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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严谨深邃的思想家和当之无愧的创始人，恩格斯一生和马克思携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除了同马克思合撰著作之外，恩格斯自己还单独写作了一系列论著。其中，《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在1873—1882年间倾注了大量精力所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初创之际，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前提，逻辑地蕴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看到他对辩证法的充分运用、验证以及由此牢固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地讨论辩证法问题，更没有系统地阐明辩证法。然而，要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和历史观，就必须对此前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彻底的审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关系进行厘清，也就是说，必须从辩证法角度去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
19世纪，自然科学在欧洲发展迅猛，在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成就，为新的自然观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大大推进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恩格斯试图根据大量的自然科学事实，系统阐释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辩证的自然观，论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捍卫自己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義。本来，彼时的恩格斯已经脱离了商业活动，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和政治活动之中。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与写作计划。但是，当时的德国哲学领域出现了“杜林热”。柏林大学的讲师杜林构建了一个鱼龙混杂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挑衅，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恶劣影响。恩格斯不得已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转而写作《反杜林论》，以批驳杜林的错误思想。此后，恩格斯再次回到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与研究之中。然而，1883年，就在恩格斯准备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全书写作之际，马克思逝世了。于是，恩格斯又一次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耗费了大量精力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最终，待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原来的《自然辩证法》计划实际上是流产了。恩格斯只留下了10篇完成的文章，其余都是大量的笔记、札记、草稿和提纲。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为一部尚未完成的遗作的《自然辩证法》。20世纪20年代，《自然辩证法》被译介至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智慧源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论述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进一步，恩格斯认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本身最一般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特点与错误，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从黑格尔哲学中剥离了出来。由此，恩格斯在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一系列著作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要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起初，在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和唯物历史观是最引人注意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触及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这部讲义中最先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为了让革命继续深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其中就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28年，上海春潮出版社发布了由陆一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这是中国首次正式刊出《自然辩证法》的单篇论文。此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论文陆续被翻译出版，直至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由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全译本。该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印行8次，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影响。1938年，郭沫若在重庆发起组建了“学术研究会”，其下设立了一个自然科学小组。1939年，中共在国统区所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推动成立了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学术组织，集合了一些自然科学家，一方面坚持抗战，一方面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积极研讨、译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相关思想。可以说，上述对《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了解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契机，也成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的传播也为提高中共早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创造性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自然辩证法》所阐释的辩证法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智慧源泉。这些作用首要地体现在延安时期。
在延安，为了批判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提高中共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从而更好地开展中国的革命实践，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亲自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并为此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含了《物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等章节。这些章节虽颇为简要，但包含了许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认识辩证法的内容。后来，毛泽东对提纲中第二章第11节和第三章第1节进行了整理，形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完整论著。毛泽东的这一讲授提纲被作为当时解放区干部哲学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广泛翻印，甚至流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分析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突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并将之化为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由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的写作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与总结，所以，“两论”被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哲学思维的先河。 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时期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间他集中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相关书籍。从出版时间上推断，即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1925年才以德、俄文对照形式出版，但該书所论述的辩证法思想也在恩格斯其他早已出版的论著（如《反杜林论》）中有过表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毛泽东所重点阅读的这些上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思想源头。此外，毛泽东也直接探讨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38年，延安成立了以艾思奇为会长的新哲学研究会，毛泽东等党中央许多领导都是该研究会的会员。一时间，延安形成了浓厚的学习与研究哲学的氛围，党中央许多机关还组建了各类哲学读书小组。《自然辩证法》就是当年这些读书小组的必读书目之一。毛泽东就曾经同高士其等人讨论过古典自然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兵群众也借由学习《自然辩证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开始用崭新的世界观武装头脑。在我国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对《自然辩证法》相关思想的研究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比如，在 1978 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国内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者们以科学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投入到了实践标准讨论中，清理了过往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的和被歪曲的理论，成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唯有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才能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这正是恩格斯当年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除了揭示辩证法与辩证思维的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虽然明确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地通过改变自然、支配自然界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他也强调：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为此，恩格斯批判截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一切生产方式，只重视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而忽视人类行为较远的后果和影响。这段话曾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告诫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关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那么，应当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
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联通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一定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正是恩格斯关于“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着近14亿人口的中国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非以环境为代价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化。
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按照恩格斯的理解，“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我们看到，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在涉及绿色发展内容时，提出：“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显然，这样的表述和恩格斯当年的理解是一致的。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绝不简单是头脑中的变革，而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又一次，我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传承。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科技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初创之际，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前提，逻辑地蕴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看到他对辩证法的充分运用、验证以及由此牢固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地讨论辩证法问题，更没有系统地阐明辩证法。然而，要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和历史观，就必须对此前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彻底的审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关系进行厘清，也就是说，必须从辩证法角度去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
《自然辩证法》写作计划的诞生与流产
19世纪，自然科学在欧洲发展迅猛，在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成就，为新的自然观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大大推进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恩格斯试图根据大量的自然科学事实，系统阐释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辩证的自然观，论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捍卫自己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義。本来，彼时的恩格斯已经脱离了商业活动，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和政治活动之中。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与写作计划。但是，当时的德国哲学领域出现了“杜林热”。柏林大学的讲师杜林构建了一个鱼龙混杂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挑衅，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恶劣影响。恩格斯不得已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转而写作《反杜林论》，以批驳杜林的错误思想。此后，恩格斯再次回到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与研究之中。然而，1883年，就在恩格斯准备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全书写作之际，马克思逝世了。于是，恩格斯又一次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耗费了大量精力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最终，待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原来的《自然辩证法》计划实际上是流产了。恩格斯只留下了10篇完成的文章，其余都是大量的笔记、札记、草稿和提纲。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为一部尚未完成的遗作的《自然辩证法》。20世纪20年代，《自然辩证法》被译介至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智慧源泉。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论述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进一步，恩格斯认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本身最一般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特点与错误，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从黑格尔哲学中剥离了出来。由此，恩格斯在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一系列著作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要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起初，在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和唯物历史观是最引人注意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触及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这部讲义中最先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为了让革命继续深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其中就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28年，上海春潮出版社发布了由陆一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这是中国首次正式刊出《自然辩证法》的单篇论文。此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论文陆续被翻译出版，直至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由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全译本。该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印行8次，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影响。1938年，郭沫若在重庆发起组建了“学术研究会”，其下设立了一个自然科学小组。1939年，中共在国统区所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推动成立了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学术组织，集合了一些自然科学家，一方面坚持抗战，一方面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积极研讨、译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相关思想。可以说，上述对《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了解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契机，也成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的传播也为提高中共早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创造性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自然辩证法》所阐释的辩证法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智慧源泉。这些作用首要地体现在延安时期。
在延安，为了批判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提高中共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从而更好地开展中国的革命实践，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亲自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并为此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含了《物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等章节。这些章节虽颇为简要，但包含了许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认识辩证法的内容。后来，毛泽东对提纲中第二章第11节和第三章第1节进行了整理，形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完整论著。毛泽东的这一讲授提纲被作为当时解放区干部哲学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广泛翻印，甚至流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分析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突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并将之化为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由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的写作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与总结，所以，“两论”被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哲学思维的先河。 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时期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间他集中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相关书籍。从出版时间上推断，即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1925年才以德、俄文对照形式出版，但該书所论述的辩证法思想也在恩格斯其他早已出版的论著（如《反杜林论》）中有过表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毛泽东所重点阅读的这些上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思想源头。此外，毛泽东也直接探讨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38年，延安成立了以艾思奇为会长的新哲学研究会，毛泽东等党中央许多领导都是该研究会的会员。一时间，延安形成了浓厚的学习与研究哲学的氛围，党中央许多机关还组建了各类哲学读书小组。《自然辩证法》就是当年这些读书小组的必读书目之一。毛泽东就曾经同高士其等人讨论过古典自然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兵群众也借由学习《自然辩证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开始用崭新的世界观武装头脑。在我国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对《自然辩证法》相关思想的研究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比如，在 1978 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国内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者们以科学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投入到了实践标准讨论中，清理了过往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的和被歪曲的理论，成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唯有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才能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这正是恩格斯当年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除了揭示辩证法与辩证思维的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虽然明确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地通过改变自然、支配自然界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他也强调：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为此，恩格斯批判截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一切生产方式，只重视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而忽视人类行为较远的后果和影响。这段话曾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告诫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关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那么，应当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
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联通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一定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正是恩格斯关于“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着近14亿人口的中国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非以环境为代价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化。
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按照恩格斯的理解，“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我们看到，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在涉及绿色发展内容时，提出：“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显然，这样的表述和恩格斯当年的理解是一致的。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绝不简单是头脑中的变革，而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又一次，我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传承。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科技哲学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