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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拉斯节”；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8-0061-05[HJ1.7mm][JP2]
“拉斯节”是云南藏区藏族在汉历春节期间在各个村落之间普遍举办的集神山祭祀、锅庄歌舞、聚食以及幽默逗趣的“卡哲”为一体的系列性传统村落公共活动，普遍流行于香格里拉县和德钦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被中断，但规模较小。近年来，随着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这一传统节日逐步得到弘扬，成为在春节期间藏民们最盛大的节庆活动。传统节日是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共文化空间——传统节日的研究，并不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在当下乡村“大集体的政治性社区解体，村庄分解为原子化状态，稀缺的行政性集会又日益与村民的利益需求脱节”〔1〕，村庄日益成为互不相干的“马铃薯”的现实情况下，揭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满足村落“公共精神、公共价值、公共利益”〔2〕，以及在构建村落社区内部公共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为构建乡村有效的治理模式，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的治理模式提供参考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JP]
一、公共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
“公共空间”是一个在地理学、建筑设计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广泛运用的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主要指“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关系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3〕。在哈贝马斯开创的“公共领域”研究中，公共领域是一个关于民主社会的定义，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是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相互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是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在不受各种外界因素侵扰的情况下，大众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这个领域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它具有普遍的公开性、开放性、理性批判性和公共利益性等特点〔4〕（P35）。
关于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吴毅提出：“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也存在着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当这些社会关联和结构方式具有某种公共性，并以特定空间形式相对固定的时候，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村落公共空间。”〔5〕
这种村落公共空间，既是物质公共空间，同时又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空间，这些村落公共空间以独特的形式在村庄中发挥着各种作用，并且对村庄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公共空间，“是指某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的时间”，“是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方式有规律性地进行的地方或一系列地方”〔6〕
，是一种居于乡村社会的具有“草根”性质的介于村民家户及村民个体等私人空间和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它以时间和空间的公共性、组织和活动内容的制度性以及方式的独特性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内生型村落公共空间。
二、奔子栏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及其主要内容
奔子栏行政村位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腹心地带，金沙江畔西岸，距香格里拉县城81公里，距德钦县城103公里，全行政村含13个自然村，共有550户，人口3109人，藏族人口占99%以上，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
“拉斯节”是奔子栏每年最盛大的节日，在汉历春节期间按仓巴
仓巴在藏语中含有“苦行僧”和“修行僧”之意，属于藏传佛教演变的地方性直系，历史上有苯教“仓巴”、宁玛派“仓巴”、噶玛噶举派“仓巴”。其特点是僧人供奉莲花生、米拉日巴、宗喀巴，信仰藏传佛教密宗。传承方式有师徒相传、父子相传，可以娶妻生子，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无固定寺庙。仓巴为现世服务，能与鬼神通话，可上启民意，下传神旨，能预知凶吉祸福，其重要职责是为人念咒禳灾并从事征兆、占卜及祭神驱鬼等活动。
推算的日子在各村之间轮流组织。据奔子栏村民介绍，“拉斯”原名“纳柔”，纳是箭之意，柔是弓之意，“纳柔”即“弓箭”之意
也有村民解释“拉斯”是“祭神”之意，“纳柔”是“在田里比赛射箭的意义”，其意义是杀掉害虫以获得好的收成。
。奔子栏在历史上属于三不管地区，由于没有政府驻军的保护，村民需要自己组织武装以抵御匪患的侵扰，“纳柔”便起源于当时抵抗为目的的军事集结演习。当号角吹响之时，所有的成年男性要迅速骑马挎枪集结，迅速完成从民到兵的转变。军事集结以后，登上山顶占领军事制高点以抵御敌人的侵袭。军事活动完成后便烧香祭祀，感谢神山的保佑与庇护，之后凯旋。妇女们则在村头载歌载舞迎接凯旋的勇士。后来，随着军事冲突的减少，其内涵逐渐实现了从军事抵御为主向娱神、娱人及娱己为主的转化，其名称也从军事性质浓郁的“纳柔”转变为以祭祀、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拉斯”，即请山神之意。现在奔子栏的“拉斯节”，其原有的祭祀意味仍然存在，但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聚会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山神祭祀、锅庄歌舞、聚食和“卡哲”。
（一）神山祭祀[HT]
神山祭祀由本村全体男性参加。天刚蒙蒙亮，全体男性在村头集合，手持风马旗、贡品，集合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前往本村神山——日尼吾都吉神山。在神山半山腰的“桑拉”
藏语译音，焚香、插风马旗供祭神山的地方。
依次插上风马旗，并在其四周奉上黄果、苹果、梨以及象征菩提叶、树根、果的“嘎来”、“布鲁”和“色那”等贡品。接着，燃烧松柏枝煨桑供祭，并泼洒上有少许牛奶和清水拌匀过的象征五谷丰登的青稞、小麦等作物种子。然后围绕烧香台按顺时针方向环绕三圈，他们认为经烟熏过的经幡可以去霉气，转了这三圈就可以去除一年来的霉运，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在转第二圈后，村民们席地而坐，在仓巴的带领下，面朝神山吟诵歌颂山神等各种神灵“松意”经文，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神山上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禁忌，如不能随地扔垃圾、不能攀折树木、不能大小便、不能互相打骂取笑等，在场的每个人，包括小孩子都必须非常安静、庄重和严肃。
（二）锅庄
锅庄是一种普遍流行于藏区的无器乐伴奏的集体圆圈歌舞，又称为“果卓”、“歌庄”、“卓”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四大民间舞蹈之一
藏族民间舞蹈有弦子、果日谐、锅庄以及热巴。
。云南迪庆锅庄以德钦县奔子栏镇和香格里拉县建塘镇、小中甸镇最有代表性。奔子栏锅庄程序和唱词完整严谨，自始至终有严格的顺序和内容，分为序歌、迎宾舞、相会舞、辞别舞、挽留舞几个部分。
在“拉斯节”中，锅庄几乎贯穿于整天的各项活动之始终。在全村男子祭祀山神归来的途中，妇女们早已手捧哈达、美酒在村口和几个主要路口迎接，领头男子带领大家与迎候的妇女们对唱锅庄，互相祝愿。进入村子后，男性队伍按长幼顺序沿村子绕行为每家每户赐福，之后进入镇政府向镇领导拜年。接下来全村男女聚合到村中最吉祥的圣地——公共经堂，按性别分成两队，按长幼顺序在香烟袅袅之中绕圣地公共经堂三圈，再到集体公房的操场上男女对唱对跳“卓金”、“霞卓”、“卓金卓草”等锅庄曲目直至黄昏时分。在晚上的“卡哲”中，锅庄对唱对跳也贯穿于其中，并成为“卡哲”的开场及结束时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活动。
（三）聚餐
聚食在“拉斯节”晚餐时在村公房内举行，由各小组轮流承办，一般以6户左右为一个小组，经费一部分由村民自愿捐献，另一部分则由每家每户进行均摊。每年聚餐承办的小组，负责“拉斯节”各项活动的费用征收、物资准备、会场布置乃至搭灶做饭，提供饮食菜品等，但村子里的各家各户都会派人参与当天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卡哲”
“卡哲”是奔子栏在“拉斯节”这一天晚上在村内公房举行的另一项盛大的聚会活动。“卡哲”是奔子栏藏语的译音，有幽默、讽刺之意，村民们用汉语称之为“幽默茶话会”，是云南迪庆藏区藏民独具特色，历史久远的传统节日活动
据村里老人介绍，“卡哲”的起源已无人能说清楚，在“文革”期间也从未中断。
。“卡哲”全村男女老少均可参加，但原则上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个人必须参加。以尊老爱幼、勤劳致富、遵纪守法为主题的相互打趣揭短是“卡哲”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活动中，不分老幼尊卑，均可以以善意的讽刺、暗喻、揭短方式逗乐取笑甚至是揭发村里的不良行为。此外，村干部公布全年财务和政务、表彰好人好事、今年和次年“拉斯节”组织者的交接仪式以及锅庄对唱、对舞等活动穿插其中。
三、奔子栏传统节日文化空间——“拉斯节”的社会功能
奔子栏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拉斯节”，不仅是物质公共空间，同时又是文化、社会和政治公共空间，在村庄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对村庄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其主要功能如下：
（一）整合功能
“拉斯节”是奔子栏以村民小组为组织单位的地缘性村落活动。在“拉斯节”中，平时分离的各家各户都联合了起来，家家户户积极参与，有车的出车，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人身着盛装，男人们上神山祭祀神山，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在回村的各个路口手持哈达美酒吟唱锅庄等候迎接，就连年幼的孩子也被安排在村口列队等候。在神山祭祀中，有严格的规则和禁忌，例如，女人不能上神山、不能在神山上大小便、不能在神山上丢弃垃圾、不得打闹嬉戏、不得破坏或伤害神山上的动植物等等。在聚餐和“卡哲”中，组织工作由各家各户6户一组轮流承担。在活动中，全村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与，锅庄对唱、幽默说笑、村落政务、财务公布交叉其间。“拉斯节”成为奔子栏各村落个体间、家庭间相互交流的重要载体，实现了传统社会初级群体的再次整合, 发挥了再造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功能。在这期间，对各村之间参与规模、组织优劣的评论和攀比以及对本村活动组织、参与等的自我批评成为最广泛谈论的话题，体现了村民对共同价值观念、秩序规范和行为规则以及对村庄共同利益的维护，形成了奔子栏的内聚力、向心力。与此同时，在交往互动相互合作中派生出的相互情感，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了村落整合。
（二）道德秩序的建构功能
如果说“拉斯节”中的神山祭祀是以严格的规则、禁忌规约村民的行为，实现了社区的整合，那么晚上举行的“卡哲”则以他们习惯的熟人分享交流方式完成了对村落传统价值观念的维护和道德秩序的建构。
奔子栏的“卡哲”多以为人处世、尊老爱幼、伦理道德、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
[HTK]
案例一，某某对父母不好，有一次打了母亲，“卡哲”上就有人说：“哎呀！某某是头晕了，本来是想敲鼓，结果眼花把妈妈看成是鼓了。”如子女不孝与父母吵架，又有人会说：“你今天出人头地了，在那里学了本事回来，第一个就和父母较量。”
案例二，村里举办集体活动，动员大家都捐款，某某家庭经济比较富裕，但只捐了50元，大家会跟他开玩笑说：“哎哟，今年你捐了500元，我们得到了你的大力支持，父老乡亲不会忘记你，实在感谢，希望你再接再厉。”[HT]
通过善意的幽默与讽刺，在奔子栏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社会特征的概括，注重人性、亲情,行事遵守习俗乡规,人际交往中重视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社区社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贺雪峰从村落的行政划分来划分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他认为,生产小队之间由人民公社时期共同劳动、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的增多而使生产队里的人情来往普遍,“30户~50户的范围也使村民具备共同交往和熟识的能力”,因此,由生产小队演变出来的村民小组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
中，形成了特定于村落社区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种村落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与现代教育的结合，共同型塑了奔子栏人良好的村落社会结构和稳定机制，使奔子栏村较少有邻里纠纷、家庭不和等矛盾的发生。在聚食中，老人先坐先吃、每家每户的年轻人都要参与诸如端菜添菜洗涮等服务性活动的传统，在无形中教化了年轻一代，建构了奔子栏人尊敬老人、相互礼让的乡村秩序。
（三）文化传承功能
以地域和族群为核心的“拉斯节”，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里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集宗教信仰、锅庄歌舞、服饰文化、节庆礼仪、价值观、情感等奔子栏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与生活、文化与族群、文化与艺术不可分割的群体性、关联性、综合性的特点，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好的公共文化空间。以独具特色的奔子栏女装为例，由于历史上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奔子栏女装融合了纳西族、蒙古族、普米族等多民族服饰的精髓，形成了色彩艳丽、雍容华贵有别于其他藏区的女装特色。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盛装仅在“拉斯节”、迎宾及婚礼等场合穿戴，家境好的人家，每人一套，条件差的，每家也必备一套。而在这些活动中，按性别、长幼顺序组成的锅庄队列体现了奔子栏人的节庆礼仪，集诗、歌、舞三位一体，严格按照序歌、迎宾舞、相会舞、辞别舞、挽留舞顺序依次进行的对唱和共舞更是贯彻于各项活动的始终,其颂词有讲述藏族古老历史的，有歌颂活佛、英雄人物的，有颂扬山川日月、大地物产、神山圣水的，有表达人间美好感情的，也有祝福人寿年丰、和平幸福的，还有讽刺伪善、教育人民善良和正义以及相互考察对方历史、气象、宗教、生产知识的等等，这些包含了藏族传统价值观、传统知识和文化宗教传统的锅庄颂词，起到了藏族传统价值观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
（四）心灵抚慰功能
[JP2]对自然的崇拜，是藏族原始宗教观念的产物，泰勒在《原始文化》中也指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哲学的基础，从野蛮人到文明人都是如此。”〔7〕（P19）创造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对梦、自然和巫术效力所引起的心理经验的困惑进行合理的解释。藏民族在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因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崇拜而引发对山的崇拜，从对山的崇拜中产生祭祀山神的信仰民俗。奔子栏藏民以日尼吾都吉神山为整个奔子栏的神山，各自然村又有各自然村的神山，每年“拉斯节”的神山祭祀是奔子栏最神圣和最隆重的活动。在这个被宗教现象学大师伊利亚德视为透过“真实的空间和确实存在的空间”的宗教象征仪式中，不仅规约和强化了仪式参与者的禁忌与规则，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戏剧”(social drama)，它起到了“消除社会结构中的压力与紧张感，减轻参与者的紧张、恐惧、疑惑或痛苦，得到心灵和精神的抚慰，具有强大的心灵抚慰意义”〔8〕（P96~111）。[JP]
（五）社会控制功能
深植于乡民社会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本身就是一种内部控制方式，在“拉斯节”中，以村为单位、不分长幼顺序、家家户户共同参与的以说笑逗乐式揭短为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卡哲”，以及穿插其间的对村落共同事务的讨论、财务状况的通报等事项，以其民主、参与、开放的方式，不仅置每一个普通村民于广泛道德舆论控制之下，而且也置拥有公共权力的村干部于强大的权利监督与约束之下，成为构建村庄民主与法制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村庄民主政治的起点，为农村发展、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空间，成为村庄现代化的基础。而且，这一介于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空间，作为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对接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张力场，在其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的支持下起到了沟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功能，成为构建中国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础。
（六）娱乐功能
如前所述，“拉斯节”最早起源于武装冲突中的军事集结，随着战争冲突的减少，“拉斯节”逐渐演变为祈祷人寿年丰的神山祭祀以及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奔子栏村民在春耕开始前身心放松的聚会活动。“拉斯节”重要内容之一的锅庄歌舞，自产生之时，就与音乐、舞蹈密不可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经历了从娱神、娱人到娱己的变化。所以，无论是贯穿于“拉斯节”始终、通宵达旦的锅庄歌舞带给人们的美好情感愉悦，还是幽默诙谐的“卡哲”中所迸发的朗朗笑声，以及在聚食中的欢愉交谈，娱乐成为“拉斯节”最根本的社会功能。
四、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的思考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怀特利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获得可以通过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这些信仰和道德密码尽管也许会受到志愿性组织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从早年生活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9〕
转引自钱海梅：《社会资本：村级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现代管理科学》，2010年第10期。
。保罗•怀特利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村落治理网络并能提升村落治理绩效的资源，是村落治理主体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开展经常性活动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9〕
参见钱海梅：《社会资本：村级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现代管理科学》，2010年第10期。
。[JP2]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社会资本的集合体，既有受行政权力驱使,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化倾向的行政嵌入型的公共空间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也具有乡土社会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的内源性公共空间所形成的社会资本, 这些多元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的合力，共同推动着中国乡村秩序的控制与调试，维持着乡土社会的整合与权威。[JP]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控制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以政治控制为主，而目前的中国乡土社会则普遍存在着原有文化伦理控制和政治控制衰弱，法律控制不足，集体权威失落的状况，造成了乡土社会现有秩序的混乱，而目前我国对乡村的治理，更多是一种外部强势导入型的治理方式，很少考虑村落内部的文化网络和社会基础，这种外部强势导入型的治理方式，“往往因缺少农村内生性自组机制的支撑，村民自治资源、乡村改造与建设内发动力的不足，就造成了农民主体性的缺失，农民始终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样，只要外部强势资源削弱或退出，农村变革就自然停顿以至恢复原状”〔10〕（P177）
钱理群：《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9月版，177页。
，在这样的状况下，在村落内源性的公共空间“却可以为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调整提供广阔的回旋余地，为乡村治理中的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提供空间和载体”〔11〕
赵廷彦：《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如基于相互认同、社会道德、相互信任以及村庄社区归属感的奔子栏“卡哲”，其开放、民主、参与的现代性特征，为基层民主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空间和可能性，既符合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与当下强调决策民众、公民参与的政治方式不谋而合，同时也避免了嵌入型公共空间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找不到契合点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绝不只是一个村落传统节日的娱乐与审美功能以及蕴含其中的社会教育、公共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以一个藏族村落节日公共文化空间为个案，发掘少数民族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深刻内涵，从一个侧面刻画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揭示村落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在当下乡村治理，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建构内源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少数民族村庄治理模式，实现村落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的政治公共空间交融互构，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寻求出路，才是本文的真正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Parsons, T(1951)The Social System, NY: Free Press.杨宜英.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2〕袁玉立.公共性：走进我们生活的哲学范畴［J］.学术界，2005,(5).
〔3〕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关于一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调查［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吴毅.公共空间［J］.浙江学刊,2002,(2).
〔6〕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7〕爱德华.B.泰勒.原始文化（第1卷）［A］.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8.
〔8〕Turner, Victor Witter：The Forest of symbol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王海龙.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J］.广西民族研究,1998,(4).
〔9〕钱海梅.社会资本：村级治理的困境与对策［J］.现代管理科学,2010,(10).
〔10〕钱理群.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11〕赵廷彦.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2008,(3).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La Si Festival" in Benzilan Village, Deqin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LI Zhi-nong1, QIAO Wen-hong2
[JP3](
1.Research Center of Ethnic Peoples in Southwest China’s Frontier,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2.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JP]
Abstract:Country society is an aggregate of public spaces.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with rich contents and special form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case study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of the "La Si Festival" in Benzilan Village, Deqin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heds much light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village governance. It is intended to bring abou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ndogenous public cultural space with the exogenously embedded political public space in the course of village governance, especially in ethnic region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more efficient village governance.
Keywords: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space; "La Si Festival"; the villag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杨绍军〕
收稿日期:2011-04-03
基金项目: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7CMZ003）
作者简介:李志农（1969— ），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关系研究；乔文红（1985— ），女，云南丽江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关系研究。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拉斯节”；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8-0061-05[HJ1.7mm][JP2]
“拉斯节”是云南藏区藏族在汉历春节期间在各个村落之间普遍举办的集神山祭祀、锅庄歌舞、聚食以及幽默逗趣的“卡哲”为一体的系列性传统村落公共活动，普遍流行于香格里拉县和德钦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被中断，但规模较小。近年来，随着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这一传统节日逐步得到弘扬，成为在春节期间藏民们最盛大的节庆活动。传统节日是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共文化空间——传统节日的研究，并不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在当下乡村“大集体的政治性社区解体，村庄分解为原子化状态，稀缺的行政性集会又日益与村民的利益需求脱节”〔1〕，村庄日益成为互不相干的“马铃薯”的现实情况下，揭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满足村落“公共精神、公共价值、公共利益”〔2〕，以及在构建村落社区内部公共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为构建乡村有效的治理模式，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的治理模式提供参考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JP]
一、公共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
“公共空间”是一个在地理学、建筑设计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广泛运用的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主要指“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关系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3〕。在哈贝马斯开创的“公共领域”研究中，公共领域是一个关于民主社会的定义，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是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相互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是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在不受各种外界因素侵扰的情况下，大众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这个领域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它具有普遍的公开性、开放性、理性批判性和公共利益性等特点〔4〕（P35）。
关于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吴毅提出：“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也存在着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当这些社会关联和结构方式具有某种公共性，并以特定空间形式相对固定的时候，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村落公共空间。”〔5〕
这种村落公共空间，既是物质公共空间，同时又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空间，这些村落公共空间以独特的形式在村庄中发挥着各种作用，并且对村庄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公共空间，“是指某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的时间”，“是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方式有规律性地进行的地方或一系列地方”〔6〕
，是一种居于乡村社会的具有“草根”性质的介于村民家户及村民个体等私人空间和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它以时间和空间的公共性、组织和活动内容的制度性以及方式的独特性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内生型村落公共空间。
二、奔子栏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及其主要内容
奔子栏行政村位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腹心地带，金沙江畔西岸，距香格里拉县城81公里，距德钦县城103公里，全行政村含13个自然村，共有550户，人口3109人，藏族人口占99%以上，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
“拉斯节”是奔子栏每年最盛大的节日，在汉历春节期间按仓巴
仓巴在藏语中含有“苦行僧”和“修行僧”之意，属于藏传佛教演变的地方性直系，历史上有苯教“仓巴”、宁玛派“仓巴”、噶玛噶举派“仓巴”。其特点是僧人供奉莲花生、米拉日巴、宗喀巴，信仰藏传佛教密宗。传承方式有师徒相传、父子相传，可以娶妻生子，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无固定寺庙。仓巴为现世服务，能与鬼神通话，可上启民意，下传神旨，能预知凶吉祸福，其重要职责是为人念咒禳灾并从事征兆、占卜及祭神驱鬼等活动。
推算的日子在各村之间轮流组织。据奔子栏村民介绍，“拉斯”原名“纳柔”，纳是箭之意，柔是弓之意，“纳柔”即“弓箭”之意
也有村民解释“拉斯”是“祭神”之意，“纳柔”是“在田里比赛射箭的意义”，其意义是杀掉害虫以获得好的收成。
。奔子栏在历史上属于三不管地区，由于没有政府驻军的保护，村民需要自己组织武装以抵御匪患的侵扰，“纳柔”便起源于当时抵抗为目的的军事集结演习。当号角吹响之时，所有的成年男性要迅速骑马挎枪集结，迅速完成从民到兵的转变。军事集结以后，登上山顶占领军事制高点以抵御敌人的侵袭。军事活动完成后便烧香祭祀，感谢神山的保佑与庇护，之后凯旋。妇女们则在村头载歌载舞迎接凯旋的勇士。后来，随着军事冲突的减少，其内涵逐渐实现了从军事抵御为主向娱神、娱人及娱己为主的转化，其名称也从军事性质浓郁的“纳柔”转变为以祭祀、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拉斯”，即请山神之意。现在奔子栏的“拉斯节”，其原有的祭祀意味仍然存在，但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聚会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山神祭祀、锅庄歌舞、聚食和“卡哲”。
（一）神山祭祀[HT]
神山祭祀由本村全体男性参加。天刚蒙蒙亮，全体男性在村头集合，手持风马旗、贡品，集合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前往本村神山——日尼吾都吉神山。在神山半山腰的“桑拉”
藏语译音，焚香、插风马旗供祭神山的地方。
依次插上风马旗，并在其四周奉上黄果、苹果、梨以及象征菩提叶、树根、果的“嘎来”、“布鲁”和“色那”等贡品。接着，燃烧松柏枝煨桑供祭，并泼洒上有少许牛奶和清水拌匀过的象征五谷丰登的青稞、小麦等作物种子。然后围绕烧香台按顺时针方向环绕三圈，他们认为经烟熏过的经幡可以去霉气，转了这三圈就可以去除一年来的霉运，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在转第二圈后，村民们席地而坐，在仓巴的带领下，面朝神山吟诵歌颂山神等各种神灵“松意”经文，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神山上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禁忌，如不能随地扔垃圾、不能攀折树木、不能大小便、不能互相打骂取笑等，在场的每个人，包括小孩子都必须非常安静、庄重和严肃。
（二）锅庄
锅庄是一种普遍流行于藏区的无器乐伴奏的集体圆圈歌舞，又称为“果卓”、“歌庄”、“卓”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四大民间舞蹈之一
藏族民间舞蹈有弦子、果日谐、锅庄以及热巴。
。云南迪庆锅庄以德钦县奔子栏镇和香格里拉县建塘镇、小中甸镇最有代表性。奔子栏锅庄程序和唱词完整严谨，自始至终有严格的顺序和内容，分为序歌、迎宾舞、相会舞、辞别舞、挽留舞几个部分。
在“拉斯节”中，锅庄几乎贯穿于整天的各项活动之始终。在全村男子祭祀山神归来的途中，妇女们早已手捧哈达、美酒在村口和几个主要路口迎接，领头男子带领大家与迎候的妇女们对唱锅庄，互相祝愿。进入村子后，男性队伍按长幼顺序沿村子绕行为每家每户赐福，之后进入镇政府向镇领导拜年。接下来全村男女聚合到村中最吉祥的圣地——公共经堂，按性别分成两队，按长幼顺序在香烟袅袅之中绕圣地公共经堂三圈，再到集体公房的操场上男女对唱对跳“卓金”、“霞卓”、“卓金卓草”等锅庄曲目直至黄昏时分。在晚上的“卡哲”中，锅庄对唱对跳也贯穿于其中，并成为“卡哲”的开场及结束时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活动。
（三）聚餐
聚食在“拉斯节”晚餐时在村公房内举行，由各小组轮流承办，一般以6户左右为一个小组，经费一部分由村民自愿捐献，另一部分则由每家每户进行均摊。每年聚餐承办的小组，负责“拉斯节”各项活动的费用征收、物资准备、会场布置乃至搭灶做饭，提供饮食菜品等，但村子里的各家各户都会派人参与当天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卡哲”
“卡哲”是奔子栏在“拉斯节”这一天晚上在村内公房举行的另一项盛大的聚会活动。“卡哲”是奔子栏藏语的译音，有幽默、讽刺之意，村民们用汉语称之为“幽默茶话会”，是云南迪庆藏区藏民独具特色，历史久远的传统节日活动
据村里老人介绍，“卡哲”的起源已无人能说清楚，在“文革”期间也从未中断。
。“卡哲”全村男女老少均可参加，但原则上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个人必须参加。以尊老爱幼、勤劳致富、遵纪守法为主题的相互打趣揭短是“卡哲”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活动中，不分老幼尊卑，均可以以善意的讽刺、暗喻、揭短方式逗乐取笑甚至是揭发村里的不良行为。此外，村干部公布全年财务和政务、表彰好人好事、今年和次年“拉斯节”组织者的交接仪式以及锅庄对唱、对舞等活动穿插其中。
三、奔子栏传统节日文化空间——“拉斯节”的社会功能
奔子栏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拉斯节”，不仅是物质公共空间，同时又是文化、社会和政治公共空间，在村庄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对村庄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其主要功能如下：
（一）整合功能
“拉斯节”是奔子栏以村民小组为组织单位的地缘性村落活动。在“拉斯节”中，平时分离的各家各户都联合了起来，家家户户积极参与，有车的出车，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人身着盛装，男人们上神山祭祀神山，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在回村的各个路口手持哈达美酒吟唱锅庄等候迎接，就连年幼的孩子也被安排在村口列队等候。在神山祭祀中，有严格的规则和禁忌，例如，女人不能上神山、不能在神山上大小便、不能在神山上丢弃垃圾、不得打闹嬉戏、不得破坏或伤害神山上的动植物等等。在聚餐和“卡哲”中，组织工作由各家各户6户一组轮流承担。在活动中，全村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与，锅庄对唱、幽默说笑、村落政务、财务公布交叉其间。“拉斯节”成为奔子栏各村落个体间、家庭间相互交流的重要载体，实现了传统社会初级群体的再次整合, 发挥了再造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功能。在这期间，对各村之间参与规模、组织优劣的评论和攀比以及对本村活动组织、参与等的自我批评成为最广泛谈论的话题，体现了村民对共同价值观念、秩序规范和行为规则以及对村庄共同利益的维护，形成了奔子栏的内聚力、向心力。与此同时，在交往互动相互合作中派生出的相互情感，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了村落整合。
（二）道德秩序的建构功能
如果说“拉斯节”中的神山祭祀是以严格的规则、禁忌规约村民的行为，实现了社区的整合，那么晚上举行的“卡哲”则以他们习惯的熟人分享交流方式完成了对村落传统价值观念的维护和道德秩序的建构。
奔子栏的“卡哲”多以为人处世、尊老爱幼、伦理道德、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
[HTK]
案例一，某某对父母不好，有一次打了母亲，“卡哲”上就有人说：“哎呀！某某是头晕了，本来是想敲鼓，结果眼花把妈妈看成是鼓了。”如子女不孝与父母吵架，又有人会说：“你今天出人头地了，在那里学了本事回来，第一个就和父母较量。”
案例二，村里举办集体活动，动员大家都捐款，某某家庭经济比较富裕，但只捐了50元，大家会跟他开玩笑说：“哎哟，今年你捐了500元，我们得到了你的大力支持，父老乡亲不会忘记你，实在感谢，希望你再接再厉。”[HT]
通过善意的幽默与讽刺，在奔子栏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社会特征的概括，注重人性、亲情,行事遵守习俗乡规,人际交往中重视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社区社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贺雪峰从村落的行政划分来划分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他认为,生产小队之间由人民公社时期共同劳动、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的增多而使生产队里的人情来往普遍,“30户~50户的范围也使村民具备共同交往和熟识的能力”,因此,由生产小队演变出来的村民小组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
中，形成了特定于村落社区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种村落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与现代教育的结合，共同型塑了奔子栏人良好的村落社会结构和稳定机制，使奔子栏村较少有邻里纠纷、家庭不和等矛盾的发生。在聚食中，老人先坐先吃、每家每户的年轻人都要参与诸如端菜添菜洗涮等服务性活动的传统，在无形中教化了年轻一代，建构了奔子栏人尊敬老人、相互礼让的乡村秩序。
（三）文化传承功能
以地域和族群为核心的“拉斯节”，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里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集宗教信仰、锅庄歌舞、服饰文化、节庆礼仪、价值观、情感等奔子栏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与生活、文化与族群、文化与艺术不可分割的群体性、关联性、综合性的特点，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好的公共文化空间。以独具特色的奔子栏女装为例，由于历史上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奔子栏女装融合了纳西族、蒙古族、普米族等多民族服饰的精髓，形成了色彩艳丽、雍容华贵有别于其他藏区的女装特色。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盛装仅在“拉斯节”、迎宾及婚礼等场合穿戴，家境好的人家，每人一套，条件差的，每家也必备一套。而在这些活动中，按性别、长幼顺序组成的锅庄队列体现了奔子栏人的节庆礼仪，集诗、歌、舞三位一体，严格按照序歌、迎宾舞、相会舞、辞别舞、挽留舞顺序依次进行的对唱和共舞更是贯彻于各项活动的始终,其颂词有讲述藏族古老历史的，有歌颂活佛、英雄人物的，有颂扬山川日月、大地物产、神山圣水的，有表达人间美好感情的，也有祝福人寿年丰、和平幸福的，还有讽刺伪善、教育人民善良和正义以及相互考察对方历史、气象、宗教、生产知识的等等，这些包含了藏族传统价值观、传统知识和文化宗教传统的锅庄颂词，起到了藏族传统价值观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
（四）心灵抚慰功能
[JP2]对自然的崇拜，是藏族原始宗教观念的产物，泰勒在《原始文化》中也指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哲学的基础，从野蛮人到文明人都是如此。”〔7〕（P19）创造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对梦、自然和巫术效力所引起的心理经验的困惑进行合理的解释。藏民族在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因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崇拜而引发对山的崇拜，从对山的崇拜中产生祭祀山神的信仰民俗。奔子栏藏民以日尼吾都吉神山为整个奔子栏的神山，各自然村又有各自然村的神山，每年“拉斯节”的神山祭祀是奔子栏最神圣和最隆重的活动。在这个被宗教现象学大师伊利亚德视为透过“真实的空间和确实存在的空间”的宗教象征仪式中，不仅规约和强化了仪式参与者的禁忌与规则，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戏剧”(social drama)，它起到了“消除社会结构中的压力与紧张感，减轻参与者的紧张、恐惧、疑惑或痛苦，得到心灵和精神的抚慰，具有强大的心灵抚慰意义”〔8〕（P96~111）。[JP]
（五）社会控制功能
深植于乡民社会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本身就是一种内部控制方式，在“拉斯节”中，以村为单位、不分长幼顺序、家家户户共同参与的以说笑逗乐式揭短为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卡哲”，以及穿插其间的对村落共同事务的讨论、财务状况的通报等事项，以其民主、参与、开放的方式，不仅置每一个普通村民于广泛道德舆论控制之下，而且也置拥有公共权力的村干部于强大的权利监督与约束之下，成为构建村庄民主与法制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村庄民主政治的起点，为农村发展、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空间，成为村庄现代化的基础。而且，这一介于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空间，作为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对接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张力场，在其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的支持下起到了沟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功能，成为构建中国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础。
（六）娱乐功能
如前所述，“拉斯节”最早起源于武装冲突中的军事集结，随着战争冲突的减少，“拉斯节”逐渐演变为祈祷人寿年丰的神山祭祀以及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奔子栏村民在春耕开始前身心放松的聚会活动。“拉斯节”重要内容之一的锅庄歌舞，自产生之时，就与音乐、舞蹈密不可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经历了从娱神、娱人到娱己的变化。所以，无论是贯穿于“拉斯节”始终、通宵达旦的锅庄歌舞带给人们的美好情感愉悦，还是幽默诙谐的“卡哲”中所迸发的朗朗笑声，以及在聚食中的欢愉交谈，娱乐成为“拉斯节”最根本的社会功能。
四、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的思考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怀特利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获得可以通过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这些信仰和道德密码尽管也许会受到志愿性组织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从早年生活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9〕
转引自钱海梅：《社会资本：村级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现代管理科学》，2010年第10期。
。保罗•怀特利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村落治理网络并能提升村落治理绩效的资源，是村落治理主体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开展经常性活动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9〕
参见钱海梅：《社会资本：村级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现代管理科学》，2010年第10期。
。[JP2]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社会资本的集合体，既有受行政权力驱使,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化倾向的行政嵌入型的公共空间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也具有乡土社会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的内源性公共空间所形成的社会资本, 这些多元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的合力，共同推动着中国乡村秩序的控制与调试，维持着乡土社会的整合与权威。[JP]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控制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以政治控制为主，而目前的中国乡土社会则普遍存在着原有文化伦理控制和政治控制衰弱，法律控制不足，集体权威失落的状况，造成了乡土社会现有秩序的混乱，而目前我国对乡村的治理，更多是一种外部强势导入型的治理方式，很少考虑村落内部的文化网络和社会基础，这种外部强势导入型的治理方式，“往往因缺少农村内生性自组机制的支撑，村民自治资源、乡村改造与建设内发动力的不足，就造成了农民主体性的缺失，农民始终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样，只要外部强势资源削弱或退出，农村变革就自然停顿以至恢复原状”〔10〕（P177）
钱理群：《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9月版，177页。
，在这样的状况下，在村落内源性的公共空间“却可以为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调整提供广阔的回旋余地，为乡村治理中的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提供空间和载体”〔11〕
赵廷彦：《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如基于相互认同、社会道德、相互信任以及村庄社区归属感的奔子栏“卡哲”，其开放、民主、参与的现代性特征，为基层民主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空间和可能性，既符合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与当下强调决策民众、公民参与的政治方式不谋而合，同时也避免了嵌入型公共空间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找不到契合点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绝不只是一个村落传统节日的娱乐与审美功能以及蕴含其中的社会教育、公共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以一个藏族村落节日公共文化空间为个案，发掘少数民族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深刻内涵，从一个侧面刻画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揭示村落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在当下乡村治理，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建构内源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少数民族村庄治理模式，实现村落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的政治公共空间交融互构，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寻求出路，才是本文的真正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Parsons, T(1951)The Social System, NY: Free Press.杨宜英.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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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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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龙.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J］.广西民族研究,1998,(4).
〔9〕钱海梅.社会资本：村级治理的困境与对策［J］.现代管理科学,2010,(10).
〔10〕钱理群.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11〕赵廷彦.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2008,(3).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La Si Festival" in Benzilan Village, Deqin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LI Zhi-nong1, QIAO Wen-hong2
[JP3](
1.Research Center of Ethnic Peoples in Southwest China’s Frontier,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2.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JP]
Abstract:Country society is an aggregate of public spaces.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with rich contents and special form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case study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of the "La Si Festival" in Benzilan Village, Deqin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heds much light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village governance. It is intended to bring abou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ndogenous public cultural space with the exogenously embedded political public space in the course of village governance, especially in ethnic region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more efficient village governance.
Keywords: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space; "La Si Festival"; the villag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杨绍军〕
收稿日期:2011-04-03
基金项目: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7CMZ003）
作者简介:李志农（1969— ），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关系研究；乔文红（1985— ），女，云南丽江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