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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广告和明星代言的泛滥，凸显了“让患者自选药物”的局限性和危险性。
“毒胶囊”事件曝光之后，一些明星代言医药广告的现象再度引发热议。广告和法律界人士指出，在世界上明星代言医药广告都非常敏感、谨慎。的确，很多国家较少听到药品代言的争议和问题，以笔者居住的加拿大为例，在公共场合基本看不见商业性药品广告，更不用说代言了。
这主要是因为加拿大非处方药的种类和覆盖面很狭窄，患者所能自由购买的非处方药，不过碘酒、酵母片、创可贴一类，诸如感冒药、退烧药、抗过敏药物这类在中国多属于非处方药的口服剂，在加拿大都是处方药范畴，而处方药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这类药在药房并不开架出售，而只能凭医生开出的处方到柜台购买。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药厂花钱做商业广告、请明星代言就变得毫无意义：吃什么药的决定权在医生，卖什么药的决定权在药方，而允许什么药上市的决定权在联邦卫生部下属健康产品与食品部所属“治疗产品委员会”（TPD）。至于商业广告的主要受众普通患者，他们吃什么药、吃哪家的药，都不能自己做主，对他们打广告岂不是缘木求鱼？
“是药三分毒”，看病吃药，原本就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活计，交由患者自己选择，事实上是不妥当、有危险的，而商业性药品广告和明星药品代言，正对准了这个“让业余人士定夺专业问题”的空子，并利用这个空子获得利益和机会。事实证明，让通常并不懂得病理、毒理和药理学的普通患者自主选择常用药，本身就是件不甚符合科学规律的事，而商业性广告和明星代言的泛滥，更凸显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和危险性。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陶短房）
“毒胶囊”事件曝光之后，一些明星代言医药广告的现象再度引发热议。广告和法律界人士指出，在世界上明星代言医药广告都非常敏感、谨慎。的确，很多国家较少听到药品代言的争议和问题，以笔者居住的加拿大为例，在公共场合基本看不见商业性药品广告，更不用说代言了。
这主要是因为加拿大非处方药的种类和覆盖面很狭窄，患者所能自由购买的非处方药，不过碘酒、酵母片、创可贴一类，诸如感冒药、退烧药、抗过敏药物这类在中国多属于非处方药的口服剂，在加拿大都是处方药范畴，而处方药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这类药在药房并不开架出售，而只能凭医生开出的处方到柜台购买。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药厂花钱做商业广告、请明星代言就变得毫无意义：吃什么药的决定权在医生，卖什么药的决定权在药方，而允许什么药上市的决定权在联邦卫生部下属健康产品与食品部所属“治疗产品委员会”（TPD）。至于商业广告的主要受众普通患者，他们吃什么药、吃哪家的药，都不能自己做主，对他们打广告岂不是缘木求鱼？
“是药三分毒”，看病吃药，原本就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活计，交由患者自己选择，事实上是不妥当、有危险的，而商业性药品广告和明星药品代言，正对准了这个“让业余人士定夺专业问题”的空子，并利用这个空子获得利益和机会。事实证明，让通常并不懂得病理、毒理和药理学的普通患者自主选择常用药，本身就是件不甚符合科学规律的事，而商业性广告和明星代言的泛滥，更凸显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和危险性。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