美使馆参事谭绍华和陈之迈，有意向他们询问和了解使馆有关情况。谭、陈二位本系顾维钧的人，孔绕过顾维钧直接召见谭、陈二位，明白无误是向顾维钧施压和警示。对此，顾维钧既反感又为难，自叹“这种局面给我带来一些困难，甚至窘迫”。
甘介侯正是在这个情况下作为李代总统的代表来到美国的，挂的是外交部顾问的头衔。鉴于桂系以往在美全无外交人脉基础，甘介侯赴美后，要完成李代总统所交托的使命，需要顾大使的鼎力相助。于是，甘介侯在与顾见面后，即立即抛出诱饵，告以“李代总统有意以顾为外交部长”，这既为示好，也是试探。说是示好，是表明李代总统对顾维钧的倚重；说是试探，则因为李宗仁以顾维钧为外长，实也打着自己的算盘。因为，若顾维钧能答应出任外交部长，不仅外长一职的空悬得到了解决，驻美大使这个重要位子也就可以安排一个自己最放心的人，如甘介侯来担任，那样就更万无一失了。不过，这只是李宗仁的一厢情愿，李代总统此番“好意”立即为顾维钧所拒。顾看得很清楚，其时的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崩溃，外交部早成空壳，加上总统、总裁不和，部长一职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而驻美大使一职却至为关键，所以顾当即回称：“外交部长应该任命一个年纪轻的人，而他(指甘介侯——引者注)非常适宜。”顾并绵里藏针地向甘介侯暗示，称“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会同意中国委派新大使，而宁愿我们只留一名代办，那样就会很不适宜”。显然，顾维钧这是在借美国人之口告诉甘介侯，他不会放弃驻华大使一职而去当什么外交部长。为避免顾维钧生嫌，由此产生不快，甘乃立即表示：他和李宗仁都认为担任华盛顿大使以顾维钧最有资格，只要美国援华问题不解决，顾就要留在美国，但一俟援助问题得到解决，顾就会被任为外交部长。而顾则巧妙回答说：“我已如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想要退休。”显然，顾维钧一眼看穿了李宗仁和甘介侯的企图，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不过，这时的顾维钧已不为蒋所喜，李宗仁既然对他进行竭力拉拢，故在甘介侯要求顾维钧帮他安排会见美国政要时，顾是很尽力的。在顾的引见下，甘介侯得以拜晤了包括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马歇尔和魏德迈将军在内的美国一应政要，并与华盛顿的一些著名媒体有了接触。
甘介侯得顾维钧之助，频频会晤美国政要，引起蒋系人物的高度警惕。虽然蒋夫人身边不乏精兵强将，纽约里弗代尔蒋夫人住处，也是午餐会、招待会不断，但蒋夫人在美的活动因没有使馆这一正式渠道和平台，只好利用“叙谊”的方式进行，接触人物也多半为“院外”人士，虽也能探得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华态度的一些真实情况，但对影响美国上层决策，效果甚微。而桂系人物看似势孤力单，却能借正式身份，登堂入室，得见美国政要，这让蒋系人物十分闹心。为阻止这一势头，即便不能争取驻美大使顾维钧站到自己一边，也要设法让他疏离桂系。为此，继孔祥熙赴美后，蒋对美外交的另一重量级人物宋子文也于6月初抵达美国“宋子文是以?公民”的身份来美的，表面上并不属于蒋的直接派遣，来美后也一直比较低调，自称这趟赴美并不受命于蒋，而是以“公民身份来尽自己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促成“所有团体和政党携手合作”。尽管如此，顾维钧仍明显感到“宋子文虽然没有官衔，确代表着委员长，或者至少像蒋夫人那样尽力为委员长效劳”。这对顾维钧来讲是一个无形中的巨大压力，并因此倍感“心力交瘁”。作为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历经民国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在民国外交界有“常青树”之称。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人弄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外交也不免受害，但顾维钧上能置身于漩涡之外，但眼下却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国内蒋、李恶斗的漩涡。对这种“逆境的形成”，顾维钧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某些自家人在华盛顿和纽约对我进行暗中破坏和诽谤，而不是由于中国的局势和美国 的态度，以及国务院的偏见。”身处险境中的顾大使由此加深了对中国政治舞台动荡和凶险的体认，于是也不得不非常现实地考虑自身的处境，并为“如何避免卷入任何一方的利害之中”而谋两全之道了。
平心而论，顾维钧以一个资深职业外交官身份，对此种夹杂派系私见和利害计算的外交是很反感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些年代里，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是被国内政治势力所利用的工具，而国内的政治又以中国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为其特点，各派竞争的焦点是竟向各自的外国靠山争取财政上的援助和外交上的支持，俾使在内战中加强各自的地位。”对此顾认为：“这种局面是我和与我抱同样观点的外交家们永远不会接受的。派往国外的外交代表所代表的应该是整个中国、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政党，这是我的一贯主张。”话虽如此，外交官所负的使命是执行政策，也即执行来自国内政治人物的指令，要想摆脱派争干扰，独善其身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在1949年中期后，顾维钧开始对其时在美的蒋、李两派人马采取了两面敷衍、两不得罪的态度。如在工作汇报上，顾维钧采取了向所有各方都汇报的办法，如为争取美国军援和经援，先由使馆负责起草《备忘录》和《致艾奇逊的信稿》，而后首先给委员长发去电报，再给李宗仁、阎锡山，以及外交部也都分别作了报告，同时又将相同的内容给在美国的蒋夫人，对其他关心此事并曾在华盛顿参加过会议讨论的人士也一一发出抄件。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办了什么事”，为此顾维钧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凡事不动则已，一动就感到面临着国人缺乏团结的问题，即使驻外人员之间也是如此。”故“在目前情况下，继续开展工作十分困难，因为要把重要的发展告诉许多领袖人物，在采取重要步骤之前又必须与所有这些人商量，以免中途受阻和产生麻烦。在台湾有委员长，在广州有李宗仁、外交部和阎锡山，在美国有宋子文、甘介侯、蒋夫人、胡适和蒋廷黼，而且他们都与委员长或政府互相之间有联系”。为此，顾维钧不得不在蒋、李两系人物之间小心翼翼地敷衍、周旋，以作应对了。
看到顾大使态度有所转变，蒋系方面适时对他释放出若干“善意”，毕竟，他们也知道，顾维钧是美国最欣赏的人，驻美使馆目前地位重要，要让美国人对委员长回心转意，顾大使的重要性和向背是绝不可忽略的。为更有力地控制顾维钧，蒋夫人使出了恩威并重的两手。先是由李惟果出面向顾维钧施压，透露夫人对顾“态度不很友好”，暗示顾维钧“主动采取措施，消除蒋夫人对他的误会”。而后蒋夫人亲自出面约见顾维钧。6月的某一天，顾维钧应邀去纽约拜会了宋美龄，顾意识到宋美龄这次邀他见面的真实目的乃“了解我的立场和甘介侯在美国的活动情况”。这时的顾维钧已十分清楚“李宗仁虽担任着政府的元首，而现政府的许多成员仍然忠于委员长”，而美国人实际上对李宗仁只是口惠而已，跟对蒋一样，李不可能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既如此，顾维钧当然不愿与其时已无实力可言的桂系绑在一起，更不会因此而得罪蒋夫人，因此在这次会面中，顾维钧一方面是“原原本本”地汇报，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不得已处境，向蒋夫人作一个当面的陈述和解释。对于此次见面，顾维钧感觉“夫人的态度令人愉快和友好，不同于往常，而且比以前坦率”。由于其时顾已知道宋子文也来了美国，于是有意试探说“是否他应该让位给宋子文那样的比较年富力强的人?”宋美龄当然明白顾维钧此问的含义，出于对顾维钧的安抚，蒋夫人赞扬了顾在美国的工作，并要顾“为国效力”、“不应萌发退意”。自此而后，顾维钧在陪同甘介侯拜晤美国要人的同时，便开始将有关情况秘密地传送给宋美龄，所谓“设法使她不时地了解情况”。对此，宋美龄表示满意，她后来让李惟果转达她对顾的嘉勉，称：现在她对顾的印象很好，感谢顾向她提供情况，并叫顾不要太客气，并说若有什么事要告诉她，可以给她打电话或对她进行私人拜访。很明显，这时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看到蒋介石又开始抓回权力，而李宗仁这一“代统”根本无力与蒋相争后，乃采取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态度，适时将立足重心移向了蒋一方。
察觉顾维钧正在逐步疏离桂系，甘介侯也十分着急，赶紧另觅他途，设法尽快为李代总统建立一条与美国高层政要能说上话的通道。于是也施展浑身解数，有一顶李代总统“私人代表”的帽子可用，甘介侯得以在其“美国朋友”空军部长赛明顿的引见下，拜会了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又与美国务院主管远东和中国事务的巴特沃斯等人进行了面谈，甚至还再次拜会了马歇尔将军。尽管这些接触实际一无所获，但在蒋系人物眼中，仍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为诋毁桂系形象，其时在台湾的蒋介石甚至亲自给对李宗仁有一定好感的魏德曼将军写信，一再提请魏德迈将军注意“李宗仁将军抵抗共产党的决心”。
正当蒋、李两派人马为争美援在美竞逐激烈，互相拆台升级之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局势却感到了彻底的失望。为推卸“失去中国”的责任，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辩解，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准备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得此消息后，在台湾的蒋介石坐立不安，亲自去电顾维钧询问“是否在口头和书面上要求过不发表白皮书?”在美的蒋系人马则全部行动起来，宋美龄提出希望能前往阿迪龙达克的普莱西德湖，去那里探望正在度假的马歇尔夫妇。宋子文则通过私人关系赶去华盛顿与纽约新任参议员杜勒斯会面，并拜会他的老朋友赫尔利将军。中国驻美使馆也向美国国务院表达了希望推迟公布白皮书的意向。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宋美龄对马歇尔夫妇的造访被“建议推迟”。宋子文在与杜勒斯会面后，所得的印象是“国务院态度不太好办”，会见赫尔利的结果也一样。1949年8月5日，美国《白皮书》如期发布，白皮书内容中有不少是直接对蒋介石的指责和对国民政府之腐败无能的抨击，对蒋无疑是落井下石，而美方为证实眼下中国的局势是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慎用美援”的结果，《白皮书》中还直接引述了李宗仁给杜鲁门信中的话，这同样也让李代总统十分没有脸面。
《白皮书》发表后，本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局势“静俟尘埃落定”的态度已十分明了，在美国国会研究新的军援计划时，有继续向希腊、土耳其、伊朗、南朝鲜和菲律宾等国提供援助的措施，中国被排除在一边。但美参议院中以诺兰为首的参议员在另外1l位参议员的支持下，又提出一项修正案，认为可从原军援法案金额中拨出一亿七千五百万给予非共产党中国作为军事援助。这一修正案的提出，使本已对美援无多企望的蒋、李两家又都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积极活动起来。代表李宗仁的甘介侯设法向参议员诺兰等人面呈了李宗仁寻求美国援助的《军援方案》，而蒋夫人则赶赴马歇尔在阿迪龙达克的普莱西德湖附近的家中，在那里逗留一周。不过，两家的活动都无果而终。尤其是蒋夫人，本指望通过与马歇尔夫妇的“交情”，能对美援援蒋有所通融，但显然，在马歇尔夫妇眼里，蒋夫人只是他们的一个可爱的“私人朋友”。面对美国政要对蒋的明显冷淡，无奈之下的蒋夫人甚至采取了对美国会议员进行收买的不当手段，如通过中国在美的“中华通讯社”，用每年25,000美元的代价雇佣美国国会议员威廉· 古德温，让他在国会中向美国国会领袖游说。不过此事件不幸被曝光，美国《华盛顿邮报》刊出《蒋在国会搞院外活动》文章，对此作了揭露，结果招致美方的强烈反感。顾维钧闻之，急向使馆参事陈之迈了解情况，陈以实相告，“这一切都是幕后进行的”，直接奉了蒋夫人命令，“甚至中华新闻社主任反对也无济于事”。丑闻的曝光不仅令中国使馆十分难堪，就连与蒋夫人一直持有较好私人关系的马歇尔也因宋美龄在美国“私下活动促使国会和舆论反对国务院的政策”而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称“她离开美国对中国有好处”。
以上说的是蒋、李两派人马在美的“同室操戈”，其实，由于国内局势的急剧恶化，当他们两家在美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政坛上其他尚存若干影响的派系头面人物，既为观风向，也为留后路，也都纷纷派员赴美，加入了在美“同室操戈”闹剧的上演，只是担任角色不同，不当主角当配角而已。如阎锡山，在广州刚组阁后不久，就派来了他的特使潘朝英。潘9月份从广州来美，挂的是“天主教反侵略同盟主席”头衔，之所以用这个头衔是因为他的在美活动得到反共坚决，且在华侨中有广泛影响的于斌大主教的支持。至于他的使命，据潘自称，来美的目的乃“在留美华侨中发动反侵略运动，此外还要帮助推动美国援华”。不过，顾维钧心里明白“潘朝英此番来美，实际上是为阎锡山做工作的。他是阎锡山的代表，正如甘介侯是李宗仁的代表一样，另有约五六个人正照管着委员长在美国的利益，也属于同样的情况”。正因为此，潘来美后，也竭力拉拢顾维钧，见到顾后首先代表阎锡山向顾表示：“阎将尽力按期拨付大使馆的经费。”顾维钧当然明白“这是为了堵住我的嘴”。鉴于阎锡山其时在蒋、李之争中的立场，潘朝英来美后，他的角色颇有点像他的主人阎锡山，如不断向顾维钧传递甘介侯在美的活动情况的信息，报告甘对大使馆和顾本人有过的不满言论。顾维钧当然明白，潘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让顾维钧对甘介侯产生不满，并获得顾对他的好感，且间接表示对委员长的效忠。对此，顾维钧感慨地说：“中国政局的分裂已在华盛顿反映出来，每个中国领袖在华盛顿都著有自己的特别代表”，“那时的情况有多乱，那么多中国代表，代表着中国不同的集团，都在为其自己的集团争取援助”。于是他在日记中痛心地写道：“在中国古书中常用‘一国三公’来形容一个被分裂的国家，但我用了‘一国何止三公’的评语来结束我今天的日记。”
国民党各派在美的“同室操戈”，是国民党统治走向末路、分崩离析的反映。由于大厦将倾，国内各派都把最后能否得救的希望寄托在了美国的“军援”上，但蒋也好，李也好，其他派系也好，结果似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外交从来就是“自利”的，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领袖正在分裂，美国不能把援助投到真空里去”，国民党内部分裂如此，精明的美国人当然是不想继续做只投资，而没有任何收益的赔本买卖了。
1949年10月12日，解放大军迫近广州市郊，李代总统在一片混乱、凄凉中，怀着落寞惆怅的心情，离开了广州飞往重庆。在那里，心灰意冷的李宗仁最后作出了拒绝“劝进”，赴美“就医”，实为出亡的决定。不过，尽管是出亡，李宗仁离开前尚抱有一丝以法理上尚存的“代统”名器赴美求援，以支持国内粤、桂军人以海南岛为最后基地抗共、抗蒋的打算。不过，当李还在医院就医时，国内就传来了桂系师旅全军覆没的消息。这样一来，在美国的李宗仁在国内已失去了抗蒋的所有资本，只有抱住“代统”名器不放，寄希望于美国人对他“代统”地位的认同了。为此，李宗仁在美迫切希望早日实现与杜鲁门总统的会面，而蒋系人物则千方百计阻挠这次会见，顾维钧对李则是一味敷衍，甚至回避。虽然蒋、李这时在美的“同室操戈”闹剧快近终场，但双方仍各不相让，角力还在继续。
不过，既是“闹剧”，就有落幕的时候。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禁止给中国以军事援助”的公开声明，这让蒋介石终于断绝了从美国人那里取得军援的念想，宋美龄留在美国已无任何意义。不过，离开美国之前，她仍在纽约里弗代尔住所精心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宴会的主宾是马歇尔将军，可以想见，这时的蒋夫人似乎仍怀有能从这位“马卿”那里得到某些安慰性承诺的希望。但连夫人手下的人也看得出来，马歇尔接受邀请是一回事，承诺军援是另一回事，拿顾维钧的话说：“马歇尔在私人关系和国家关系之间是界限分明的。”马歇尔是一种“愿意在社交上连细节也要做到正确无误的人”，但他对援华问题的政策和态度却“完全是否定的和妨碍性的”。果然，这次宴会一如既往，并没有给蒋夫人留下任何期待，马歇尔答复蒋夫人呼吁援华的“唯一重要的话”是：“美国限于财力，不能承担中国战胜共产党军队，以及阻止其横行全国的艰巨任务。”1月10日，蒋夫人终于终结了她在美国的使命和长达一年多的逗留，从纽约达拉瓜迪机场启程，黯然飞回台湾。
1950年3月2日，其时出亡在美，空抱“法统”名器，企图以此继续与在台湾的已经复位的蒋介石抗衡的李代总统，也在焦急地等待数月后，终于实现了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的会见。尽管杜鲁门仍给了李宗仁国家元首的“礼遇”，但李宗仁心里明白，这只是一种礼节性、抚慰性的表示。在嗣后李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述道：“在小客厅内，杜鲁门和我倾谈很久。他说他是一切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我务必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我知道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别的也就不必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