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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发表之后， 金宇澄突然变成众所周知的“潜伏者”。回到《繁花》之外的世界，金宇澄还是原来那个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安静工作的中年人。
金宇澄 原名金舒舒，作家，《上海文学》常务副主编，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作品问世后反响强烈，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排行榜”榜首、“华语传媒文学奖”、“施耐庵奖”、 “鲁迅文化奖”、央视“中国好书”、“五个一工程”奖等重量级文学大奖。小说问世一年后，香港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取得了《繁花》的影视版权。
文|菲丽丝 图|文华
初秋的午后两点，天气依然闷热。静安区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协的院子里，是一栋宁静安逸的老洋房。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能一路走到金宇澄的办公室。推开门，宽敞明亮。
这幢洋房原是旧上海实业家刘吉生的宅第，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1926年设计建造，耗计20万银元，以高至两层门廊、爱奥尼克石柱、蝴蝶喷泉、普绪赫女神雕像而闻名，被公认为上海最美的花园住宅。1950年代，改由上海作家协会使用至今。“文革”时期，这里一片狼藉，所幸女神雕像被一花匠埋入泥土得以保存。如今，雕像仍然立于庭院中央，成为“爱神花园”的灵魂所在。
历史的沧桑，化为几代作家的摇篮。作为上海文学事业的中枢，《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以及《上海文化》编辑部都设在这里，夏衍、巴金、丰子恺等文坛大师也在这里留下足迹。1988年，金宇澄任《上海文学》编辑，他的“书房”与《收获》同在三楼。在这里，金宇澄看了26年的小说稿件。“编辑最不一样的地方，读稿比看书多。”金宇澄说。
看稿、阅读、写作，金宇澄的办公室早已被他视作书房。在这里，目光所及之处都被各类书籍占据。有在书架上排列整齐的，也有杂乱堆放成摞的，还有的书被他收在了办公桌旁靠墙的两个大书柜，以及后面房间的橱子里。
其中一个书橱放着许多作者的来稿。“我没有藏书意识，每次搬家都会送掉好多书”，金宇澄说，专业研究者或许需要坐拥书城，对于小说家来说，藏书量并不特别重要。书大多是自己买，也有朋友送的。“现在逛书店的时间比较少，网上看到不错的书，就叫单位的小朋友帮我买。”
金宇澄强调，对于小说家而言，哪里都可以是书房。“有的人比如我，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家和单位也就是最主要的书房，甚至我在这里（办公室）待的时间更长。”搬过几次家之后，金宇澄选择开放式格局，家中的客厅和书房都混在了一起，“和传统意义上的书房不太一样”，家里任何地方都有书，“写东西用手提电脑，经常在沙发上看书，写文章。到处有书，厕所里也有书。所以书房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不知道。”
“地下”阅读史
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大多是在青少年，甚至童年时代就被刻下某种烙印的。
1960年的少年时代到1970年的青年时代，是金宇澄在书籍中成长的十年。记忆中，他曾经的阅读圣地，是一座位于上海复兴中路的少年儿童图书馆 。读了什么书早已记不清楚，脑海中浮现的是一路通往图书馆的风景—甬道悠长，两边的金色梧桐摇曳，对面的法式公寓终日传出悠扬的琴音。
没读完初一，“风景”突然被“文革”画面切换。金宇澄父亲是打倒对象，全家搬到了沪郊。有次他听同学议论，少儿图书馆的大门被钉死了。图书馆一直是部分学生组织的注意目标，金宇澄大哥学校的多个学生组织也紧盯着校图书馆。有一天，校外某个学生组织突然行动—在驻校多个学生组织的眼皮底下，所有“有批判价值”、“反动”图书，被迅速搬走。
金宇澄眼中属于书里书外的各类“风景”戛然而止，他的“地下”阅读史也在此时拉开帷幕。除家中一套194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之外，金宇澄最早接触的大部分是苏俄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是很少见的版本，托尔斯泰早期的战地特写集。还有《顿河故事》（草婴译，50年代上海文艺版），是大名鼎鼎肖洛霍夫早期的习作，强调人性张力，父子、兄弟相残，赤裸而惨烈……”金宇澄回忆道，“我这一代的阅读，基本是乱翻乱看，是无系统的即时行为。某种既鄙视图书、也对书籍极其珍视的大背景，形成了我这代人所谓的‘地下’阅读史。”
上海记忆
而今的金宇澄，被很多人与上海的城市记忆联系在一起，《繁花》也成为海派文化符号之一。有人称他为“老克勒”，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称呼。旧上海所谓的“老克勒”，也许是最早吸收西方文化的那一群上海人？经历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摩登年代，衣着摩登、讲究生活的品位格调？“我不是这样的人”，金宇澄说。
不愿成为“老克勒”中的一员，那究竟何谓上海人呢？金宇澄觉得，只要在上海，就是上海人。“上海人，很少有所谓那曾经‘小渔村’的子孙，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等于费里尼说的罗马—上海同样是一个‘遭人诟病’的城市，是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母亲，她随便他们来，随便他们走，母亲一直是不管的，母亲管不过来—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是经历了1840年开埠后最大的人口迁徙潮吧，应该来了两千万人。”金宇澄说。因此，《繁花》是用“改良沪语”写的一部小说。“为什么要把语言改到大家都能懂？我并不想强调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高下对比，仅仅是把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描述出来。上海味道，并不拒人千里之外。”
在上海这个独特的城市里，多少悲欢离合一直在上演，《繁花》密密麻麻写满了市民生活的琐碎。有个饭局，金宇澄遇到一个女孩子，当别人问她何时结婚时，她回答说，“我阿姨跟我讲，让我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金宇澄问她阿姨在做什么？她说，“我阿姨给一个日本人包着”。金宇澄记住了这个故事，“其实‘包’这个字，《金瓶梅》里已经出现，只是环境和对象变更了。饭桌上后来有人说，这种弄堂里的小姑娘，如果找一个小职员结婚肯定会吵架，如果找一个大领导，优质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了，不等于是上一个‘硕博连读’免费三年学习班吗？” 饭局，经常是金宇澄听取故事的地方。“饭局是中国人的特色，城市人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学必须要表现的内容”，金宇澄说。除了工作上的应酬，和文学圈的朋友聊天，更重要的是和底层的圈子吃饭—《繁花》里的主人公小毛，正是这个底层圈子里抽出来的形象。而表现小毛这类群落的饭局，是为了换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如果大家集中写知识分子苦闷的生活，那我就写没有知识分子的生活，写小市民的、一点都不装的、非常俗世的生活。”
此刻金宇澄突然发问，“你和你的小学同学有来往吗？也许大学同学还有几位谈得来的，但小学同学肯定没有”，他旋即说，“如果你碰到小学同学，才能发现社会的另外一面。说不定有人生了三个小孩，有人在摆摊，他们的世界观你了解吗？”
文学不是风花雪月
写了《繁花》之后，金宇澄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这部无心插柳的小说拿了很多奖项，影视版权已经被王家卫购买，想要采访他的媒体和意想不到的盛誉一起蜂拥而至……
近来让金宇澄屡次见诸报端的，是香港书展上和王家卫的对谈。回忆书展对谈那天，金宇澄和王家卫刚到会场，就看到一大堆记者拿着照相机从走廊很远的一端冲了过来，“我开始跑掉了，躲在边上。后来王家卫把我拉出来一起站着拍照。”
在被王家卫看中之前，《繁花》已在主流文学界赢得广泛赞誉，屡屡斩获大奖。给作家们做了半辈子编辑的金宇澄，看多了作家和作品，评价好作家的标准很是明确—独特。“文字、语言样式，开卷就能感受个人风格，独特、排他的冲击，以特有姿态亮相，这是难忘的文本面孔。”金宇澄说，“我一直以这个标准看待小说家，也同样这么要求自己。如今的小说来稿，相对缺少个性、文艺腔、翻译腔的现象很普遍，不少稿件看着就像一个人写的，千人一面。我个人认为，对讲究个性的文学来讲，这就代表了失败。”
在金宇澄眼中，好作家的语言和内涵，都有明显的识别码，重在个人魅力。他曾经打比方，写小说等于开肥皂厂，是在生产一个产品。“你要了解你生产的东西，外面是不是也有很多？比如外面红颜色的肥皂特别多，你就要做一个绿的。写文章也是，大家都这么写，那肯定有另一些东西没人写。”
金宇澄对文体有浓厚的兴趣，《繁花》用了很多早已不用的“鸳鸯蝴蝶派”词汇比如“低鬟一笑”，包括人物讲北方话，就会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包括最简单的标点，不用问号，包括夹有繁体字，书中提到旧书或旧句子，就出现繁体字。“我喜欢这样的特点，感兴趣这样做。去年这书出了台湾版，这些字就看不出来了—人家全都是繁体字。”
他眼中的文学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生活在暗处何底层的，被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你要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金宇澄补充说。
左 洋房里的壁炉被书籍堆满，壁炉上方是长长一排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红黑封面交错摆放，却也给书堆增添了一分雅致。
右 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盘旋而上，便是金宇澄的办公室书房，同时这里也是曾经的上海文学事业中枢，夏衍、巴金、丰子恺等文坛巨匠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金宇澄近期书单
●《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 著）
●《中国人的特性》（【美】明恩溥 著）
●《鲜花帝国：鲜花育种、栽培与售卖的秘密》
（【美】艾米·斯图尔特 著）
●《盲眼钟表匠》（【英】理查德·道金斯 著】
●《汉字百话》（【日】白川静 著）
●《国文趣味》（姜建邦 著）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阿城 著）
●《纸牌屋》
● 新版全版《教父》
金宇澄 原名金舒舒，作家，《上海文学》常务副主编，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作品问世后反响强烈，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排行榜”榜首、“华语传媒文学奖”、“施耐庵奖”、 “鲁迅文化奖”、央视“中国好书”、“五个一工程”奖等重量级文学大奖。小说问世一年后，香港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取得了《繁花》的影视版权。
文|菲丽丝 图|文华
初秋的午后两点，天气依然闷热。静安区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协的院子里，是一栋宁静安逸的老洋房。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能一路走到金宇澄的办公室。推开门，宽敞明亮。
这幢洋房原是旧上海实业家刘吉生的宅第，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1926年设计建造，耗计20万银元，以高至两层门廊、爱奥尼克石柱、蝴蝶喷泉、普绪赫女神雕像而闻名，被公认为上海最美的花园住宅。1950年代，改由上海作家协会使用至今。“文革”时期，这里一片狼藉，所幸女神雕像被一花匠埋入泥土得以保存。如今，雕像仍然立于庭院中央，成为“爱神花园”的灵魂所在。
历史的沧桑，化为几代作家的摇篮。作为上海文学事业的中枢，《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以及《上海文化》编辑部都设在这里，夏衍、巴金、丰子恺等文坛大师也在这里留下足迹。1988年，金宇澄任《上海文学》编辑，他的“书房”与《收获》同在三楼。在这里，金宇澄看了26年的小说稿件。“编辑最不一样的地方，读稿比看书多。”金宇澄说。
看稿、阅读、写作，金宇澄的办公室早已被他视作书房。在这里，目光所及之处都被各类书籍占据。有在书架上排列整齐的，也有杂乱堆放成摞的，还有的书被他收在了办公桌旁靠墙的两个大书柜，以及后面房间的橱子里。
其中一个书橱放着许多作者的来稿。“我没有藏书意识，每次搬家都会送掉好多书”，金宇澄说，专业研究者或许需要坐拥书城，对于小说家来说，藏书量并不特别重要。书大多是自己买，也有朋友送的。“现在逛书店的时间比较少，网上看到不错的书，就叫单位的小朋友帮我买。”
金宇澄强调，对于小说家而言，哪里都可以是书房。“有的人比如我，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家和单位也就是最主要的书房，甚至我在这里（办公室）待的时间更长。”搬过几次家之后，金宇澄选择开放式格局，家中的客厅和书房都混在了一起，“和传统意义上的书房不太一样”，家里任何地方都有书，“写东西用手提电脑，经常在沙发上看书，写文章。到处有书，厕所里也有书。所以书房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不知道。”
“地下”阅读史
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大多是在青少年，甚至童年时代就被刻下某种烙印的。
1960年的少年时代到1970年的青年时代，是金宇澄在书籍中成长的十年。记忆中，他曾经的阅读圣地，是一座位于上海复兴中路的少年儿童图书馆 。读了什么书早已记不清楚，脑海中浮现的是一路通往图书馆的风景—甬道悠长，两边的金色梧桐摇曳，对面的法式公寓终日传出悠扬的琴音。
没读完初一，“风景”突然被“文革”画面切换。金宇澄父亲是打倒对象，全家搬到了沪郊。有次他听同学议论，少儿图书馆的大门被钉死了。图书馆一直是部分学生组织的注意目标，金宇澄大哥学校的多个学生组织也紧盯着校图书馆。有一天，校外某个学生组织突然行动—在驻校多个学生组织的眼皮底下，所有“有批判价值”、“反动”图书，被迅速搬走。
金宇澄眼中属于书里书外的各类“风景”戛然而止，他的“地下”阅读史也在此时拉开帷幕。除家中一套194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之外，金宇澄最早接触的大部分是苏俄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是很少见的版本，托尔斯泰早期的战地特写集。还有《顿河故事》（草婴译，50年代上海文艺版），是大名鼎鼎肖洛霍夫早期的习作，强调人性张力，父子、兄弟相残，赤裸而惨烈……”金宇澄回忆道，“我这一代的阅读，基本是乱翻乱看，是无系统的即时行为。某种既鄙视图书、也对书籍极其珍视的大背景，形成了我这代人所谓的‘地下’阅读史。”
上海记忆
而今的金宇澄，被很多人与上海的城市记忆联系在一起，《繁花》也成为海派文化符号之一。有人称他为“老克勒”，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称呼。旧上海所谓的“老克勒”，也许是最早吸收西方文化的那一群上海人？经历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摩登年代，衣着摩登、讲究生活的品位格调？“我不是这样的人”，金宇澄说。
不愿成为“老克勒”中的一员，那究竟何谓上海人呢？金宇澄觉得，只要在上海，就是上海人。“上海人，很少有所谓那曾经‘小渔村’的子孙，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等于费里尼说的罗马—上海同样是一个‘遭人诟病’的城市，是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母亲，她随便他们来，随便他们走，母亲一直是不管的，母亲管不过来—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是经历了1840年开埠后最大的人口迁徙潮吧，应该来了两千万人。”金宇澄说。因此，《繁花》是用“改良沪语”写的一部小说。“为什么要把语言改到大家都能懂？我并不想强调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高下对比，仅仅是把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描述出来。上海味道，并不拒人千里之外。”
在上海这个独特的城市里，多少悲欢离合一直在上演，《繁花》密密麻麻写满了市民生活的琐碎。有个饭局，金宇澄遇到一个女孩子，当别人问她何时结婚时，她回答说，“我阿姨跟我讲，让我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金宇澄问她阿姨在做什么？她说，“我阿姨给一个日本人包着”。金宇澄记住了这个故事，“其实‘包’这个字，《金瓶梅》里已经出现，只是环境和对象变更了。饭桌上后来有人说，这种弄堂里的小姑娘，如果找一个小职员结婚肯定会吵架，如果找一个大领导，优质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了，不等于是上一个‘硕博连读’免费三年学习班吗？” 饭局，经常是金宇澄听取故事的地方。“饭局是中国人的特色，城市人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学必须要表现的内容”，金宇澄说。除了工作上的应酬，和文学圈的朋友聊天，更重要的是和底层的圈子吃饭—《繁花》里的主人公小毛，正是这个底层圈子里抽出来的形象。而表现小毛这类群落的饭局，是为了换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如果大家集中写知识分子苦闷的生活，那我就写没有知识分子的生活，写小市民的、一点都不装的、非常俗世的生活。”
此刻金宇澄突然发问，“你和你的小学同学有来往吗？也许大学同学还有几位谈得来的，但小学同学肯定没有”，他旋即说，“如果你碰到小学同学，才能发现社会的另外一面。说不定有人生了三个小孩，有人在摆摊，他们的世界观你了解吗？”
文学不是风花雪月
写了《繁花》之后，金宇澄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这部无心插柳的小说拿了很多奖项，影视版权已经被王家卫购买，想要采访他的媒体和意想不到的盛誉一起蜂拥而至……
近来让金宇澄屡次见诸报端的，是香港书展上和王家卫的对谈。回忆书展对谈那天，金宇澄和王家卫刚到会场，就看到一大堆记者拿着照相机从走廊很远的一端冲了过来，“我开始跑掉了，躲在边上。后来王家卫把我拉出来一起站着拍照。”
在被王家卫看中之前，《繁花》已在主流文学界赢得广泛赞誉，屡屡斩获大奖。给作家们做了半辈子编辑的金宇澄，看多了作家和作品，评价好作家的标准很是明确—独特。“文字、语言样式，开卷就能感受个人风格，独特、排他的冲击，以特有姿态亮相，这是难忘的文本面孔。”金宇澄说，“我一直以这个标准看待小说家，也同样这么要求自己。如今的小说来稿，相对缺少个性、文艺腔、翻译腔的现象很普遍，不少稿件看着就像一个人写的，千人一面。我个人认为，对讲究个性的文学来讲，这就代表了失败。”
在金宇澄眼中，好作家的语言和内涵，都有明显的识别码，重在个人魅力。他曾经打比方，写小说等于开肥皂厂，是在生产一个产品。“你要了解你生产的东西，外面是不是也有很多？比如外面红颜色的肥皂特别多，你就要做一个绿的。写文章也是，大家都这么写，那肯定有另一些东西没人写。”
金宇澄对文体有浓厚的兴趣，《繁花》用了很多早已不用的“鸳鸯蝴蝶派”词汇比如“低鬟一笑”，包括人物讲北方话，就会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包括最简单的标点，不用问号，包括夹有繁体字，书中提到旧书或旧句子，就出现繁体字。“我喜欢这样的特点，感兴趣这样做。去年这书出了台湾版，这些字就看不出来了—人家全都是繁体字。”
他眼中的文学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生活在暗处何底层的，被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你要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金宇澄补充说。
左 洋房里的壁炉被书籍堆满，壁炉上方是长长一排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红黑封面交错摆放，却也给书堆增添了一分雅致。
右 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盘旋而上，便是金宇澄的办公室书房，同时这里也是曾经的上海文学事业中枢，夏衍、巴金、丰子恺等文坛巨匠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金宇澄近期书单
●《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 著）
●《中国人的特性》（【美】明恩溥 著）
●《鲜花帝国：鲜花育种、栽培与售卖的秘密》
（【美】艾米·斯图尔特 著）
●《盲眼钟表匠》（【英】理查德·道金斯 著】
●《汉字百话》（【日】白川静 著）
●《国文趣味》（姜建邦 著）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阿城 著）
●《纸牌屋》
● 新版全版《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