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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星期五，再过两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做记者五年，遇到这样的好日子实在难得，我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收拾背包了。
突然，来了个紧急线索：一个孩子病危，家长求助媒体。
爆料人是用公用电话打的热线，根本联系不上。我们的采访车在城市西郊的胡同里七拐八拐，就在准备放弃的时候，胡同口突然钻出个人来。这人真奇怪，里面穿着青布棉袄，外面裹着床大被，站在胡同口，哆哆嗦嗦，东张西望。他看到采访车，披着棉被跑过来问：“你们是晚报的记者不？”
“你是李强？你打的热线电话？”
“对对，我家就在胡同里面……”
我们下了采访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他家走去。土地冻得硬邦邦的，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实的冰，房檐上也吊着许多冰溜子，我们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滑冰。这样的天气，呵气成霜。
李强披着棉被走在前面，指着一间红砖房说，这是他们租的房子。他们家在吉林，闺女今年五月份查出来得了脑瘤，找了好多大夫都说治不好，只好送到省医院来……
“孩子怎么没住院呢？”
“没钱了！东拼西凑借了五万多块钱，治病都花了，给你们打的电话，想求你们帮忙给想想办法。”
李强开了门，对面就是一铺大炕，炕上躺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儿。这房子四面透风，屋子里冷飕飕的。“家里没钱买煤，没烧炕。”李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美月，晚报的记者叔叔、阿姨来看你了，你不是说长大最想当记者吗？”
“记者？”炕上的美月摸索着坐起来，她妈忙将枕头立起来，让她靠在上面。
“美月你好。”我跟她打了个招呼。
“阿姨，能让我摸摸你吗？”
“这……”
李强指了指眼睛，小声说：“看不见了。”
我会意，将脸凑了过去。我的额头顶到了她的额头上。在她的手指触到我脸庞的一瞬间，我的身体仿佛触了电一样，一股暖流袭上了心头。
“美月，你的身体感觉好些了吗？”我不知道该从哪问起。
“头很疼，比昨天还疼。”
李强很无奈地说：“脑子里有积液了。”他的话刺痛了我的心。三年前，我父亲就是因为脑瘤去世的。我知道脑子里有积液，意味着这个生命所剩时间不多了。
下意识，我握住了美月的手，说：“别怕，会好起来的。”
美月勉强笑了笑，说：“阿姨，你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吗？”
“是什么？”她的这个问题刺激了我的肠胃，肚子跟着咕噜咕噜叫起来。
“是饼干。”美月又笑了。
美月的妈妈在一旁解释说：“这孩子爱吃甜的……”
“阿姨这就去给你买。”我起身准备往外走。
“不，阿姨。我不是想吃饼干，我想做一回饼干。”
“做饼干？”
“我每次吃饼干的时候都在想，那些做饼干的叔叔、阿姨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天天都可以去做那些美味的东西。”
“阿姨认识饼干厂的厂长，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
“真的？拉钩！”美月微笑著，望着远方。“阿姨，你说我能活到十岁吗？”
“能！”我拼命地点着头，真希望她能看到我点头的样子。
“阿姨，我希望在我十岁生日的时候，可以做一次饼干。饼干的图案我都想好了——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
不知为什么，我竟有些哽咽了。我想不到，一个九岁女孩的遗愿会是这样的。我忍住泪水问道：“你怎么想要做国旗饼干呢？”
“我是学校的升旗手哇。虽然我看不见了，也不能再做升旗手了，可是我想，要是能亲手做一个国旗饼干就好了。我可以天天抱着它，闻着它的香气……”
泪水已经溢满了我的双眼，酸楚充塞了我的鼻管。我缓了好久，问道：“你十岁生日是哪天？”
“后天。”
两天后，是美月十周岁的生日，也是她盼望已久做国旗饼干的日子。她特意穿上了校服，戴上了红领巾，她说做国旗饼干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
早上七点钟，饼干厂的中巴车到了胡同口。美月远远地听到发动机的声音，笑得有如一朵百合花。
在车上，我问美月：“美月，你要做多大的饼干呀？”
她将两只手掌摊开并到一起，说：“够我双手捧着就行。”
“就做一只吗？”我问。
“嗯，做一只就够了，做多了浪费粮食。”美月懂事地说。
我语塞，眼泪却溢出了眼眶。
“爸爸，你说我能活到十一岁吗？”
李强忍住眼泪，哽咽地说道：“傻闺女，你路长着呢。”
“我要是能活到十一岁，就去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仪式。”
“好！咱们去，咱们带着国旗饼干一起去看升旗仪式。”
二月末的东北，春寒料峭，美月的心却是暖暖的。她笑着依偎在爸爸的怀中，渐渐睡着了。在去做国旗饼干的路上，美月带着对未来美好的心愿，就这样永远地睡着了……
（责任编辑 李爽）
突然，来了个紧急线索：一个孩子病危，家长求助媒体。
爆料人是用公用电话打的热线，根本联系不上。我们的采访车在城市西郊的胡同里七拐八拐，就在准备放弃的时候，胡同口突然钻出个人来。这人真奇怪，里面穿着青布棉袄，外面裹着床大被，站在胡同口，哆哆嗦嗦，东张西望。他看到采访车，披着棉被跑过来问：“你们是晚报的记者不？”
“你是李强？你打的热线电话？”
“对对，我家就在胡同里面……”
我们下了采访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他家走去。土地冻得硬邦邦的，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实的冰，房檐上也吊着许多冰溜子，我们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滑冰。这样的天气，呵气成霜。
李强披着棉被走在前面，指着一间红砖房说，这是他们租的房子。他们家在吉林，闺女今年五月份查出来得了脑瘤，找了好多大夫都说治不好，只好送到省医院来……
“孩子怎么没住院呢？”
“没钱了！东拼西凑借了五万多块钱，治病都花了，给你们打的电话，想求你们帮忙给想想办法。”
李强开了门，对面就是一铺大炕，炕上躺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儿。这房子四面透风，屋子里冷飕飕的。“家里没钱买煤，没烧炕。”李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美月，晚报的记者叔叔、阿姨来看你了，你不是说长大最想当记者吗？”
“记者？”炕上的美月摸索着坐起来，她妈忙将枕头立起来，让她靠在上面。
“美月你好。”我跟她打了个招呼。
“阿姨，能让我摸摸你吗？”
“这……”
李强指了指眼睛，小声说：“看不见了。”
我会意，将脸凑了过去。我的额头顶到了她的额头上。在她的手指触到我脸庞的一瞬间，我的身体仿佛触了电一样，一股暖流袭上了心头。
“美月，你的身体感觉好些了吗？”我不知道该从哪问起。
“头很疼，比昨天还疼。”
李强很无奈地说：“脑子里有积液了。”他的话刺痛了我的心。三年前，我父亲就是因为脑瘤去世的。我知道脑子里有积液，意味着这个生命所剩时间不多了。
下意识，我握住了美月的手，说：“别怕，会好起来的。”
美月勉强笑了笑，说：“阿姨，你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吗？”
“是什么？”她的这个问题刺激了我的肠胃，肚子跟着咕噜咕噜叫起来。
“是饼干。”美月又笑了。
美月的妈妈在一旁解释说：“这孩子爱吃甜的……”
“阿姨这就去给你买。”我起身准备往外走。
“不，阿姨。我不是想吃饼干，我想做一回饼干。”
“做饼干？”
“我每次吃饼干的时候都在想，那些做饼干的叔叔、阿姨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天天都可以去做那些美味的东西。”
“阿姨认识饼干厂的厂长，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
“真的？拉钩！”美月微笑著，望着远方。“阿姨，你说我能活到十岁吗？”
“能！”我拼命地点着头，真希望她能看到我点头的样子。
“阿姨，我希望在我十岁生日的时候，可以做一次饼干。饼干的图案我都想好了——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
不知为什么，我竟有些哽咽了。我想不到，一个九岁女孩的遗愿会是这样的。我忍住泪水问道：“你怎么想要做国旗饼干呢？”
“我是学校的升旗手哇。虽然我看不见了，也不能再做升旗手了，可是我想，要是能亲手做一个国旗饼干就好了。我可以天天抱着它，闻着它的香气……”
泪水已经溢满了我的双眼，酸楚充塞了我的鼻管。我缓了好久，问道：“你十岁生日是哪天？”
“后天。”
两天后，是美月十周岁的生日，也是她盼望已久做国旗饼干的日子。她特意穿上了校服，戴上了红领巾，她说做国旗饼干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
早上七点钟，饼干厂的中巴车到了胡同口。美月远远地听到发动机的声音，笑得有如一朵百合花。
在车上，我问美月：“美月，你要做多大的饼干呀？”
她将两只手掌摊开并到一起，说：“够我双手捧着就行。”
“就做一只吗？”我问。
“嗯，做一只就够了，做多了浪费粮食。”美月懂事地说。
我语塞，眼泪却溢出了眼眶。
“爸爸，你说我能活到十一岁吗？”
李强忍住眼泪，哽咽地说道：“傻闺女，你路长着呢。”
“我要是能活到十一岁，就去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仪式。”
“好！咱们去，咱们带着国旗饼干一起去看升旗仪式。”
二月末的东北，春寒料峭，美月的心却是暖暖的。她笑着依偎在爸爸的怀中，渐渐睡着了。在去做国旗饼干的路上，美月带着对未来美好的心愿，就这样永远地睡着了……
（责任编辑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