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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实际运作中，尽管协商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基层农村自治过程中依旧存在各种问题和矛盾，首要原因就是村两委班子没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有些地方开始实行党权威领导下的、嵌入协商机制的确认性村级选举制度。本文则针对2018届晋江市村级换届选举为例展开讨论。
关键词：权威引导；确认性选举；村级选举；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1.076
1 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进程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作为我国重要的民主形式之一，萌芽于上世纪20年代。其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变迁相互交织，更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复兴的伟大征途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因此，厘清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实践探索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国协商民主又具体可以分为两部分：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尽管二者均蕴含了协商民主的基本思想内涵，但在协商的场域、议题范畴方面还是有所区别，所以这一部分将对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的发展进程各自进行梳理。
1.1 我国政治协商的缘其与发展
政治协商在我国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主张政治参与和党派事务的协商等民主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之后倡导多党合作的主张提供了借鉴。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共首次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提到多党合作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也将“一大”会议上没有成形的相关思想进行了具体化，并为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的主张打下思想基础。为了共同对抗北洋军阀，国共两党展开第一次合作。193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决议案》，号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其展开合作。该决议明确了党派协商的两种形式，即代表之间展开协商或以联席会议的形式。这是中共首次在文件中提到“党派”之间协商的概念，也表明了对多党合作与建立统一战线思想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另外，中共还在根据地探索了多党合作的实践形式。1940年，中共中央在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原则与各党派组成选举联盟，并由这些人员通过民主合作、共同对边区进行管理。这次探索是中共首次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举的实践，成为我国今后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原型。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并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协定中规定通过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至此，“政治协商”概念在我国明确形成。1949年9月，经过前期一系列的准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中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为真正改造中国社会样貌、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做出不懈努力的结果，是社会各界人士、全国人民的迫切期盼，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
政治协商此后在我国也在不断得到发展。1989年12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出台《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些文件不仅强调了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制度，而且还对政治协商的形式，代表构成等做出了规定，表明我国政治协商开始往制度规范化方向发展。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强调我国协商民主要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上提出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至此，政治協商已在我国民主政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中共为实现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举措。
1.2 我国社会协商的缘其和发展
社会协商与政治协商一起，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已在不少文件中提到有关社会协商的设想，但直到改革开放，社会出现了结构分化和多元化利益诉求后，社会协商才随之作为解决公民社会实际问题必不可少的手段。
1987年，中共在“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社会协商”思想的提出，是中共一贯坚持的“人民民主”原则的体现，通过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来更好地解决涉及人民切身利益地问题。1992年，中共在“十四大”报告中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首次提出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表面中共已把社会协商作为实现决策科学化地重要一环。1997年，中共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是群众自治思想与社会协商的融合。2002年。中共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再次丰富了社会协商的内涵。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开政策原则上要听取群众意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2013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议事协商”。这是中共首次强调社会协商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有序参与，明确了党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的重要作用。2017年，中共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协商民主，要着重进行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至此，党对社会协商思想的阐述已由倾听群众意见、重大问题由群众讨论到由在党领导下、政府协同来形成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协商，表明社会协商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已走上一条逐渐趋于规范化的道路。 2 协商民主与确认性选举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一般认为，选举民主适用于干部人选的抉择，而协商民主则是针对特定议题、由利益相关方进行理性平等的协商以得出获得认可的最终决议，二者也在中国农村基层自治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参与者自身的政治素养、个人能力方面的不足再加上相关外部因素的阻挠，从而造成了农村基层自治过程中的各种困境。例如，由对村委会干部的直接差额选举而有可能造成落选者产生心理落差，并转而刻意对该村村两委的工作 “唱反调”。或者由于该村某一宗族或房头势力过大，使得选举出来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分布不合理，导致当选后在涉及相关利益的问题上过于偏袒某一方。由于村两委成员对发展村级各项事业、连接村与镇党委贯彻上级政策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所以村两委成员尤其是村支书、村长的人选确立在村级基层治理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针对村级两委选举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有些地区则开始出现了党领导下的“确认性选举”。对于这类有关基层治理的新探索，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制止，而是要通过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和实践过程，来加以引导，因为任何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现实依据。本文主要以晋江市2018届村级换届选举为例展开分析。
2.1 确认性选举内涵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运行）》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运行了三十一年。其中，作为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村民自己选举本村两委干部，这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创举。然而，在回顾村民自治的发展进程时，可以发现其实践状况与预期还存在一定差距，而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民主也不能解决农村地区存在的所有问题。例如，许多农民群众都没能好好行使他们的权利或由于各种因素权利受到侵犯，亦或者因为竞争激烈的选举而导致政治参与的爆炸和井喷，为选后的治理过程带来重重困难。深究其原因，则是本应在村级治理中担当“领头羊”作用的村两委班子成员没能真正尽到自己职责、无法充分调动村民开展乡村建设事业。当现行制度下以村民民主选举为首发内容的乡村自治无法切实保障村民自身的相关利益时，为了避免治理过程中出现“薄壳效应”，在村级选举中引入上级党委统筹指导下的协商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就是目前在晋江村级换届选举中出现的权威引导下的确认性选举。
确认性选举，分三个部分组成，是由权威引导与确认、通过平等合理的协商机制而对参与选举的人选进行商讨、决议的选举过程。这并不是对我国之前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内容的否定，而是针对现实治理困境的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毕竟民主没有统一的公式和模板，也不是社会治理的“万能药方”，在不同场域内民主都应有相适应的形式与内涵。而放在中国政治场域时，民主的实践与发展则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与推动。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中共在其创立之初就立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村级自治尤其是重要内容之一的民主选举要想取得更大的进展与突破，就必须通过党的权威领导，引入协商机制作为交流商讨和化解矛盾的平台。
2.2 确认性选举的实践状况
今年5月，晋江市市委开始着手准备2018年村级换届选举，在7月上旬和9月上旬，全市293个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基本完成；10月，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全面完成。从最初晋江市市委部署村级换届选举工作流程与注意事项到最终选举工作的顺利结束，中间历时5个月之久，在市委领导、镇街道和村级各组织、人员的协调运作下，晋江市2018届村级换届选举在遵循法律规范、依据公正公开原则的基础之上，在选前、选中、选后整个过程中将党委意志、选民意向和协商机制进行了充分融合，形成了“三步走”的确认性选举步骤。
2.2.1 选前：确立人选意向
晋江市在今年村级换届选举前已经就候选人人选展开了广泛的协商工作，包括资格确立和审查、民意舆情调查、人选意向确立和协调。在村级选举前，在晋江市委的要求下，各村通过协商议事会的形式对本村参选人的必备资格条件进行协商，并将其写入了本村村规民约，所有党员、群众和参选人都需要遵守，并对各村党员进行登记工作。在参选资格确立的情况下，晋江市主要领导连同各街道负责人深入各村调研，通过与镇、村干部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摸清上任两委班子任期情况、选民意向以及各村的优秀人才。在此基础上对参选人进行了严格审查，对“涉黑”、曾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一律不给予参选资格。
对于各村两委的候选人，镇、街道基于之前实地摸排的情况，先行给出自己的意向，即希望各村两委班子由哪类人才构成，并对参选人进行资格排查。为了保证选举工作的平稳进行、选后工作的顺利开展，会在选前协商出最合适的人选参与选举，这个协调过程就由各村党委“一核”领导下的协商议事会承担。相对于村民代表大会，议事会是相对灵活机动地一个村民协商组织，由村两委成员，党代表、老人会和各村有威望地人员组成固定席位，同时针对每次议题地不同，再邀请相关人士参加，组成临时席位。在明了各镇、街道的人选意向后，各个村内部会召开支部会议、协商议事会来讨论本村对于新一任两委班子成员的意见，并在与镇、街道进行沟通之后确立出本次参与选举的人选。而这次协商也就大致明确了各村的选举意图，为选中协商定下了工作方向。
2.2.2 选中：协商候选人
人选意向确立后，各村会对已经报名参选、没有报名却很有能力的人选进行协商、动员工作。由于今年晋江市“一肩挑”比例达到35%，所以各村協商的力度和难度均有所加大。依据先前人选意图，议事会按照班子搭配情况、个人能力素养对不符合标准的人选进行协商，反复做思想工作。由于议事会中包括村里较有名望的人员，大多数情况下，被协商者尽管情感上不能全部认同，也会接受劝说，主动退出参选。同时，在考虑村里各房头基本情况后，议事会成员会通过走访、谈话等形式尽量鼓励有能力的人员来参加两委选举。这些经协商、动员后的最终参选人，由于个人能力确实出众，也就能得到村民的认同，最终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当选。这种通过权威领导下的确认性选举，因为从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到最终拥有法律效应的正式投票仪式，中间每一步骤都有各级党委的指导与参与，使整个选举过程顺利平稳过渡，因此今年晋江市村级换届选举一次性通过比例达到100%，同时也保证了各村两委班子结构合理、两委成员能力突出，可以更好地贯彻上级政策和带领本村村民进行村级事业建设与协调各方利益矛盾。 2.2.3 选后：心态疏导
由于今年晋江市许多村实行了书记主任“一肩挑”，这之中必然有一些村干部从原先职位上退下来，再加上选举过程中经协商动员后不参加选舉的人员，各镇、街道，村两委对这些人员进行了心态上的疏导。其中，对因“一肩挑”而退下职位的人员依旧给予主干待遇，对在这次选举中因没有达到标准和要求的人员通过协商、做思想工作，并争取将他们纳入本村议事会，为他们参与本村事务管理提供平台和场所，这些人员心理上得到了平衡，对此类安排也都感到满意，有助于新任村两委更好开展工作。
由此可见，晋江市2018届村级换届选举是一个在党委领导下，分步骤层层递进的过程。其中每一环节都嵌入协商机制来广纳民意，将组织意向与群众需求紧密结合，使村级换届选举使平稳进行。
2.3 确认性选举的现实价值
以晋江市为例的村级确认性选举，在依照合法程序与步骤的基础上，始终注重将党的意志与群众的意向相结合，充分发挥协商民主机制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的沟通与协调作用，是对我国村级治理在新形势下的全新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意义。
（1）确认性选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情况下，结合特定社会条件，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而晋江市确认性选举的产生则恰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基层农村地区的成功实践。村级换届选举中通过权威引导与协商机制的相互契合，既实现了党在基层地区的全面领导又能基于民意选出合适的村两委班子成
员，保证了村级换届的平稳顺利过渡。
（2）确认性选举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在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其实施原则就包括党在农村工作中要做到统领一切、协调各方，同时还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而这也正是权威领导下的确认性选举的内涵与要求。确认性选举就是要通过选出有能力、负责任的两委班子，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整合力与凝聚力，优化农村整体带头人队伍，不断吸纳村里的优秀人才，带领村民更好开展乡村建设事业。整个选举过程经由协商机制，充分尊重和考虑群众的意见，将我们基层党组织的群众路线作出切实可行的规范的同时，也传递了党的民主理念，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3 确认性选举的反思与展望
作为基层治理的新举措，确认性选举作为解决原先村级自治中产生的矛盾与纠纷的方法，在权力生成的过程中体现协商机制，通过达成共识来消解选举民主中产生的问题。但若想成为乡村治理中的良性手段，则还需要在未来生成有逻辑的完整体系。
确认性选举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注重将协商机制融入整个选举过程。最大范围的倾听群众意见、寻求共识，来为选举提供参考与辅助。同时，还要生成相应的制度化程序与规则，将选举的步骤与协商的方式以明确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下来，每一环节做到合法合理又合乎民意，把选举民主的刚性与协商民主的柔性相结合。加强主体的自主性，并不断与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形式进行互动，这也有助于确认性选举经验的推广与总结。中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向来都依据特点的社会条件、尊重群众意见，不照搬别国模式。而确认性选举作为近年来村级治理中的新形式，既要坚持原则也需根据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58558.
[2]黄国华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史稿[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67.
[3]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03）：5673+243.
[4]仝志辉.“后选举时代”的乡村政治和乡村政治研究[J].学习与实践，2006，（05）：7076.
[5]王永香，陆卫明.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6，（03）：2429.
关键词：权威引导；确认性选举；村级选举；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1.076
1 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进程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作为我国重要的民主形式之一，萌芽于上世纪20年代。其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变迁相互交织，更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复兴的伟大征途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因此，厘清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实践探索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国协商民主又具体可以分为两部分：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尽管二者均蕴含了协商民主的基本思想内涵，但在协商的场域、议题范畴方面还是有所区别，所以这一部分将对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的发展进程各自进行梳理。
1.1 我国政治协商的缘其与发展
政治协商在我国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主张政治参与和党派事务的协商等民主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之后倡导多党合作的主张提供了借鉴。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共首次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提到多党合作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也将“一大”会议上没有成形的相关思想进行了具体化，并为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的主张打下思想基础。为了共同对抗北洋军阀，国共两党展开第一次合作。193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决议案》，号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其展开合作。该决议明确了党派协商的两种形式，即代表之间展开协商或以联席会议的形式。这是中共首次在文件中提到“党派”之间协商的概念，也表明了对多党合作与建立统一战线思想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另外，中共还在根据地探索了多党合作的实践形式。1940年，中共中央在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原则与各党派组成选举联盟，并由这些人员通过民主合作、共同对边区进行管理。这次探索是中共首次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举的实践，成为我国今后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原型。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并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协定中规定通过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至此，“政治协商”概念在我国明确形成。1949年9月，经过前期一系列的准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中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为真正改造中国社会样貌、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做出不懈努力的结果，是社会各界人士、全国人民的迫切期盼，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
政治协商此后在我国也在不断得到发展。1989年12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出台《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些文件不仅强调了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制度，而且还对政治协商的形式，代表构成等做出了规定，表明我国政治协商开始往制度规范化方向发展。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强调我国协商民主要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上提出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至此，政治協商已在我国民主政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中共为实现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举措。
1.2 我国社会协商的缘其和发展
社会协商与政治协商一起，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已在不少文件中提到有关社会协商的设想，但直到改革开放，社会出现了结构分化和多元化利益诉求后，社会协商才随之作为解决公民社会实际问题必不可少的手段。
1987年，中共在“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社会协商”思想的提出，是中共一贯坚持的“人民民主”原则的体现，通过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来更好地解决涉及人民切身利益地问题。1992年，中共在“十四大”报告中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首次提出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表面中共已把社会协商作为实现决策科学化地重要一环。1997年，中共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是群众自治思想与社会协商的融合。2002年。中共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再次丰富了社会协商的内涵。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开政策原则上要听取群众意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2013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议事协商”。这是中共首次强调社会协商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有序参与，明确了党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的重要作用。2017年，中共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协商民主，要着重进行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至此，党对社会协商思想的阐述已由倾听群众意见、重大问题由群众讨论到由在党领导下、政府协同来形成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协商，表明社会协商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已走上一条逐渐趋于规范化的道路。 2 协商民主与确认性选举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一般认为，选举民主适用于干部人选的抉择，而协商民主则是针对特定议题、由利益相关方进行理性平等的协商以得出获得认可的最终决议，二者也在中国农村基层自治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参与者自身的政治素养、个人能力方面的不足再加上相关外部因素的阻挠，从而造成了农村基层自治过程中的各种困境。例如，由对村委会干部的直接差额选举而有可能造成落选者产生心理落差，并转而刻意对该村村两委的工作 “唱反调”。或者由于该村某一宗族或房头势力过大，使得选举出来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分布不合理，导致当选后在涉及相关利益的问题上过于偏袒某一方。由于村两委成员对发展村级各项事业、连接村与镇党委贯彻上级政策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所以村两委成员尤其是村支书、村长的人选确立在村级基层治理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针对村级两委选举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有些地区则开始出现了党领导下的“确认性选举”。对于这类有关基层治理的新探索，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制止，而是要通过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和实践过程，来加以引导，因为任何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现实依据。本文主要以晋江市2018届村级换届选举为例展开分析。
2.1 确认性选举内涵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运行）》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运行了三十一年。其中，作为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村民自己选举本村两委干部，这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创举。然而，在回顾村民自治的发展进程时，可以发现其实践状况与预期还存在一定差距，而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民主也不能解决农村地区存在的所有问题。例如，许多农民群众都没能好好行使他们的权利或由于各种因素权利受到侵犯，亦或者因为竞争激烈的选举而导致政治参与的爆炸和井喷，为选后的治理过程带来重重困难。深究其原因，则是本应在村级治理中担当“领头羊”作用的村两委班子成员没能真正尽到自己职责、无法充分调动村民开展乡村建设事业。当现行制度下以村民民主选举为首发内容的乡村自治无法切实保障村民自身的相关利益时，为了避免治理过程中出现“薄壳效应”，在村级选举中引入上级党委统筹指导下的协商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就是目前在晋江村级换届选举中出现的权威引导下的确认性选举。
确认性选举，分三个部分组成，是由权威引导与确认、通过平等合理的协商机制而对参与选举的人选进行商讨、决议的选举过程。这并不是对我国之前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内容的否定，而是针对现实治理困境的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毕竟民主没有统一的公式和模板，也不是社会治理的“万能药方”，在不同场域内民主都应有相适应的形式与内涵。而放在中国政治场域时，民主的实践与发展则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与推动。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中共在其创立之初就立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村级自治尤其是重要内容之一的民主选举要想取得更大的进展与突破，就必须通过党的权威领导，引入协商机制作为交流商讨和化解矛盾的平台。
2.2 确认性选举的实践状况
今年5月，晋江市市委开始着手准备2018年村级换届选举，在7月上旬和9月上旬，全市293个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基本完成；10月，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全面完成。从最初晋江市市委部署村级换届选举工作流程与注意事项到最终选举工作的顺利结束，中间历时5个月之久，在市委领导、镇街道和村级各组织、人员的协调运作下，晋江市2018届村级换届选举在遵循法律规范、依据公正公开原则的基础之上，在选前、选中、选后整个过程中将党委意志、选民意向和协商机制进行了充分融合，形成了“三步走”的确认性选举步骤。
2.2.1 选前：确立人选意向
晋江市在今年村级换届选举前已经就候选人人选展开了广泛的协商工作，包括资格确立和审查、民意舆情调查、人选意向确立和协调。在村级选举前，在晋江市委的要求下，各村通过协商议事会的形式对本村参选人的必备资格条件进行协商，并将其写入了本村村规民约，所有党员、群众和参选人都需要遵守，并对各村党员进行登记工作。在参选资格确立的情况下，晋江市主要领导连同各街道负责人深入各村调研，通过与镇、村干部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摸清上任两委班子任期情况、选民意向以及各村的优秀人才。在此基础上对参选人进行了严格审查，对“涉黑”、曾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一律不给予参选资格。
对于各村两委的候选人，镇、街道基于之前实地摸排的情况，先行给出自己的意向，即希望各村两委班子由哪类人才构成，并对参选人进行资格排查。为了保证选举工作的平稳进行、选后工作的顺利开展，会在选前协商出最合适的人选参与选举，这个协调过程就由各村党委“一核”领导下的协商议事会承担。相对于村民代表大会，议事会是相对灵活机动地一个村民协商组织，由村两委成员，党代表、老人会和各村有威望地人员组成固定席位，同时针对每次议题地不同，再邀请相关人士参加，组成临时席位。在明了各镇、街道的人选意向后，各个村内部会召开支部会议、协商议事会来讨论本村对于新一任两委班子成员的意见，并在与镇、街道进行沟通之后确立出本次参与选举的人选。而这次协商也就大致明确了各村的选举意图，为选中协商定下了工作方向。
2.2.2 选中：协商候选人
人选意向确立后，各村会对已经报名参选、没有报名却很有能力的人选进行协商、动员工作。由于今年晋江市“一肩挑”比例达到35%，所以各村協商的力度和难度均有所加大。依据先前人选意图，议事会按照班子搭配情况、个人能力素养对不符合标准的人选进行协商，反复做思想工作。由于议事会中包括村里较有名望的人员，大多数情况下，被协商者尽管情感上不能全部认同，也会接受劝说，主动退出参选。同时，在考虑村里各房头基本情况后，议事会成员会通过走访、谈话等形式尽量鼓励有能力的人员来参加两委选举。这些经协商、动员后的最终参选人，由于个人能力确实出众，也就能得到村民的认同，最终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当选。这种通过权威领导下的确认性选举，因为从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到最终拥有法律效应的正式投票仪式，中间每一步骤都有各级党委的指导与参与，使整个选举过程顺利平稳过渡，因此今年晋江市村级换届选举一次性通过比例达到100%，同时也保证了各村两委班子结构合理、两委成员能力突出，可以更好地贯彻上级政策和带领本村村民进行村级事业建设与协调各方利益矛盾。 2.2.3 选后：心态疏导
由于今年晋江市许多村实行了书记主任“一肩挑”，这之中必然有一些村干部从原先职位上退下来，再加上选举过程中经协商动员后不参加选舉的人员，各镇、街道，村两委对这些人员进行了心态上的疏导。其中，对因“一肩挑”而退下职位的人员依旧给予主干待遇，对在这次选举中因没有达到标准和要求的人员通过协商、做思想工作，并争取将他们纳入本村议事会，为他们参与本村事务管理提供平台和场所，这些人员心理上得到了平衡，对此类安排也都感到满意，有助于新任村两委更好开展工作。
由此可见，晋江市2018届村级换届选举是一个在党委领导下，分步骤层层递进的过程。其中每一环节都嵌入协商机制来广纳民意，将组织意向与群众需求紧密结合，使村级换届选举使平稳进行。
2.3 确认性选举的现实价值
以晋江市为例的村级确认性选举，在依照合法程序与步骤的基础上，始终注重将党的意志与群众的意向相结合，充分发挥协商民主机制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的沟通与协调作用，是对我国村级治理在新形势下的全新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意义。
（1）确认性选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情况下，结合特定社会条件，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而晋江市确认性选举的产生则恰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基层农村地区的成功实践。村级换届选举中通过权威引导与协商机制的相互契合，既实现了党在基层地区的全面领导又能基于民意选出合适的村两委班子成
员，保证了村级换届的平稳顺利过渡。
（2）确认性选举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在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其实施原则就包括党在农村工作中要做到统领一切、协调各方，同时还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而这也正是权威领导下的确认性选举的内涵与要求。确认性选举就是要通过选出有能力、负责任的两委班子，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整合力与凝聚力，优化农村整体带头人队伍，不断吸纳村里的优秀人才，带领村民更好开展乡村建设事业。整个选举过程经由协商机制，充分尊重和考虑群众的意见，将我们基层党组织的群众路线作出切实可行的规范的同时，也传递了党的民主理念，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3 确认性选举的反思与展望
作为基层治理的新举措，确认性选举作为解决原先村级自治中产生的矛盾与纠纷的方法，在权力生成的过程中体现协商机制，通过达成共识来消解选举民主中产生的问题。但若想成为乡村治理中的良性手段，则还需要在未来生成有逻辑的完整体系。
确认性选举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注重将协商机制融入整个选举过程。最大范围的倾听群众意见、寻求共识，来为选举提供参考与辅助。同时，还要生成相应的制度化程序与规则，将选举的步骤与协商的方式以明确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下来，每一环节做到合法合理又合乎民意，把选举民主的刚性与协商民主的柔性相结合。加强主体的自主性，并不断与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形式进行互动，这也有助于确认性选举经验的推广与总结。中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向来都依据特点的社会条件、尊重群众意见，不照搬别国模式。而确认性选举作为近年来村级治理中的新形式，既要坚持原则也需根据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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