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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最后安全》是哈罗德·劳埃德的代表作。来自小镇的男孩（哈罗德·劳埃德饰）要去纽约实现自己的梦想——谋取一个好的职位、赚取高额的薪水然后接未婚妻来纽约并与之结婚。可惜事与愿违，在百货公司上班的男主人公领着微薄的薪水，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为了维系自己的感情，他用典当的方式给未婚妻买了一条没有链子的吊坠，又用刚到手的薪水买了一条折价的链子。以为他大富大贵的未婚妻提前来了纽约，贫穷的男孩为了掩饰谎言舍命爬上了公司的大楼……影片的剧情跌宕起伏，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哈罗德·劳埃德夸张精湛的演技和惊险刺激的爬楼场景。马丁·西克塞斯曾在他导演的《雨果》中安排了少年雨果在电影院观看《最后安全》的桥段来怀念影片;成龙曾在他主演的《A计划》中上演经典的爬楼挂钟片段来向电影致敬。抛开电影的喜剧因素来看电影本身，影片制作上映于20世纪20年代，菲茨杰拉德称之为“爵士时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一战刚刚结束，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到来，人们精神状态的迷乱、价值观的扭曲、享乐主义的大行其道等等成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最能反应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当属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德莱塞的《美国悲剧》。而同时代的《最后安全》虽是喜剧，其精神内核却与两部巨著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 男孩的梦想：一个破灭的“美国梦”
“美国梦”一词最初由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其1931年出版的《美国诗史》中提出，但实际上美国人讲求个人奋斗追求财富由来已久至少可以推到16世纪后半叶。美国人鼓吹只要靠努力奋斗就可以实现的“美国梦”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谎言。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人依旧贫困，而靠投机倒把、相互勾结似乎才是一夜暴富的“正道”。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死戳穿了爵士时代“美国梦”的虚无性;而在《最后安全》中，男孩的纽约之行同样预言着自己“美国梦”的破灭。
男孩到纽约的目的是努力工作赚钱娶妻，获取幸福生活，也就是实现他自己的“美国梦”，可事实并非如此。“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同时在毁灭着众多的追‘梦’者，美国的金融寡头们断绝了普通人走向幸福的可能性，却还要用美国的生活方式去腐蚀他们，致使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走上毁灭的道路。”[1]影片的开头就预言了男孩纽约之行的悲剧色彩——铁窗、绞刑架并非形同虚设，迎接他的火车会将他送上断头台。初入职场的男孩在百货公司的工作十分辛苦，常常要忍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难缠的顾客仅仅要一个布匹的样本就使他不停地翻箱倒柜而无法按时下班;在百货公司周年庆中，他还要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对他的撕扯;迟到的他为了躲避上司的监控视线不惜像地鼠一样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而顾客一个随便且无理的投诉便可以使他饭碗不保……辛苦的工作并没有换来丰厚的报酬，男孩甚至无法解决食宿问题。影片虽为默片，但有一段颇为成功的心理描写——领到薪水之后的男孩本想饱餐一顿，但无奈买项链要花光他手上所有的钱，面对丰盛的食物，男孩每给首饰店老板一个硬币，他脑海中的食物就减少一样。这种妙趣横生的表现方式很好地表达出男孩对食物的不舍和自己的无奈。不仅三餐无着落，住宿问题也成困难。每次当房东太太跑来要房租的时候，男孩和同宿的室友就会穿上大衣，吊挂在衣架上伪装成不在家的样子有惊无险地躲避房租。这些看似令人捧腹的场景背后是男孩含泪的辛酸。影片的高潮部分是男孩舍命爬高楼而产生的一系列惊险刺激的场景。男孩的同伴是个可以徒手爬上12层的爬楼高手，但他自己没有任何爬楼的技能。在朋友被警察追捕之时，男孩完全可以放弃爬楼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但他不顾安危坚持冒险只因为那1000美金对他来说太重要了。说白了，为了获得钱，他已然将生命置之度外了。经历了种种磨难，男孩最终安全到达顶楼，但他真的“安全”了吗？影片中，金钱的力量似乎战胜了曾经的谎言，他似乎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女友的原谅，但他未来的生活和命运仍需画上一个问号。
纵观影片，男孩的“美国梦”其实早已破灭，而男孩在纽约的遭遇也印证了“美国梦”的虚假。诚实劳动的他解决不了温饱，而丰厚的报酬来自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玩命冒险。对比《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的一夜暴富并非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是令人不齿的贩卖私酒。影片甚至没有给哈罗德·劳埃德饰演的主人公一个名字，仅仅用“the boy”代称他，就如鲁迅笔下的阿Q让当时的中国人对号入座一样，“the boy”也会成功引来观众自己的对号入座。“《阿Q正传》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空前地体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使许多中国人本能地感受到自身心灵深处那种平时意识不到的东西。”[2]“男孩”并不仅仅是这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他更是千千万万在虚假的“美国梦”中奋斗的青年人。
二、 芸芸众生相：一场悄无声息的“美国悲剧”
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在1925年出版了他伟大的作品——《美国悲剧》，小说描绘了一个穷苦的青年克莱德来到城市之后堕落、死亡的故事。克莱德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爵士时代”整个美国社会的悲剧。因为使克莱德堕落死亡的凶手是当时美国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享乐成风的社会风气和腐败的社会制度。而在《最后安全》中，影片中的芸芸众生相何尝不是“美国悲剧”的真实演绎。
在影片中，维系男孩和女孩爱情的是金钱和谎言。穷困潦倒的男孩为了维系自己的爱情，在交不起房租的状况下依靠典当物品给女孩买了没有项链的吊坠，在有可能吃不饱的情况下给女孩买了折价的项链。他在信中一次次向女孩说明自己的赚钱能力，为的是让乡下的女友对自己不离不弃。而女孩的母亲是个老谋深算的拜金主义者，她让女孩嫁给男孩的前提条件是男孩必须去纽约赚取足够的钱。当她看到男孩炫耀财富的信件时，立马怂恿女儿去看住这个因为多金而可能深陷“危险”的单身男人，这才有了戏剧冲突——男孩的谎言即将戳破。而说谎的男孩为了掩饰自己的谎言，在百货公司上演了一出出闹剧。他冒充百货公司经理并与真正的经理斗智斗勇;手忙脚乱地在上司跟前躲躲藏藏;以经理的口吻和同事交谈……他使用各种小计谋有惊无险地躲过女孩的怀疑。这些看似啼笑皆非的场景的产生实为男孩的无奈之举。但不得不说，男孩也是虚荣且虚伪的，尽管他是想保护自己的“爱情”。当衡量爱人的标准成了他有多少钱，当为了保护“爱情”而佯装有钱人以赢得爱人芳心，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可笑。男孩的婚恋掺杂了太多的金钱和物欲，这是社会时代悲剧的真实体现。 除了电影中的主角外，各路配角们也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们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映出了美国社会的悲剧。影片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街头醉汉的形象。醉汉醉酒之后在街上横行霸道，他拿着报纸在街上拉拢人群去观看百货公司的爬楼表演。他极度热情将爬楼表演看得十分重要并向街上的路人竭力宣传。醉汉象征了这个时期“迷茫”的美国人——用酒精麻木自己的精神意志，他们麻木的外表下同样有一颗麻木的灵魂。而围观爬楼的群众以观看他人以生命为代价的表演为乐趣，他们和醉汉一样，精神生活空虚且无事可干。电影中另一个重要的配角是追逐男孩朋友的警察，他象征的是执法机构以及整个社会的治安管理。他终日无所事事，不断追逐男孩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戏弄了自己。警察的渎职、无事可做象征了社会执法的松懈、管理的混乱，执法机构已经形同虚设。当执法机构自身都失去秩序时，社会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去百货公司购物的女人们平日里乔装成贵妇的模样，锦帽貂裘、华服上身，可竟然会为了争抢一块儿打折的布而相互撕扯。大街上绅士装扮的男人们无钱坐车，为了扒上免费的汽车而互相推搡全然没有绅士行为。商场里的女人们和大街上的男人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群像——人们的虚荣和虚假。社会个体的精神生活空虚麻木、社会机构形同虚设、虚荣和虚假之风大行其道，这些都是“美国悲剧”的具体体现。
社会悲剧需要被社会中的个体来演绎出来。《最后安全》将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芸芸众生相展现出来。人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精神生活的空虚、虚荣虚假成风……这个时期的美国人被称为“迷茫的一代”。在《美国悲剧》中，克莱德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走向堕落，当他坐上电椅时才后悔不已。而这个时代中美国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步上克莱德的后尘，譬如男孩、女孩……这正是“美国悲剧”的真实写照。
结语
作为默片时代与卓别林、巴斯特·基顿齐名的喜剧大师，哈罗德·劳埃德在《最后安全》中除了奉上精彩的演出外，也展示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群像。伟大的喜剧常常给观众带来的是“含泪的笑”，《最后安全》亦是如此，它背后小人物的辛酸和社会风气的混乱十分值得观众反思。梦往往是虚幻的，而“美国梦”更是如此。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段所写——“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3]即“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4]外表的光鲜亮丽和繁荣往往是假象，它的背后更多是充满血和泪的悲剧。
一、 男孩的梦想：一个破灭的“美国梦”
“美国梦”一词最初由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其1931年出版的《美国诗史》中提出，但实际上美国人讲求个人奋斗追求财富由来已久至少可以推到16世纪后半叶。美国人鼓吹只要靠努力奋斗就可以实现的“美国梦”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谎言。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人依旧贫困，而靠投机倒把、相互勾结似乎才是一夜暴富的“正道”。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死戳穿了爵士时代“美国梦”的虚无性;而在《最后安全》中，男孩的纽约之行同样预言着自己“美国梦”的破灭。
男孩到纽约的目的是努力工作赚钱娶妻，获取幸福生活，也就是实现他自己的“美国梦”，可事实并非如此。“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同时在毁灭着众多的追‘梦’者，美国的金融寡头们断绝了普通人走向幸福的可能性，却还要用美国的生活方式去腐蚀他们，致使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走上毁灭的道路。”[1]影片的开头就预言了男孩纽约之行的悲剧色彩——铁窗、绞刑架并非形同虚设，迎接他的火车会将他送上断头台。初入职场的男孩在百货公司的工作十分辛苦，常常要忍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难缠的顾客仅仅要一个布匹的样本就使他不停地翻箱倒柜而无法按时下班;在百货公司周年庆中，他还要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对他的撕扯;迟到的他为了躲避上司的监控视线不惜像地鼠一样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而顾客一个随便且无理的投诉便可以使他饭碗不保……辛苦的工作并没有换来丰厚的报酬，男孩甚至无法解决食宿问题。影片虽为默片，但有一段颇为成功的心理描写——领到薪水之后的男孩本想饱餐一顿，但无奈买项链要花光他手上所有的钱，面对丰盛的食物，男孩每给首饰店老板一个硬币，他脑海中的食物就减少一样。这种妙趣横生的表现方式很好地表达出男孩对食物的不舍和自己的无奈。不仅三餐无着落，住宿问题也成困难。每次当房东太太跑来要房租的时候，男孩和同宿的室友就会穿上大衣，吊挂在衣架上伪装成不在家的样子有惊无险地躲避房租。这些看似令人捧腹的场景背后是男孩含泪的辛酸。影片的高潮部分是男孩舍命爬高楼而产生的一系列惊险刺激的场景。男孩的同伴是个可以徒手爬上12层的爬楼高手，但他自己没有任何爬楼的技能。在朋友被警察追捕之时，男孩完全可以放弃爬楼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但他不顾安危坚持冒险只因为那1000美金对他来说太重要了。说白了，为了获得钱，他已然将生命置之度外了。经历了种种磨难，男孩最终安全到达顶楼，但他真的“安全”了吗？影片中，金钱的力量似乎战胜了曾经的谎言，他似乎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女友的原谅，但他未来的生活和命运仍需画上一个问号。
纵观影片，男孩的“美国梦”其实早已破灭，而男孩在纽约的遭遇也印证了“美国梦”的虚假。诚实劳动的他解决不了温饱，而丰厚的报酬来自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玩命冒险。对比《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的一夜暴富并非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是令人不齿的贩卖私酒。影片甚至没有给哈罗德·劳埃德饰演的主人公一个名字，仅仅用“the boy”代称他，就如鲁迅笔下的阿Q让当时的中国人对号入座一样，“the boy”也会成功引来观众自己的对号入座。“《阿Q正传》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空前地体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使许多中国人本能地感受到自身心灵深处那种平时意识不到的东西。”[2]“男孩”并不仅仅是这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他更是千千万万在虚假的“美国梦”中奋斗的青年人。
二、 芸芸众生相：一场悄无声息的“美国悲剧”
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在1925年出版了他伟大的作品——《美国悲剧》，小说描绘了一个穷苦的青年克莱德来到城市之后堕落、死亡的故事。克莱德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爵士时代”整个美国社会的悲剧。因为使克莱德堕落死亡的凶手是当时美国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享乐成风的社会风气和腐败的社会制度。而在《最后安全》中，影片中的芸芸众生相何尝不是“美国悲剧”的真实演绎。
在影片中，维系男孩和女孩爱情的是金钱和谎言。穷困潦倒的男孩为了维系自己的爱情，在交不起房租的状况下依靠典当物品给女孩买了没有项链的吊坠，在有可能吃不饱的情况下给女孩买了折价的项链。他在信中一次次向女孩说明自己的赚钱能力，为的是让乡下的女友对自己不离不弃。而女孩的母亲是个老谋深算的拜金主义者，她让女孩嫁给男孩的前提条件是男孩必须去纽约赚取足够的钱。当她看到男孩炫耀财富的信件时，立马怂恿女儿去看住这个因为多金而可能深陷“危险”的单身男人，这才有了戏剧冲突——男孩的谎言即将戳破。而说谎的男孩为了掩饰自己的谎言，在百货公司上演了一出出闹剧。他冒充百货公司经理并与真正的经理斗智斗勇;手忙脚乱地在上司跟前躲躲藏藏;以经理的口吻和同事交谈……他使用各种小计谋有惊无险地躲过女孩的怀疑。这些看似啼笑皆非的场景的产生实为男孩的无奈之举。但不得不说，男孩也是虚荣且虚伪的，尽管他是想保护自己的“爱情”。当衡量爱人的标准成了他有多少钱，当为了保护“爱情”而佯装有钱人以赢得爱人芳心，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可笑。男孩的婚恋掺杂了太多的金钱和物欲，这是社会时代悲剧的真实体现。 除了电影中的主角外，各路配角们也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们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映出了美国社会的悲剧。影片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街头醉汉的形象。醉汉醉酒之后在街上横行霸道，他拿着报纸在街上拉拢人群去观看百货公司的爬楼表演。他极度热情将爬楼表演看得十分重要并向街上的路人竭力宣传。醉汉象征了这个时期“迷茫”的美国人——用酒精麻木自己的精神意志，他们麻木的外表下同样有一颗麻木的灵魂。而围观爬楼的群众以观看他人以生命为代价的表演为乐趣，他们和醉汉一样，精神生活空虚且无事可干。电影中另一个重要的配角是追逐男孩朋友的警察，他象征的是执法机构以及整个社会的治安管理。他终日无所事事，不断追逐男孩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戏弄了自己。警察的渎职、无事可做象征了社会执法的松懈、管理的混乱，执法机构已经形同虚设。当执法机构自身都失去秩序时，社会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去百货公司购物的女人们平日里乔装成贵妇的模样，锦帽貂裘、华服上身，可竟然会为了争抢一块儿打折的布而相互撕扯。大街上绅士装扮的男人们无钱坐车，为了扒上免费的汽车而互相推搡全然没有绅士行为。商场里的女人们和大街上的男人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群像——人们的虚荣和虚假。社会个体的精神生活空虚麻木、社会机构形同虚设、虚荣和虚假之风大行其道，这些都是“美国悲剧”的具体体现。
社会悲剧需要被社会中的个体来演绎出来。《最后安全》将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芸芸众生相展现出来。人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精神生活的空虚、虚荣虚假成风……这个时期的美国人被称为“迷茫的一代”。在《美国悲剧》中，克莱德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走向堕落，当他坐上电椅时才后悔不已。而这个时代中美国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步上克莱德的后尘，譬如男孩、女孩……这正是“美国悲剧”的真实写照。
结语
作为默片时代与卓别林、巴斯特·基顿齐名的喜剧大师，哈罗德·劳埃德在《最后安全》中除了奉上精彩的演出外，也展示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群像。伟大的喜剧常常给观众带来的是“含泪的笑”，《最后安全》亦是如此，它背后小人物的辛酸和社会风气的混乱十分值得观众反思。梦往往是虚幻的，而“美国梦”更是如此。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段所写——“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3]即“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4]外表的光鲜亮丽和繁荣往往是假象，它的背后更多是充满血和泪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