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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1886－1973)，原名张万田，字圣心，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职业报人、政论家。张东荪为中國哲学贡献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把中國哲学家提高到可与西方哲人平等对话的高度，是中國哲学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虽然张东荪以其哲学思想受到瞩目，但他作为民國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职业报刊编辑，在中國报刊编辑史上也曾发出过非常耀眼的光彩。张东荪的报刊活动和编辑思想，正是20世纪上半叶中國文人通过办报追求启蒙理想的重要标本。
一、张东荪的报刊活动生涯
虽然张东荪的事功凭哲学研究而流芳，但他最早是以一名报刊编辑和政论家的身份走进近代中國的文化界，报刊编辑活动也贯穿了他事业追求的大半生涯。
(一)早期报刊实践
张东荪生于浙江钱塘的县官家庭，自幼接受正统儒学训练，旧学功底深厚。1904年，他获得官派留日资格，东渡日本学习佛学和西方哲学。留日时期，张东荪开始研究哲学，并对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國内局势密切关注。1906年，张东荪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开始接受立宪派改良思想的影响。当年10月，张东荪与同学蓝公武、冯世德以“爱智会”名义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杂志。该杂志主要介绍西方先进文化，主张教育救國，在我國香港和日本、南洋、欧美等地发行。虽然杂志仅出版两期便停刊，但它是张东荪作为报刊编辑和政论家的最早尝试。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國，开始在出版家张元济所办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政论，讨论救國的根本方法。1912年，张东荪眼见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他便决定以办报、议政的方式来监督政府、启发民智，承担知识分子对社会公众的责任。从1912年到1915年问，张东荪先后在上海《大共和日报》担任编辑，并在上海、北京等地创办《正谊》《中华杂志》《新中华》雜志，旨在提倡社会正义、讨论政治问题和联邦制的建立，揭露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同时，张东荪还在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杂志、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担任主要撰稿人，发表大量有关立宪的政论文章。
在张东荪早期的报刊实践中，虽然他独立主持报刊的时间并不长，编撰经历比较分散，但他已经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编撰经验，并因为发表了不少颇见锋芒的政论而声名鹊起，经逐渐成为当时出版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
(二)职业报刊编辑生涯
张东荪和以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素有渊源，他在与研究系的密切合作中展开了作为报刊编辑和政论家的职业生涯。研究系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组织，主要领袖是梁启超等清末立宪派人士，他们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民初國会中与國民党抗衡。研究系虽然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对教育和文化事业相当重视，由张东荪独立主持长达10年之久的上海《时事新报》，正是研究系建设文化事业的一部分。
《时事新报》于1911年5月创刊，是研究系在上海的发言机关。1916年4月，研究系骨干张君劢任该报主笔，以激烈的言论反对袁世凯复辟。1917年，张东荪受梁启超之托接任该报主编，并以主笔身份为报纸撰写社论和各版评论，直到1927年才离开。在主持《时事新报》的10年问，张东荪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中立原则，确立了该报在新闻界的专业地位。同时，他还不断追求报刊革新，取消“黑幕”专栏，开始了《时事新报》在教育、文化和学术上的努力，大大提升了报纸的文化品位。而且，他为报刊撰写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社论，使《时事新报》在上海乃至全國的舆论界享有盛名。
正因为张东荪的创新和努力，才让《时事新报》在中國报刊史上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1918年，受到研究系立志改造社会风气、建设文化事业的影响，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创立并主持了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副刊《学灯》，这是我國报刊史上学术文化副刊的开山鼻祖，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支极为重要的传播力量。新文化的火种通过《学灯》等副刊在青年读者中广泛传播，一位又一位在中國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如群星般在张东荪的扶持下冉冉升起，如宗白华、郑振铎、郭沫若、徐志摩等人都是依仗《学灯》的支持才走进文化界。
张东荪为了进一步阐发研究系致力于文化运动的理念，于1919年9月又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旨在从思想学术上对中國社会的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1927年4月，北伐军进驻上海，研究系被蒋介石通缉，张东荪也因被标以“学阀”之名而到租界躲避，由他主持多年的《时事新报》被迫改组脱离研究系。在这种情况下，张东荪认为报刊再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便决定“脱离报界”：“我之所以脱离报界就是因为民國16年以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此后，他便在上海的几所大学担任教授，从事教学和著书工作。
(三)重操旧业再办报刊
虽然张东荪在1927已宣称自己“脱离报界”，但内忧外患的政局使他不得不重操旧业，再次以办报刊和写政论的方式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國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了张东荪的愤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无法继续在书斋中进行哲学研究。1931年10月，早已决定不谈政治的张东荪和张君劢发起“再生社”，并在次年5月创办机关刊物《再生》杂志，重新关注现实政治，积极主张抗日救亡，反对國民党的独裁统治。张东荪在《再生杂志简则》中提到：“我中华民族國家经内忧外患已濒绝地，唯在此断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國人共商榷。”以此种精神为指导，张东荪和一批“再生社”成员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评论，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探索民族复兴道路，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國共两党又走到了和谈或是内战的当口上，张东荪于1945年9月在北平创办《正报》再次点评时政。根据张东荪的设计，该报目的在于“使其得为大家的公共喉舌”，其名字“取态度中正、与新闻正确之意”，其特色在于“社论”和《社会研究》《哲思》等副刊。在这份报纸中，张东荪公开主张在和平的基础上实现民主，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建议，支持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战后的重大问题。但这些观点引起了國民党的不满，该报在11月被迫停刊。此时，年近花甲的张东荪才正式退出报刊界。
二、张东荪的报刊编辑思想
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张东荪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编辑业务经验，还逐步形成了个人的报刊编辑思想。作为中國现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化名人，张东荪的报刊编辑思想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國文人以办报刊追求启蒙理想的重要体现。
(一)强调报刊承担社会改良和文 化革新的责任
创办报刊、发表政论之所以伴随张东荪事业追求的大半生涯，是因其坚信报刊对社会改良和文化革新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报刊可以通过输入文化来达到改良社会、启蒙民智的目的。张东荪在主持《时事新报》期间对这一理念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1918年接任总编后就对该报进行改革，开创性地把单纯刊登信息的《教育界》改版成以学术和文化为主题的副刊《学灯》，《时事新报》也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大噪。
张东荪在《学灯》发刊词中提到：“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辈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在这里，他把办报刊提升到反抗黑暗现实、改良社会和思想启蒙的层面。对于张东荪来说，创办学术文化副刊是一次没有示范者的尝试，但他大胆启用当时的文化名家担任版面编辑，以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投入新文化运动。张东荪先后邀请过美学家宗白华、哲学家李石岑、现代文学家郑振铎等主持《学灯》的编辑工作，他们都在张东荪的支持下以副刊传播新诗、哲学、文学以及其他各学科知识，使《学灯》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文化阵地，对社会文化革新发挥过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特别强调报纸要翻译國外学术经典，使学术文化通过副刊在大众中传播。1917年以前，中國的出版业十分不景气，当时所见的西方著作仅限于17或18世纪的作品，报刊中引入的西方学说大多是“转手货”，都不足以让青年进行深入思考。针对这种情况，张东荪最早在报纸副刊上刊登西方各学科新近的学术经典译稿，如日本、欧美的美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力求把西方新思想尽快传播给中國读者。又如1920年3月，《学灯》连载郭绍虞翻译日本高山林治郎的专著《近世美学》，这是中國第一部介绍西洋美学史的译著。应该承认，这些至今仍闪耀着学术光芒的译著对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和青年人的思想启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1926年元旦，《时事新报》的纪念文章曾说：“回顾既往，虽然十分惭愧，然而也有一点觉得是可以使我们稍稍慰藉的，就是我國报纸之有讨论学术的副刊，《学灯》实首为倡。而《学灯》对于介绍西方的文化和西方人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也曾尽过相当的努力。”
张东荪這种强调报刊社会责任的思想在《时事新报》的其他领域也得到有力贯彻。他主持该报后当即撤销“黑幕小说”栏，彰显了报刊对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的正面意义。
“黑幕”小说是中國近代以揭露社会黑暗内幕为题材的小说流派，发端于1916年9月《时事新报》的“上海黑幕”专栏。该报最早的“黑幕”征文旨在揭露黑暗现实，由于情节往往曲折跌宕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黑幕小说也随之成为报纸吸引读者、增加发行的营销手段。但是，由此引发的民初小说黑幕潮却成为贪官、黑社会、娼妓等文学的大展览，招致社会不满。张东荪主持《时事新报》后及时意识到此种现象的负面影响，马上撤销“黑幕”栏，并在启事中声明：“揆诸本报始，揭黑幕之宗旨，实属背道而驰。诚非本报之所及料也。……本报以自我作俑引咎自责，且认为循是以往假借名义者日多，泾渭不分或竟事与愿违，无益而反有害。”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报纸维护自身声誉的积极策略，也是张东荪立志于以报纸改良社会、革新文化和启发民智的表现。
(二)注重报刊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功能
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张东荪意识到新闻报道是公众认知社会的主要途径，新闻评论对社会舆论有巨大影响力，因此他主张新闻要客观报道事实，报刊应全面地反映各种社会舆论，发挥其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功能。
对于报刊最基本的新闻报道，张东荪认为应该“无所偏袒，但求取得消息之速报告新闻之确而已”，新闻报道应成为公众认识社会和作出判断的客观依据。同时，他还坚持“反映舆论”是报刊舆论功能的要旨。他明确提出：“须知新闻记者之天职不在自己指导舆论，而在使舆论能在新闻纸上充分地表出。所以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尽量地容纳舆论，第二必须向社会中枢(即各专家)求意见。……申报的史量才君常对人说，他的目的只在使申报成一个镜子，把社会上的事象一丝不改地照出来。这一句话对于报纸的真谛可谓已得其半。……这一半是什么，就是社会的志愿。社会的事象可以照，而社会的志愿则非宣泄不能明显。”在这里，张东荪阐述了报纸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观点，认为报纸并非编辑部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是社会民众的共同资源，报刊需要维护和彰显公众意见表达的权力。
主持《时事新报》期间，张东荪就非常注意为社会各界提供发表言论的平台和机制，广泛接纳各种社会言论。张东荪在《学灯》发刊辞提出该刊两大宗旨，一是“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二是“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寥寥数语道出了他的编辑理念：报纸不以作者的门派、观点异同作为稿件采用的标准，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平等的姿态为社会各界提供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在实践中，《时事新报》也积极地承担着反映舆论的角色。一方面，它在各版设置固定的名牌栏目进行开放式争鸣；另一方面，该报还以“专论”和“众论”栏划分本馆和馆外观点，使报馆内外的意见分明互现，既明确地宣扬了编辑部的主张，又为不同的意见提供发表园地。事实上，无论是教师、学生、军人、商人、职员，都可以在这个公共论坛畅所欲言，而且普通读者向专家挑战，或是各方观点在同一个版面上交锋的情况也常常出现。
在张东荪的主持下，《时事新报》这种广纳言论的作风得到社会认可，当时的上海报界就有这样的评价：“《时事新报》最好的地方，就是肯披露各小团体及个人所要发表的意见，不像别家报馆，死替资本家发表意见，而藐视平民的舆论。”
(三)关注、满足读者需求
在编辑报刊的过程中，张东荪始终把满足读者需求放在第一位，主张尊重和采纳读者意见，密切与广大读者的交流和联系。
首先，张东荪长期坚持以耐心、负责的态度来处理读者事务，并重视通过采纳读者意见来提高办报水平。“通讯”栏是《学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栏目，也是这份报纸必不可少的编辑工具和与读者最重要的交流园地。比如，读者给《学灯》大量投稿，但是由于版面有限导致很多稿件不能及时登出，编辑部便通过“通讯”栏告知读者收稿和发稿进度，以免作者久候。后来，编辑部虽然没有足够人手和版面对所有来稿一一回复，但对那些观点独到、材料翔实的佳作还是会在“通讯”栏发布通知。张东荪对读者的尊重态度还表现在他乐于接受读者意见上。1919年8月，《学灯》在“通讯”栏刊登少年中國学会会员黄仲苏的来信，提出“希望学灯栏每日加刊思想新隽，文字清白的小说或诗，或译或著皆可”。此后，张东荪便在栏目回信中表示报纸能够满足这位读者的要求，并在一周后的《学灯》推出“新文艺”及“新诗”栏。
其次，张东荪还鼓励读者积极在报刊上发言讨论问题。作为《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不仅支持读者投稿，还为更多读者能在报刊上发言而降低门槛，他提出来稿“不求冗长、只求精彩”，“少至数十字亦佳”，“无论记者或读者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或学理问题之意见，与对于新出各种杂志或丛书之批评，均可随时发表”。这种不强求篇幅，但求新意的用稿方针，使《时事新报》的言论具有较强的开放度和灵活性，更容易吸引有新想法的读者加入。
总之，张东荪数十年的报刊生涯是一个值得回顾的职业编辑个案，他承担过多份报刊的编辑工作，以主笔身份发表过大量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其中部分编辑成果还在中國报刊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实践中所总结和表现的编辑思想不仅对今天的编辑工作者具有参考价值，而且他作为近代中國文人之一员，始终坚持以改良社会、启发民智的启蒙理念经营报刊，从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和品位更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一、张东荪的报刊活动生涯
虽然张东荪的事功凭哲学研究而流芳，但他最早是以一名报刊编辑和政论家的身份走进近代中國的文化界，报刊编辑活动也贯穿了他事业追求的大半生涯。
(一)早期报刊实践
张东荪生于浙江钱塘的县官家庭，自幼接受正统儒学训练，旧学功底深厚。1904年，他获得官派留日资格，东渡日本学习佛学和西方哲学。留日时期，张东荪开始研究哲学，并对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國内局势密切关注。1906年，张东荪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开始接受立宪派改良思想的影响。当年10月，张东荪与同学蓝公武、冯世德以“爱智会”名义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杂志。该杂志主要介绍西方先进文化，主张教育救國，在我國香港和日本、南洋、欧美等地发行。虽然杂志仅出版两期便停刊，但它是张东荪作为报刊编辑和政论家的最早尝试。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國，开始在出版家张元济所办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政论，讨论救國的根本方法。1912年，张东荪眼见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他便决定以办报、议政的方式来监督政府、启发民智，承担知识分子对社会公众的责任。从1912年到1915年问，张东荪先后在上海《大共和日报》担任编辑，并在上海、北京等地创办《正谊》《中华杂志》《新中华》雜志，旨在提倡社会正义、讨论政治问题和联邦制的建立，揭露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同时，张东荪还在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杂志、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担任主要撰稿人，发表大量有关立宪的政论文章。
在张东荪早期的报刊实践中，虽然他独立主持报刊的时间并不长，编撰经历比较分散，但他已经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编撰经验，并因为发表了不少颇见锋芒的政论而声名鹊起，经逐渐成为当时出版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
(二)职业报刊编辑生涯
张东荪和以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素有渊源，他在与研究系的密切合作中展开了作为报刊编辑和政论家的职业生涯。研究系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组织，主要领袖是梁启超等清末立宪派人士，他们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民初國会中与國民党抗衡。研究系虽然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对教育和文化事业相当重视，由张东荪独立主持长达10年之久的上海《时事新报》，正是研究系建设文化事业的一部分。
《时事新报》于1911年5月创刊，是研究系在上海的发言机关。1916年4月，研究系骨干张君劢任该报主笔，以激烈的言论反对袁世凯复辟。1917年，张东荪受梁启超之托接任该报主编，并以主笔身份为报纸撰写社论和各版评论，直到1927年才离开。在主持《时事新报》的10年问，张东荪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中立原则，确立了该报在新闻界的专业地位。同时，他还不断追求报刊革新，取消“黑幕”专栏，开始了《时事新报》在教育、文化和学术上的努力，大大提升了报纸的文化品位。而且，他为报刊撰写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社论，使《时事新报》在上海乃至全國的舆论界享有盛名。
正因为张东荪的创新和努力，才让《时事新报》在中國报刊史上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1918年，受到研究系立志改造社会风气、建设文化事业的影响，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创立并主持了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副刊《学灯》，这是我國报刊史上学术文化副刊的开山鼻祖，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支极为重要的传播力量。新文化的火种通过《学灯》等副刊在青年读者中广泛传播，一位又一位在中國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如群星般在张东荪的扶持下冉冉升起，如宗白华、郑振铎、郭沫若、徐志摩等人都是依仗《学灯》的支持才走进文化界。
张东荪为了进一步阐发研究系致力于文化运动的理念，于1919年9月又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旨在从思想学术上对中國社会的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1927年4月，北伐军进驻上海，研究系被蒋介石通缉，张东荪也因被标以“学阀”之名而到租界躲避，由他主持多年的《时事新报》被迫改组脱离研究系。在这种情况下，张东荪认为报刊再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便决定“脱离报界”：“我之所以脱离报界就是因为民國16年以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此后，他便在上海的几所大学担任教授，从事教学和著书工作。
(三)重操旧业再办报刊
虽然张东荪在1927已宣称自己“脱离报界”，但内忧外患的政局使他不得不重操旧业，再次以办报刊和写政论的方式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國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了张东荪的愤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无法继续在书斋中进行哲学研究。1931年10月，早已决定不谈政治的张东荪和张君劢发起“再生社”，并在次年5月创办机关刊物《再生》杂志，重新关注现实政治，积极主张抗日救亡，反对國民党的独裁统治。张东荪在《再生杂志简则》中提到：“我中华民族國家经内忧外患已濒绝地，唯在此断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國人共商榷。”以此种精神为指导，张东荪和一批“再生社”成员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评论，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探索民族复兴道路，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國共两党又走到了和谈或是内战的当口上，张东荪于1945年9月在北平创办《正报》再次点评时政。根据张东荪的设计，该报目的在于“使其得为大家的公共喉舌”，其名字“取态度中正、与新闻正确之意”，其特色在于“社论”和《社会研究》《哲思》等副刊。在这份报纸中，张东荪公开主张在和平的基础上实现民主，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建议，支持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战后的重大问题。但这些观点引起了國民党的不满，该报在11月被迫停刊。此时，年近花甲的张东荪才正式退出报刊界。
二、张东荪的报刊编辑思想
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张东荪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编辑业务经验，还逐步形成了个人的报刊编辑思想。作为中國现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化名人，张东荪的报刊编辑思想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國文人以办报刊追求启蒙理想的重要体现。
(一)强调报刊承担社会改良和文 化革新的责任
创办报刊、发表政论之所以伴随张东荪事业追求的大半生涯，是因其坚信报刊对社会改良和文化革新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报刊可以通过输入文化来达到改良社会、启蒙民智的目的。张东荪在主持《时事新报》期间对这一理念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1918年接任总编后就对该报进行改革，开创性地把单纯刊登信息的《教育界》改版成以学术和文化为主题的副刊《学灯》，《时事新报》也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大噪。
张东荪在《学灯》发刊词中提到：“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辈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在这里，他把办报刊提升到反抗黑暗现实、改良社会和思想启蒙的层面。对于张东荪来说，创办学术文化副刊是一次没有示范者的尝试，但他大胆启用当时的文化名家担任版面编辑，以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投入新文化运动。张东荪先后邀请过美学家宗白华、哲学家李石岑、现代文学家郑振铎等主持《学灯》的编辑工作，他们都在张东荪的支持下以副刊传播新诗、哲学、文学以及其他各学科知识，使《学灯》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文化阵地，对社会文化革新发挥过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特别强调报纸要翻译國外学术经典，使学术文化通过副刊在大众中传播。1917年以前，中國的出版业十分不景气，当时所见的西方著作仅限于17或18世纪的作品，报刊中引入的西方学说大多是“转手货”，都不足以让青年进行深入思考。针对这种情况，张东荪最早在报纸副刊上刊登西方各学科新近的学术经典译稿，如日本、欧美的美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力求把西方新思想尽快传播给中國读者。又如1920年3月，《学灯》连载郭绍虞翻译日本高山林治郎的专著《近世美学》，这是中國第一部介绍西洋美学史的译著。应该承认，这些至今仍闪耀着学术光芒的译著对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和青年人的思想启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1926年元旦，《时事新报》的纪念文章曾说：“回顾既往，虽然十分惭愧，然而也有一点觉得是可以使我们稍稍慰藉的，就是我國报纸之有讨论学术的副刊，《学灯》实首为倡。而《学灯》对于介绍西方的文化和西方人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也曾尽过相当的努力。”
张东荪這种强调报刊社会责任的思想在《时事新报》的其他领域也得到有力贯彻。他主持该报后当即撤销“黑幕小说”栏，彰显了报刊对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的正面意义。
“黑幕”小说是中國近代以揭露社会黑暗内幕为题材的小说流派，发端于1916年9月《时事新报》的“上海黑幕”专栏。该报最早的“黑幕”征文旨在揭露黑暗现实，由于情节往往曲折跌宕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黑幕小说也随之成为报纸吸引读者、增加发行的营销手段。但是，由此引发的民初小说黑幕潮却成为贪官、黑社会、娼妓等文学的大展览，招致社会不满。张东荪主持《时事新报》后及时意识到此种现象的负面影响，马上撤销“黑幕”栏，并在启事中声明：“揆诸本报始，揭黑幕之宗旨，实属背道而驰。诚非本报之所及料也。……本报以自我作俑引咎自责，且认为循是以往假借名义者日多，泾渭不分或竟事与愿违，无益而反有害。”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报纸维护自身声誉的积极策略，也是张东荪立志于以报纸改良社会、革新文化和启发民智的表现。
(二)注重报刊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功能
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张东荪意识到新闻报道是公众认知社会的主要途径，新闻评论对社会舆论有巨大影响力，因此他主张新闻要客观报道事实，报刊应全面地反映各种社会舆论，发挥其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功能。
对于报刊最基本的新闻报道，张东荪认为应该“无所偏袒，但求取得消息之速报告新闻之确而已”，新闻报道应成为公众认识社会和作出判断的客观依据。同时，他还坚持“反映舆论”是报刊舆论功能的要旨。他明确提出：“须知新闻记者之天职不在自己指导舆论，而在使舆论能在新闻纸上充分地表出。所以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尽量地容纳舆论，第二必须向社会中枢(即各专家)求意见。……申报的史量才君常对人说，他的目的只在使申报成一个镜子，把社会上的事象一丝不改地照出来。这一句话对于报纸的真谛可谓已得其半。……这一半是什么，就是社会的志愿。社会的事象可以照，而社会的志愿则非宣泄不能明显。”在这里，张东荪阐述了报纸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观点，认为报纸并非编辑部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是社会民众的共同资源，报刊需要维护和彰显公众意见表达的权力。
主持《时事新报》期间，张东荪就非常注意为社会各界提供发表言论的平台和机制，广泛接纳各种社会言论。张东荪在《学灯》发刊辞提出该刊两大宗旨，一是“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二是“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寥寥数语道出了他的编辑理念：报纸不以作者的门派、观点异同作为稿件采用的标准，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平等的姿态为社会各界提供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在实践中，《时事新报》也积极地承担着反映舆论的角色。一方面，它在各版设置固定的名牌栏目进行开放式争鸣；另一方面，该报还以“专论”和“众论”栏划分本馆和馆外观点，使报馆内外的意见分明互现，既明确地宣扬了编辑部的主张，又为不同的意见提供发表园地。事实上，无论是教师、学生、军人、商人、职员，都可以在这个公共论坛畅所欲言，而且普通读者向专家挑战，或是各方观点在同一个版面上交锋的情况也常常出现。
在张东荪的主持下，《时事新报》这种广纳言论的作风得到社会认可，当时的上海报界就有这样的评价：“《时事新报》最好的地方，就是肯披露各小团体及个人所要发表的意见，不像别家报馆，死替资本家发表意见，而藐视平民的舆论。”
(三)关注、满足读者需求
在编辑报刊的过程中，张东荪始终把满足读者需求放在第一位，主张尊重和采纳读者意见，密切与广大读者的交流和联系。
首先，张东荪长期坚持以耐心、负责的态度来处理读者事务，并重视通过采纳读者意见来提高办报水平。“通讯”栏是《学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栏目，也是这份报纸必不可少的编辑工具和与读者最重要的交流园地。比如，读者给《学灯》大量投稿，但是由于版面有限导致很多稿件不能及时登出，编辑部便通过“通讯”栏告知读者收稿和发稿进度，以免作者久候。后来，编辑部虽然没有足够人手和版面对所有来稿一一回复，但对那些观点独到、材料翔实的佳作还是会在“通讯”栏发布通知。张东荪对读者的尊重态度还表现在他乐于接受读者意见上。1919年8月，《学灯》在“通讯”栏刊登少年中國学会会员黄仲苏的来信，提出“希望学灯栏每日加刊思想新隽，文字清白的小说或诗，或译或著皆可”。此后，张东荪便在栏目回信中表示报纸能够满足这位读者的要求，并在一周后的《学灯》推出“新文艺”及“新诗”栏。
其次，张东荪还鼓励读者积极在报刊上发言讨论问题。作为《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不仅支持读者投稿，还为更多读者能在报刊上发言而降低门槛，他提出来稿“不求冗长、只求精彩”，“少至数十字亦佳”，“无论记者或读者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或学理问题之意见，与对于新出各种杂志或丛书之批评，均可随时发表”。这种不强求篇幅，但求新意的用稿方针，使《时事新报》的言论具有较强的开放度和灵活性，更容易吸引有新想法的读者加入。
总之，张东荪数十年的报刊生涯是一个值得回顾的职业编辑个案，他承担过多份报刊的编辑工作，以主笔身份发表过大量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其中部分编辑成果还在中國报刊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实践中所总结和表现的编辑思想不仅对今天的编辑工作者具有参考价值，而且他作为近代中國文人之一员，始终坚持以改良社会、启发民智的启蒙理念经营报刊，从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和品位更有深入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