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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产业不断发展变化，近年来我国电影尤其是方言电影的市场变化显而易见。方言电影以往并不被认可为主流电影，而达到一定制作规模的电影往往在运用方言元素时，也仅仅是浅尝辄止。然而，从宁浩的所谓“非主流”电影《疯狂的石头》开始，方言电影似乎突然就被纳入到了大众的审美选项当中。从那时起，优秀的方言电影接连诞生在我国电影市场上。从《疯狂的石头》到《十全九美》，从《三峡好人》到《江湖儿女》，无不表现出方言元素在电影的表现力上令人惊叹的能量。无论是三峡地域朴实的陕西方言，还是溢满川蜀风情的四川方言，都能够在创制者巧妙地设计下在影视作品中大放异彩。这其中，除了创制者精巧的构思外，方言本身的魅力和特点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元素。当方言遭遇电影，在这种奇妙的碰撞下会产生怎样的神奇反应，我们在《江湖儿女》收获的成功中便可见一斑。《江湖儿女》中贯穿始终的山西方言和间或出现的粤语以及其他地方的方言奠定了这部影片的情感基调，更成为整部影片灵魂的体现途径。在这部影片中，不论是在人物的刻画上，还是在情节张力的表现上，或者是对电影主题和内核思想的表达上，方言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一、方言对角色的塑造力影响
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一种文化符号[1]。而這种文化符号的文化展示力量在影视作品中往往会更突出。当这种符号的力量被创制者置于角色之上时，对角色的塑造力更是无与伦比的。其实，方言在角色塑造上的表现力，往往都来自于人们对方言所在区域的普遍印象。比如作为我国方言之一的粤语，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代表符号。当我们听到粤语，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港式情怀”，进入到港式文化之中。影视作品中的方言，实际上所传递出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地域属性，还包含许多其他信息。当一部影视作品中出现了说粤语的角色，往往会使观众将对香港的普遍印象率先投放在该角色身上，比方说务实而坚韧的奋斗精神，比方说开放与传统的矛盾心态。正因如此，创制者如果要想一个角色呈现上述特点，那么只需让他说粤语，而不必再进行多面繁琐的其他刻画。在《江湖儿女》中，就有类似于这样的设计。《江湖儿女》的角色戏份分配比重决定了这是一部完全以女主角巧巧为主要刻画对象的影片。那么对于其他次要角色，将必然无法进行过多着墨以细致刻画。那么，如何在有限的角色出场中让观众快速地捕捉到一个次要角色的诸多方面特点，让该角色变得鲜活立体、有血有肉就成了创制者首要需解决的问题[2]。以本片女性配角林家燕为例，林家燕作为男主在女主入狱后移情别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承担了让情节合理化这样一个功能。作为功能性角色，在无法过多着墨的情况下，迅速让其形象立体丰满，创制者就运用了附加语言符号这一技巧。创制者让林家燕说粤语，将林家燕设定为香港人。这样一来，林家燕的许多行为即便在影片的镜头语言中没有任何解释却也让观众觉得皆在情理之中。比如林家燕的利己主义，再比如林家燕的强硬独立。她可以在自己想要斌哥的时候语气平缓态度坦然地和刚出狱的巧巧面对面坐下来谈判;却也可以在不想要斌哥的时候让半身不遂的斌哥独自离开，放任自流。且不论对香港人利己、现实、自强独立敢于拼搏的印象是否过于刻板和片面，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对香港的印象是普遍存在观众心中的。因此，导演将林家燕这个角色与香港元素通过方言这个桥梁连接在一起，不得不说是神来之笔。
此外，这部影片在对白处理上也十分注重通过对比的手法来加强对手戏双方角色的特性与张力。比如在片中女主角巧巧为了救下被围攻的斌哥而鸣枪示警，以至于私藏枪支的罪行暴露而锒铛入狱。在这个情节中，镜头只是快速地一闪便转向了狱中的巧巧。此时的她，胆怯、彷徨、无助，如离群之雁，又如惊弓之鸟。但她还是她，是那个一口山西大同话的巧巧。而监狱中的狱警们，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标准、平缓、冰冷，没有一丝一毫地加强的熟悉感和温度，也没有一点能让人卸下心防的弱点。正如同这座冰冷的监狱一样。于是，在这个场景中，说着山西大同话的巧巧遭遇说着毫无温度语气冷硬的普通话的狱警，正对应着侠肝义胆的江湖女儿巧巧一头撞进现实世界的冰冷与法不容情。在这个场景之下，语言也不仅仅是对人物性格特点进行刻画的手段了，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具象的语言背后，象征着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创制者只是通过语言的大概象征给观众创造了一个大致的感知方向。而剩下的，则是独属于观众的留白，让观众在这个方向里各自感受。电影中对于地区方言的使用具有很大的用途，除了完成人物基本形象的塑造外，也有利于营造出客观的生活场景[3]。
二、无声情节冲突爆发剧情张力
可以说，贾樟柯导演所拍的许多电影并不是靠情节取胜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可以避开具有超强冲突的情节的出现。但《江湖儿女》与他以往的风格却有所不同。首先，《江湖儿女》在情节的设定上并没有刻意避开强冲突，而是在合理利用强冲突的基础上，既能保证影片的观影效果，又不会让情节的起落掩盖住电影本身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核。在方言的帮助下，许多看似微小的情节却能爆发出强大的表现张力[4]。举一个例子，影片的前半段，斌哥的“江湖兄弟”中有个做房地产生意的“二哥”，在某一晚去KTV娱乐之后，被本市新一代的帮派青年在街头杀害。于是，以斌哥为中心的这一帮江湖兄弟聚在“二哥”家中，义愤填膺地讨论怎么找出凶手，以命换命为“二哥”报仇。其实，所谓的“江湖兄弟”实际上是地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是社会的阴暗面和灰色团体。然而，就是这样一帮黑社会性质的“江湖兄弟”在蠢蠢欲动之际，拥挤不堪的小屋里竟然来了一个警察。警察，此时此刻之下，在这个地点、这个环境中，多么格格不入的身份。然而，就是拥有这样一个不恰当身份的人，却能被“兄弟们”尊敬地叫一声“哥”。或许，直到这带着山西大同口音的“哥”叫出来之时，观众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警察与黑社会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和谐”的共处方式。这个情节实际上并没有被影片的创制者着墨太多，只是通过一个警察简单的出场，寥寥几句台词，便将一个有待发展的小城市的畸形的社会关系清楚明白地展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元素就是语言。在这个情节中，不论是“兄弟们”讨论为死去的“二哥”报仇，还是警察熟稔地走进来通报调查进度，所用的语言都是山西大同话。当本应身份对立的两类人却说着口音一致的家乡话时，不可避免地就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让身份反差极大的双方几乎在一瞬间就变成了一类人，或者说是一帮人。这种力量，就是方言在拉近心理距离方面所具有的强大的能量[5]。《江湖儿女》中还有许多其他情节，也是通过创制者对方言的合理运用，而使情节冲突爆发出强大的张力。比如，当剧情发展至中期，为斌哥顶罪而锒铛入狱的巧巧许久之后终于迎来了前来探望她的人。在探望的这个镜头下，共出现了三个角色。巧巧，狱警和前来探望的妹妹。妹妹开口说出巧巧所熟悉的家乡方言那一刻，所有观众便都能对巧巧在狱中生活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以及对亲人来探望的熟悉感和安全感感同身受。在这个情节下，语言似乎成为了标记人物派别的一个工具。狱警和巧巧的地位上的对立并不需任何强烈冲突的情节进行体现，只要让他们一个说标准的普通话，一个说熟悉的家乡方言，就足够让这背后的冲突以强大的张力表现出来。 三、贾樟柯镜头的强烈个人风格
贾樟柯的作品往往带有极强烈的个人风格。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所谓“大场面”和“大镜头”[6]。更多的是在带有平和风格的日常叙事般的镜头推动下，将一个并无过多跌宕起伏或是反转的故事缓缓道来。小镜头意味着日常，意味着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比起较为脱离日常的普通话，方言显然和小镜头更搭配，更合适，尤其是对于擅长讲述小城镇中的小人物的故事的贾樟柯导演而言，配合方言的小镜头的背后，却隐藏着大格局。贾樟柯的作品极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气息，他的作品往往关注的并非主流电影题材中常见的爱情或是成长等更关乎个体的题材。在他的镜头下，往往是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将故事讲述的重点放在凸显角色背后所代表的大环境问题。比如之前广受好评的作品《三峡好人》。该影片通过对几个说着山西方言的小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在三峡工程的背后，当地三峡移民面对离开熟悉的家园时的迷惘的情绪和集体大搬迁中的纷乱的慌张。以及移民在新环境中对于心态的调适和对新生活信心重建的过程。在这个描述过程中，创制者就充分的运用了方言这个因素。通不过同地域的方言的碰撞，展示背后生活成长背景不同的人们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矛盾和碰撞。当我们提到三峡工程，我们想到的是这项工程的伟大和成就，是对我国综合国力的赞美和钦佩。但却鲜少有人去思考，在这项伟大工程的背后，那些为此牺牲家园的移民是怎样的心态，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实际上在贾樟柯导演新作《江湖儿女》中，再次出现了展现了三峡工程的镜头，可见创制者确实对这个题材有着别样的情怀和强烈的关注。当刚刚刑满释放的巧巧坐着轮渡驶向那个让人想要投奔却又带来满满不安的异乡时，镜头转向了因三峡工程而集体搬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的三峡移民。他们和巧巧说着不同的方言，却又有着何其相似的心态。那是对未来生活的夹杂着强烈不安却又带有一丝期待的迷惘。
人们对于方言往往有着刻板的偏见和误解，觉得方言格局小，小家子气，总是透着一股乡下小地方的乡土气息。实际上，这种看法恰恰忽略了方言的广阔性。方言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地域的广阔。因此，在通过聚焦小人物的小镜头以展现大格局的影视作品中，方言往往比普通话占据更多的优势。从镜头语言中解读方言，方言实际上是从一个低视角的方向仰视、审查这个世界。因为方言的使用者通常是整个社会中较低阶层的人们，甚至往往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当电影透过小人物的视角，往往可以看到更全面的世界，也能關注到更多的细节。方言还有的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它的说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观众来说，一个说方言的角色往往比说着标准普通话的角色更能令人轻易地卸下心防，接受这个人物的设定。实际上，这是由于方言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更为接近的缘故。
结语
随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和电影市场的繁荣，影视创作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题材竞相亮相。一个题材的出现乃至火爆，可以靠夸张的表现形式或者引起大众共鸣的某种情怀;方言电影一开始的火爆，确是由于其独特的戏剧性和夸张的表达效果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三峡好人》《站台》乃至《江湖儿女》一系列非喜剧的方言电影的成功，证明了方言电影绝不仅仅只有喜剧性，还有着其他优秀的特质以保证方言电影在观众心中有着独特的魅力。比如方言电影对角色形象的优秀塑造能力，比如对情节张力的优秀表现能力，再比如对影视作品内核思想深刻化的表达能力。在方言电影中，看似电影受到方言的局限，实际上却是方言扩大了电影的格局。在方言电影中，小人物往往成了这个社会中最敏锐的观察者，方言往往成了影视作品中社会最有说服力的自我告白。这就是独属于方言电影的强大魅力。
参考文献：
[1]王凡.方言电影中方言人声的内在表意功能[ J ].新闻研究导刊，2018，9（20）：115，117.
[2]祁海.对一部方言电影票房火爆的理性思考[N].中国电影报，2018-09-05（007）.
[3]赵静.从方言学角度分析方言电影《一个勺子》[ J ].教育教学论坛，2018（30）：53-54.
[4]杨泽林.地域文化视角下的电影方言运用[ J ].电影评介，2018（03）：73-75.
[5]杨哲芬.方言影片对于底层叙事的修辞意义[ J ].电影评介，2017（20）：59-61.
[6]彭波，汪丹.现代方言电影解读：以《罗曼蒂克消亡史》为例[ J ].艺术评鉴，2017（16）：114-115，174.
一、方言对角色的塑造力影响
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一种文化符号[1]。而這种文化符号的文化展示力量在影视作品中往往会更突出。当这种符号的力量被创制者置于角色之上时，对角色的塑造力更是无与伦比的。其实，方言在角色塑造上的表现力，往往都来自于人们对方言所在区域的普遍印象。比如作为我国方言之一的粤语，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代表符号。当我们听到粤语，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港式情怀”，进入到港式文化之中。影视作品中的方言，实际上所传递出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地域属性，还包含许多其他信息。当一部影视作品中出现了说粤语的角色，往往会使观众将对香港的普遍印象率先投放在该角色身上，比方说务实而坚韧的奋斗精神，比方说开放与传统的矛盾心态。正因如此，创制者如果要想一个角色呈现上述特点，那么只需让他说粤语，而不必再进行多面繁琐的其他刻画。在《江湖儿女》中，就有类似于这样的设计。《江湖儿女》的角色戏份分配比重决定了这是一部完全以女主角巧巧为主要刻画对象的影片。那么对于其他次要角色，将必然无法进行过多着墨以细致刻画。那么，如何在有限的角色出场中让观众快速地捕捉到一个次要角色的诸多方面特点，让该角色变得鲜活立体、有血有肉就成了创制者首要需解决的问题[2]。以本片女性配角林家燕为例，林家燕作为男主在女主入狱后移情别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承担了让情节合理化这样一个功能。作为功能性角色，在无法过多着墨的情况下，迅速让其形象立体丰满，创制者就运用了附加语言符号这一技巧。创制者让林家燕说粤语，将林家燕设定为香港人。这样一来，林家燕的许多行为即便在影片的镜头语言中没有任何解释却也让观众觉得皆在情理之中。比如林家燕的利己主义，再比如林家燕的强硬独立。她可以在自己想要斌哥的时候语气平缓态度坦然地和刚出狱的巧巧面对面坐下来谈判;却也可以在不想要斌哥的时候让半身不遂的斌哥独自离开，放任自流。且不论对香港人利己、现实、自强独立敢于拼搏的印象是否过于刻板和片面，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对香港的印象是普遍存在观众心中的。因此，导演将林家燕这个角色与香港元素通过方言这个桥梁连接在一起，不得不说是神来之笔。
此外，这部影片在对白处理上也十分注重通过对比的手法来加强对手戏双方角色的特性与张力。比如在片中女主角巧巧为了救下被围攻的斌哥而鸣枪示警，以至于私藏枪支的罪行暴露而锒铛入狱。在这个情节中，镜头只是快速地一闪便转向了狱中的巧巧。此时的她，胆怯、彷徨、无助，如离群之雁，又如惊弓之鸟。但她还是她，是那个一口山西大同话的巧巧。而监狱中的狱警们，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标准、平缓、冰冷，没有一丝一毫地加强的熟悉感和温度，也没有一点能让人卸下心防的弱点。正如同这座冰冷的监狱一样。于是，在这个场景中，说着山西大同话的巧巧遭遇说着毫无温度语气冷硬的普通话的狱警，正对应着侠肝义胆的江湖女儿巧巧一头撞进现实世界的冰冷与法不容情。在这个场景之下，语言也不仅仅是对人物性格特点进行刻画的手段了，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具象的语言背后，象征着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创制者只是通过语言的大概象征给观众创造了一个大致的感知方向。而剩下的，则是独属于观众的留白，让观众在这个方向里各自感受。电影中对于地区方言的使用具有很大的用途，除了完成人物基本形象的塑造外，也有利于营造出客观的生活场景[3]。
二、无声情节冲突爆发剧情张力
可以说，贾樟柯导演所拍的许多电影并不是靠情节取胜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可以避开具有超强冲突的情节的出现。但《江湖儿女》与他以往的风格却有所不同。首先，《江湖儿女》在情节的设定上并没有刻意避开强冲突，而是在合理利用强冲突的基础上，既能保证影片的观影效果，又不会让情节的起落掩盖住电影本身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核。在方言的帮助下，许多看似微小的情节却能爆发出强大的表现张力[4]。举一个例子，影片的前半段，斌哥的“江湖兄弟”中有个做房地产生意的“二哥”，在某一晚去KTV娱乐之后，被本市新一代的帮派青年在街头杀害。于是，以斌哥为中心的这一帮江湖兄弟聚在“二哥”家中，义愤填膺地讨论怎么找出凶手，以命换命为“二哥”报仇。其实，所谓的“江湖兄弟”实际上是地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是社会的阴暗面和灰色团体。然而，就是这样一帮黑社会性质的“江湖兄弟”在蠢蠢欲动之际，拥挤不堪的小屋里竟然来了一个警察。警察，此时此刻之下，在这个地点、这个环境中，多么格格不入的身份。然而，就是拥有这样一个不恰当身份的人，却能被“兄弟们”尊敬地叫一声“哥”。或许，直到这带着山西大同口音的“哥”叫出来之时，观众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警察与黑社会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和谐”的共处方式。这个情节实际上并没有被影片的创制者着墨太多，只是通过一个警察简单的出场，寥寥几句台词，便将一个有待发展的小城市的畸形的社会关系清楚明白地展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元素就是语言。在这个情节中，不论是“兄弟们”讨论为死去的“二哥”报仇，还是警察熟稔地走进来通报调查进度，所用的语言都是山西大同话。当本应身份对立的两类人却说着口音一致的家乡话时，不可避免地就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让身份反差极大的双方几乎在一瞬间就变成了一类人，或者说是一帮人。这种力量，就是方言在拉近心理距离方面所具有的强大的能量[5]。《江湖儿女》中还有许多其他情节，也是通过创制者对方言的合理运用，而使情节冲突爆发出强大的张力。比如，当剧情发展至中期，为斌哥顶罪而锒铛入狱的巧巧许久之后终于迎来了前来探望她的人。在探望的这个镜头下，共出现了三个角色。巧巧，狱警和前来探望的妹妹。妹妹开口说出巧巧所熟悉的家乡方言那一刻，所有观众便都能对巧巧在狱中生活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以及对亲人来探望的熟悉感和安全感感同身受。在这个情节下，语言似乎成为了标记人物派别的一个工具。狱警和巧巧的地位上的对立并不需任何强烈冲突的情节进行体现，只要让他们一个说标准的普通话，一个说熟悉的家乡方言，就足够让这背后的冲突以强大的张力表现出来。 三、贾樟柯镜头的强烈个人风格
贾樟柯的作品往往带有极强烈的个人风格。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所谓“大场面”和“大镜头”[6]。更多的是在带有平和风格的日常叙事般的镜头推动下，将一个并无过多跌宕起伏或是反转的故事缓缓道来。小镜头意味着日常，意味着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比起较为脱离日常的普通话，方言显然和小镜头更搭配，更合适，尤其是对于擅长讲述小城镇中的小人物的故事的贾樟柯导演而言，配合方言的小镜头的背后，却隐藏着大格局。贾樟柯的作品极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气息，他的作品往往关注的并非主流电影题材中常见的爱情或是成长等更关乎个体的题材。在他的镜头下，往往是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将故事讲述的重点放在凸显角色背后所代表的大环境问题。比如之前广受好评的作品《三峡好人》。该影片通过对几个说着山西方言的小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在三峡工程的背后，当地三峡移民面对离开熟悉的家园时的迷惘的情绪和集体大搬迁中的纷乱的慌张。以及移民在新环境中对于心态的调适和对新生活信心重建的过程。在这个描述过程中，创制者就充分的运用了方言这个因素。通不过同地域的方言的碰撞，展示背后生活成长背景不同的人们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矛盾和碰撞。当我们提到三峡工程，我们想到的是这项工程的伟大和成就，是对我国综合国力的赞美和钦佩。但却鲜少有人去思考，在这项伟大工程的背后，那些为此牺牲家园的移民是怎样的心态，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实际上在贾樟柯导演新作《江湖儿女》中，再次出现了展现了三峡工程的镜头，可见创制者确实对这个题材有着别样的情怀和强烈的关注。当刚刚刑满释放的巧巧坐着轮渡驶向那个让人想要投奔却又带来满满不安的异乡时，镜头转向了因三峡工程而集体搬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的三峡移民。他们和巧巧说着不同的方言，却又有着何其相似的心态。那是对未来生活的夹杂着强烈不安却又带有一丝期待的迷惘。
人们对于方言往往有着刻板的偏见和误解，觉得方言格局小，小家子气，总是透着一股乡下小地方的乡土气息。实际上，这种看法恰恰忽略了方言的广阔性。方言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地域的广阔。因此，在通过聚焦小人物的小镜头以展现大格局的影视作品中，方言往往比普通话占据更多的优势。从镜头语言中解读方言，方言实际上是从一个低视角的方向仰视、审查这个世界。因为方言的使用者通常是整个社会中较低阶层的人们，甚至往往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当电影透过小人物的视角，往往可以看到更全面的世界，也能關注到更多的细节。方言还有的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它的说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观众来说，一个说方言的角色往往比说着标准普通话的角色更能令人轻易地卸下心防，接受这个人物的设定。实际上，这是由于方言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更为接近的缘故。
结语
随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和电影市场的繁荣，影视创作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题材竞相亮相。一个题材的出现乃至火爆，可以靠夸张的表现形式或者引起大众共鸣的某种情怀;方言电影一开始的火爆，确是由于其独特的戏剧性和夸张的表达效果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三峡好人》《站台》乃至《江湖儿女》一系列非喜剧的方言电影的成功，证明了方言电影绝不仅仅只有喜剧性，还有着其他优秀的特质以保证方言电影在观众心中有着独特的魅力。比如方言电影对角色形象的优秀塑造能力，比如对情节张力的优秀表现能力，再比如对影视作品内核思想深刻化的表达能力。在方言电影中，看似电影受到方言的局限，实际上却是方言扩大了电影的格局。在方言电影中，小人物往往成了这个社会中最敏锐的观察者，方言往往成了影视作品中社会最有说服力的自我告白。这就是独属于方言电影的强大魅力。
参考文献：
[1]王凡.方言电影中方言人声的内在表意功能[ J ].新闻研究导刊，2018，9（20）：115，117.
[2]祁海.对一部方言电影票房火爆的理性思考[N].中国电影报，2018-09-05（007）.
[3]赵静.从方言学角度分析方言电影《一个勺子》[ J ].教育教学论坛，2018（30）：53-54.
[4]杨泽林.地域文化视角下的电影方言运用[ J ].电影评介，2018（03）：73-75.
[5]杨哲芬.方言影片对于底层叙事的修辞意义[ J ].电影评介，2017（20）：59-61.
[6]彭波，汪丹.现代方言电影解读：以《罗曼蒂克消亡史》为例[ J ].艺术评鉴，2017（16）：114-115，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