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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1937- ），回族，生于广西桂林。白崇禧之子，毕业于台湾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著有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等，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等，以及舞台剧《游园惊梦》等。其中《台北人》入选由《亚洲周刊》与全球各地学者评选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18年，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和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
01
法国《解放报》问世界上的一些作家，为什么写作？我被问时，当时用英文脱口而说：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成文字。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像痛苦、困境等，一般人可能说不出来，或者说得不好，但作为文学家，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用文字把人的内心感受写出来，而且是写得好。我们看了文学作品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同情，这个很重要。没有人是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种理想。文学作品就是写人向完美的路途挣扎，在挣扎的过程中，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但至少是往这一方面走。我想文学就是写这一个过程，一个挣扎，让我们看了以后，感到这种困境，产生同情的。
我写小说是以人物为主的，每一篇都是。我写的常是人的困境，因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无常感。在这种无常的变动中，人怎样保持自己的一份尊严？在我的小说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他们过去的一些辉煌事情、一些感情、能够保有的一些东西。正如张隆溪教授说的，文学教人同情。我写人物时，跟他们站在同一根线上。他们的困境，我想我也有。我不是站在一个比人高的位置上去批判人。我想，人的最后裁判，不是由人来做，只有神—一个更高的主宰，才能对人作出最后的判决。我们作家的职责，是要写出人的困境，人的苦处。文学对我来说，并非说教，也不只是一种艺术。如果文学能够让读者引起共鸣，引起同情，文学家已经达到目的。
文学或许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商业发展，但文学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美感，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的认识，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不是别的东西所能替代的。音乐比较抽象，而文学却很实在，它对人生更为接近。
本来，人生是很复杂的，要找到唯一的答案，是不大可能的。我写的那些人物，他们在道德上可能都有错失，行為方面可能也有缺失，但是我写这些人时，基本上是处在同一个水平面、同一种处境来了解。因此，写作，一方面是心理的，另一方面表现作家的思考，对人生的看法和认识。你们不一定要成为职业作家，但写作很有意思，写自己也好，不写自己也好，总可以写一些感想。我想你们会感觉到写作时，心中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想法，可能很有启发作用，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愈是写，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更清楚。
有些人对文字可能天赋敏感，但训练绝对需要。写诗还可靠天才，像法国的兰蓝波，十六岁就开始写诗，但十几岁很少能够写出了不起的小说。诗可以主观，写主观经验;写小说，人生经验是很要紧的，写得很成熟时，可能要历尽沧桑了。如果不是经过客观真正的大变动，也要个人内心的磨练，内心七情六欲的磨练，这个很要紧。
小说先要反映时代意义、社会意义，这个很危险。我们看看世界上很伟大的文学，它们有些不见得是反映当时社会意义的，像曹雪芹是写他童年时代的回忆，与他当时无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写拿破仑侵俄，他也不是拿破仑侵俄时代的人物;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都不是写英国发生的事情。我想文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表现永恒的人性。
02
我小时在香港生活，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长大后学的虽然是西方文学，热爱西方的一些文化，但骨子里好像有中国文化的根，深生在里面。愈写愈发现，自己在用字时，感到更要回归自己的传统。我从西方文学获益很多，学了很多技巧和思想。可是，在运用时，由于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和感染，以至于古文文字上的应用，使我在笔下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
我还在中学时，看了很多中国旧诗词，恐怕对文字的运用，文字的节奏，有潜移默化的功效;我爱看旧小说，尤其《红楼梦》，我由小时候开始看，十一岁就看《红楼梦》，中学又看，这本书对我文字的影响很大;又看武侠小说，那时看还珠楼主。还珠楼主的文字很好，我看了很多他的书。这一类中国旧的传统的书我看了很多。我开始是不看翻译小说的，我后来才看。我一直不喜欢看翻译小说。
我看我的文字的来源有两种，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陶冶，另一方面是方言，中国方言。我的家乡桂林是说官话的，说的话就可以写出来。桂林人很会讲话，城市的人能说会道;我从小又走过很多地方，我会说四川话、上海话、广东话，到台湾后，懂一点闽南话，湖南话我也会说一点。所以是南腔北调，一方面令文字丰富，写对话时，也可能占了些优势，因为我后来研究小说的结果，就是对话是小说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小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叙述，一部分是对话，对话占了二分之一。对话一定要写得非常好，但对话难写。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当然不是拿没有经过修饰的。我意思是，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即便是大学教授平日讲话，也不会咬文嚼字。最糟糕的话，是时常有“五四”新文艺腔，像老舍写“我爱你”这种话，而且爱用对话来讨论抽象问题。用对话来讨论抽象问题，在真实人生里并不多，而且中国人不大有这个习惯，有时西方人倒有，看英文时我们不觉得怪，但在中国人里却很少的。
中国文字不长于抽象的分析、阐述，却长于象征性的运用，应用于实际的对话。像《红楼梦》，用象征讨论佛道问题，用宝玉的通灵玉，用宝钗的金锁，这都是很实在、很实在的文字。中国诗也是嘛，诗不直讲抽象玄理的，是具体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字的优点，我们要了解。很多人学西方讲一大堆抽象的道理，一来就大理论，很危险。形而上学并不是我们的长处，即使像大哲学小说，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倒是写非常实在的事，不过有时也长篇大论，论宗教问题，我觉得非常沉闷，跳过去看。我讲的文字问题，像加缪的《异乡人》，所以写得好，那样动人，是因为没有讨论抽象的问题，从头到尾完全是非常实在的动作，非常实在的人物，表达了非常抽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值得效法的。 对话一定要生动，一定像生活里的人所说的，不是舞台剧里面所说的。所谓文艺腔，最要不得，装模作样。要学对话吗？熟读《红楼梦》。《红楼梦》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受过教育的，很少讲抽象的问题。黛玉与宝玉谈禅谈玄，都是带开玩笑讲出来，全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这是它伟大的地方，那么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却有那么深奥的东西。
现在我们不着重背书，其实不对。背书是老法子，但同学在中学时，记忆力好，背几篇好的古文、诗词，对写作是很有用的。中国文字很有美感，也重视美感，重视音乐性、节奏感。像宋词便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如果我们能多背几篇，掌握文字的美和音乐节奏感，对写作很有帮助。我们不都要去当作家，可是背诵一些诗词，了解文字的美，它跟大自然的配合情形，却很有益处。我刚才说文学是一种美的教育，一种情感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重视科技，用电脑，用文字的机会以后恐怕是愈来愈少。我觉得汉字还是我们民族的根，我们的思想感情跟汉字的联系很大，是不可忽视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文化传统里的经典标杆作品一定要阅读。中国学生一定要读一些中国经典著作，包括文学经典、戏曲经典。要是英国学生说没有看过莎士比亚，这是不可想象的。
03
经典，如果没有有心人士的爱护与推廣，也有失传的危险。
我们常常说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五千年文化，光讲我们的老传统是不行的。我们今天如何把我们在台湾成就的新的文化推广出去，是一件很急迫的工作。
我觉得海内外中国人最需要做的，是在二〇一九年即“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前，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必须是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五四”运动。
文化复兴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达成，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大家就会自己去探索更高层面的东西。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不去回望、吸收营养。过去我们有很多地方对文化失去了发展的信心。现在应该把信心找回来，而且还要大力地提倡。
这是我们现在的文化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么辉煌的传统、这么悠长的历史，把它跟现代的二十一世纪接轨。这恐怕是最大的一个难题，不容易。因为我们中间一下子—像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几乎一下子中断了，有些是倒塌下去了。要把它重新扶起来，重新再给它新的意义，重新再做，我相信是一个很艰难、很漫长的工作。第一步可能要从教育开始，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从教育开始，先要固本，先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了解，再思考如何在有几千年文化的基础上，把它搬到二十一世纪来，跟现代的世界接轨。这是很难、很艰巨的工作，但是必须得做，必须现在就开始。我想，对我们来说，二十世纪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中华的古国文明能不能复兴，能不能再恢复从前的、过往的那种光荣。这个时机是关键的，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机会，失去这个机会，可能就难了。
我是有这个大愿，希望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华民族像欧洲那样迎来“文艺复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没有内忧外患，而且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好时光。我也是因缘际会，替汤显祖、曹雪芹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的古文化有几千年，有那么辉煌的传统，如果要再把它复兴起来，当然是非常艰巨的一个工程，但是不能不做，非做不可。
（摘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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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解放报》问世界上的一些作家，为什么写作？我被问时，当时用英文脱口而说：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成文字。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像痛苦、困境等，一般人可能说不出来，或者说得不好，但作为文学家，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用文字把人的内心感受写出来，而且是写得好。我们看了文学作品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同情，这个很重要。没有人是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种理想。文学作品就是写人向完美的路途挣扎，在挣扎的过程中，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但至少是往这一方面走。我想文学就是写这一个过程，一个挣扎，让我们看了以后，感到这种困境，产生同情的。
我写小说是以人物为主的，每一篇都是。我写的常是人的困境，因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无常感。在这种无常的变动中，人怎样保持自己的一份尊严？在我的小说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他们过去的一些辉煌事情、一些感情、能够保有的一些东西。正如张隆溪教授说的，文学教人同情。我写人物时，跟他们站在同一根线上。他们的困境，我想我也有。我不是站在一个比人高的位置上去批判人。我想，人的最后裁判，不是由人来做，只有神—一个更高的主宰，才能对人作出最后的判决。我们作家的职责，是要写出人的困境，人的苦处。文学对我来说，并非说教，也不只是一种艺术。如果文学能够让读者引起共鸣，引起同情，文学家已经达到目的。
文学或许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商业发展，但文学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美感，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的认识，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不是别的东西所能替代的。音乐比较抽象，而文学却很实在，它对人生更为接近。
本来，人生是很复杂的，要找到唯一的答案，是不大可能的。我写的那些人物，他们在道德上可能都有错失，行為方面可能也有缺失，但是我写这些人时，基本上是处在同一个水平面、同一种处境来了解。因此，写作，一方面是心理的，另一方面表现作家的思考，对人生的看法和认识。你们不一定要成为职业作家，但写作很有意思，写自己也好，不写自己也好，总可以写一些感想。我想你们会感觉到写作时，心中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想法，可能很有启发作用，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愈是写，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更清楚。
有些人对文字可能天赋敏感，但训练绝对需要。写诗还可靠天才，像法国的兰蓝波，十六岁就开始写诗，但十几岁很少能够写出了不起的小说。诗可以主观，写主观经验;写小说，人生经验是很要紧的，写得很成熟时，可能要历尽沧桑了。如果不是经过客观真正的大变动，也要个人内心的磨练，内心七情六欲的磨练，这个很要紧。
小说先要反映时代意义、社会意义，这个很危险。我们看看世界上很伟大的文学，它们有些不见得是反映当时社会意义的，像曹雪芹是写他童年时代的回忆，与他当时无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写拿破仑侵俄，他也不是拿破仑侵俄时代的人物;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都不是写英国发生的事情。我想文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表现永恒的人性。
02
我小时在香港生活，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长大后学的虽然是西方文学，热爱西方的一些文化，但骨子里好像有中国文化的根，深生在里面。愈写愈发现，自己在用字时，感到更要回归自己的传统。我从西方文学获益很多，学了很多技巧和思想。可是，在运用时，由于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和感染，以至于古文文字上的应用，使我在笔下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
我还在中学时，看了很多中国旧诗词，恐怕对文字的运用，文字的节奏，有潜移默化的功效;我爱看旧小说，尤其《红楼梦》，我由小时候开始看，十一岁就看《红楼梦》，中学又看，这本书对我文字的影响很大;又看武侠小说，那时看还珠楼主。还珠楼主的文字很好，我看了很多他的书。这一类中国旧的传统的书我看了很多。我开始是不看翻译小说的，我后来才看。我一直不喜欢看翻译小说。
我看我的文字的来源有两种，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陶冶，另一方面是方言，中国方言。我的家乡桂林是说官话的，说的话就可以写出来。桂林人很会讲话，城市的人能说会道;我从小又走过很多地方，我会说四川话、上海话、广东话，到台湾后，懂一点闽南话，湖南话我也会说一点。所以是南腔北调，一方面令文字丰富，写对话时，也可能占了些优势，因为我后来研究小说的结果，就是对话是小说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小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叙述，一部分是对话，对话占了二分之一。对话一定要写得非常好，但对话难写。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当然不是拿没有经过修饰的。我意思是，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即便是大学教授平日讲话，也不会咬文嚼字。最糟糕的话，是时常有“五四”新文艺腔，像老舍写“我爱你”这种话，而且爱用对话来讨论抽象问题。用对话来讨论抽象问题，在真实人生里并不多，而且中国人不大有这个习惯，有时西方人倒有，看英文时我们不觉得怪，但在中国人里却很少的。
中国文字不长于抽象的分析、阐述，却长于象征性的运用，应用于实际的对话。像《红楼梦》，用象征讨论佛道问题，用宝玉的通灵玉，用宝钗的金锁，这都是很实在、很实在的文字。中国诗也是嘛，诗不直讲抽象玄理的，是具体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字的优点，我们要了解。很多人学西方讲一大堆抽象的道理，一来就大理论，很危险。形而上学并不是我们的长处，即使像大哲学小说，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倒是写非常实在的事，不过有时也长篇大论，论宗教问题，我觉得非常沉闷，跳过去看。我讲的文字问题，像加缪的《异乡人》，所以写得好，那样动人，是因为没有讨论抽象的问题，从头到尾完全是非常实在的动作，非常实在的人物，表达了非常抽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值得效法的。 对话一定要生动，一定像生活里的人所说的，不是舞台剧里面所说的。所谓文艺腔，最要不得，装模作样。要学对话吗？熟读《红楼梦》。《红楼梦》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受过教育的，很少讲抽象的问题。黛玉与宝玉谈禅谈玄，都是带开玩笑讲出来，全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这是它伟大的地方，那么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却有那么深奥的东西。
现在我们不着重背书，其实不对。背书是老法子，但同学在中学时，记忆力好，背几篇好的古文、诗词，对写作是很有用的。中国文字很有美感，也重视美感，重视音乐性、节奏感。像宋词便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如果我们能多背几篇，掌握文字的美和音乐节奏感，对写作很有帮助。我们不都要去当作家，可是背诵一些诗词，了解文字的美，它跟大自然的配合情形，却很有益处。我刚才说文学是一种美的教育，一种情感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重视科技，用电脑，用文字的机会以后恐怕是愈来愈少。我觉得汉字还是我们民族的根，我们的思想感情跟汉字的联系很大，是不可忽视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文化传统里的经典标杆作品一定要阅读。中国学生一定要读一些中国经典著作，包括文学经典、戏曲经典。要是英国学生说没有看过莎士比亚，这是不可想象的。
03
经典，如果没有有心人士的爱护与推廣，也有失传的危险。
我们常常说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五千年文化，光讲我们的老传统是不行的。我们今天如何把我们在台湾成就的新的文化推广出去，是一件很急迫的工作。
我觉得海内外中国人最需要做的，是在二〇一九年即“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前，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必须是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五四”运动。
文化复兴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达成，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大家就会自己去探索更高层面的东西。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不去回望、吸收营养。过去我们有很多地方对文化失去了发展的信心。现在应该把信心找回来，而且还要大力地提倡。
这是我们现在的文化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么辉煌的传统、这么悠长的历史，把它跟现代的二十一世纪接轨。这恐怕是最大的一个难题，不容易。因为我们中间一下子—像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几乎一下子中断了，有些是倒塌下去了。要把它重新扶起来，重新再给它新的意义，重新再做，我相信是一个很艰难、很漫长的工作。第一步可能要从教育开始，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从教育开始，先要固本，先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了解，再思考如何在有几千年文化的基础上，把它搬到二十一世纪来，跟现代的世界接轨。这是很难、很艰巨的工作，但是必须得做，必须现在就开始。我想，对我们来说，二十世纪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中华的古国文明能不能复兴，能不能再恢复从前的、过往的那种光荣。这个时机是关键的，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机会，失去这个机会，可能就难了。
我是有这个大愿，希望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华民族像欧洲那样迎来“文艺复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没有内忧外患，而且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好时光。我也是因缘际会，替汤显祖、曹雪芹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的古文化有几千年，有那么辉煌的传统，如果要再把它复兴起来，当然是非常艰巨的一个工程，但是不能不做，非做不可。
（摘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