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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进程中考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实则内含着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刻，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叙事结构的设计、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等方面递嬗演进的生动信息，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想象的急剧进展。
关键词：“真实”；叙事意识；叙事结构；“新中国”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1－0127－05
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比较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土地改革运动影响深远，作为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小说，对之进行对比探讨实属自然。20世纪50年代初以及新时期以来，一般倾向于评价前者比后者“更真实”地反映了其时乡土社会的状况。然而，相比静止的评判，将两者置于现当代文学叙事进程中来认识更有价值。两部小说“真实性”的差别并不能完全由其本身来说明，其异同之间包含着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期的生动信息。即如所谓“真实”本身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固定的标准；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其内涵的变迁，与这两部小说所参与的现实主义叙事的曲折进程曾经密切相联。
一
在两部小说问世之初，陈涌即评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个作品最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正是作者注意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注意到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相应的，认为“《暴风骤雨》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不充分的”。“复杂性”这个说法多为其后的文学史著作所用，值得细细探究。究竟何谓“复杂”呢?陈涌列举了作家应当写到的方面：“农村阶级斗争复杂性是由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土地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环绕这个主要矛盾同时也和这个主要矛盾相联系，农村往往还表现着地主与富农之间、地主与地主之间、大小地主之间以及这种农民与那种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一切复杂多变的矛盾和斗争组成了农村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一幅丰富多样的图画……但在周立波同志的这个作品里，这些丰富多样的关系是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的……我们很难想象现实生活正是这样的。”此后对两者的评价具体表述有异，观点时或对立，角度其实接近。“复杂性”是主流批评家面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对阶级分析理论的一种调整。确切地说，是为了把小说所展现的宗法社会关系纳入阶级分析框架所作的一种调整。近来有研究者明确指出，“所要申述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揭示的现实关系，显然不只是阶级关系。过去研究一直把两者等同起来，是片面的，不符合作品实际，不符合中国社会实情，这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其后大量出现的仅以阶级斗争为视角的土改小说，及其类型农村小说不同之处，也就是其独异之处”。这里呈现了乡土社会本有的复杂的宗法关系网络，小说主要表现的就是阶级话语改造宗法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
而宗法社会关系在《暴风骤雨》中的“元茂屯”则很淡薄。这是一个众多杂姓聚居的村庄，这么一个小村庄有十几个姓氏，村民之间没有多少血缘关系。此外，相互之间也很少存在姻亲关系。只有恶霸韩老六周围亲缘关系突出一些，对群众造成了威慑。像赵玉林初生革命念头的时候，就对此有所顾虑，“他想起韩家的威势，韩老五还逃亡在外省，韩老七踪到大青顶子里，他的儿子韩世元跑到了长春。屯子里又有他好多亲戚朋友，磕头拜把的，和三老四少的徒弟”。但是细细分析韩老六经营他这些亲缘势力的手段，还是以拉拢、收买为主，主要体现为利益关系，基于双方的相互利用。整个元茂屯的社会关系很“简单”，村庄上下层之间就是简单的暴力统治与被统治、财产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不存在宗法性质。韩老六的权势就是基于弱肉强食的暴力法则，不需要也不屑于借助宗法手段。在这里恶霸与群众的对立十分突出，阵线鲜明，没有交叉，“压迫／被压迫”关系很容易地就被置换为是一种阶级关系，阶级对立在这里似乎是“自然”存在的，无须通过分化血缘、地缘联系来生成，不存在转化原有村庄秩序的过程。作为斗争对象的“地主”是明确的，不需要再发动群众来寻找。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群众的阶级意识也很“自然”，几乎不需要启发，相互之间就有一种认同。像赵玉林非常快地接受了小王的“阶级动员”：“天下穷人都姓穷，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就是穷人多，这话真不假。明日咱去多联络些穷人，韩老六看你有本事，能拧过咱们!”“天下穷人是一家”——他对于“阶级”的接受和领悟能力是惊人的。在工作队的动员下，众多庄户人几乎很快地聚拢在一起，确认了彼此之间共同的本质：大家虽然姓氏不同，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都属于“穷人阶级”。——《暴风骤雨》对于乡村社会秩序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写”。历史学家注意到，在革命来到村庄之前，“贫雇农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反抗村社中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实际上，当大多数农民刚一接触到共产党人的阶级理论分析的时候，他们完全是陌生的”。
不过“改写”并不意味着“不真实”。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历程中来分析，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它基于小说叙事方式的差别，实则体现了作家关于“新中国”想象的阶段性差异，从而具有不同的叙事追求，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结构。在两部小说异同之间，保留了这一时期从“旧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模式递嬗演进之迹。
从丁玲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关于《太阳照在桑于河上》的创作说明中，可以总结其创作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党的政策，二是参加土改工作的亲身体验，三是个人的经历、情感和思考。党的政策是统领性的，小说的主旨就是对阶级话语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进行史诗性叙述。但是作者在参加土改实际工作中，基于切身的观察和思考，潜在地对于阶级划分的具体标准有所“质疑”。比如顾涌这个富裕中农的形象曾经引起长久讨论。关于这个人物的取材过程，作者曾多次谈到自己对于政策的某种“怀疑”、“质疑”：“在土改当时，我觉得划分阶级上有些问题，觉得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譬如像顾涌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于是我在小说里便从这个角度来表现了他。”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富裕中农”，“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这给了作者很深印象，“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最重要的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自己的“怀疑”：“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定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显然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限于工作范 围，而带入了自己的创作。作者虽然不置一词，但是暗暗地抱有在“读者”那里寻求政策标准之外的应答的愿望。作者为此辩护的理由是自己只是客观写实。正是这一心理、这一写作方式使乡村人物关系、乡土生活的“复杂性”得以保留，叙事进程中时时存在着杂音。这里群众在“诉苦”，在说话，富裕中农顾涌的想法和认识也时有表露：
“共产党，好是好，穷人才能沾光，只要你有一点财产就遭殃……老叫穷人闹翻身，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
地主的声音也没有被刻意压制。很生动的一段是李子俊的女人把“钱文贵”和“共产党”放在一起骂：
“你千刀万剐的钱文贵，就靠定闺女，把干部们的屁股舐上了。你们就看着咱姓李的好欺负!你们什么共产党，屁，尽说漂亮话；你们天天闹清算，闹复仇，守着个汉奸恶霸却供在祖先桌上，动也不敢动!……”
地主对于地主的嫉恨、对于革命群众的仇恨相交织，这一心理是如此“复杂”又是如此生动。相比《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实在是“复杂”的，表现之一就体现在这里——它的声音是“多声部”的。
除了作家对于农村现实的观察、其时其地的体验外，作家积累的个人情感在小说情节和人物角色的设计上也有重要影响。比如作者甚至谈到塑造“黑妮”这个后来引起争议的人物形象与自己家庭出身的某种“私密”关系：
当时我想，地主是坏的，但地主的儿女们是否也是坏的呢?……譬如我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我却是受家庭压迫的，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黑妮，并给了她一个好出路。
在黑妮身上作家个人体验和情感的融入，让血缘关系在阶级关系对叙事的控制之外得到了表现的空间。带着浓重“宗法”气息的钱文贵这个地主人物更是作家基于自己的“出身”、经历和“思想”而选择、塑造的：
《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
作家基于个人对于宗法乡村社会的体验和总结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而这些看法并不都是和阶级分析观点相一致的。在以阶级话语统摄叙述的同时，作者自己的认识也参与了小说人物的设计和塑造。作者对自己体验的坚持使得小说的整体风貌不再如阶级理论所规划的那么单纯，而保留了乡村社会关系本身的复杂和生动。对此作者也有所不安，尤其是面临攻击和批判的时候。其中一个辩解策略是强调当时的阶级划分政策还未出台，因而保留了个人认识。但是作者此后追述中对此并无否定之意，在介绍自己创作经验的场合多次细细道来，实际上是作为了一种经验来谈的。作者对于自己的观察、情感和思想的坚持是潜隐的，同时又是自信的；既是不自觉的，受压抑的，同时又是自觉的，坦白的。这样一种缠绕状态实质上体现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旧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质。尽管小说更突出的意义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成功叙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具有的“示范性意义”；或者如新时期有批评者所认为的，是对一种“政治式写作方式”的遵循；然而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而《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则“单纯”许多，作者对于新的写作方式更加自觉的实践，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规范的形态。周立波自述创作《暴风骤雨》的过程：
写作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搜集和储备材料的时间却比较得多。……往后我就研究中央和东北局的文件，追忆松江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以及好多次的区村干部会议。借着这些文件和会议的指示与帮助，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
带着贯彻政策的使命深入生活，开展工作，认识现实，获取素材，再回到政策，用“文件和会议的指示”、“检验”材料和构思，进行删削和加工。对于“政策”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周立波此时已经具备很明确和自觉的认识：
关于题材，根据主题，作者是要有所取舍的。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在这再现的过程里，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容许选择，而且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
相比较此阶段丁玲对于个人体验的坚持，周立波的阶级立场更加自觉而坚定。如果把这种创作追求视为作家要用小说创作来担当政策的“传声筒”，来宣传“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相应地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乃是对于“文学性”的坚持，则有失于简单。两部小说同为阶级叙事的重要收获，其叙事方式却又有差异，正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的想象与叙事的急剧进展。
二
1946年周扬在评价赵树理小说的时候即指出，中国农村的变革过程，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这里明确表达了一种新的叙事期待。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内在联系。与传统帝国不同，“新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更表现为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建构过程主要是创造抽象的共同本质的过程。这一“共同本质”在现代中国表现为阶级话语，它提示了一条建立民族国家的具体道路。而文学叙事则是创造共同本质的重要形式。时值20世纪40年代后期，将中国革命变革乡村社会的过程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明确而积极的姿态回应这一时代要求，小说通过对于一个叫做暖水屯的村庄里阶级话语建立过程的叙述，在文本世界里建构和确立了话语转换的过程，在乡土中国的土壤上塑造了“中国的新时代和中国新人”，从而推进了“中国”叙事的进展，同时对于新的叙事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然而另一方面，小说所实现的只是“我们的文学”、“一定的成长”(冯雪峰语)——作者既在努力实践着新的叙事规范，同时又并非刻意然而相当“顽固”地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作者既充满热情地想象和建构着新的社会图景，同时又相当诚恳地记录下乡村变化的“过程”，执著地抒写她的乡村记忆、她的乡村体验，保留了革命话语进入之前的旧的社会图景。对于这种叙事的结果即“新中国”而言，小说的贡献在于写出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然而小说的局限也在于它保留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它叙述的是阶级话语分化乡村社会的过程，由此保留着想象和建构“新中国”的痕迹。它已经相当程度地将“新中国”的“本质”自然化了，同时这种自然化的程度还不够，所建构的“本质”尚不纯粹。 虽然两者写作时间接近，《暴风骤雨》却又前进了一步。《暴风骤雨》的叙述者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具有更加强烈的“历史感”。研究者曾笼统比较，两部小说都从一挂大车进入村庄开始，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即预示着历史的改变。但是细致分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顾涌驾着亲家的大车回到村里开场，是村庄内部的农民带来了外部变动的信息，传达的是一种村庄社会面对剧变来临时的不安、惶恐的气氛。《暴风骤雨》的开场，则是工作队坐着马车来到元茂屯，是一种外来力量进入村庄的开始，这种进入姿态是强硬的、毫不迟疑的，带着改变村庄历史的坚定决心和自信，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
先是很具体的村庄田野上的一个场景，然而公元纪年的横空切入，将这个村庄里即将展开的故事整个纳入了“历史”的统摄之下。
小说在具体叙述过程中也时时凸现着“历史”高大的身影。比如在批斗韩老六的大会召开之前，叙述者情不自禁地感慨：
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
以站在历史高度的点评不时打断对故事的叙述，显示了叙述者的自信和自觉。如果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努力叙述阶级话语生成和确立的过程，着眼于建构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那么《暴风骤雨》则已力图将阶级斗争叙述为历史自身的展开——这里体现出更为自觉的叙事意识。在进行种种删削、提炼背后，周立波表达了《暴风骤雨》创作中的深层追求，他想把“政策思想和艺术形象统一起来”：
千万不要使作品的形象和政策分家，使政策好像是从外面加进去似的。
正是在这里透露了作家高度自觉的叙事意识：把“政策”进入传统乡村社会的过程“掩藏”起来，让阶级对立看起来就是村庄社会本有的秩序和状态，亦即阶级关系就是社会的“本质”关系。从而阶级分析这一现代性话语就好像是在村庄社会“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样。
在不同的村庄社会图景背后，是小说叙事方式、叙事结构的差异；而根本上则源于作者叙事意识的不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在应当表现的阶级关系之外，小说中又展现了乡土社会的宗法关系。而且，宗法关系不是作为阶级关系的附属而设置的，小说的叙事结构表现为阶级关系对于宗法关系的分割、转化，二者是一种对立关系，宗法关系作为革命的对象得到了相对独立的表现。细致分析小说可以看到阶级话语的“外来”性质，阶级关系在村庄中有一个成长、建构的过程。故事的最高潮结束于发现了真正的地主和他们所属的阶级，由此全村多数群众也发现了自己的本质身份：贫雇农阶级。《暴风骤雨》的简单不是阶级关系“复杂性”不够，而是这里只有阶级关系。恶霸和穷苦大众都依照各自的阶级本质而行动，除此之外不表现其他属性。而且在这里阶级关系表现为是村庄内部本有的、很“自然”的存在；小说消弭了“阶级”这一现代性范畴从村庄外部进入的痕迹，抹去了阶级关系成长、建构的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将现代性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自然化、客观化、历史逻辑化”。在现当代文学叙事模式转换的时刻，《暴风骤雨》表现出更大的“进步”，它把“阶级”这一现代性话语进入村庄的过程自然化了，把“阶级斗争”叙述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此而言，是《暴风骤雨》而不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显示了阶级叙事的成熟，更能集中体现“新的小说的诞生”，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范式的基本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暴风骤雨》的“史诗性”并不逊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对于“十七年”期间革命史诗的写作可能有着较后者更为深入的影响。
1951年两部小说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经由它们的探索而渐趋成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正继续前进。只是，其时关于两部小说“真实”程度的争论中是否已提示着新的叙事模式激进发展的困境：在追逐更为纯粹的“本质”的同时，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保持与“真实感”之间的联系?文学史家曾指出：“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有不少表现现实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围绕政策，围绕着当时阶级关系的分析转的情况。”在现当代文学叙事进程中体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这两部小说叙事意识的异与同，对于探究这一“重大问题”的形成当不无启迪。
关键词：“真实”；叙事意识；叙事结构；“新中国”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1－0127－05
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比较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土地改革运动影响深远，作为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小说，对之进行对比探讨实属自然。20世纪50年代初以及新时期以来，一般倾向于评价前者比后者“更真实”地反映了其时乡土社会的状况。然而，相比静止的评判，将两者置于现当代文学叙事进程中来认识更有价值。两部小说“真实性”的差别并不能完全由其本身来说明，其异同之间包含着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期的生动信息。即如所谓“真实”本身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固定的标准；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其内涵的变迁，与这两部小说所参与的现实主义叙事的曲折进程曾经密切相联。
一
在两部小说问世之初，陈涌即评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个作品最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正是作者注意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注意到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相应的，认为“《暴风骤雨》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不充分的”。“复杂性”这个说法多为其后的文学史著作所用，值得细细探究。究竟何谓“复杂”呢?陈涌列举了作家应当写到的方面：“农村阶级斗争复杂性是由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土地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环绕这个主要矛盾同时也和这个主要矛盾相联系，农村往往还表现着地主与富农之间、地主与地主之间、大小地主之间以及这种农民与那种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一切复杂多变的矛盾和斗争组成了农村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一幅丰富多样的图画……但在周立波同志的这个作品里，这些丰富多样的关系是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的……我们很难想象现实生活正是这样的。”此后对两者的评价具体表述有异，观点时或对立，角度其实接近。“复杂性”是主流批评家面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对阶级分析理论的一种调整。确切地说，是为了把小说所展现的宗法社会关系纳入阶级分析框架所作的一种调整。近来有研究者明确指出，“所要申述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揭示的现实关系，显然不只是阶级关系。过去研究一直把两者等同起来，是片面的，不符合作品实际，不符合中国社会实情，这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其后大量出现的仅以阶级斗争为视角的土改小说，及其类型农村小说不同之处，也就是其独异之处”。这里呈现了乡土社会本有的复杂的宗法关系网络，小说主要表现的就是阶级话语改造宗法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
而宗法社会关系在《暴风骤雨》中的“元茂屯”则很淡薄。这是一个众多杂姓聚居的村庄，这么一个小村庄有十几个姓氏，村民之间没有多少血缘关系。此外，相互之间也很少存在姻亲关系。只有恶霸韩老六周围亲缘关系突出一些，对群众造成了威慑。像赵玉林初生革命念头的时候，就对此有所顾虑，“他想起韩家的威势，韩老五还逃亡在外省，韩老七踪到大青顶子里，他的儿子韩世元跑到了长春。屯子里又有他好多亲戚朋友，磕头拜把的，和三老四少的徒弟”。但是细细分析韩老六经营他这些亲缘势力的手段，还是以拉拢、收买为主，主要体现为利益关系，基于双方的相互利用。整个元茂屯的社会关系很“简单”，村庄上下层之间就是简单的暴力统治与被统治、财产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不存在宗法性质。韩老六的权势就是基于弱肉强食的暴力法则，不需要也不屑于借助宗法手段。在这里恶霸与群众的对立十分突出，阵线鲜明，没有交叉，“压迫／被压迫”关系很容易地就被置换为是一种阶级关系，阶级对立在这里似乎是“自然”存在的，无须通过分化血缘、地缘联系来生成，不存在转化原有村庄秩序的过程。作为斗争对象的“地主”是明确的，不需要再发动群众来寻找。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群众的阶级意识也很“自然”，几乎不需要启发，相互之间就有一种认同。像赵玉林非常快地接受了小王的“阶级动员”：“天下穷人都姓穷，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就是穷人多，这话真不假。明日咱去多联络些穷人，韩老六看你有本事，能拧过咱们!”“天下穷人是一家”——他对于“阶级”的接受和领悟能力是惊人的。在工作队的动员下，众多庄户人几乎很快地聚拢在一起，确认了彼此之间共同的本质：大家虽然姓氏不同，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都属于“穷人阶级”。——《暴风骤雨》对于乡村社会秩序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写”。历史学家注意到，在革命来到村庄之前，“贫雇农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反抗村社中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实际上，当大多数农民刚一接触到共产党人的阶级理论分析的时候，他们完全是陌生的”。
不过“改写”并不意味着“不真实”。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历程中来分析，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它基于小说叙事方式的差别，实则体现了作家关于“新中国”想象的阶段性差异，从而具有不同的叙事追求，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结构。在两部小说异同之间，保留了这一时期从“旧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模式递嬗演进之迹。
从丁玲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关于《太阳照在桑于河上》的创作说明中，可以总结其创作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党的政策，二是参加土改工作的亲身体验，三是个人的经历、情感和思考。党的政策是统领性的，小说的主旨就是对阶级话语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进行史诗性叙述。但是作者在参加土改实际工作中，基于切身的观察和思考，潜在地对于阶级划分的具体标准有所“质疑”。比如顾涌这个富裕中农的形象曾经引起长久讨论。关于这个人物的取材过程，作者曾多次谈到自己对于政策的某种“怀疑”、“质疑”：“在土改当时，我觉得划分阶级上有些问题，觉得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譬如像顾涌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于是我在小说里便从这个角度来表现了他。”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富裕中农”，“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这给了作者很深印象，“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最重要的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自己的“怀疑”：“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定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显然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限于工作范 围，而带入了自己的创作。作者虽然不置一词，但是暗暗地抱有在“读者”那里寻求政策标准之外的应答的愿望。作者为此辩护的理由是自己只是客观写实。正是这一心理、这一写作方式使乡村人物关系、乡土生活的“复杂性”得以保留，叙事进程中时时存在着杂音。这里群众在“诉苦”，在说话，富裕中农顾涌的想法和认识也时有表露：
“共产党，好是好，穷人才能沾光，只要你有一点财产就遭殃……老叫穷人闹翻身，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
地主的声音也没有被刻意压制。很生动的一段是李子俊的女人把“钱文贵”和“共产党”放在一起骂：
“你千刀万剐的钱文贵，就靠定闺女，把干部们的屁股舐上了。你们就看着咱姓李的好欺负!你们什么共产党，屁，尽说漂亮话；你们天天闹清算，闹复仇，守着个汉奸恶霸却供在祖先桌上，动也不敢动!……”
地主对于地主的嫉恨、对于革命群众的仇恨相交织，这一心理是如此“复杂”又是如此生动。相比《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实在是“复杂”的，表现之一就体现在这里——它的声音是“多声部”的。
除了作家对于农村现实的观察、其时其地的体验外，作家积累的个人情感在小说情节和人物角色的设计上也有重要影响。比如作者甚至谈到塑造“黑妮”这个后来引起争议的人物形象与自己家庭出身的某种“私密”关系：
当时我想，地主是坏的，但地主的儿女们是否也是坏的呢?……譬如我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我却是受家庭压迫的，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黑妮，并给了她一个好出路。
在黑妮身上作家个人体验和情感的融入，让血缘关系在阶级关系对叙事的控制之外得到了表现的空间。带着浓重“宗法”气息的钱文贵这个地主人物更是作家基于自己的“出身”、经历和“思想”而选择、塑造的：
《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
作家基于个人对于宗法乡村社会的体验和总结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而这些看法并不都是和阶级分析观点相一致的。在以阶级话语统摄叙述的同时，作者自己的认识也参与了小说人物的设计和塑造。作者对自己体验的坚持使得小说的整体风貌不再如阶级理论所规划的那么单纯，而保留了乡村社会关系本身的复杂和生动。对此作者也有所不安，尤其是面临攻击和批判的时候。其中一个辩解策略是强调当时的阶级划分政策还未出台，因而保留了个人认识。但是作者此后追述中对此并无否定之意，在介绍自己创作经验的场合多次细细道来，实际上是作为了一种经验来谈的。作者对于自己的观察、情感和思想的坚持是潜隐的，同时又是自信的；既是不自觉的，受压抑的，同时又是自觉的，坦白的。这样一种缠绕状态实质上体现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旧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质。尽管小说更突出的意义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成功叙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具有的“示范性意义”；或者如新时期有批评者所认为的，是对一种“政治式写作方式”的遵循；然而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而《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则“单纯”许多，作者对于新的写作方式更加自觉的实践，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规范的形态。周立波自述创作《暴风骤雨》的过程：
写作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搜集和储备材料的时间却比较得多。……往后我就研究中央和东北局的文件，追忆松江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以及好多次的区村干部会议。借着这些文件和会议的指示与帮助，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
带着贯彻政策的使命深入生活，开展工作，认识现实，获取素材，再回到政策，用“文件和会议的指示”、“检验”材料和构思，进行删削和加工。对于“政策”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周立波此时已经具备很明确和自觉的认识：
关于题材，根据主题，作者是要有所取舍的。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在这再现的过程里，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容许选择，而且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
相比较此阶段丁玲对于个人体验的坚持，周立波的阶级立场更加自觉而坚定。如果把这种创作追求视为作家要用小说创作来担当政策的“传声筒”，来宣传“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相应地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乃是对于“文学性”的坚持，则有失于简单。两部小说同为阶级叙事的重要收获，其叙事方式却又有差异，正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的想象与叙事的急剧进展。
二
1946年周扬在评价赵树理小说的时候即指出，中国农村的变革过程，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这里明确表达了一种新的叙事期待。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内在联系。与传统帝国不同，“新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更表现为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建构过程主要是创造抽象的共同本质的过程。这一“共同本质”在现代中国表现为阶级话语，它提示了一条建立民族国家的具体道路。而文学叙事则是创造共同本质的重要形式。时值20世纪40年代后期，将中国革命变革乡村社会的过程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明确而积极的姿态回应这一时代要求，小说通过对于一个叫做暖水屯的村庄里阶级话语建立过程的叙述，在文本世界里建构和确立了话语转换的过程，在乡土中国的土壤上塑造了“中国的新时代和中国新人”，从而推进了“中国”叙事的进展，同时对于新的叙事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然而另一方面，小说所实现的只是“我们的文学”、“一定的成长”(冯雪峰语)——作者既在努力实践着新的叙事规范，同时又并非刻意然而相当“顽固”地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作者既充满热情地想象和建构着新的社会图景，同时又相当诚恳地记录下乡村变化的“过程”，执著地抒写她的乡村记忆、她的乡村体验，保留了革命话语进入之前的旧的社会图景。对于这种叙事的结果即“新中国”而言，小说的贡献在于写出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然而小说的局限也在于它保留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它叙述的是阶级话语分化乡村社会的过程，由此保留着想象和建构“新中国”的痕迹。它已经相当程度地将“新中国”的“本质”自然化了，同时这种自然化的程度还不够，所建构的“本质”尚不纯粹。 虽然两者写作时间接近，《暴风骤雨》却又前进了一步。《暴风骤雨》的叙述者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具有更加强烈的“历史感”。研究者曾笼统比较，两部小说都从一挂大车进入村庄开始，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即预示着历史的改变。但是细致分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顾涌驾着亲家的大车回到村里开场，是村庄内部的农民带来了外部变动的信息，传达的是一种村庄社会面对剧变来临时的不安、惶恐的气氛。《暴风骤雨》的开场，则是工作队坐着马车来到元茂屯，是一种外来力量进入村庄的开始，这种进入姿态是强硬的、毫不迟疑的，带着改变村庄历史的坚定决心和自信，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
先是很具体的村庄田野上的一个场景，然而公元纪年的横空切入，将这个村庄里即将展开的故事整个纳入了“历史”的统摄之下。
小说在具体叙述过程中也时时凸现着“历史”高大的身影。比如在批斗韩老六的大会召开之前，叙述者情不自禁地感慨：
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
以站在历史高度的点评不时打断对故事的叙述，显示了叙述者的自信和自觉。如果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努力叙述阶级话语生成和确立的过程，着眼于建构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那么《暴风骤雨》则已力图将阶级斗争叙述为历史自身的展开——这里体现出更为自觉的叙事意识。在进行种种删削、提炼背后，周立波表达了《暴风骤雨》创作中的深层追求，他想把“政策思想和艺术形象统一起来”：
千万不要使作品的形象和政策分家，使政策好像是从外面加进去似的。
正是在这里透露了作家高度自觉的叙事意识：把“政策”进入传统乡村社会的过程“掩藏”起来，让阶级对立看起来就是村庄社会本有的秩序和状态，亦即阶级关系就是社会的“本质”关系。从而阶级分析这一现代性话语就好像是在村庄社会“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样。
在不同的村庄社会图景背后，是小说叙事方式、叙事结构的差异；而根本上则源于作者叙事意识的不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在应当表现的阶级关系之外，小说中又展现了乡土社会的宗法关系。而且，宗法关系不是作为阶级关系的附属而设置的，小说的叙事结构表现为阶级关系对于宗法关系的分割、转化，二者是一种对立关系，宗法关系作为革命的对象得到了相对独立的表现。细致分析小说可以看到阶级话语的“外来”性质，阶级关系在村庄中有一个成长、建构的过程。故事的最高潮结束于发现了真正的地主和他们所属的阶级，由此全村多数群众也发现了自己的本质身份：贫雇农阶级。《暴风骤雨》的简单不是阶级关系“复杂性”不够，而是这里只有阶级关系。恶霸和穷苦大众都依照各自的阶级本质而行动，除此之外不表现其他属性。而且在这里阶级关系表现为是村庄内部本有的、很“自然”的存在；小说消弭了“阶级”这一现代性范畴从村庄外部进入的痕迹，抹去了阶级关系成长、建构的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将现代性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自然化、客观化、历史逻辑化”。在现当代文学叙事模式转换的时刻，《暴风骤雨》表现出更大的“进步”，它把“阶级”这一现代性话语进入村庄的过程自然化了，把“阶级斗争”叙述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此而言，是《暴风骤雨》而不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显示了阶级叙事的成熟，更能集中体现“新的小说的诞生”，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范式的基本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暴风骤雨》的“史诗性”并不逊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对于“十七年”期间革命史诗的写作可能有着较后者更为深入的影响。
1951年两部小说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经由它们的探索而渐趋成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正继续前进。只是，其时关于两部小说“真实”程度的争论中是否已提示着新的叙事模式激进发展的困境：在追逐更为纯粹的“本质”的同时，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保持与“真实感”之间的联系?文学史家曾指出：“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有不少表现现实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围绕政策，围绕着当时阶级关系的分析转的情况。”在现当代文学叙事进程中体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这两部小说叙事意识的异与同，对于探究这一“重大问题”的形成当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