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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我来说，更远处的故乡是由奶奶来缔结的。
八十一岁那年，她的瞳孔变灰，最后变蓝。
我问她，眼前是不是黑漆漆的。
“不，”她说，“看到的是那种让人胸口发闷的天，阴着，说不清是快亮了，还是快暗了;等不来下雨，也等不来放晴。”
据说她在更早以前就已经看不清了，只是记忆给予了她仁慈的反哺，旁人看不出破绽。她清楚家里每一件物品的位置，也不曾错过每一个节令和晨昏，甚至那些已经丢失了仪式的节日：“‘十七娅王衰，十八娅王死;双媳泉口哭，双儿崖边泣。’等到七月十八那天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所有雀儿的脖子上都白了一圈，那是它们在给娅王戴孝呢。” 娅王是壮族神话里的女王，农历七月十八是娅王节。
她大半辈子都在应对饥饿、匪乱、男人、儿孙……现在不管愿不愿意，失明为她换来了永久的休憩。而勤劳作为她生命中最强大的惯性，让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仍旧步履不停。
她开始讲述。
那些人和事完全不受时间的线性限制，仿佛一张张精密的网，而它们又以更为精密的方式编织到了一起，一丝一线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某种触发，或许是某个人、某个物件、某种触觉，甚至是某种特定的温度和湿度。我不确定，我的线性梳理，对她的叙事结构是厘清，还是破坏。
新中国成立前，爷爷似兵非兵、似匪非匪，身份成谜。那段时间他很出名，但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十里八乡，如果有人想让素不相识的人行个方便，就会说，我是潘炳甜的谁谁谁，屡试不爽。但这个响亮的名号并没有给他的家人带来任何庇护，奶奶十五岁嫁给爷爷，就忙着收拾他身后的各种烂摊子。
还有些家底的时候，爷爷隔三岔五带回一些酒肉朋友，在家里开起流水席，仿佛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前奏。他们说的什么，奶奶听不懂，她只知道，再这么耗下去，要不了多久，公公婆婆留下来的本也要见底了。他呵斥她：“受不了气，受不了财。”而更多时候，他是不着家的。她知道是因为一个女人，但她没去正面交锋，光是家族事务就已经让她疲于奔命。
长兄未必如父，而长嫂理应如母。爷爷有三个弟弟。大弟和他一样痴迷于赌博，先后把自己老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卖到了不同的地方，换来的三吊钱，没多久便败得精光，一生潦倒。二弟和三弟是一对双胞胎。二弟还算忠厚老实，但被抓了壮丁，很多年以后，一个走南闯北的邻村人带来一则真假难辨的消息：他死在了福建。三弟则沉迷于风水，一度拿着罗盘满山点龙穴，在执意把祖坟迁到他认定的风水宝地后，他上吊自杀，没有任何征兆。此起彼伏的闹腾里，都是奶奶在打点。
奶奶先后和爷爷生下六个孩子，三子三女。腊月里，第一个孩子生病了，她冒雨去山上找他。当时镇上抓赌，他和酒肉朋友躲在山洞里赌钱。那个山洞不大，只能容下一桌人，她只好在洞口等他，他赌了一局又一局。大儿子后来还是夭折了。那一年，她二十五岁，有那么一时半会，她都想随孩子去了。族里一位半瞎的婆婆，摸索着进了她的房间，跟她说：“我生过九个孩子，只活了六个。瓜蔓那么长，不是每一个骨节上都会开花，也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结果。去的就让他去了，我们就在这里等那些要来的。”奶奶听进去了，没寻短见。但她忘不了那天在洞口，雨粒像小石子一样地砸在她斗笠上的声响。
爷爷还是没有转性，他总是异想天开。有一天他兴冲冲回来跟奶奶说：“镇上有人在送娃娃，有个女娃娃生得真是好，咱们抱回来吧！”当时日军已经攻入了南宁，城里人只能往山上躲。有的人家孩子多，带不动了，只能在小镇集市上摆出来，寻个好人家送养。当时他们自己的第四个孩子才几个月大，也是个女儿，身上皱巴巴的，泛着青紫，吃什么都吐，不吐了就拉，还不知道能不能养活。而镇上那个女婴，奶奶后来让族里一对多年没有生养的夫妇抱回来了。他们给她取了个名字，叫阿剩。
也许是阿剩和这一家子有缘，他们在收养她后，很快生下了两个女儿。阿剩成年后嫁在村里，新婚不久便患上腿疾。一个江湖郎中用灯芯草给她火灸，点错了穴位，她再没能站起来，被夫家休了。那时她的养父母早就过世了，他们的房子也坍塌下去。妹妹妹夫们在原来的地基上，用碎石碎瓦帮她搭起了一间小小的房子。这成了她最后的栖身之所。
我记得小时候，只要天气晴好，阿剩常来找奶奶聊天。两家离得并不远，但她要耗上大半天。她的双腿像藤条一样蜷曲，拄着一只矮脚凳，走三步歇两步。她的脸色总是惨白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树荫底下经年累月的森凉。虽然她把自己收拾得素净，但在外人看来，这副离群索居的病容实在怕人，没人愿意和她亲近。奶奶待她却亲切，如果机缘巧合，阿剩也是她的孩子，她多少抱有这样的想法。奶奶失去第一个孩子那年，一位族婆婆宽慰过她，而她自己后来也活成了族婆婆的样子。
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失了好些年。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饥饿像瘟疫一样笼罩着整个村庄，人們搜刮一切自认为可以入口的东西。连水潭里的青苔都被捞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东西能让人像吹了气似的浮肿起来。而对奶奶来说，从年关到来年六月，是一个女人最艰难的战事，她需要全力以赴，才领着五个孩子挨到收成。
奶奶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常把我带到山上，拾柴，割牛草，挖药材。她迎风的样子，像极了一位女武神在巡察自己鏖战过的战场。群山友好而温暖的秉性，就是那时候她带我认识的：香椿树、任豆树的新芽，用水一焯，就可以炒了当菜吃;木棉花的花托用盐水蘸了，吃起来滑溜溜的;傍晚时分最容易找出土人参，它们粉色的花只会在那个时段开放，那些肥大的根茎蒸熟了，也可以填肚子的;孩子们总要吃肉的，雨停后到山上去，总能捡到来不及爬回石缝里的山蜗牛，烤熟后挑出肉来拌盐，就是荤菜了;至于猪油，是想都不敢想的，用上一年收的蓖麻种，炒熟去掉皮，放到石臼里捣烂，白花花的腻到齁……
等到她漫山遍野翻过一遍，玉米棒子也抽穗了，才依稀看到了盼头。不过稚嫩的玉米棒子，还掰不下玉米粒，得用刀子刮，收下来的汁水煮了粥，会皱起一层皮，那是粥花，玉米胚芽来的，她舀起来，喂最小的孩子。 在这一场漫长的战事里，大女儿和大儿子注定要比其他子女承受更多。
大女儿嫁给了村里的润麦。他当时在村里颇有些势力。奶奶本以为大女儿嫁过去能有个依靠，哪知润麦是个狠人。油，他自己置了个罐子，里面装有炼好的猪油渣，平时就搁在老婆够不着的地方。灶，他也要和老婆分开两个：多油的;少油的，甚至没油的。这一套在两人开始生育子女之后稍有缓解，而打骂老婆，对他来说一直都是家常便饭。奶奶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可自从大女儿出嫁，一旦听到哭闹声，她总会放下手里的活计仔细听，唯恐是大女儿家的。爷爷的消失忌讳莫深，让奶奶和子女们没了底气，和他人起冲突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忍让，包括大女婿亦不例外。但这并没有换来太平。润麦还是和隔壁的寡妇睡在了一起，执意要和老婆离婚。奶奶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妈，不得不抛下五女一子，远嫁他乡。
奶奶这辈子最愧对的人，还是大儿子，他从小就不得不担负起连他父亲都做不到的事。她记得那年春耕，笨重的犁重重地压在他小小的肩上，他牵过牛，走进大雾里。第一次出工，当妈的不放心，早早做了午饭送去。远远就听到他的咒骂，她心里觉着不好，飞奔过去，看到犁被扔在一边，他肚皮贴地，被牛一股子蛮力骨碌碌拖着转，手里还拽着牛绳。那一年，他才十岁。
奶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大伯，本性不像爷爷，像奶奶，遇事总是沉默，沉默着养活弟弟妹妹，沉默着受大伯母数落，沉默着抽水烟，沉默着喝酒。酒是自己酿的玉米酒，舍不得用好米，都是拣出来的坏粒酿的。毕竟过于操劳，六十岁那年因为肺气肿，还没送到镇医院就没了。丧事是在大堂哥家办的，没人敢告诉奶奶，但一听到那哀乐，她的眼泪就下来了。事后她跟我说，一时间她见到了他十岁那年扛着犁走进大雾的背影。
爷爷还是回来了。父亲曾跟我说起他回来的情形。大年三十晚上，祖先牌位前的油灯是不能灭的。豆大的光照着金黄的线鸡，那是家里最值钱的年货。家里没有猫，人得和老鼠抢食物。兄弟姐妹几个在堂屋打了铺盖，说是守岁，其实守的就是那只鸡，忽然听到拍门声山响，有个男人喊道：“娃儿们！”孩子们更多的是惊吓。“当时头皮就是一麻。”父亲对我说。
爷爷回来后安分不少。等到他老了，在太阳地里给大堂哥的孩子喂米糊，我问他那些年在哪里呢。他说他在农场养鸭子。品相很好的青头鸭，一只只油光水滑的，每天他把它们赶到河边，还会在河滩上捡到鸭蛋，可以拾了柴火就地烤蛋吃。那些日子仍让他津津乐道：“喝的安泰源，抽的白金龙！”安泰源是白酒的牌子，白金龙是香烟的牌子，总之就是没挨过饿，时不常还能打个牙祭。没挨过饿，在当时似乎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这话正好被路过的大伯母听了去。她咕哝一句：“谁会缺心眼到把自己在劳改农场的事说给孙辈们听呢。”
人老了，生活总免不了被儿孙们编排，也是无奈。爷爷眼睛虽花，耳朵却不聋，大儿媳这般奚落，他也没做声，低下头去，擦拭沾在孩子衣服上的米糊。潘炳甜真的老了，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耐心，把琐碎的活计做得精细。
而边上的奶奶，一直都没说话。
这静默是多义的，任何一种解读都能成立。你道她是怨念，又怎知不是怜悯。
二
和奶奶不一样，“南宁姑妈”是她们那一代人中唯一远嫁到城里的人，也是最有主意的一个，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故乡的倒影。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签了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下属的一家出版杂志社，在南宁市青秀区。工作还算体面，父亲也满意，但对于我要在单位附近租房这事，他坚决反对：“咱们在南宁也有亲戚的。”他说的是堂姑妈，也就是族人口传的“南宁姑妈”。老太太自己一个人住航道养护中心的两房一厅，在江南区。在他看来，既然可以免费在亲戚家寄宿，每个月却要白白交一大笔钱给房东，简直不可原谅。
我心里老大不乐意，倒不是因为远，而是我从小就不合群，虽说是独生女，却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不管是在老家，还是父亲工作的工厂。我十一岁起上初中，住的也是大通铺，多的有二十几个人，少的也有十几个。“边界”这个概念也许和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没有关系，可我希望早日结束群居，哪怕付出一半的工资。
而这个姑妈我之前就听说过。她是我二爷爷的大女儿，故乡1949年前，被滥赌的父亲卖到了镇上当童养媳。奶奶曾跟我提起，还是小姑娘的她来借米下锅。当时，二爷爷先是把二奶奶给卖了;女人一走，年幼的小女儿还需要人照顾，自然留不得，也卖了;只剩下大女儿。看着她小黄脸上一对大眼睛眨巴眨巴，奶奶气不过，骂道：“还要闹哪样！”她一听，脸就红了，转身要跑。奶奶一把拉住她：“孩子，我不是说你，我是骂你那不争气的爹！”奶奶后来每顿都会给她留口吃的，在她被二爷爷偷偷卖掉之前。
镇上买她的那一户人家并不富裕，男人是码头的搬运工，但对她还算好，她也就安顿下来了。后来，他们生育了三女一子。男人生性耿直，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有人污蔑他私藏枪支，还没等调查结果出来，他就上吊了，扔下她和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情急之下，她也到碼头上做起了搬运工。
码头搬运是男性的行当，她一个女人特别扎眼，有个人看到了她的不易，这个人叫老黄，是南宁市航道养护中心的工人。他们的清淤工作队从邕江的南宁段开始，逆流而上到了右江的果德镇。老黄是个老光棍，他愿意接收她和她的子女。没有任何仪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她领着四个孩子，跟老黄坐船顺流而下，来到了南宁。
我在小地方长大，十八岁才到南宁上大学。省会城市在我想象中是一个了不得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爷爷也坐船来到这里，停靠在凌晨的邕江码头，岸上就是当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府邸，以及被称为富人街的中山路骑楼街，如果遇到还亮灯的人家，运气好的话，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吃到一碗搁了红糖的热粥。尽管在这里念了四年的大学，现在要我去见“南宁姑妈”，多少还是露怯。
我和母亲从广西民族大学出发，倒了好几趟公交，在福建园站下，一路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航道养护中心小区。姑妈已经在门口等了。她是个矮胖的老太太，齐耳的花白短发，利索的白棉布衬衫，脸上看不出一丝皱纹，还透着红光。我暗想，这气色可真好。后来母亲告诉我，这只是高血压的症状。 小区是老小区，楼间距很窄。转角空地上，三五成群的老人把各家废弃的沙发椅子聚到一处，抽烟、打牌、聊天。沙发的皮革破了，在阳光下咧着嘴，黄的是海绵，白的是棉花。
楼是三层的大板楼，外墙上深深浅浅的苔痕。楼板很薄，每走一步感觉整栋楼的人都听到动静。楼道很窄，没办法并行，姑妈走在前面，没走几步便停下来喘，我们就在后边等。
她家在三楼，迎门便是姑丈老黄的遗像，我没敢盯着看，所以至今也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房子已经很久没有粉刷，熏成了渐变的褐黄。客厅勉强能放下三人位自制木沙发，刷的黄漆已经斑驳。她的子女都已经成家，客房空着，却又一点也不空，杂物靠墙垒到屋顶。她的房间则更满，连床下都堆满了东西。拓展阳台的使用面积，是所有小家住户的执念，她家阳台上的防盗网是外扩的，架上搁板，凭空多了空间可以放置瓶瓶罐罐，柠檬、梅子、橄榄菜、萝卜干。阳台角落里，还有农具和没来得及处置的大白菜。
母亲提议要去姑妈的菜地走一趟。她很高兴，菜地就在河岸，汛期即将到来，她要在那之前把所有的菜收好，有人帮忙是最好的了。这片地块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邕江穿南宁城而过，雨季时洪水会漫上河堤，给两岸带来肥沃的淤泥。等到洪水退去，菜农们会在之前留下的石块、木桩中辨认出自己的地界，开始新一轮的种植。尽管小时候就到镇上生活，姑妈还是保留了农人的习惯，不管在哪里，她总能找出适合开垦的土地，哪怕是要去跟一条河流倒时差。
毕业后我当然没有去姑妈家住，但自那以后，她和我们的联系却密切起来。爷爷奶奶大葬，族人本想礼节性地通知她一声，毕竟她已经七十岁多了，行动也不便，没想到她真的会来。
那是她时隔六十年后回乡。
她雇的皮卡车停在村口，惊呆了前去接她的族人，满满一车大米和面条，全族各户都分到了。大家啧啧称道：“果然是南宁姑妈！”大米和面条是常见，但这样的大手笔不常见。就算是到了21世纪，饥饿仍然是她对尧村最深刻的记忆，她要用最扎实的食物去填满整个村庄。
我不知道她为这一车物资准备了多久。母亲告诉我，姑妈当时一个月才领八十块钱，是姑丈老黄单位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更多时候靠子女接济，而子女们也是过得各不如意。大女儿刚退休就离了婚;二女儿女婿双双下岗;儿子工作的化工公司出了爆炸事故，申请破产;小女儿再婚，和夫家亲戚的矛盾就没消停过……
她仍念着奶奶当年的好，爷爷奶奶大葬，她比谁都要上心，一切妥当后，她才去给二爷爷上坟。她坚持一个人理清他坟头上的狗尾巴草，并点上一炷香，坐在边上哭泣。不知道她是哭自己，还是哭骨肉分离。老人家的眼泪看不得的，族人当下答应要帮她寻亲。她母亲真的找不到了。至于她妹妹，在她去世后，族人才在三十里外一个更偏僻的村庄找到，身材五官和她一样，只是黑瘦些，但一开口，已是浓重的外乡口音。姐妹俩这辈子仍旧没见上面。当然，这是后话了。
或许她当时已经觉得身体不太好，所以这一趟行程也有安排身后事的意思。
族里有个能话事的长辈事后透露，她曾经问过他，她死后是否有能葬回来的可能。他大吃一惊。他告诉她，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光绪年建村以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她听了有些黯然。她便明白，自小时候被卖掉嫁人，她就已经被这片土地放逐了。
她還去镇上找了第一任夫家的族人。当年她改嫁，带走四个孩子，但三个孩子一直都保留了卢姓，没有改姓;只有小女儿因为要接老黄的工作指标，才改了黄姓。但在夫家人看来，她这个坚持毫无意义。他们早就在她夫家的宅基地上建了新房，她的造访只会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恐慌。而她要归宗的真正目的，更是让他们猜忌重重。他们直接回复：改嫁了，哪里还有回来的道理。就这么断了她的念想。
姑妈三年后去世，被孩子们安葬在镇上一块临江的无主之地。她和老黄姑丈也算相敬如宾，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不愿意合葬，或许她一生颠沛流离，只想在故地长眠。如果是这样，这里是极为合适的：离她第一任夫家的墓不远;往下是她和老黄相识的码头;还有就是，能眺望到尧村所在的群山。
三
我在父亲工作的工厂长大，寒暑假父母会把我送回老家，所以每年大概有三个月，我会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我之前说过，她在眼睛完全看不见之后开始讲述。她的讲述，是我的叙事启蒙，也是我印象中尧村的底色。
只是有时候，她的讲述是没有边界的，不管是时间的还是空间的，现实的或想象的。比如为了一朵不存在的白莲花，溺水身亡的阿梅;隔着大雾和猴子一问一答，反被戏弄的木叔;在野地里被老虎掳走，为虎作伥的阿桃……有的人我是认识的，大多数我不认识。就算我不认识，我也会下意识赋予他们独立的样貌。
小时候，我一度认为鬼节和其他节日一样欢快。小孩子总会下意识用吃的来指代所有的节日。春节是粽子节，元宵节是汤圆节，三月三是五色糯饭节，鬼节当然是蕉叶糍节。水磨的糯米粉，裹上花生、芝麻、白糖，用芭蕉叶一卷，一笼屉热乎乎端上来，小孩子哪有不欢腾的。
直到那年农历七月十三，第二天就是壮族的中元节。老屋坐东朝西，太阳眼看要向群山深处坠下去，那是先人的长眠之地。按老一辈的说法，临界在鬼节的前一天，也就是那天会变得模糊。
“路上太挤，今晚要早早关了门睡觉。”奶奶坐在门槛上告诫我。她没有伸出手来，她知道抓不住我。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蓝色的瞳孔熠熠发光。
可我眯起眼，夕照中逶迤而来的小路上，被踩过百年的石板反射着鱼鳞样的光，那上面空空荡荡。是的，空空荡荡，我正狐疑着，刹那间又感觉人潮拥挤，他们挣脱想象的藩篱，铺天盖地朝我涌来。
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想象力决堤的副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来说，故乡过往的人和事像沉重的影子。只要我一个人待在祖屋，就觉着拥挤;在安静中，就愈觉着热闹;我更怕黑，那里面什么都有，“五彩斑斓的黑”并不是一个段子。
后来短短几年时间，家族陆续发生了很多事。爷爷、大伯、奶奶、二堂哥、四堂哥、大伯母都不在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不害怕了呢，我不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清晨我没有害怕。
当时父亲得了肝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在医院也只能做舒缓治疗。医生提醒，如果咳血，那就差不多了。凌晨三点半，母亲打电话给我：咳血了。天还没亮，津头菜市空荡荡的，我骑车穿过那些压着蛇皮袋的摊位。
303医院的大门是下沉式的，往下看，母亲冷冷清清地在门口等。“你来定。”她说。在所有飘忽的念头中，我能够抓得住的唯一一个，就是无论如何，马上把父亲带回老家，只要把他带回去，就都好了。这时候的故乡摆脱了沉重的阴影，变得轻盈又温暖，让我安心。
我想起之前问过奶奶：“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不害怕呢？”
她说：“等到你越来越多亲人留在这里的时候。”
【潘小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入选“持灯使者”当代中国最新优秀小说推荐榜。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文艺花山奖新人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第一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小说组优秀奖等。由其中篇小说改编的话剧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入选第六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并在上海逸夫舞台、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等巡演至今。】
责任编辑 冯艳冰
对我来说，更远处的故乡是由奶奶来缔结的。
八十一岁那年，她的瞳孔变灰，最后变蓝。
我问她，眼前是不是黑漆漆的。
“不，”她说，“看到的是那种让人胸口发闷的天，阴着，说不清是快亮了，还是快暗了;等不来下雨，也等不来放晴。”
据说她在更早以前就已经看不清了，只是记忆给予了她仁慈的反哺，旁人看不出破绽。她清楚家里每一件物品的位置，也不曾错过每一个节令和晨昏，甚至那些已经丢失了仪式的节日：“‘十七娅王衰，十八娅王死;双媳泉口哭，双儿崖边泣。’等到七月十八那天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所有雀儿的脖子上都白了一圈，那是它们在给娅王戴孝呢。” 娅王是壮族神话里的女王，农历七月十八是娅王节。
她大半辈子都在应对饥饿、匪乱、男人、儿孙……现在不管愿不愿意，失明为她换来了永久的休憩。而勤劳作为她生命中最强大的惯性，让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仍旧步履不停。
她开始讲述。
那些人和事完全不受时间的线性限制，仿佛一张张精密的网，而它们又以更为精密的方式编织到了一起，一丝一线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某种触发，或许是某个人、某个物件、某种触觉，甚至是某种特定的温度和湿度。我不确定，我的线性梳理，对她的叙事结构是厘清，还是破坏。
新中国成立前，爷爷似兵非兵、似匪非匪，身份成谜。那段时间他很出名，但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十里八乡，如果有人想让素不相识的人行个方便，就会说，我是潘炳甜的谁谁谁，屡试不爽。但这个响亮的名号并没有给他的家人带来任何庇护，奶奶十五岁嫁给爷爷，就忙着收拾他身后的各种烂摊子。
还有些家底的时候，爷爷隔三岔五带回一些酒肉朋友，在家里开起流水席，仿佛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前奏。他们说的什么，奶奶听不懂，她只知道，再这么耗下去，要不了多久，公公婆婆留下来的本也要见底了。他呵斥她：“受不了气，受不了财。”而更多时候，他是不着家的。她知道是因为一个女人，但她没去正面交锋，光是家族事务就已经让她疲于奔命。
长兄未必如父，而长嫂理应如母。爷爷有三个弟弟。大弟和他一样痴迷于赌博，先后把自己老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卖到了不同的地方，换来的三吊钱，没多久便败得精光，一生潦倒。二弟和三弟是一对双胞胎。二弟还算忠厚老实，但被抓了壮丁，很多年以后，一个走南闯北的邻村人带来一则真假难辨的消息：他死在了福建。三弟则沉迷于风水，一度拿着罗盘满山点龙穴，在执意把祖坟迁到他认定的风水宝地后，他上吊自杀，没有任何征兆。此起彼伏的闹腾里，都是奶奶在打点。
奶奶先后和爷爷生下六个孩子，三子三女。腊月里，第一个孩子生病了，她冒雨去山上找他。当时镇上抓赌，他和酒肉朋友躲在山洞里赌钱。那个山洞不大，只能容下一桌人，她只好在洞口等他，他赌了一局又一局。大儿子后来还是夭折了。那一年，她二十五岁，有那么一时半会，她都想随孩子去了。族里一位半瞎的婆婆，摸索着进了她的房间，跟她说：“我生过九个孩子，只活了六个。瓜蔓那么长，不是每一个骨节上都会开花，也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结果。去的就让他去了，我们就在这里等那些要来的。”奶奶听进去了，没寻短见。但她忘不了那天在洞口，雨粒像小石子一样地砸在她斗笠上的声响。
爷爷还是没有转性，他总是异想天开。有一天他兴冲冲回来跟奶奶说：“镇上有人在送娃娃，有个女娃娃生得真是好，咱们抱回来吧！”当时日军已经攻入了南宁，城里人只能往山上躲。有的人家孩子多，带不动了，只能在小镇集市上摆出来，寻个好人家送养。当时他们自己的第四个孩子才几个月大，也是个女儿，身上皱巴巴的，泛着青紫，吃什么都吐，不吐了就拉，还不知道能不能养活。而镇上那个女婴，奶奶后来让族里一对多年没有生养的夫妇抱回来了。他们给她取了个名字，叫阿剩。
也许是阿剩和这一家子有缘，他们在收养她后，很快生下了两个女儿。阿剩成年后嫁在村里，新婚不久便患上腿疾。一个江湖郎中用灯芯草给她火灸，点错了穴位，她再没能站起来，被夫家休了。那时她的养父母早就过世了，他们的房子也坍塌下去。妹妹妹夫们在原来的地基上，用碎石碎瓦帮她搭起了一间小小的房子。这成了她最后的栖身之所。
我记得小时候，只要天气晴好，阿剩常来找奶奶聊天。两家离得并不远，但她要耗上大半天。她的双腿像藤条一样蜷曲，拄着一只矮脚凳，走三步歇两步。她的脸色总是惨白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树荫底下经年累月的森凉。虽然她把自己收拾得素净，但在外人看来，这副离群索居的病容实在怕人，没人愿意和她亲近。奶奶待她却亲切，如果机缘巧合，阿剩也是她的孩子，她多少抱有这样的想法。奶奶失去第一个孩子那年，一位族婆婆宽慰过她，而她自己后来也活成了族婆婆的样子。
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失了好些年。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饥饿像瘟疫一样笼罩着整个村庄，人們搜刮一切自认为可以入口的东西。连水潭里的青苔都被捞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东西能让人像吹了气似的浮肿起来。而对奶奶来说，从年关到来年六月，是一个女人最艰难的战事，她需要全力以赴，才领着五个孩子挨到收成。
奶奶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常把我带到山上，拾柴，割牛草，挖药材。她迎风的样子，像极了一位女武神在巡察自己鏖战过的战场。群山友好而温暖的秉性，就是那时候她带我认识的：香椿树、任豆树的新芽，用水一焯，就可以炒了当菜吃;木棉花的花托用盐水蘸了，吃起来滑溜溜的;傍晚时分最容易找出土人参，它们粉色的花只会在那个时段开放，那些肥大的根茎蒸熟了，也可以填肚子的;孩子们总要吃肉的，雨停后到山上去，总能捡到来不及爬回石缝里的山蜗牛，烤熟后挑出肉来拌盐，就是荤菜了;至于猪油，是想都不敢想的，用上一年收的蓖麻种，炒熟去掉皮，放到石臼里捣烂，白花花的腻到齁……
等到她漫山遍野翻过一遍，玉米棒子也抽穗了，才依稀看到了盼头。不过稚嫩的玉米棒子，还掰不下玉米粒，得用刀子刮，收下来的汁水煮了粥，会皱起一层皮，那是粥花，玉米胚芽来的，她舀起来，喂最小的孩子。 在这一场漫长的战事里，大女儿和大儿子注定要比其他子女承受更多。
大女儿嫁给了村里的润麦。他当时在村里颇有些势力。奶奶本以为大女儿嫁过去能有个依靠，哪知润麦是个狠人。油，他自己置了个罐子，里面装有炼好的猪油渣，平时就搁在老婆够不着的地方。灶，他也要和老婆分开两个：多油的;少油的，甚至没油的。这一套在两人开始生育子女之后稍有缓解，而打骂老婆，对他来说一直都是家常便饭。奶奶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可自从大女儿出嫁，一旦听到哭闹声，她总会放下手里的活计仔细听，唯恐是大女儿家的。爷爷的消失忌讳莫深，让奶奶和子女们没了底气，和他人起冲突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忍让，包括大女婿亦不例外。但这并没有换来太平。润麦还是和隔壁的寡妇睡在了一起，执意要和老婆离婚。奶奶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妈，不得不抛下五女一子，远嫁他乡。
奶奶这辈子最愧对的人，还是大儿子，他从小就不得不担负起连他父亲都做不到的事。她记得那年春耕，笨重的犁重重地压在他小小的肩上，他牵过牛，走进大雾里。第一次出工，当妈的不放心，早早做了午饭送去。远远就听到他的咒骂，她心里觉着不好，飞奔过去，看到犁被扔在一边，他肚皮贴地，被牛一股子蛮力骨碌碌拖着转，手里还拽着牛绳。那一年，他才十岁。
奶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大伯，本性不像爷爷，像奶奶，遇事总是沉默，沉默着养活弟弟妹妹，沉默着受大伯母数落，沉默着抽水烟，沉默着喝酒。酒是自己酿的玉米酒，舍不得用好米，都是拣出来的坏粒酿的。毕竟过于操劳，六十岁那年因为肺气肿，还没送到镇医院就没了。丧事是在大堂哥家办的，没人敢告诉奶奶，但一听到那哀乐，她的眼泪就下来了。事后她跟我说，一时间她见到了他十岁那年扛着犁走进大雾的背影。
爷爷还是回来了。父亲曾跟我说起他回来的情形。大年三十晚上，祖先牌位前的油灯是不能灭的。豆大的光照着金黄的线鸡，那是家里最值钱的年货。家里没有猫，人得和老鼠抢食物。兄弟姐妹几个在堂屋打了铺盖，说是守岁，其实守的就是那只鸡，忽然听到拍门声山响，有个男人喊道：“娃儿们！”孩子们更多的是惊吓。“当时头皮就是一麻。”父亲对我说。
爷爷回来后安分不少。等到他老了，在太阳地里给大堂哥的孩子喂米糊，我问他那些年在哪里呢。他说他在农场养鸭子。品相很好的青头鸭，一只只油光水滑的，每天他把它们赶到河边，还会在河滩上捡到鸭蛋，可以拾了柴火就地烤蛋吃。那些日子仍让他津津乐道：“喝的安泰源，抽的白金龙！”安泰源是白酒的牌子，白金龙是香烟的牌子，总之就是没挨过饿，时不常还能打个牙祭。没挨过饿，在当时似乎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这话正好被路过的大伯母听了去。她咕哝一句：“谁会缺心眼到把自己在劳改农场的事说给孙辈们听呢。”
人老了，生活总免不了被儿孙们编排，也是无奈。爷爷眼睛虽花，耳朵却不聋，大儿媳这般奚落，他也没做声，低下头去，擦拭沾在孩子衣服上的米糊。潘炳甜真的老了，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耐心，把琐碎的活计做得精细。
而边上的奶奶，一直都没说话。
这静默是多义的，任何一种解读都能成立。你道她是怨念，又怎知不是怜悯。
二
和奶奶不一样，“南宁姑妈”是她们那一代人中唯一远嫁到城里的人，也是最有主意的一个，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故乡的倒影。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签了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下属的一家出版杂志社，在南宁市青秀区。工作还算体面，父亲也满意，但对于我要在单位附近租房这事，他坚决反对：“咱们在南宁也有亲戚的。”他说的是堂姑妈，也就是族人口传的“南宁姑妈”。老太太自己一个人住航道养护中心的两房一厅，在江南区。在他看来，既然可以免费在亲戚家寄宿，每个月却要白白交一大笔钱给房东，简直不可原谅。
我心里老大不乐意，倒不是因为远，而是我从小就不合群，虽说是独生女，却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不管是在老家，还是父亲工作的工厂。我十一岁起上初中，住的也是大通铺，多的有二十几个人，少的也有十几个。“边界”这个概念也许和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没有关系，可我希望早日结束群居，哪怕付出一半的工资。
而这个姑妈我之前就听说过。她是我二爷爷的大女儿，故乡1949年前，被滥赌的父亲卖到了镇上当童养媳。奶奶曾跟我提起，还是小姑娘的她来借米下锅。当时，二爷爷先是把二奶奶给卖了;女人一走，年幼的小女儿还需要人照顾，自然留不得，也卖了;只剩下大女儿。看着她小黄脸上一对大眼睛眨巴眨巴，奶奶气不过，骂道：“还要闹哪样！”她一听，脸就红了，转身要跑。奶奶一把拉住她：“孩子，我不是说你，我是骂你那不争气的爹！”奶奶后来每顿都会给她留口吃的，在她被二爷爷偷偷卖掉之前。
镇上买她的那一户人家并不富裕，男人是码头的搬运工，但对她还算好，她也就安顿下来了。后来，他们生育了三女一子。男人生性耿直，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有人污蔑他私藏枪支，还没等调查结果出来，他就上吊了，扔下她和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情急之下，她也到碼头上做起了搬运工。
码头搬运是男性的行当，她一个女人特别扎眼，有个人看到了她的不易，这个人叫老黄，是南宁市航道养护中心的工人。他们的清淤工作队从邕江的南宁段开始，逆流而上到了右江的果德镇。老黄是个老光棍，他愿意接收她和她的子女。没有任何仪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她领着四个孩子，跟老黄坐船顺流而下，来到了南宁。
我在小地方长大，十八岁才到南宁上大学。省会城市在我想象中是一个了不得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爷爷也坐船来到这里，停靠在凌晨的邕江码头，岸上就是当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府邸，以及被称为富人街的中山路骑楼街，如果遇到还亮灯的人家，运气好的话，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吃到一碗搁了红糖的热粥。尽管在这里念了四年的大学，现在要我去见“南宁姑妈”，多少还是露怯。
我和母亲从广西民族大学出发，倒了好几趟公交，在福建园站下，一路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航道养护中心小区。姑妈已经在门口等了。她是个矮胖的老太太，齐耳的花白短发，利索的白棉布衬衫，脸上看不出一丝皱纹，还透着红光。我暗想，这气色可真好。后来母亲告诉我，这只是高血压的症状。 小区是老小区，楼间距很窄。转角空地上，三五成群的老人把各家废弃的沙发椅子聚到一处，抽烟、打牌、聊天。沙发的皮革破了，在阳光下咧着嘴，黄的是海绵，白的是棉花。
楼是三层的大板楼，外墙上深深浅浅的苔痕。楼板很薄，每走一步感觉整栋楼的人都听到动静。楼道很窄，没办法并行，姑妈走在前面，没走几步便停下来喘，我们就在后边等。
她家在三楼，迎门便是姑丈老黄的遗像，我没敢盯着看，所以至今也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房子已经很久没有粉刷，熏成了渐变的褐黄。客厅勉强能放下三人位自制木沙发，刷的黄漆已经斑驳。她的子女都已经成家，客房空着，却又一点也不空，杂物靠墙垒到屋顶。她的房间则更满，连床下都堆满了东西。拓展阳台的使用面积，是所有小家住户的执念，她家阳台上的防盗网是外扩的，架上搁板，凭空多了空间可以放置瓶瓶罐罐，柠檬、梅子、橄榄菜、萝卜干。阳台角落里，还有农具和没来得及处置的大白菜。
母亲提议要去姑妈的菜地走一趟。她很高兴，菜地就在河岸，汛期即将到来，她要在那之前把所有的菜收好，有人帮忙是最好的了。这片地块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邕江穿南宁城而过，雨季时洪水会漫上河堤，给两岸带来肥沃的淤泥。等到洪水退去，菜农们会在之前留下的石块、木桩中辨认出自己的地界，开始新一轮的种植。尽管小时候就到镇上生活，姑妈还是保留了农人的习惯，不管在哪里，她总能找出适合开垦的土地，哪怕是要去跟一条河流倒时差。
毕业后我当然没有去姑妈家住，但自那以后，她和我们的联系却密切起来。爷爷奶奶大葬，族人本想礼节性地通知她一声，毕竟她已经七十岁多了，行动也不便，没想到她真的会来。
那是她时隔六十年后回乡。
她雇的皮卡车停在村口，惊呆了前去接她的族人，满满一车大米和面条，全族各户都分到了。大家啧啧称道：“果然是南宁姑妈！”大米和面条是常见，但这样的大手笔不常见。就算是到了21世纪，饥饿仍然是她对尧村最深刻的记忆，她要用最扎实的食物去填满整个村庄。
我不知道她为这一车物资准备了多久。母亲告诉我，姑妈当时一个月才领八十块钱，是姑丈老黄单位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更多时候靠子女接济，而子女们也是过得各不如意。大女儿刚退休就离了婚;二女儿女婿双双下岗;儿子工作的化工公司出了爆炸事故，申请破产;小女儿再婚，和夫家亲戚的矛盾就没消停过……
她仍念着奶奶当年的好，爷爷奶奶大葬，她比谁都要上心，一切妥当后，她才去给二爷爷上坟。她坚持一个人理清他坟头上的狗尾巴草，并点上一炷香，坐在边上哭泣。不知道她是哭自己，还是哭骨肉分离。老人家的眼泪看不得的，族人当下答应要帮她寻亲。她母亲真的找不到了。至于她妹妹，在她去世后，族人才在三十里外一个更偏僻的村庄找到，身材五官和她一样，只是黑瘦些，但一开口，已是浓重的外乡口音。姐妹俩这辈子仍旧没见上面。当然，这是后话了。
或许她当时已经觉得身体不太好，所以这一趟行程也有安排身后事的意思。
族里有个能话事的长辈事后透露，她曾经问过他，她死后是否有能葬回来的可能。他大吃一惊。他告诉她，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光绪年建村以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她听了有些黯然。她便明白，自小时候被卖掉嫁人，她就已经被这片土地放逐了。
她還去镇上找了第一任夫家的族人。当年她改嫁，带走四个孩子，但三个孩子一直都保留了卢姓，没有改姓;只有小女儿因为要接老黄的工作指标，才改了黄姓。但在夫家人看来，她这个坚持毫无意义。他们早就在她夫家的宅基地上建了新房，她的造访只会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恐慌。而她要归宗的真正目的，更是让他们猜忌重重。他们直接回复：改嫁了，哪里还有回来的道理。就这么断了她的念想。
姑妈三年后去世，被孩子们安葬在镇上一块临江的无主之地。她和老黄姑丈也算相敬如宾，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不愿意合葬，或许她一生颠沛流离，只想在故地长眠。如果是这样，这里是极为合适的：离她第一任夫家的墓不远;往下是她和老黄相识的码头;还有就是，能眺望到尧村所在的群山。
三
我在父亲工作的工厂长大，寒暑假父母会把我送回老家，所以每年大概有三个月，我会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我之前说过，她在眼睛完全看不见之后开始讲述。她的讲述，是我的叙事启蒙，也是我印象中尧村的底色。
只是有时候，她的讲述是没有边界的，不管是时间的还是空间的，现实的或想象的。比如为了一朵不存在的白莲花，溺水身亡的阿梅;隔着大雾和猴子一问一答，反被戏弄的木叔;在野地里被老虎掳走，为虎作伥的阿桃……有的人我是认识的，大多数我不认识。就算我不认识，我也会下意识赋予他们独立的样貌。
小时候，我一度认为鬼节和其他节日一样欢快。小孩子总会下意识用吃的来指代所有的节日。春节是粽子节，元宵节是汤圆节，三月三是五色糯饭节，鬼节当然是蕉叶糍节。水磨的糯米粉，裹上花生、芝麻、白糖，用芭蕉叶一卷，一笼屉热乎乎端上来，小孩子哪有不欢腾的。
直到那年农历七月十三，第二天就是壮族的中元节。老屋坐东朝西，太阳眼看要向群山深处坠下去，那是先人的长眠之地。按老一辈的说法，临界在鬼节的前一天，也就是那天会变得模糊。
“路上太挤，今晚要早早关了门睡觉。”奶奶坐在门槛上告诫我。她没有伸出手来，她知道抓不住我。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蓝色的瞳孔熠熠发光。
可我眯起眼，夕照中逶迤而来的小路上，被踩过百年的石板反射着鱼鳞样的光，那上面空空荡荡。是的，空空荡荡，我正狐疑着，刹那间又感觉人潮拥挤，他们挣脱想象的藩篱，铺天盖地朝我涌来。
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想象力决堤的副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来说，故乡过往的人和事像沉重的影子。只要我一个人待在祖屋，就觉着拥挤;在安静中，就愈觉着热闹;我更怕黑，那里面什么都有，“五彩斑斓的黑”并不是一个段子。
后来短短几年时间，家族陆续发生了很多事。爷爷、大伯、奶奶、二堂哥、四堂哥、大伯母都不在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不害怕了呢，我不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清晨我没有害怕。
当时父亲得了肝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在医院也只能做舒缓治疗。医生提醒，如果咳血，那就差不多了。凌晨三点半，母亲打电话给我：咳血了。天还没亮，津头菜市空荡荡的，我骑车穿过那些压着蛇皮袋的摊位。
303医院的大门是下沉式的，往下看，母亲冷冷清清地在门口等。“你来定。”她说。在所有飘忽的念头中，我能够抓得住的唯一一个，就是无论如何，马上把父亲带回老家，只要把他带回去，就都好了。这时候的故乡摆脱了沉重的阴影，变得轻盈又温暖，让我安心。
我想起之前问过奶奶：“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不害怕呢？”
她说：“等到你越来越多亲人留在这里的时候。”
【潘小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入选“持灯使者”当代中国最新优秀小说推荐榜。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文艺花山奖新人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第一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小说组优秀奖等。由其中篇小说改编的话剧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入选第六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并在上海逸夫舞台、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等巡演至今。】
责任编辑 冯艳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