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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看到有人在脖子上挂一个有浅浮雕像的玉牌，当我询问他们挂的是什么像时，大多数会告诉我是观音，我问他们为什么佩戴这样的挂件，他们会说是为了祛邪避祸，祈求平安。至于所挂之像代表什么，与他们的信仰有什么关联，我是指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信仰”，至今还从来没有问出一个结果来。佩戴偶像像章是一种崇拜行为，这就像一些出租车司机在车上挂毛泽东像，是当今中国常见的现象。也许有些这么做的人确实了解自己崇拜行为的信仰含义，但我还没有机会遇到他们。我只是从有限的经验判断，在众多佩戴或挂偶像的人当中，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有一个崇拜的对象，而不是有什么真正的信仰。
人们的崇拜行为与他们的信仰本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崇拜行为多种多样，包含的崇拜也有深有浅，有的诚心，有的不那么诚心，有的根本就不诚心。逢场作戏的不说，就算是诚心的，崇拜也不见得就是有信仰。不仅在宗教信仰上如此，在所谓的政治信仰或信念上也是如此。
比起崇拜行为，信仰是一件远为困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对信仰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且还需要有某种必要的心灵开启。信仰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但并不必然发生。信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神圣感。这种神圣感可以有神学的理解，但也可以从哲学认识论找到合理的解释，这二者可以是相通的。
神圣感是内在于人类的。哲学家普兰丁格这样解释人的神圣感应：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人会在内心产生一种造物主的存在和他的至美、至真、至善和至高的感悟，甚至成为一种信念。这样的经验是许多人所共有的，普兰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中如此描述：“美丽无比的夜空、訇翻腾的海涛、庄严伟大的山脉，无时无刻不与我们的心产生共鸣。小花绽放着芬芳、白杨在风中起舞。‘宇宙中没有一点’，加尔文说，‘是让你不能看出上帝的荣美的。’”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在自然中感悟到的便是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神圣感，虽然他并不是一位基督教诗人。
不仅如此，我们做错事时不能释怀的自责，在认罪和忏悔时发自内心的欣喜，都指向至善的神明。人落在险境中时，会自然向大地和人类的主宰呼求，自然而然地指望上帝会听他的呼求。还有，当人饱受冤屈、身历苦难、面临着极大的邪恶，或者准备自我了结生命的时候，也会向神，向上苍发出悲鸣和呼喊。中国人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人间私语，天闻若雷。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都是这个意思。
信仰的对象，如基督教的“上帝”，是在人的普通语言的直接表达能力之外的，因此借助的是象征的语言。对于信徒来说，上帝存在的信念，不是人们选择或决定让它出现的，也不是人们从其他命题推论而来的，而是必然的。在神圣感应发生的时候，或是在触发神圣感应的环境中，人们发现这信念已直接呈现于他们。跟人的感知信念、记忆信念和一些先天信念一样，神存在的信念是一个基本的信念，是人与动物在“灵性”上有所区别的主要依据。中国人的“天”的信念最接近于这种神圣感应，人不能替“天”画像或造像，把它变成一个偶像。人能感知“天”，而动物则不能；善良的人敬畏“天”，而邪恶的人则不敬畏，因此无法无天。
“天”是对神的自然法表述，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14章中，把“上天”看成是一种裁判权威，存在于人类关于正义、公正、公义的认知之中。上天先于并高于一切人为的实在法。作为一名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其代表作中全面地阐述了宪政民主思想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解释了世俗的国家起源说，反对君权神授的主张，不仅成了英国政体的基础，而且也成了其他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基础。
人类用“上天”的认知“为自己保留属于一切人类的最后决定权：决定是否有正当理由可以诉诸上天。这种决定权他们是不会放弃的，因为屈身服从另一个人使其有毁灭自己的权利，是超越出人类的权力以外的，并且上帝和自然也从来不许可一个人自暴自弃，以至对自身的保护也忽视了”。
由于无天，我们变得只有崇拜而无信仰。我们非但不能从对活人的个人崇拜中汲取教训，反而更加急切地转向对死者的崇拜，崇拜成为我们的心理习惯，信仰离我们遥不可及。我们拜偶像只是希望那些无法无天的恶人不要伤害到我们自己，而无信仰则又使得我们在恶人面前如此奴性、懦弱和无助。没有了信仰的感召和支撑，我们对世间的一切价值充满怀疑，更可怕的是，我们丧失了个人和集体抗争所需要的精神意志，自行关闭了自由心灵通往更好世界的大门。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人们的崇拜行为与他们的信仰本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崇拜行为多种多样，包含的崇拜也有深有浅，有的诚心，有的不那么诚心，有的根本就不诚心。逢场作戏的不说，就算是诚心的，崇拜也不见得就是有信仰。不仅在宗教信仰上如此，在所谓的政治信仰或信念上也是如此。
比起崇拜行为，信仰是一件远为困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对信仰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且还需要有某种必要的心灵开启。信仰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但并不必然发生。信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神圣感。这种神圣感可以有神学的理解，但也可以从哲学认识论找到合理的解释，这二者可以是相通的。
神圣感是内在于人类的。哲学家普兰丁格这样解释人的神圣感应：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人会在内心产生一种造物主的存在和他的至美、至真、至善和至高的感悟，甚至成为一种信念。这样的经验是许多人所共有的，普兰丁格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中如此描述：“美丽无比的夜空、訇翻腾的海涛、庄严伟大的山脉，无时无刻不与我们的心产生共鸣。小花绽放着芬芳、白杨在风中起舞。‘宇宙中没有一点’，加尔文说，‘是让你不能看出上帝的荣美的。’”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在自然中感悟到的便是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神圣感，虽然他并不是一位基督教诗人。
不仅如此，我们做错事时不能释怀的自责，在认罪和忏悔时发自内心的欣喜，都指向至善的神明。人落在险境中时，会自然向大地和人类的主宰呼求，自然而然地指望上帝会听他的呼求。还有，当人饱受冤屈、身历苦难、面临着极大的邪恶，或者准备自我了结生命的时候，也会向神，向上苍发出悲鸣和呼喊。中国人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人间私语，天闻若雷。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都是这个意思。
信仰的对象，如基督教的“上帝”，是在人的普通语言的直接表达能力之外的，因此借助的是象征的语言。对于信徒来说，上帝存在的信念，不是人们选择或决定让它出现的，也不是人们从其他命题推论而来的，而是必然的。在神圣感应发生的时候，或是在触发神圣感应的环境中，人们发现这信念已直接呈现于他们。跟人的感知信念、记忆信念和一些先天信念一样，神存在的信念是一个基本的信念，是人与动物在“灵性”上有所区别的主要依据。中国人的“天”的信念最接近于这种神圣感应，人不能替“天”画像或造像，把它变成一个偶像。人能感知“天”，而动物则不能；善良的人敬畏“天”，而邪恶的人则不敬畏，因此无法无天。
“天”是对神的自然法表述，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14章中，把“上天”看成是一种裁判权威，存在于人类关于正义、公正、公义的认知之中。上天先于并高于一切人为的实在法。作为一名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其代表作中全面地阐述了宪政民主思想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解释了世俗的国家起源说，反对君权神授的主张，不仅成了英国政体的基础，而且也成了其他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基础。
人类用“上天”的认知“为自己保留属于一切人类的最后决定权：决定是否有正当理由可以诉诸上天。这种决定权他们是不会放弃的，因为屈身服从另一个人使其有毁灭自己的权利，是超越出人类的权力以外的，并且上帝和自然也从来不许可一个人自暴自弃，以至对自身的保护也忽视了”。
由于无天，我们变得只有崇拜而无信仰。我们非但不能从对活人的个人崇拜中汲取教训，反而更加急切地转向对死者的崇拜，崇拜成为我们的心理习惯，信仰离我们遥不可及。我们拜偶像只是希望那些无法无天的恶人不要伤害到我们自己，而无信仰则又使得我们在恶人面前如此奴性、懦弱和无助。没有了信仰的感召和支撑，我们对世间的一切价值充满怀疑，更可怕的是，我们丧失了个人和集体抗争所需要的精神意志，自行关闭了自由心灵通往更好世界的大门。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