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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植根于原作的再创作，创作需要主体性的彰显，但创作主体很容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种过度的阐释背离了翻译以原作为旨归的原则，而主体的内在制约性则能有效地抗阻主体性的无限伸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主体性进行反拨之后，在文本意义上的一次回归。
【关键词】主体性;主体内在制约性;阐释学;文本回归
【作者简介】王闻（1983-），男，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必须涉及四个要素：原作、译者、译作、读者。其中，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作为核心要素的翻译主体，在整个翻译活动中，主体性的伸张决定了译作的审美尺度和价值容涵。然而，翻译不同于创作。创作是自由的，充满了从心所欲的主体无限性，而翻译却是不自由的，它以原作为蓝本，受到原作的制约。这要求译者的主体性“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正是这“不逾矩”体现了翻译主体性彰显的必要和可贵。本文试从译者的主体性发扬的若干层面，以及制约主体性膨胀的内在运行机制，论述翻译主体的内在制约性对于翻译的决定性作用。
一、译者的主体性特征
翻译的第一步是对原文进行解读，对原作的解读过程即是一种阐释行为。在古典阐释学看来，理解文本意味着对文本原意的趋近，理解成为阐释者达到理解对象的方式和手段，其目的只为达到真实，客观，正确地理解对象本身。尽管理解者与文本存在历史的“时差”，但只要除去自己的“视野”，就能进入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重现历史文本的意义，而“理解者的历史性是应予克服、应予抛弃的主观的因素”。（395）然而，作为现在之人去理解历史的对象，如何才能消除这些历史的鸿沟，摈弃主观的偏见而达到对象的真实呢？这种客观的真实可能吗？伽达默尔认为，要消除历史性和主体性，无偏见的“理解”根本不可能。因为艺术的解释活动就是主体参与的理解和体验活动，必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读者使作品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
理解充分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它在理解者主观前见中去照亮作品文本，在对作品的体验，感悟中揭示作品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文学就是一种精神性保存和流传的功能。而且它因此就把隐匿的历史带到了每一个现时之中。”（765）在伽达默尔看来，不仅要把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文本去解释，而且艺术作品的意义是不能脱离接受者的，是依赖于理解者的理解传导的。因而，理解者的视域与对象所包含的过去视域在理解中达到“视域融合”，从而使理解者的视域和理解对象都超越了原来的视域，到达一个崭新的视域。在翻译中，原作意义是译者在阅读活动中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在阅读之前的原作，存在许多“空白”和“未定点”，而译者阅读的“具体化”活动填补了“空白”，生成了原作的意义。这种阐释不会在真空进行，因为译者总是身负着历史性和特定的知识构成，以及丰富的生命体验。在原作的理解活动中，译者不可能在终极的向度上揭示意义，尽管不排除译者向原作意义的超越。
二、译者主体性的内在制约性
现代阐释学关于文本意义不确定的研究扩展了人们对于作者、文本以及意义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可以无视作者或者文本结构的存在。对于阅读和理解来说，纵然有多重的意义和解释，读者仍不可抛开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义。这是翻译的前提，译者（读者）无论怎样“重写”或“生产”原文本，都是在“前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而“前理解”与前文本不可避免地存在互文关系。译者作为读者固然可以发挥主体性，对原作进行解读和阐释，但译者毕竟不是自由的作者，他的创作需要以原作为依据，亦步亦趋。因此，译者除了发挥主体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用内在制约性来规范自己的创作。同时，作品文本作为再现和表现的辩证统一，规定了它是確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这种确定性，使阐释者入乎其内，准确把握;文本的不确定性，又使阐释者出乎其外，寻找不确定点，进行二度创作。
翻译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审美容涵，具备自身圆满的性质。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译者在从事翻译时，并没有把主体的内在制约性调动起来。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译刘彻的《落叶哀蝉曲》时，把“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两句译为：“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beneath them （leaves）：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给我快乐的她在落叶下：一片湿叶沾在门槛上）。原文并没有“一片湿叶”这个意象，但是庞德却把他乡认故乡，过分张扬了自己的主体性，从而背离的翻译的要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庞德的所谓翻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编译或者改译。
三、结语
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植根于原作的再创作，创作需要主体性的彰显，但创作主体很容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种过度的阐释背离了翻译以原作为旨归的原则，而主体的内在制约性则能有效地抗阻主体性的无限伸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主体性进行反拨之后，在文本意义上的一次回归。毕竟，翻译的逻辑起点为原作，而原作的意义只有在普遍性与同一性的观照下才能变得敞亮，译文才能被有效地传达。
参考文献：
[1]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纽约，1975年，转引自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关键词】主体性;主体内在制约性;阐释学;文本回归
【作者简介】王闻（1983-），男，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必须涉及四个要素：原作、译者、译作、读者。其中，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作为核心要素的翻译主体，在整个翻译活动中，主体性的伸张决定了译作的审美尺度和价值容涵。然而，翻译不同于创作。创作是自由的，充满了从心所欲的主体无限性，而翻译却是不自由的，它以原作为蓝本，受到原作的制约。这要求译者的主体性“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正是这“不逾矩”体现了翻译主体性彰显的必要和可贵。本文试从译者的主体性发扬的若干层面，以及制约主体性膨胀的内在运行机制，论述翻译主体的内在制约性对于翻译的决定性作用。
一、译者的主体性特征
翻译的第一步是对原文进行解读，对原作的解读过程即是一种阐释行为。在古典阐释学看来，理解文本意味着对文本原意的趋近，理解成为阐释者达到理解对象的方式和手段，其目的只为达到真实，客观，正确地理解对象本身。尽管理解者与文本存在历史的“时差”，但只要除去自己的“视野”，就能进入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重现历史文本的意义，而“理解者的历史性是应予克服、应予抛弃的主观的因素”。（395）然而，作为现在之人去理解历史的对象，如何才能消除这些历史的鸿沟，摈弃主观的偏见而达到对象的真实呢？这种客观的真实可能吗？伽达默尔认为，要消除历史性和主体性，无偏见的“理解”根本不可能。因为艺术的解释活动就是主体参与的理解和体验活动，必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读者使作品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
理解充分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它在理解者主观前见中去照亮作品文本，在对作品的体验，感悟中揭示作品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文学就是一种精神性保存和流传的功能。而且它因此就把隐匿的历史带到了每一个现时之中。”（765）在伽达默尔看来，不仅要把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文本去解释，而且艺术作品的意义是不能脱离接受者的，是依赖于理解者的理解传导的。因而，理解者的视域与对象所包含的过去视域在理解中达到“视域融合”，从而使理解者的视域和理解对象都超越了原来的视域，到达一个崭新的视域。在翻译中，原作意义是译者在阅读活动中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在阅读之前的原作，存在许多“空白”和“未定点”，而译者阅读的“具体化”活动填补了“空白”，生成了原作的意义。这种阐释不会在真空进行，因为译者总是身负着历史性和特定的知识构成，以及丰富的生命体验。在原作的理解活动中，译者不可能在终极的向度上揭示意义，尽管不排除译者向原作意义的超越。
二、译者主体性的内在制约性
现代阐释学关于文本意义不确定的研究扩展了人们对于作者、文本以及意义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可以无视作者或者文本结构的存在。对于阅读和理解来说，纵然有多重的意义和解释，读者仍不可抛开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义。这是翻译的前提，译者（读者）无论怎样“重写”或“生产”原文本，都是在“前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而“前理解”与前文本不可避免地存在互文关系。译者作为读者固然可以发挥主体性，对原作进行解读和阐释，但译者毕竟不是自由的作者，他的创作需要以原作为依据，亦步亦趋。因此，译者除了发挥主体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用内在制约性来规范自己的创作。同时，作品文本作为再现和表现的辩证统一，规定了它是確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这种确定性，使阐释者入乎其内，准确把握;文本的不确定性，又使阐释者出乎其外，寻找不确定点，进行二度创作。
翻译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审美容涵，具备自身圆满的性质。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译者在从事翻译时，并没有把主体的内在制约性调动起来。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译刘彻的《落叶哀蝉曲》时，把“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两句译为：“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beneath them （leaves）：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给我快乐的她在落叶下：一片湿叶沾在门槛上）。原文并没有“一片湿叶”这个意象，但是庞德却把他乡认故乡，过分张扬了自己的主体性，从而背离的翻译的要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庞德的所谓翻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编译或者改译。
三、结语
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植根于原作的再创作，创作需要主体性的彰显，但创作主体很容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种过度的阐释背离了翻译以原作为旨归的原则，而主体的内在制约性则能有效地抗阻主体性的无限伸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主体性进行反拨之后，在文本意义上的一次回归。毕竟，翻译的逻辑起点为原作，而原作的意义只有在普遍性与同一性的观照下才能变得敞亮，译文才能被有效地传达。
参考文献：
[1]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纽约，1975年，转引自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