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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千载马文化
面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当我们审视人的力量时，也许会忽视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给国人以巨大辅助的物种：马。
當我们用这一视角审视历史，就会发现：马与我们的先民、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博弈、与历史的兴衰和进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不禁让人心生感慨：马，伴随着前人，参与了几千年波澜壮阔的时代嬗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马之本身，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不可忽略的角色;马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马之精神，是中华民族意识深层的一种情愫、一缕精魂。如果说，没有马人类的历史会被重写有点夸张的话，那么，没有马中国历史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则毋庸置疑。
马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动力
马作为一种大型草食性哺乳类动物，早在四五千年前即被我们的先民驯养、驾驭。在人类役使的动物中，马最通人性，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在历史演进中，马成为行旅代步、农牧生产、交通运输、邮驿传递和战争博弈等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动力，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战乱频仍的古代中国，马始终是一大战略要素，是震慑对方的军事实力。大国的军事霸权与小国的俯首称臣，多是以马的多寡为决定条件的。居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依仗天然草原资源，有着优越的养马优势。他们人人精于骑射，个个骁勇善战。他们的骑兵速度快、战斗力强，其部落本身就如同一个迁徙移动的准军事组织。这对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历代农耕政权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只要看看春秋战国、秦汉政权受到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看看唐代面临突厥、吐蕃游牧民族的南北夹击，丝绸之路曾一度被切断：看看宋代受到辽、金、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挤压，甚至帝王被俘或偏居一隅：再看看明代面临北方鞑靼、瓦剌、女真、兀良哈等游牧民族的袭扰，就会明白，中原农耕政权边患不断，被动挨打，无奈之下构筑长城防御工事，或被迫实行联姻亲善的策略，不能不说是由于双方马力的悬殊。因此可以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马力的较量史，也是中原农耕政权关于马的危机史、失败史。经过长期的征战和民族融合，中原历代政权都注重汲取游牧民族之长，重视马的牧养，制定马政，发展马业，专设马市，不断对马进行品种改良，增强马的军事武装。因此，一部中国史也是中华各民族之间，包括与周边国家之间马的交流史、发展史、优化史，各民族共同推动了我国马文化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马文化历史遗产。
中国马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依托。一般认为，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和物质的总和。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观念、地缘情结、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
至于中国马文化，笔者以为，它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与马有关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在牧养、驯育、繁衍、役使、征战、娱乐等过程中，积累的对马的认识、牧养驯化经验、役使技能、文字著述，以及由此制定的关于马的政策法令。比如在马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发明的马具、饰物、车辆、武器等各种工具装备;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对马的情感寄托，进而转化为审美领域里崇尚马、颂扬马的文学艺术作品、风俗节庆、赛事活动等，因此构成了与马有关的精彩纷呈的物质文化、严谨周详的制度文化和深沉浑厚的精神文化。
中国马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如果抽去马文化，将会大为逊色。马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和涵盖面时空浩大，既有历史长度又有地域广度，还有专属厚度。
我国古代各民族在驯养、驾驭马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认识、经验和技能。如人文始祖轩辕创制车马的传说、春秋时代孙阳（伯乐）《伯乐相马经》的撰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的破译、汉代马援《铜马相法》的记载、十六国北燕木芯马镫的发现、莫高窟302窟壁画“钉马掌图”中蹄铁技术的展示，以及在驯服马的过程中形成的马术、马球、舞马、走马、赛马等体育娱乐技能。
我国古代各民族在驾驭、役使马的实践中创造出各种器具和装备，包括为马配置的马镫、马衔、马镳、马鞍、蹄铁、鞍鞯等马具，装饰美化马的当卢、马冠、杏叶、节约、寄生等饰品，保护马匹的马面、马胄等装备，还有以马为动力的导车、斧车、柴车、传车、帆车、缁车、轻车、轺车、戎车等各式车辆。这些器具和装备使马在生产生活、交通运输、军事战争中发挥了骑乘、耕种、驮运、战斗等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各政权把马运用于战争，总结出精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并发明了兵器装备等。秦汉以来，“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的认识成为中原王朝维护政权的重要理念，也是历代制定马政的思想基础。其形态包括以战马为武装主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骑兵军阵、战车武备的功能特点、样式作用以及各类防护器具、配套兵器等。另外，历代以马为主力的征战所留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是马文化在军事方面的重要遗产。 马政，是我国历代王朝律令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设置有专门的马业管理机构，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发展马业、改良马种、开展交易、壮大骑兵的政策法令和旨要规章。如周代有车驾制度、马匹买卖规定，秦代有《厩苑律》、卤簿制度，汉代有禁止母马出关的查验制度，唐代有马匹管理机构，宋代有官马注籍制度、券马制度，西夏有马匹校检制度，辽代设有群牧使司管理官有牲畜，明代有依马制度，清代有牧场考成制度，等等。
我国历代王朝为提高马的种群品质和牧养规模，采取了各种交流举措和交易途径。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贸易之路，也是茶叶与马匹的互市之路。各地域、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史，也是良马的交流史、引进史、培育史。马的体质有异、功能不同，既有驾车乘骑之利，亦有上阵征战之功，各有所专。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区域之间，通过马的引进改良和互市贸易，以及战争掠夺和俘获，或者朝贡馈赠等途径，促使马这一物种成为极富社会性的角色。为此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如唐朝与吐谷浑开辟赤岭马市，契丹马入贡中原，雅安茶马交易点的设立，吐蕃贡马与宋朝的封赐，大理国与南宋间的马匹交易，等等。
在长期相伴中，人与马结下了特殊的情感，逐渐形成了喜爱马、崇尚马、赞美马的文化氛围。英雄的名字总是与神骏宝马如影随形，每一匹著名战马的背后，都带有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历史上相马、用马、爱马的名人故事及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闻名古今。如善于养马的秦非子，善于驾驭马车的造父，善于识马的伯乐、九方皋;项羽的“乌骓”马，呂布的“追风赤兔”，秦良玉的“桃花马”，郭子仪的“九花虬”等：还有齐桓公与“戏马台”、马援与“白马井”、杨延昭与“晾马台”、辛弃疾与“斩马亭”、文天祥与“义马墓”、陈连升与“节马碑”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古人与马之间的情义融入了历史文化中，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文化艺术。马成为文学诗歌、绘画雕塑、歌舞戏剧等文艺形式中最具人文精神的审美主题。
在诗词中，有赞美、描写马的《诗经》《楚辞》;汉武帝有《天马歌》《西极天马歌》;南朝王僧孺有《白马篇》;唐代白居易有《钱塘湖春行》，韦庄有《代书寄马》，张说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宋代辛弃疾有《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元代马致远有《天净沙·秋思》，等等，难以尽述。
在历代绘画作品中，马也占有一席之地，留存了大量形象生动、技法精湛的马绘画作品，不少都是国宝级文物。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韦偃的《双骑图》、唐代韩斡的《照夜白图》、五代李赞华的《东丹王出行图》、南宋龚开的《骏骨图》、元代陈及之的《便桥会盟图》、明代仇英的《秋原猎骑图》、清代郎世宁的《百骏图》等，都留下了神骏的形象。
古代以马为表现对象的各类材质的雕塑雕刻艺术品，也蔚为大观、精彩纷呈。甘肃武威东汉铜奔马、四川绵阳双包山汉代漆木骑马俑、云南晋宁汉代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青海玉雕卧马、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陶马、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唐三彩三花马等，都荣列国宝级出土文物之最，闻名遐迩。
历史上，我国各地区、各族群在人马情基础上还衍生出以马为崇拜对象的图腾崇拜、风俗节庆和赛事娱乐活动。马，被作为神物，很早就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形成远古先民崇拜的图腾。先民们从识马、驯马、牧马、乘马、役马、驭马、市马、饰马到娱马，引发写马、画马、雕马、塑马等活动的同时，还衍生出马在丧葬、祭祀等习俗中的功用，后逐渐演变为各种民俗节庆祭祀活动。各地马神、马祖、马王庙（殿）的信仰祭奠，竹马社火的流传，马褂的穿着、赏赐，马钱的流通，马戏的演出，赛马的举办，无一不是马文化的孑遗。
“马文化”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提出的概念，它源于各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和发掘。伴随着大量与马相关的文物的出土，我们不得不回望历史，原来陪伴我们数千年的马，虽然在现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出厚重的文化积淀。
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
法国作家布封曾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年前），人们将野马驯化为家畜，一开始也许只是作为肉食，后来渐渐用于驾车、骑乘。
关于最早的骑马者形象，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一面战国时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镜。铜镜上那幅骑士搏虎图最为著名，图画以写实风格再现了当时的生活，画面右侧的武士身披铠甲骑在战马上，左手执缰，右手持剑，与猛虎对峙。没有鞍鞯，也没有马镫，骑者跨骑于马背上，这种骑乘方式叫“裸骑”。
我国骑马的历史，可追溯到3800年前。而真正把马用于战争是在约24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典故是“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赵国的国君武灵王尽管有武装精良的战车，却屡屡败给边境的匈奴、东胡等草原民族的骑兵。他看到胡人穿短衣、长裤、筒靴，骑在马背上开弓射箭动作自如，往来奔跑迅速敏捷，于是萌生了改革的愿望。他力排众议，很快付诸实践，仿效胡人服装和骑射经验，组建起第一支武装骑兵。这支骑兵在诸侯争战中发挥了优势，赵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成了“战国七雄”之一。
值得探讨的是，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尽管历史记载一再提到骑兵作战，但只说匈奴“人不驰弓，马不解勒”，并没有出现马鞍、马镫之类的词语。那么，庞大的骑兵队伍依靠什么武装？怎么保证骑手在马背上平稳用剑、精准射箭？
鞍鞯的使用大约是在东汉时期，马镫出现在魏晋时期，均在公元三四世纪。汉代骑兵分重骑和轻骑。重骑指人马均穿铠甲;轻骑则无铠甲，但从实战中的案例看，可能有简单的鞯垫一类的装备。从目前出土的战国马具和西汉陶战马俑之类的文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均有相当于鞯的坐垫缚在马背上。匈奴墓葬中也出土过皮毛鞯一类的马具，这都为早期骑兵乘骑提供了实证。如果没有这些装备，霍去病率八百轻骑深入大漠数百里寻歼匈奴，劳累且不说，时间久了骑手也会从马背上滑落下来。
因此，中国古代各民族在征服、役使马的实践中创造出各种器具装备，使马在生产生活、交通运输、军事战争中充分发挥出骑乘、驮运、战斗等作用。
驭马之具：马络头
先民对马的控制和使用，应该是从给马戴上笼头那一刻开始的。民谚说得好：“没戴笼头的马——不好摆弄，上了笼头的马——哼也不哼。”马笼头是民间俗称，书面语叫“络头”“辔头”“羁”或“鞿”。络头不包含马衔，《急就篇》颜师古注中载：“羁，络头也，勒之无衔者也。”络头就是套在马头上的一种器具，用以御马和约束马首，今天的马嚼子是与络头分设的两种器物。因为马络头大都用皮革或绳麻制作，极易腐朽，所以最早的马络头实物很难见到，只能通过复原件考察它的最早形态。商代马具中已经有了完整的马络头形态，从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的出土文物可见一斑。对出土马骨上保留着的络头铜饰进行复原后，基本呈现了络头的全貌。它由皮质额带、颊带、鼻带、咽带组成，带上套着青铜泡饰，两带交叉处用一种“十”字形的铜饰件连接，此饰件即后来的“节约”。
络头的结构在商周时期基本定型，后期只是在马络头上添加装饰物，如当卢、璎珞、杏叶等。从一些青铜器、壁画或画像砖上也可看到最早的马络头形态。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过一把青铜刀，刀柄为马头形，上面以镂空形式雕出马络头，由项带、额带、鼻带、咽带、颊带组成，与今天常见的马笼头差别不大。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陶马上的络头，带有马衔：西汉画像砖上的马络头，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加上了马衔和缰绳。这种由笼头、马衔和缰绳三部分组成的驭马鞍具结构，在秦汉时期已经趋于完善。
除此而外，商周时期的墓葬马坑还发现了笼嘴式马络头。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车马坑内发现的贝饰络头很典型，它用皮带做框架，没有节约等饰件，像一个笼嘴一样套住马口。笼嘴式马络头有时又分为两层，里层是用皮革穿铜泡组成的络头：外层是用皮条编成的笼嘴，笼嘴成网状，十字相交处用铜节约连接。在笼嘴正面，马口至双目中间处，装有大小两件上端为兽面、下端微弯的钩形铜饰，大的在上，小的在下，这种饰件称作“钩”，大约是用来防止马相互撕咬或抢食。
驯服烈马的利器：马衔
对于狂暴不羁的烈马，仅靠笼头很难约束，还必须给它戴上马嚼子。俗语说：“再难驯服的马，戴上嚼子就乖了。”马嚼子，古称马衔，《说文》云：“衔，马勒口中也。”衔有口含之意，为含在马口中的钳形棒状物。因横在马齿间如嚼状，又称马嚼子。后来多为铁制，也称马口铁、口衔铁或衔铁。因驾乘时以紧勒马衔为指令，故又称马勒子。它与络头相连，两端连着缰绳，一旦马不听使唤，驭手只要用力拉紧缰绳，金属的嚼子便会勒紧马的两腮，疼痛中的马只得听从指挥。这个器具是控制马的行动速度和方向的工具，功能类似于今天汽车的方向盘。
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懂得使用马衔来控制烈马。1936年，河南安阳殷墟人马合葬坑出土了一件商周晚期马羁饰。马羁饰由扇贝当卢、玉牛头、玉鸟、玉兽面、玉马衔和人头形的玉鑣组成，前四件装饰在马络头上，配以玉质的马衔和镳，将尊贵的气派展现得淋漓尽致。据专家推测，这个墓应该是一名善骑射的武士与其战马的合葬坑，是现知最早的骑马作战的资料。这件独一无二的玉质马衔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马衔精品。商周时马通常用于挽车而非坐骑，因此，这个武士的身份迄今仍是个谜。 1981年，考古人员在殷墟西区又发现两件青铜马衔，呈“8”字形，与缰绳相连，周代金文文献中把这一组合称为“攸勒”。《说文解字》说：“攸，行水也;勒，马头络衔也。”清道光二十三年（侣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西周晚期毛公鼎，记录了毛公向周宣王忠心献策之事。其中馈赠之物多有与车马相关的物件，如攸勒，即带有缰绳的马衔，金口，即金马冠。由此可见，西周时期，车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关系着国家岁祭和征伐等大事。攸勒能被列入礼单，证明当时人们十分重视这些物件的制作，而且马匹主要用于驾车。
传统的衔有两种样式。一种由两个两端各有圆环的金属柱状体组成，呈“8”字形或“S”形，像双头内弯的钩子。两个圆环相套放置在马嘴里，挂在前切齿和后臼齿之间，外侧两个圆环再套在马衔外端，系上缰绳，为骑手掌握。当骑手拉紧缰绳时，马嘴内的两个圆环形成夹角，缰绳拉得越紧夹角越小，这不但会使马口承受压力，也因为马衔夹角变小使马的脸颊产生疼痛感，马只好驯服地听从骑手的指挥。另一种衔为微弯的直尺形，横卡在马嘴里，外端铸有马刺。一旦马不听使唤，只要勒紧马衔，马刺就会刺疼其脸颊，以此制服桀骜不驯的烈马。为了防止马衔从马嘴里拉出，又在马嘴外增加了一个装置“镳”，与衔配套使用。成语“分道扬镳”，意思是通过拉动马嚼子掉转马头而行。
西周时，马衔结构更加成熟，两头的环伸出马嘴，与外面的镳套合，辔绳不系在镳上，而是系在衔环中。衔与镳经常配套使用，还能脱卸。从出土西周文物看，镳的形状、材质越来越多样，有的呈圆形环，有的像牛角，有的像蝌蚪，有的仿木棍。春秋战国时，还流行用牛角、象牙和兽骨制作镳，比较讲究的镳还镌刻着细密的花纹。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中，写到两军交战中战将出列时，常用“勒马”一词，如“关平慌忙提醒父亲，行前已立军令状。关羽默默不语，勒马回寨”，“宋江勒马看时，庄上不见刀枪人马，心中疑忌”。这里的勒马，就是拉动马衔、马镳的意思。
驭马者的指挥传感器：缰绳
牵马执缰，在今天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而在古代，一根小小的马缰绳却大有学问。
缰绳是连接络头与驭手的凭依，古称“辔绳”，又叫作“攸”。《说文解字》曰：“攸，行水也。”一张一弛，两攸如流水，故曰“行水”。很多文献中，“辔”也特指缰绳。《诗经》中多处出现驭手执辔驾车的情形，如“四牡孔阜，六辔在手”，“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如何驾驭好马车，全凭驭者手中的缰绳。商代车马坑中，大都是一车两马，一般有两根辔绳。到了西周，一车四马是通例，每马各两辔，原本有八辔，但两边骖马的内辔系于轼前，谓之“鞠”，驭手只执六辔，所谓“六辔在手”，即是此意。
“执辔如组”的“组”是指编织成的多股丝绳，成语的意思是辔索虽多，而在驭手手中就像一套组绳，驭手用力均匀，两边的骖马跑起来如同起舞，极为协调。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藏国宝级文物“秦陵一号铜车马”即是典型例证。御马俑双臂前举，双手半握拳，手握六根辔绳。
从文献记载看，驭手两手执辔驾驭，几乎不用鞭或策驱马。《礼记·曲礼》中说：“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意思是说，赶马行进时，辔分在两手持握，如果一只手要干别的事，辔绳即并于另一只手。善御者，从一提起缰绳，就能看出技艺很高。《淮南子·览冥训》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意思是说，像王良、造父这样高明的驭手，他们一登上马车，提起缰绳，四匹驾车的马立刻精神抖擞，整齐迈步，不急不躁，体态轻盈，奔跑迅疾，周旋自如。这里的“辔”，指的就是缰绳。
在古代，执辔驭马要比骑马复杂得多，想使车辆行驶平稳，驭手必须通过辔绳把意图准确传达给马，左右马的行动，因而缰绳显得尤为重要。以辔驭马，可以远致千里：“执辔”驭国，则需有序有度。由古代驾车驭马之术而延伸出的驭国之术或驾驭学，则包含了更深层的内涵。《后汉书·范滂传》有一则故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是在东汉时期，当时冀州发生饥荒，而贪官污吏们照样过着糜烂奢侈的生活，对灾民不闻不问，饥民们纷纷起来反抗，朝廷任命范滂为清诏使前去考察。他接到命令后感到责任重大，临行时，他在马上手执缰绳对随从说：“一定要查明真相，澄清天下。”后来，“揽辔登车”“揽辔澄清”“揽辔中原”等成语均为表达在乱世之中立志革新的意思。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驾驭学，现在几乎运用在了各个领域。
驱马之具：鞭、策
“鞭策”作为一个固定词汇，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认为是同一种驱马之具。其实，鞭与策最初是两种不同的器具，各有各的用途。鞭是刑具，以革制作;策是马具，以竹或木制作。
鞭和策都不易保存，很少有出土实物。今之马鞭应该与古时的相似，而策的形状和使用对今人来说则比较陌生。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内出土了两辆铜车，在车厢上发现了三件铜策。铜策是仿制竹策而做，为竹节状。尾端（持握部分）粗，前端（刺马部分）细，前端或装尖锥，或无尖锥。两件铜策通体彩绘流云纹，与铜车相配，属于明器。据称，陪葬物铜车马是仿照实物缩小了三分之二，那么策也应是实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现实中的策长度在两米以上（两铜策分别长81厘米和74厘米）。
策，又称马策、马棰，刘向《新序·善谋》卷中“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棰下赵数十城”，说的就是挥动马策驱马攻克数十城的意思。《韩诗外传》介绍了马策的使用方法：“欲马之进则策其后，欲马之退则策其前。御者以劳，而马亦多伤矣。”策其后，即刺马的臀部;策其前，即刺马的胸部。
鞭最初是商朝惩戒百官犯罪的刑具之一，《尚书·舜典》曰：“鞭作宫刑，扑作教刑。”孔颖达疏：“若于官事不治则鞭之。”意思是说，如果为官者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则会受到鞭挞。
春秋时期，鞭与策都用作驱马之具。《苟子·性恶》中说：“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驭手一手执辔，一手执鞭策，再加上有造父一样高超的驾驭技术，自然一日千里不在话下。公元前594年，楚国侵犯宋国，晋国打算出兵援救，伯宗以“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劝阻晋公，成语“鞭长莫及”即源于此。
到了唐代，策已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鞭策”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指代驱马之具。后来被引申为督促、激励、控制的意思。如唐代李白的《日出入行》：“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李山甫的《又代孔明哭先主》：“尽驱神鬼随鞭策，全罩英雄入网罗。”
竹策退出驱马之具后，人们对马鞭的制作格外精心，鞭杆的手柄有铜质的、玉质的、骨质的，还有镀金或镀银的，鞭头用皮革、牛毛等制作。马背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对马鞭十分敬重。他们认为马鞭是灵魂的象征，马鞭落地的地方就是人的灵魂所在地，传说成吉思汗陵就是成吉思汗马鞭落地的地方。在盛大的庆典或赛马活动中，蒙古人常常以获得一根御赐的马鞭为荣。这种习俗后来被清代满族沿袭，金马鞭、银马鞭和紫缰都是对有功武将的最高赏赐。
乘骑的标配：马鞍
“好马配好鞍。”乘骑之马不备马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但马鞍的成熟并非一蹴而就。马鞍由战国时的鞯演化而来，由于软鞯不够贴合人体，舒适性欠佳，又难以牢固地固定在马背上，缺点较多，因此人们对原有的鞯加以改进，使用木质框架，并外包皮革，又将鞯的前后两端翘起，中部凹下，形成鞍桥，增强了舒适性和稳定性，最终演化为马鞍。应时而生的马鞍，逐渐成为人们出行、征战、狩猎、农耕中必不可少的马具。
古文中“鞍”同“室”，《说文解字》解释为“马鞍具也”。通常说的鞍具，指具有鞍桥、鞍鞯、肚带等装置的马具，而有鞍桥的马鞍最早出现于西汉末年，东汉才开始广泛流行。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汉魏墓群出土的一件彩绘木马上有完整的马鞍图示。这件彩绘木马高93厘米，为甘肃境内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木雕马，整体造型高大威武、雄健有力。所用木材为松木，马身着红土色，蹄、尾、鬃着黑色，马的眼睛、鞍和关节用黑色描绘，头、耳、尾、鬃、腿均可拆卸组装。马背上的鞍具十分完整，与木马一体，前后鞍桥直立，高约10厘米，周边为黑色，中间用红色标示出皮革纹样，内边以黑色钉状图表示用泡钉固定之意。坐垫部分画出虎纹，表示以革为主，鞍鞯下面是方形的障泥，有一定厚度。此外，还能看出从坐垫引出一个带扣，红色肚带绕过马腹固定，前面用胸带环绕连接，后面用鞘带穿过马尾环绕马臀。这些基本是当时通用的鞍鞯固定方法。如果把这个鞍桥与马同比例放大，人坐在上面应该能触及腰部。这种类型的马鞍已经十分成熟，属于东汉后期的高桥马鞍类型。
通长57.5厘米，高45厘米;燕子长24厘米，宽20.5厘米。马的身体、四肢、尾巴以及燕子分别制作。马昂首挺胸，头向左侧张望，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于燕尾上，马背上捏塑马鞍，马双眼刻为三角形。燕子呈飞行状，双目凸出，回首翘望，燕背上有一圆柱支撑并连接马下腹部。
东汉早期流行低桥马鞍，距高台县百余里的甘州区就出土了低桥马鞍。在葫芦墩滩出土过一件铜马，马饰保存完整，其中的马鞍长10.5厘米、宽9厘米，前鞍桥高7厘米，后鞍桥高3.5厘米，鞍下两侧有障泥。甘州区四角墩滩出土的铜马鞍，前后鞍桥的高度与葫芦墩滩的一致。这些都是东汉初期较为流行的马鞍形制，在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出土文物，如河北定县出土的一套西汉时的铜车马具中，有一件马鞍的模型，鞍桥两头虽然直立，但较为低平，显然是早期马鞍。
当时，马镫还未发明，人们骑马时，鞍桥过高会导致无法上马，因此，低桥马鞍是适应当时乘骑的需要而产生的。但一些王室贵族“盛饰鞍马，竞加雕镂”，为了骑坐舒适，不断加高鞍桥，到东汉后期，出现了一种专供达官贵人骑马用的高桥型马鞍——镂衢鞍。隋时的诗歌《骢马驱》中就有“暂解青丝辔，行歇镂衢鞍”之句。到三国时，“高桥鞍”这样的专门名称见载于《魏百官名》一书中。这种高桥鞍骑乘时安稳舒适，但不方便上下马，这一难题促使人们后来发明了马镫。《三国演义》中，讲到关羽战吕布，说他们在马上大战三百回合，这大概是以明朝人的认知来想象的情节。当时的马鞍配备尚未完善，还没有马镫，即使是战神，也无法在马上持续打斗几百个回合。
隋唐时期，马鞍形制进一步改进，前鞍桥直立，后鞍桥向下倾斜，鞍面形成凹曲弧线，骑手乘骑更加舒适。这种鞍称为“后桥倾斜鞍”，唐三彩中这类鞍具呈现较多。扬州出土的一批唐三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鞍，鞍桥的前后都很高，配有马镫。鞍下有鞯，一般用毛毡或兽皮制作，《资治通鉴》载：“简飞骑才力骁健、善骑射者……乘骏马，以虎皮为鞯。”
马鞍还有配套的装置，如前文提到的障泥。障泥悬于鞯外，从鞍下缘一直垂过马腹，其作用是遮挡马奔跑时踢起的尘泥，同时防止骑士的铠甲、佩剑磨伤马腹。马不骑乘时，还有用以覆鞍的鞍袱。为了固定马鞍，还有配套缚在马腹的腹带、绕过马胸的攀胸、绕过马臀的鞘带，有的还在马鞍后系上装饰性带子——鞘。至唐代，马鞍的形制趋于完善，这一时期，契丹、突厥等游牧民族在马鞍的改进上也多有突破，并推动了中原马鞍形制的成熟。唐时马鞍形态一直沿袭至今，并没有多大变化。
影响世界的发明：马镫
东汉末，高桥马鞍开始普遍使用，乘骑者的舒适感和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但上下马不方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疾驰中，骑士脚下悬空，难以保持身体平衡。于是，马镫应运而生。
据目前考古发现表明，马镫实物最早大约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学者据发现于漠北的壁画等文物推测，匈奴可能是最早使用马镫的民族，时间大概在秦汉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