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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影像产业高速发展、泛娱乐化成为主要社会氛围的新媒体语境下，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当前中国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举措。该举措将成为构筑新时代民族文化对外输出与传播的战略平台。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下，纪录片依托其传播载体为文化交流与阐释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唤醒了纪录片从创作手法、资金筹措、记录形态的多重转变与媒体环境、受众琴奏合鸣，共同见证民族影像纪录片传播方式的嬗变与潮动方向。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新媒体 民族影像 纪录片
中图分类号：J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1-0162-03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也是继承和弘扬丝路文化这一具有深刻感召力的文化图腾。在影像内容的传播与发展总体依托于新媒体的时代下，想要进一步吸引新媒体受众与文化传播平台共赢的发展理念就要善用新媒体话语体系，选择适宜的传媒媒介和方式。在此过程中媒体环境也作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带动着一次次新一轮传播与审美的潮动，新媒体环境也见证了民族影像在此進程中的传播策略嬗变。
一、创作手法的转变
从创作主体来看，当下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网生代”。他们成为国影视产业的最大消费群体，甚至在逐步浸入主流创作群体。
“互联网为纪录片提供了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平台，并且这个平台的互动属性为纪录片的讨论与阐释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新媒体传播的长尾效应，使得原本一次性播出的纪录片可以在互联网的端口上长时间展示”。[3]
网生代作为当下内容创作与信息接收的主要群体，他们伴随网络技术一起诞生与成长，是计算机、视频游戏、网络语言的母语使用者。读图与读频是这批人最不同于以往的接受方式。网络移民与网生代共同建构着当下读图、读频的时代，对影像的画面和叙事有着相对应的审美要求。如大部分受众对电影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戏剧性强、画面感冲击强烈等感官因素上。
在初具规模的纪录片产业上中，创作者越来越“尊重”观众，但这种“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在一昧的满足观众的需求。如同商业类型片的创作一样，纪录片中的戏剧性被放在了过分靠前的位置。而民族影像的制作基础与叙事策略的主要立足点是在于通过对中外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分析与回顾，探讨并阐述民族影像纪录片的制作方式与文化读像。但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是纪录片不同于商业类型片，过分追求形式感只会酿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我是中国的孩子》这部讲述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的专题类纪录片，平均每一集25分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介入；配以情绪化的个人独白，有明显的搬演痕迹；在画面风格上也极尽绚烂，穿插诙谐有趣的动漫形象。整部影像传达出了少数民族儿童积极向上、阳光开朗的精神风貌，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纪录片逐渐失去了用摄影机相对客观真实的镜头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时间进行描述的特征，纪录片不再是一种有条件、有倾向的代言性媒介。以《我是中国的孩子——马背上的少年》为例，影片中天真童趣的独白并非出自儿童主人公个人之手，“我是马背上的少年，你是少年的快马”，“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可我必须接受，在痛苦和未来的憧憬中，我长大了。”时不时还有“高富帅”等网络词语。这些独白无法与主人公的少年身份相融。而是以那达慕大赛、竞选班委等几个核心事件构成影片的主要内容。一些融合市场的纪录片舍弃了基于某种条件和基础的关于真实的影像制作前提，使得影片也完全建立在了一种“泛传播”的线性制作过程和思想基础上，对一个重大的事件进行影像创作，快节奏的影片剪辑和戏剧性的人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影片所展现的时空的真实性。
二、资金筹措的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与影视产业高风险、高收益的特质凸显，吸引了众多资本涌入影视产业。“2015年，中国电影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果，全国电影总票房达440.69亿元，同比增长48.7%。”[4]纪录片借助新媒体语境下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纪录片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距离，使得纪录片不断走进普通受众，给大量非专业资本提供了一个涌入影视产业的契机。资本的涌入与媒体环境的变迁，打破了传统的资金筹措方式，众筹也成为纪录片资金筹集的“新常态”。
如果说通过众筹的方式取得700万预售票房的《我就是我》是纪录片众筹的崭露头角，那么到了2014年新媒体自制作品的喷薄涌现就已经是纪录片产业化不断成熟的标志。优酷出品的《侣行》实现了反输电视台的突破，土豆自制《进藏》登陆央视播出平台，诸多具有民族文化的纪录片在众筹的推动下迎来又一春。但目前影视行业的众筹仍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制度管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管理、非法集资、预期收益等仍旧是亟待优化的地方。目前诸多众筹项目以“情怀”为先，在经历了市场的检验并没有取得预期收益时，受众对于众筹这一新兴事物的信赖和好感都会降低。这样的感性消费不能使其有一个良好的循环发展，无法培养受众参与众筹的消费习惯。
在某种程度上讲，众筹的市场调研与宣发功能远大于其本身应具有的资金筹措功能。在众筹的过程中，观众的旁观者的身份已经被嬗变为影片的参与者。“所有的参与者会产生一种共同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只有在分享和合作的时候才能得到。”[5]以“快乐男生”为主体记录的《我就是我》，通过众筹平台对参与者即用户的行为习惯进行收集和汇总，从而建立数据库，为影片之后的运作提供参考。《我就是我》的宣传片借众筹之势在短时间内获取极高的点击量与关注度。这种方式无论是对纪录片还是商业类型片的创作都是积极有益的一次尝试。央视正在进行的纪录片项目《千年国医》，旨抓住“一带一路”的新契机，传播和拓展“中医”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医药国际化。通过正本清源，展示出传统医学的魅力。这项千万级的投资项目也进行了众筹活动，在京东金融获得104104元的众筹资金。十万余元的众筹资金相比较千万投资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于项目在市场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小觑。 三、记录形态的转变
在新媒体的语境下，以往被传统媒体筛选和过滤掉的信息，发生了再次逃逸，为受众提供了一种打破传统媒体高压控制、再次认知社会的可能性。而伴随着记录器材的平民化，一部手机或是一部DV就可以完成创作者所需的片段。以往通过传统媒体进行赋权的传播者，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受到动摇。失语的一方用新媒体工具大胆言说自己的观点，在相互的交流过程中“赋权”与“无权”已经不再是单向、稳固的存在。
新媒体的传播更具有开放性，新媒体技术可以集文、图、音、视等媒体信息于一体做出最大效益的传播，同时网络平台还可以助力纪录片的宣传与营销，现当下，网络平台的宣传与营销成为影像产业宣发的重要窗口，成功的网络营销还可提升纪录片的收视率，这与传统的纪录片展出形式与宣传方式上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
话语主体的多样性与记录工具的便捷性，催生了一批微型纪录片的出现。这些微型纪录片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得到受众的喜爱，片段式的呈现也满足大部分受众对于时间的安排和把控。在网络上也出现了诸多关于民族影像的微型纪录片。中南大学学生创作的《绣苗疆》，用12分钟将不为大众熟知的苗绣艺术勾勒出来，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的推广。
对于民族影像的纪录和传承而言，影像纪录方式的变迁，不仅使民族影像的焦点从纪录严肃文化事件转移到大众生活形态的事件开拓和阐发上，这也突破了以往民族影像的表现视域，同时这样的影像变迁也使得创作者更易捕捉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与故事。尽管他们的素材来自于非专业人员，很多内容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记录，但通过创作者的再次加工创作，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素材的量变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最终会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
纪录片《浮生一日》通过来自全球各地的网络用户对于一日生活的记录，再由创作者对素材进行再创作，展示出震撼的真实感和冲击力。这种UGC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的兴起在极大程度上拓宽了素材的边界，丰富了纪录片创作的可能性。在国内，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已经将参与式影像落实到实处，取得了极具代表性的民族影像成果。“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村民影像计划”“大栅栏计划”等项目的实行，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为纪录片创作工作提供了支持。这些影像的记录也为其他学科对当地的社会构成、民族风情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真实的材料。
毋庸置疑的是，所有纪录片都不能够统一影像语言风格，尤其是在展现民族影像上，選择不同的材料整合方式与手段是极有益于民族文化的传承的。影像纪录文化的最高目标就是要重建或是重现关于这一切文化事件的代言性现场。让人们可以在传媒公共化的进程中，学会通过一种纪录方式去建构和再审视中国社会特定语境中当代生活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
四、结语
纪录片与其它影片共同适应着当下的传播语境，纪录片作为一个“文化使者”和其他影片相比，它在新媒体语境下所表现的变化因不同于其他影片，关于民族影像的纪录片往往会承担更厚重的历史责任与研究意义。纪录片本着再现历史、窥探文化、纪录变迁、积淀记忆和文化传承的精神完成着其文化传真的使命。尤其是在“地球村”这样的环境中，以及在纪录片进一步进入“受众时代”的同时，新媒体技术改变着纪录片产业的媒介环境，融入媒介并与媒介融合是民族影像发展的趋势与源动力。新媒体环境给纪录片产业带来全新是挑战和机遇，民族影像应随潮动搭建与优化发展方向，开启一段文化传承的新征程。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决定了自身将处于文化霸权与文化赋权中的位置，民族影像的发展也必须成为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之下，民族影像需要成为一种“无法缺席”的影像类型，将文化传播战略的理念内化为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杜彬，杜玲.民族影像与跨文化传播之思考[J].大理学院学报，2008，（01）.
[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李智.“互联网+”语境下纪录片的话语重构和影像赋权[J].当代电影，2016，（10）.
[4]2015年全国电影票房440亿元[N].人民日报，2016-01-02（01）.
[5]徐锦.新媒体语境下纪录片的发展机遇和挑战[J].新闻传播，2015，（05）.
[6]李凤亮，宇文曼倩.“一带一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5）.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新媒体 民族影像 纪录片
中图分类号：J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1-0162-03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也是继承和弘扬丝路文化这一具有深刻感召力的文化图腾。在影像内容的传播与发展总体依托于新媒体的时代下，想要进一步吸引新媒体受众与文化传播平台共赢的发展理念就要善用新媒体话语体系，选择适宜的传媒媒介和方式。在此过程中媒体环境也作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带动着一次次新一轮传播与审美的潮动，新媒体环境也见证了民族影像在此進程中的传播策略嬗变。
一、创作手法的转变
从创作主体来看，当下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网生代”。他们成为国影视产业的最大消费群体，甚至在逐步浸入主流创作群体。
“互联网为纪录片提供了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平台，并且这个平台的互动属性为纪录片的讨论与阐释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新媒体传播的长尾效应，使得原本一次性播出的纪录片可以在互联网的端口上长时间展示”。[3]
网生代作为当下内容创作与信息接收的主要群体，他们伴随网络技术一起诞生与成长，是计算机、视频游戏、网络语言的母语使用者。读图与读频是这批人最不同于以往的接受方式。网络移民与网生代共同建构着当下读图、读频的时代，对影像的画面和叙事有着相对应的审美要求。如大部分受众对电影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戏剧性强、画面感冲击强烈等感官因素上。
在初具规模的纪录片产业上中，创作者越来越“尊重”观众，但这种“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在一昧的满足观众的需求。如同商业类型片的创作一样，纪录片中的戏剧性被放在了过分靠前的位置。而民族影像的制作基础与叙事策略的主要立足点是在于通过对中外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分析与回顾，探讨并阐述民族影像纪录片的制作方式与文化读像。但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是纪录片不同于商业类型片，过分追求形式感只会酿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我是中国的孩子》这部讲述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的专题类纪录片，平均每一集25分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介入；配以情绪化的个人独白，有明显的搬演痕迹；在画面风格上也极尽绚烂，穿插诙谐有趣的动漫形象。整部影像传达出了少数民族儿童积极向上、阳光开朗的精神风貌，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纪录片逐渐失去了用摄影机相对客观真实的镜头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时间进行描述的特征，纪录片不再是一种有条件、有倾向的代言性媒介。以《我是中国的孩子——马背上的少年》为例，影片中天真童趣的独白并非出自儿童主人公个人之手，“我是马背上的少年，你是少年的快马”，“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可我必须接受，在痛苦和未来的憧憬中，我长大了。”时不时还有“高富帅”等网络词语。这些独白无法与主人公的少年身份相融。而是以那达慕大赛、竞选班委等几个核心事件构成影片的主要内容。一些融合市场的纪录片舍弃了基于某种条件和基础的关于真实的影像制作前提，使得影片也完全建立在了一种“泛传播”的线性制作过程和思想基础上，对一个重大的事件进行影像创作，快节奏的影片剪辑和戏剧性的人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影片所展现的时空的真实性。
二、资金筹措的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与影视产业高风险、高收益的特质凸显，吸引了众多资本涌入影视产业。“2015年，中国电影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果，全国电影总票房达440.69亿元，同比增长48.7%。”[4]纪录片借助新媒体语境下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纪录片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距离，使得纪录片不断走进普通受众，给大量非专业资本提供了一个涌入影视产业的契机。资本的涌入与媒体环境的变迁，打破了传统的资金筹措方式，众筹也成为纪录片资金筹集的“新常态”。
如果说通过众筹的方式取得700万预售票房的《我就是我》是纪录片众筹的崭露头角，那么到了2014年新媒体自制作品的喷薄涌现就已经是纪录片产业化不断成熟的标志。优酷出品的《侣行》实现了反输电视台的突破，土豆自制《进藏》登陆央视播出平台，诸多具有民族文化的纪录片在众筹的推动下迎来又一春。但目前影视行业的众筹仍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制度管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管理、非法集资、预期收益等仍旧是亟待优化的地方。目前诸多众筹项目以“情怀”为先，在经历了市场的检验并没有取得预期收益时，受众对于众筹这一新兴事物的信赖和好感都会降低。这样的感性消费不能使其有一个良好的循环发展，无法培养受众参与众筹的消费习惯。
在某种程度上讲，众筹的市场调研与宣发功能远大于其本身应具有的资金筹措功能。在众筹的过程中，观众的旁观者的身份已经被嬗变为影片的参与者。“所有的参与者会产生一种共同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只有在分享和合作的时候才能得到。”[5]以“快乐男生”为主体记录的《我就是我》，通过众筹平台对参与者即用户的行为习惯进行收集和汇总，从而建立数据库，为影片之后的运作提供参考。《我就是我》的宣传片借众筹之势在短时间内获取极高的点击量与关注度。这种方式无论是对纪录片还是商业类型片的创作都是积极有益的一次尝试。央视正在进行的纪录片项目《千年国医》，旨抓住“一带一路”的新契机，传播和拓展“中医”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医药国际化。通过正本清源，展示出传统医学的魅力。这项千万级的投资项目也进行了众筹活动，在京东金融获得104104元的众筹资金。十万余元的众筹资金相比较千万投资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于项目在市场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小觑。 三、记录形态的转变
在新媒体的语境下，以往被传统媒体筛选和过滤掉的信息，发生了再次逃逸，为受众提供了一种打破传统媒体高压控制、再次认知社会的可能性。而伴随着记录器材的平民化，一部手机或是一部DV就可以完成创作者所需的片段。以往通过传统媒体进行赋权的传播者，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受到动摇。失语的一方用新媒体工具大胆言说自己的观点，在相互的交流过程中“赋权”与“无权”已经不再是单向、稳固的存在。
新媒体的传播更具有开放性，新媒体技术可以集文、图、音、视等媒体信息于一体做出最大效益的传播，同时网络平台还可以助力纪录片的宣传与营销，现当下，网络平台的宣传与营销成为影像产业宣发的重要窗口，成功的网络营销还可提升纪录片的收视率，这与传统的纪录片展出形式与宣传方式上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
话语主体的多样性与记录工具的便捷性，催生了一批微型纪录片的出现。这些微型纪录片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得到受众的喜爱，片段式的呈现也满足大部分受众对于时间的安排和把控。在网络上也出现了诸多关于民族影像的微型纪录片。中南大学学生创作的《绣苗疆》，用12分钟将不为大众熟知的苗绣艺术勾勒出来，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的推广。
对于民族影像的纪录和传承而言，影像纪录方式的变迁，不仅使民族影像的焦点从纪录严肃文化事件转移到大众生活形态的事件开拓和阐发上，这也突破了以往民族影像的表现视域，同时这样的影像变迁也使得创作者更易捕捉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与故事。尽管他们的素材来自于非专业人员，很多内容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记录，但通过创作者的再次加工创作，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素材的量变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最终会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
纪录片《浮生一日》通过来自全球各地的网络用户对于一日生活的记录，再由创作者对素材进行再创作，展示出震撼的真实感和冲击力。这种UGC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的兴起在极大程度上拓宽了素材的边界，丰富了纪录片创作的可能性。在国内，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已经将参与式影像落实到实处，取得了极具代表性的民族影像成果。“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村民影像计划”“大栅栏计划”等项目的实行，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为纪录片创作工作提供了支持。这些影像的记录也为其他学科对当地的社会构成、民族风情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真实的材料。
毋庸置疑的是，所有纪录片都不能够统一影像语言风格，尤其是在展现民族影像上，選择不同的材料整合方式与手段是极有益于民族文化的传承的。影像纪录文化的最高目标就是要重建或是重现关于这一切文化事件的代言性现场。让人们可以在传媒公共化的进程中，学会通过一种纪录方式去建构和再审视中国社会特定语境中当代生活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
四、结语
纪录片与其它影片共同适应着当下的传播语境，纪录片作为一个“文化使者”和其他影片相比，它在新媒体语境下所表现的变化因不同于其他影片，关于民族影像的纪录片往往会承担更厚重的历史责任与研究意义。纪录片本着再现历史、窥探文化、纪录变迁、积淀记忆和文化传承的精神完成着其文化传真的使命。尤其是在“地球村”这样的环境中，以及在纪录片进一步进入“受众时代”的同时，新媒体技术改变着纪录片产业的媒介环境，融入媒介并与媒介融合是民族影像发展的趋势与源动力。新媒体环境给纪录片产业带来全新是挑战和机遇，民族影像应随潮动搭建与优化发展方向，开启一段文化传承的新征程。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决定了自身将处于文化霸权与文化赋权中的位置，民族影像的发展也必须成为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之下，民族影像需要成为一种“无法缺席”的影像类型，将文化传播战略的理念内化为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杜彬，杜玲.民族影像与跨文化传播之思考[J].大理学院学报，2008，（01）.
[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李智.“互联网+”语境下纪录片的话语重构和影像赋权[J].当代电影，2016，（10）.
[4]2015年全国电影票房440亿元[N].人民日报，2016-01-02（01）.
[5]徐锦.新媒体语境下纪录片的发展机遇和挑战[J].新闻传播，2015，（05）.
[6]李凤亮，宇文曼倩.“一带一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