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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时期，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在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围剿和文化洗劫中，通过图书出版维持商业生存的文化抗戰，大大加速了商务人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同时也加剧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一、日军对商务的军事围剿与文化洗劫
抗戰时期，商务印书馆已成为当时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另两家是McMillan与McQraw－Hill)。在日本侵略者的两次空前的摧毁与洗劫中，商务人开始了艰苦的生存突围。作为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和巨擘，商务突围更多地是文化抗戰：既维持自己的商业生存，又坚持启蒙民众、文化救国的使命。
商务印书馆的抗戰始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當时，日军海军陆戰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厂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633万余元。”…商务提出了停业和解雇上海所有职工的决定。到1932年7月14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各大报刊出了复业启事：“敝馆既感国人策励之诚，又觉自身负责之重，爰于创巨痛深之下，决定于本年8月1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一面在上海筹设小规模之制版工厂，借以继续其36年来贡献我国文化教育之使命。”8月1日复业那天，“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悬挂于河南路(福州路口，今上海科技书店)发行所内。此时正赶学生开学之前，为抓紧教科书的供应，总经理王云五调动所有剩余资金，运到北京、香港印刷分厂，集中精力赶印秋季教科书，开始了商务艰难的恢复与重建。
1933年4月，“商务”出版了《复兴教科书》，接着又相继编印了大规模的《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丛书集成》《中国文化丛书》《世界各国经济史丛书》第2辑、《万有文库》《幼童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经过几年的不懈奋斗，1940年商务的总营业数字恢复到1400万至1500万元左右。至此，商务实现了“复兴”或“重生”。
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发，商务再次惨遭重创。香港沦陷，商务“影写版车间、纸栈房及油墨问中弹燃烧，房屋全毁，物资全部化为灰烬。”“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工厂、分馆、西环栈房全被查封。财产损失极为严重，机器被运走120余台，铜模几十箱，铅字无算，栈房数百万册书籍和纸张一无遗存。”香港、上海(租界也无法立足)、北京失守，意味着各个主要厂房、机器和原料不能再有效使用，商务的印刷和出版力量大大削弱。王云五沉痛地说：“港沪所有资产损失殆尽”。香港沦陷时，王云五正在重庆开会。在重庆以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商务的“再次复兴”工作：将所有能调度的物资与人力，集中于重庆，并按照上海工厂的工作标准和方法，规定渝厂生产。同时，重新确定该时期的出版策略，主要集中于教科书和编印部分丛书、文库等。当时的商务总管理处驻渝办事处和编审部，只能暂且在简陋的重庆分馆后院办公，条件相当艰苦。“编审部设在一问统房里，除过道外，连接着七八张桌子，编辑们就在这里工作。”总经理的工作室，“就分馆书栈房中以木版隔一小室，占地仅一方丈”，戏称为“方丈之地”。其时，重庆分馆仅有13万元法币的现款，尚不足应付重庆分馆厂1个月的开销，整个商务岌岌可危。戰前近40家商务分支馆，有34处分支馆和各地工厂被日军轰炸、查封，机器设备大部分被毁坏或被日军占用。除此外，还有大量的图书被日军洗劫。“一?二八”中图书没收462万册，出版部的出版记录卡片全部被毁，致使复业后重印书的印次无法同以前的印次衔接，于是用“国难后第一次”重新开始记录印次，在“‘一?二八’后重印的书版权页上都印有‘国难后第几次’字样”。在太平洋戰争爆发后的几天里，上海和香港两地被没收的商务藏书就多达1520万册。日本宪兵，只要看到“苏联”、“日本”、“国难”等词汇，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就一律抄没。先后的两次国难，几乎将商务洗劫一空。
二、商务人的民族精神与共生意识
两次国难，虽然物质文化损失惨重，但在精神层面却激发了“商务”的活力，商务人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彻底的唤醒。“一?二八”后的复业，可以说是商务精神的转折点。国难前的商务，作为近现代出版企业，内部的人事关系存在着很多封建保守因素，内部关系盘根错节，主要以“亲缘、地缘、学缘”为纽带的模式，其中又分“教会派”与“书生派”，“新人”与“旧人”。这种地域性的裙带关系和派系矛盾，使“商务”的人力资源内耗颇多且流失严重。“一?二八”后的复业对此进行了改革。据总经理王云五说，复业第一年商务员工总数是1048人，重新聘用的旧人有1030人，被解雇的旧有职工2000人。改革中取消了编译所，改设编审委员会，意在集合全国著作家之作品而不专顾馆内同人之著作。将商务的“教会派”控制着的印刷业务解体，借以削弱“教会派”的权利基础。
商务复兴的过程，也是商务人精神境界提升的过程。国难使商务人充分地认识到，他们个人与商务的命运，和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保护商务与国家文化、传播文化、与敌作戰，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建辉认为，“一?二八”复兴过程中，商务职工在爱国热情激励下，不管是退休还是在职，不管是劳方还是资方，都为同一个商务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商务人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商务的期刊)复刊词中写道：“经过了一?二八的事变，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重炮与轰炸机的摧毁，经过了敌军硫磺弹连天不绝的焚烧，《东方杂志》从那残破凄恻的灰烬瓦堆中，竭力地挣扎着，现在居然又得和读者见面了……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复业后的出版在此时具有鲜明的文化抗戰的意识。侵略者企图通过文化的洗劫与恐吓来清空国人头脑，征服中华民族，而这压迫恰恰唤醒了商务人的文化使命感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一?二八”国难之后，1932年8月17日教育部发出批示，要求各学校采用商务出版的课本，10月12日的另一份指示，则呈请各地方和城市当局置备一套商务的《万有文库》。政府曾经表示由四大银行提供500万元资金信贷给商务，用于商务解决经费困难，谋求在重庆的戰时发展。当时商务没有足够的担保，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变通办法，这笔信贷无须保证金，而由王云五个人担保，三年内还清。王云五感慨地说：“商务是国家的公器，社会的公益，当受国家与社会的维护 与支持，我借大债还小债，策商务的复兴，今适其时。”由此看出，此时商务人之间以及商务与社会之间的协作图存意识空前强烈。他们共同关注着文化灾难后的复兴，共同探讨商务浴血后的变革与新生，以及整个出版界的发展。商务两次国难后的复兴，不仅具有存亡继绝的文化抗戰意义，而且具有振兴民族精神文化的意义。
三、商业生存与文化抗戰的平衡
出版社在知识传播中，置身于两个社群——“读者、社会民众——作者、学者、知识分子”的中端，扮演着知识“中介人”的角色。中介的载体则是出版发行的书刊。商务不单是一个出版机构，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机构，其运行反映了文化事业的进程。“重要的、值得我们回忆的是：商务印书馆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为时代服务，影响着时代。”商务的影响与文化辐射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这既体现了它的文化先锋作用，又体现了它的普及作用。
近现代的中国处于文化转型期，这时的出版业，商业化以及通俗化的色彩逐渐加强，如果没有一个主导的价值判断，普通读者的需求往往只是追求通俗性、刺激性。抗戰时期，因为出版业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商业通俗化程度极端恶化。不少民营书店出版发行的书刊一味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浅薄无聊的小册子和低级趣味的刊物到处风行”。这种现象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出版业的一种通病。此时，处于极端困境的商务，不管复兴如何艰难，同样作为民营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却始终不改“振新吾国民之精神”的初衷。虽然，“劫余所有各种底板不及十分之一”，仍坚持原有的丛书、文库出版。这些丛书、文库以新知为内容，以商业为前提，以通俗化、系统化的方式刊行，在教育、文化普及方面和学术方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极端困难的八年抗戰期间，“商务”自1936年起分80个分科题目陆续出版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40多种，“擎起了有史以来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把火炬”。丛书中多数具有开创性意义，“均是学术精湛、功力深厚之作”，为我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库和丛书都是系列的出版物形式，但与丛书相比，文库的出版规模一般较大，多以普及本和廉价本的形式出版。“万有文库”，是沿着王云五的“百科小丛书”“千种丛书”发展而来的。“百、千、万”和“丛书”“文库”，显示了“商务”规划者从事文化普及建设的气魄和雄心。“万有文库”是由多种小丛书组合的大丛书，是一套组合丛书，分为传统文化书系、近代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三部分。这套丛书，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以全面而通俗的方式传播文化知识，尤其受中学生和知识青年的喜爱。作为地方图书馆的基本库藏，因购买“万有文库”而建立图书馆的有2000余家。从机关、学校到家庭，都能以很便宜的价钱得到“人人当读之书”。就是当时的延安，也得到了一套“万有文库”。一位宁毅侯老先生听说延安缺书，把自己收藏的“万有文库”全集，装成40箱，用20头骡子送了过去。
商务人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诗)的理想来经营商務印书馆。商务由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起家，教科书不仅成为主营业务，也成为商务人强国富民的理想所系。“商务”的教育扶助，不仅针对中小学，而且还关注大学。1932年，商务组成“大学丛书编委会”，集结了当时中国各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拟编印《大学丛书》。从1933年到1937年，已出版各种教材230种，到1941年又出版了50种，以大学教科书的形式出版了很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这套丛书在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结束了清末以来外国人编写的外文教材垄断我国高等学府的时代，而且也成为中国大学独立的标志。
“我们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我们因以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的文化，并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或成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封闭性所造成的文化惰性亟须改变，这是新文化、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文化的呼声。张元济曾说：“欲取泰西之种种学说，以与吾国民之民质、俗尚、教化、政体相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实际上，世界名著的译介一直是商务人传播文化的最高目的。在当时，能成为创造力触媒的新知更多地来源于国外的科学文化。为了更系统全面地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化，1928年、1929年商务分别推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两套丛书。这表明“中国人引进西学已不仅是为了民族救亡，还有建立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需要，更增添了一层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人类共通的对知识思想的汲取，对真理的追求。”
抗戰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汇聚商务，他们整理古籍，翻译西方著作，参与塑造现代中国文化形态，他们对现代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心，时刻希望为社会提供道德的标”他们在民族危亡时期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救亡行动，对道德文化建构与理想社会的设想，都通过商务刊发的书籍为当时的大众指引了方向，所起的主导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四、结语
商务在日军军事和文化围剿中的艰难突围，多层次地传播和普及大众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实现了民族救亡与文化使命同商业的调和，获得了精神与文化的历史意义。对其戰时的文化抗戰的追怀，有利于当下的文化建设和图书出版的发展。目前，文化传媒业在市场商业意识的主导下，文化使命意识越来越淡漠，提供给大众的文化市场，缺少我民族应有的主导价值取向。本文对抗戰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突围分析发现，真正能立足于市场的文化传播，不在于迎合读者，而在于既关注民生的知识需求，又注重对民众的引导。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外国出版集团的介入，中国的图书出版发行所面临的竞争形势十分严峻。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上的竞争，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即此而言，我们的文化建设与图书发行依然面临着突围的任务。商务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毫不动摇的文化使命感，顽强不屈、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是我们当下文化人、图书出版业人应当传承的精神财富。商务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形下，集思广益、关注时局与市场，以主导之姿引导社会价值判断的先锋作用，对于当前的文化突围来说，尤其具有借鉴价值。
一、日军对商务的军事围剿与文化洗劫
抗戰时期，商务印书馆已成为当时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另两家是McMillan与McQraw－Hill)。在日本侵略者的两次空前的摧毁与洗劫中，商务人开始了艰苦的生存突围。作为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和巨擘，商务突围更多地是文化抗戰：既维持自己的商业生存，又坚持启蒙民众、文化救国的使命。
商务印书馆的抗戰始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當时，日军海军陆戰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厂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633万余元。”…商务提出了停业和解雇上海所有职工的决定。到1932年7月14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各大报刊出了复业启事：“敝馆既感国人策励之诚，又觉自身负责之重，爰于创巨痛深之下，决定于本年8月1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一面在上海筹设小规模之制版工厂，借以继续其36年来贡献我国文化教育之使命。”8月1日复业那天，“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悬挂于河南路(福州路口，今上海科技书店)发行所内。此时正赶学生开学之前，为抓紧教科书的供应，总经理王云五调动所有剩余资金，运到北京、香港印刷分厂，集中精力赶印秋季教科书，开始了商务艰难的恢复与重建。
1933年4月，“商务”出版了《复兴教科书》，接着又相继编印了大规模的《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丛书集成》《中国文化丛书》《世界各国经济史丛书》第2辑、《万有文库》《幼童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经过几年的不懈奋斗，1940年商务的总营业数字恢复到1400万至1500万元左右。至此，商务实现了“复兴”或“重生”。
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发，商务再次惨遭重创。香港沦陷，商务“影写版车间、纸栈房及油墨问中弹燃烧，房屋全毁，物资全部化为灰烬。”“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工厂、分馆、西环栈房全被查封。财产损失极为严重，机器被运走120余台，铜模几十箱，铅字无算，栈房数百万册书籍和纸张一无遗存。”香港、上海(租界也无法立足)、北京失守，意味着各个主要厂房、机器和原料不能再有效使用，商务的印刷和出版力量大大削弱。王云五沉痛地说：“港沪所有资产损失殆尽”。香港沦陷时，王云五正在重庆开会。在重庆以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商务的“再次复兴”工作：将所有能调度的物资与人力，集中于重庆，并按照上海工厂的工作标准和方法，规定渝厂生产。同时，重新确定该时期的出版策略，主要集中于教科书和编印部分丛书、文库等。当时的商务总管理处驻渝办事处和编审部，只能暂且在简陋的重庆分馆后院办公，条件相当艰苦。“编审部设在一问统房里，除过道外，连接着七八张桌子，编辑们就在这里工作。”总经理的工作室，“就分馆书栈房中以木版隔一小室，占地仅一方丈”，戏称为“方丈之地”。其时，重庆分馆仅有13万元法币的现款，尚不足应付重庆分馆厂1个月的开销，整个商务岌岌可危。戰前近40家商务分支馆，有34处分支馆和各地工厂被日军轰炸、查封，机器设备大部分被毁坏或被日军占用。除此外，还有大量的图书被日军洗劫。“一?二八”中图书没收462万册，出版部的出版记录卡片全部被毁，致使复业后重印书的印次无法同以前的印次衔接，于是用“国难后第一次”重新开始记录印次，在“‘一?二八’后重印的书版权页上都印有‘国难后第几次’字样”。在太平洋戰争爆发后的几天里，上海和香港两地被没收的商务藏书就多达1520万册。日本宪兵，只要看到“苏联”、“日本”、“国难”等词汇，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就一律抄没。先后的两次国难，几乎将商务洗劫一空。
二、商务人的民族精神与共生意识
两次国难，虽然物质文化损失惨重，但在精神层面却激发了“商务”的活力，商务人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彻底的唤醒。“一?二八”后的复业，可以说是商务精神的转折点。国难前的商务，作为近现代出版企业，内部的人事关系存在着很多封建保守因素，内部关系盘根错节，主要以“亲缘、地缘、学缘”为纽带的模式，其中又分“教会派”与“书生派”，“新人”与“旧人”。这种地域性的裙带关系和派系矛盾，使“商务”的人力资源内耗颇多且流失严重。“一?二八”后的复业对此进行了改革。据总经理王云五说，复业第一年商务员工总数是1048人，重新聘用的旧人有1030人，被解雇的旧有职工2000人。改革中取消了编译所，改设编审委员会，意在集合全国著作家之作品而不专顾馆内同人之著作。将商务的“教会派”控制着的印刷业务解体，借以削弱“教会派”的权利基础。
商务复兴的过程，也是商务人精神境界提升的过程。国难使商务人充分地认识到，他们个人与商务的命运，和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保护商务与国家文化、传播文化、与敌作戰，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建辉认为，“一?二八”复兴过程中，商务职工在爱国热情激励下，不管是退休还是在职，不管是劳方还是资方，都为同一个商务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商务人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商务的期刊)复刊词中写道：“经过了一?二八的事变，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重炮与轰炸机的摧毁，经过了敌军硫磺弹连天不绝的焚烧，《东方杂志》从那残破凄恻的灰烬瓦堆中，竭力地挣扎着，现在居然又得和读者见面了……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复业后的出版在此时具有鲜明的文化抗戰的意识。侵略者企图通过文化的洗劫与恐吓来清空国人头脑，征服中华民族，而这压迫恰恰唤醒了商务人的文化使命感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一?二八”国难之后，1932年8月17日教育部发出批示，要求各学校采用商务出版的课本，10月12日的另一份指示，则呈请各地方和城市当局置备一套商务的《万有文库》。政府曾经表示由四大银行提供500万元资金信贷给商务，用于商务解决经费困难，谋求在重庆的戰时发展。当时商务没有足够的担保，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变通办法，这笔信贷无须保证金，而由王云五个人担保，三年内还清。王云五感慨地说：“商务是国家的公器，社会的公益，当受国家与社会的维护 与支持，我借大债还小债，策商务的复兴，今适其时。”由此看出，此时商务人之间以及商务与社会之间的协作图存意识空前强烈。他们共同关注着文化灾难后的复兴，共同探讨商务浴血后的变革与新生，以及整个出版界的发展。商务两次国难后的复兴，不仅具有存亡继绝的文化抗戰意义，而且具有振兴民族精神文化的意义。
三、商业生存与文化抗戰的平衡
出版社在知识传播中，置身于两个社群——“读者、社会民众——作者、学者、知识分子”的中端，扮演着知识“中介人”的角色。中介的载体则是出版发行的书刊。商务不单是一个出版机构，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机构，其运行反映了文化事业的进程。“重要的、值得我们回忆的是：商务印书馆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为时代服务，影响着时代。”商务的影响与文化辐射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这既体现了它的文化先锋作用，又体现了它的普及作用。
近现代的中国处于文化转型期，这时的出版业，商业化以及通俗化的色彩逐渐加强，如果没有一个主导的价值判断，普通读者的需求往往只是追求通俗性、刺激性。抗戰时期，因为出版业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商业通俗化程度极端恶化。不少民营书店出版发行的书刊一味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浅薄无聊的小册子和低级趣味的刊物到处风行”。这种现象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出版业的一种通病。此时，处于极端困境的商务，不管复兴如何艰难，同样作为民营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却始终不改“振新吾国民之精神”的初衷。虽然，“劫余所有各种底板不及十分之一”，仍坚持原有的丛书、文库出版。这些丛书、文库以新知为内容，以商业为前提，以通俗化、系统化的方式刊行，在教育、文化普及方面和学术方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极端困难的八年抗戰期间，“商务”自1936年起分80个分科题目陆续出版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40多种，“擎起了有史以来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把火炬”。丛书中多数具有开创性意义，“均是学术精湛、功力深厚之作”，为我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库和丛书都是系列的出版物形式，但与丛书相比，文库的出版规模一般较大，多以普及本和廉价本的形式出版。“万有文库”，是沿着王云五的“百科小丛书”“千种丛书”发展而来的。“百、千、万”和“丛书”“文库”，显示了“商务”规划者从事文化普及建设的气魄和雄心。“万有文库”是由多种小丛书组合的大丛书，是一套组合丛书，分为传统文化书系、近代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三部分。这套丛书，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以全面而通俗的方式传播文化知识，尤其受中学生和知识青年的喜爱。作为地方图书馆的基本库藏，因购买“万有文库”而建立图书馆的有2000余家。从机关、学校到家庭，都能以很便宜的价钱得到“人人当读之书”。就是当时的延安，也得到了一套“万有文库”。一位宁毅侯老先生听说延安缺书，把自己收藏的“万有文库”全集，装成40箱，用20头骡子送了过去。
商务人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诗)的理想来经营商務印书馆。商务由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起家，教科书不仅成为主营业务，也成为商务人强国富民的理想所系。“商务”的教育扶助，不仅针对中小学，而且还关注大学。1932年，商务组成“大学丛书编委会”，集结了当时中国各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拟编印《大学丛书》。从1933年到1937年，已出版各种教材230种，到1941年又出版了50种，以大学教科书的形式出版了很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这套丛书在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结束了清末以来外国人编写的外文教材垄断我国高等学府的时代，而且也成为中国大学独立的标志。
“我们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我们因以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的文化，并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或成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封闭性所造成的文化惰性亟须改变，这是新文化、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文化的呼声。张元济曾说：“欲取泰西之种种学说，以与吾国民之民质、俗尚、教化、政体相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实际上，世界名著的译介一直是商务人传播文化的最高目的。在当时，能成为创造力触媒的新知更多地来源于国外的科学文化。为了更系统全面地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化，1928年、1929年商务分别推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两套丛书。这表明“中国人引进西学已不仅是为了民族救亡，还有建立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需要，更增添了一层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人类共通的对知识思想的汲取，对真理的追求。”
抗戰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汇聚商务，他们整理古籍，翻译西方著作，参与塑造现代中国文化形态，他们对现代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心，时刻希望为社会提供道德的标”他们在民族危亡时期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救亡行动，对道德文化建构与理想社会的设想，都通过商务刊发的书籍为当时的大众指引了方向，所起的主导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四、结语
商务在日军军事和文化围剿中的艰难突围，多层次地传播和普及大众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实现了民族救亡与文化使命同商业的调和，获得了精神与文化的历史意义。对其戰时的文化抗戰的追怀，有利于当下的文化建设和图书出版的发展。目前，文化传媒业在市场商业意识的主导下，文化使命意识越来越淡漠，提供给大众的文化市场，缺少我民族应有的主导价值取向。本文对抗戰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突围分析发现，真正能立足于市场的文化传播，不在于迎合读者，而在于既关注民生的知识需求，又注重对民众的引导。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外国出版集团的介入，中国的图书出版发行所面临的竞争形势十分严峻。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上的竞争，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即此而言，我们的文化建设与图书发行依然面临着突围的任务。商务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毫不动摇的文化使命感，顽强不屈、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是我们当下文化人、图书出版业人应当传承的精神财富。商务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形下，集思广益、关注时局与市场，以主导之姿引导社会价值判断的先锋作用，对于当前的文化突围来说，尤其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