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考报志愿时，我正沉迷于梁启超的著作，特别是《少年中国说》，理想主义情结不可一世，因此，我第一个否定的就是和“金钱”沾边的光华管理学院。第二个否定的就是和“实用”相关的法学院，但那时的我，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历史之深邃，中文之精美，国际政治之诡谲，都强烈吸引着我。于是，我写下了当时认为充满无限可能的两个字：元培。直到进了元培，我才发现同学中和我一样对于所谓“专业”迷茫不已的不在少数。中国的高中生们，在题山试海的轰炸下，想要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是什么，是一件多难的事！
然而，我踏进元培的大门，见证的却是元培的巨变。
元培一共使用过两个正式的名字：元培计划实验班和元培学院。元培计划的出台始末，作为一个学生，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元培计划草创之初，野心勃勃，试图以计划实验班为班底，鸟瞰诸专业院系，继而将整个北大本科生部改造成博雅通识的文理学院，打破僵化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因此也称为“大元培”方案。
然而在五年探索之后，在我踏入元培大门的那一刻，大元培的旗帜已悄无声息地落下。2007年9月，元培计划实验班更名为元培学院，元培从“凌驾”于各院系之上的“实验”，变成与各院系平级的“学院”，从“大元培”走向“小元培”，从野心勃勃走向不折腾。
尴尬与琐碎
元培学生的最大优势，是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学生进校时只按文、理分类，不分专业，在对学科状况、专业设置、自己的兴趣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在第二学期末提出专业选择意向。然而自主选择专业，专业院系优先保障本院学生选课权的情况下，还必须得到各专业院系的配合。
一个流传很广、不知真假的段子讲述了元培人的尴尬：大概是2002、2003年的样子，在某堂人数爆满的课上，老师望着教室后面站满的人群说：这堂课选的人太多了，为保证本系的同学能够选上，请元培的同学出去吧！
我入学的2007年，元培的处境已经好很多，不大会发生这种公开被歧视的事情，然而另一个跨院系选课的后果仍然存在：每逢到考试期，各系考试时间纷纷撞车，我们一队学生，穿梭于元培教务和专业院系教务之间，汇报、挨骂、协调……最后只剩苦笑。
这样的生活，让我总有“他者”的感觉。
大学的交际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院系为主，一些院系还会创造学习和生活上的活动，方便同学们结识交往。然而元培学院却做不到。每位同学的专业方向和兴趣都不尽相同，选的课不同，碰面和交流也有限，虽然和外系同学一起上课，日常也没什么交流。因此在课堂上，元培人总是很显眼，或遗世独立，或自动抱团，似乎是这个园子的“异类”。异类并不见得全然不好，但是人作为社会动物对于某些集体认同和标签的需求，大概是难以免俗的。
除此之外，还有些琐碎的挑战，比如，当选择专业的权力完全在自己手中时，这种选择竟然是非常纠结的；再比如，说元培是一个学院，却没有本院自己的师资资源，几位“顶梁柱”其实是三五个尚在其他院系兼职的老师，偌大的校园，只有他们在为元培的前途和元培学生的命运多方奔走。
纯粹与多元
但元培仍在不断摸索中前行。作为一名曾经的元培人，我的最大收获是纯粹与多元。
与我同寝的是三位奥赛金牌得主，于是我这自高一以后再也没碰过物理、化学的纯文科生，居然也深受熏陶，既而可以大谈特谈夹逼定理、高斯公式、常微分方程……左边隔壁的何同学，由理科转经济，精通政史，尤擅逻辑，我常常和他争辩国是，虽鲜有一致，而多有获益。整个四年间，我与来自五湖四海、学着五光十色学科的元培同学相互切磋，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考虑诸如就业、升学之类的实际问题。
这种氛围的一大影响是，许多元培毕业生，没有一离开学校就踏进赚钱过日子的生活。许多人都会腾出几年时间，去老少边穷地区支援当地的基础教育，他们以最纯粹的理想主义，去做最有现实意义的事。
元培的老师更为纯粹。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朱庆之教授，是元培文科生的第一位导师，教授全体大一新生《古代汉语》。朱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汉语言文学是我谋生的手段，而我还有自己的兴趣。”这种职业归职业、兴趣归兴趣的态度令我欣赏。
朱教授也是本科期间极少数几位给我们的论文反馈的老师之一。我还记得，我写了一篇地方方言发展的小报告，多出自经验所得，亦不讲求学术规范，但朱教授却对我关注的方向予以鼓励，并阐述在普通话强势主导下绝大多数方言已岌岌可危。他几乎每文必评，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有何依据”“请做注释”等等。习惯了洋洋洒洒写文章的我，才转变了思维方式，开始注重有一份论据说一分话，这对我的影响至今不可磨灭。遗憾的是，朱教授不久便挂职而去。
元培依然在努力拓展自己的力量。最出色的是政经哲、古生物学和外国语言-外国历史这三大跨学科专业，前几届跨毕业生都成绩斐然，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通识博雅教育的生命力。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的主要建设者、对元培发展极为关心的北大历史系彭小瑜教授，曾在一期元培院刊上写道：“外国语言和外国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将来一定是在多个领域受欢迎的人才。但是我觉得元培还是应该刻意去培养学者，尤其是学养深厚、关注社会和民众疾苦、又能避免民粹主义冲动的学者。历史的经验证明，偏颇、冲动、固执、以煽动替代服务的学者和政治家多为自己片面的知识结构所束缚。这个时代需要的学者应该既通晓西学又懂得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写作，以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思想造福民众。”
我知道，不应以理想主义强求元培，在中国当下情况，“大元培”理念逝去或许是种必然，因为它的提出本来也没有经过论证，甚至没有得到专业院系的同意，但“小元培”的发展，仍是值得孜孜以求的。
我的反思
从元培毕业，赴美学习后，我常常在想：元培十年，得在哪里，失在哪里？
大元培的目标是美国的文理学院，但元培计划的设计师们似乎并没有领悟到文理学院的特殊之处。美国诸多文理学院，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制度之完善、管理之严密、教学之臻善，世所罕见。在文理学院中，学生不但自由选课、自由选专业，甚至自由设计课程。 一位从布朗大学本科毕业的朋友，曾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布朗最令人骄傲的是，许多精品课程都是学生和老师共同设计的：若干学生有共同兴趣爱好，便一起寻找此方面的专家，一同开圆桌会议，拟定课程大纲。这样的课，老师有的放矢、学生玩命学习，大家都乐在其中。这样的教育，怎么能不成功呢？
文理学院的成功，有赖于顶层制度设计。在文理学院中，院系之间、学院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恰恰相反，层出不穷的联合项目让不同专业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学生也可以在多学科体系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反观以本科生院标榜的元培学院，并没有完全摆脱北大专业体系的桎梏，在学科整合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一波三折。这并非元培学院的决策者们没有看到学科整合的重要性，而是以学院的力量去撼动院系林立的格局十分艰难。因而，元培的出路，更多地取决于北大整体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西方文理学院的另一大优势，是不但教学生怎么在教室里“学”，也教他们如何在教室外“学”，更教学生应该什么时候在教室里“学”、什么时候在教室外“学”。
我的一位朋友，两年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大三，毅然休学回国创办社会公益企业。当时我在北大和他见面，诧异地问他：“为什么不等到一年之后毕业再做公益呢？为什么要这么急呢？”他的回答中充满着时不我待的急切感：他告诉我在西北县城支教的心得，告诉我美国大学教育中实践和创业的传统，告诉我机会和灵感稍纵即逝。
在过去的两年间，我开心地看到他在北京从白手起家，直至拥有自己的公益咨询团队，有许多人在帮助他的事业，而他也在帮助许多人的事业。他的经历使我明白，并不是只有在学校里才算学习，一个成功的人是可以在任何环境里学习成长的。
但在元培，我们仍然秉持着不读书就是不务正业的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只有文理学院的壳，而没有吸收知行合一的观念体系。直到我身处美国高校，才发现，像我朋友那样利用休学期间东奔西走、追逐梦想的人非常多，除去坐在课堂里，他们还要去学一切在书本和课堂上无法习得的东西，这使得他们能够淡定地去拥抱更宽广的世界，而不至于被过快的生活节奏、各种假想的危机和压力泯灭了伟大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
元培十年，起于海归学者们的通识梦想，他们期待可以通过它改变已日益世俗化的北大，然而元培梦并没有扎下根来，反而不得不与现实达成了某种妥协。一切对元培理想还继续执着的人，应该怎么办？
我没有答案，我也在寻找答案。
（作者系北大元培学院2011年毕业生，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政治）
历史之深邃，中文之精美，国际政治之诡谲，都强烈吸引着我。于是，我写下了当时认为充满无限可能的两个字：元培。直到进了元培，我才发现同学中和我一样对于所谓“专业”迷茫不已的不在少数。中国的高中生们，在题山试海的轰炸下，想要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是什么，是一件多难的事！
然而，我踏进元培的大门，见证的却是元培的巨变。
元培一共使用过两个正式的名字：元培计划实验班和元培学院。元培计划的出台始末，作为一个学生，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元培计划草创之初，野心勃勃，试图以计划实验班为班底，鸟瞰诸专业院系，继而将整个北大本科生部改造成博雅通识的文理学院，打破僵化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因此也称为“大元培”方案。
然而在五年探索之后，在我踏入元培大门的那一刻，大元培的旗帜已悄无声息地落下。2007年9月，元培计划实验班更名为元培学院，元培从“凌驾”于各院系之上的“实验”，变成与各院系平级的“学院”，从“大元培”走向“小元培”，从野心勃勃走向不折腾。
尴尬与琐碎
元培学生的最大优势，是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学生进校时只按文、理分类，不分专业，在对学科状况、专业设置、自己的兴趣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在第二学期末提出专业选择意向。然而自主选择专业，专业院系优先保障本院学生选课权的情况下，还必须得到各专业院系的配合。
一个流传很广、不知真假的段子讲述了元培人的尴尬：大概是2002、2003年的样子，在某堂人数爆满的课上，老师望着教室后面站满的人群说：这堂课选的人太多了，为保证本系的同学能够选上，请元培的同学出去吧！
我入学的2007年，元培的处境已经好很多，不大会发生这种公开被歧视的事情，然而另一个跨院系选课的后果仍然存在：每逢到考试期，各系考试时间纷纷撞车，我们一队学生，穿梭于元培教务和专业院系教务之间，汇报、挨骂、协调……最后只剩苦笑。
这样的生活，让我总有“他者”的感觉。
大学的交际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院系为主，一些院系还会创造学习和生活上的活动，方便同学们结识交往。然而元培学院却做不到。每位同学的专业方向和兴趣都不尽相同，选的课不同，碰面和交流也有限，虽然和外系同学一起上课，日常也没什么交流。因此在课堂上，元培人总是很显眼，或遗世独立，或自动抱团，似乎是这个园子的“异类”。异类并不见得全然不好，但是人作为社会动物对于某些集体认同和标签的需求，大概是难以免俗的。
除此之外，还有些琐碎的挑战，比如，当选择专业的权力完全在自己手中时，这种选择竟然是非常纠结的；再比如，说元培是一个学院，却没有本院自己的师资资源，几位“顶梁柱”其实是三五个尚在其他院系兼职的老师，偌大的校园，只有他们在为元培的前途和元培学生的命运多方奔走。
纯粹与多元
但元培仍在不断摸索中前行。作为一名曾经的元培人，我的最大收获是纯粹与多元。
与我同寝的是三位奥赛金牌得主，于是我这自高一以后再也没碰过物理、化学的纯文科生，居然也深受熏陶，既而可以大谈特谈夹逼定理、高斯公式、常微分方程……左边隔壁的何同学，由理科转经济，精通政史，尤擅逻辑，我常常和他争辩国是，虽鲜有一致，而多有获益。整个四年间，我与来自五湖四海、学着五光十色学科的元培同学相互切磋，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考虑诸如就业、升学之类的实际问题。
这种氛围的一大影响是，许多元培毕业生，没有一离开学校就踏进赚钱过日子的生活。许多人都会腾出几年时间，去老少边穷地区支援当地的基础教育，他们以最纯粹的理想主义，去做最有现实意义的事。
元培的老师更为纯粹。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朱庆之教授，是元培文科生的第一位导师，教授全体大一新生《古代汉语》。朱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汉语言文学是我谋生的手段，而我还有自己的兴趣。”这种职业归职业、兴趣归兴趣的态度令我欣赏。
朱教授也是本科期间极少数几位给我们的论文反馈的老师之一。我还记得，我写了一篇地方方言发展的小报告，多出自经验所得，亦不讲求学术规范，但朱教授却对我关注的方向予以鼓励，并阐述在普通话强势主导下绝大多数方言已岌岌可危。他几乎每文必评，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有何依据”“请做注释”等等。习惯了洋洋洒洒写文章的我，才转变了思维方式，开始注重有一份论据说一分话，这对我的影响至今不可磨灭。遗憾的是，朱教授不久便挂职而去。
元培依然在努力拓展自己的力量。最出色的是政经哲、古生物学和外国语言-外国历史这三大跨学科专业，前几届跨毕业生都成绩斐然，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通识博雅教育的生命力。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的主要建设者、对元培发展极为关心的北大历史系彭小瑜教授，曾在一期元培院刊上写道：“外国语言和外国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将来一定是在多个领域受欢迎的人才。但是我觉得元培还是应该刻意去培养学者，尤其是学养深厚、关注社会和民众疾苦、又能避免民粹主义冲动的学者。历史的经验证明，偏颇、冲动、固执、以煽动替代服务的学者和政治家多为自己片面的知识结构所束缚。这个时代需要的学者应该既通晓西学又懂得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写作，以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思想造福民众。”
我知道，不应以理想主义强求元培，在中国当下情况，“大元培”理念逝去或许是种必然，因为它的提出本来也没有经过论证，甚至没有得到专业院系的同意，但“小元培”的发展，仍是值得孜孜以求的。
我的反思
从元培毕业，赴美学习后，我常常在想：元培十年，得在哪里，失在哪里？
大元培的目标是美国的文理学院，但元培计划的设计师们似乎并没有领悟到文理学院的特殊之处。美国诸多文理学院，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制度之完善、管理之严密、教学之臻善，世所罕见。在文理学院中，学生不但自由选课、自由选专业，甚至自由设计课程。 一位从布朗大学本科毕业的朋友，曾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布朗最令人骄傲的是，许多精品课程都是学生和老师共同设计的：若干学生有共同兴趣爱好，便一起寻找此方面的专家，一同开圆桌会议，拟定课程大纲。这样的课，老师有的放矢、学生玩命学习，大家都乐在其中。这样的教育，怎么能不成功呢？
文理学院的成功，有赖于顶层制度设计。在文理学院中，院系之间、学院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恰恰相反，层出不穷的联合项目让不同专业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学生也可以在多学科体系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反观以本科生院标榜的元培学院，并没有完全摆脱北大专业体系的桎梏，在学科整合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一波三折。这并非元培学院的决策者们没有看到学科整合的重要性，而是以学院的力量去撼动院系林立的格局十分艰难。因而，元培的出路，更多地取决于北大整体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西方文理学院的另一大优势，是不但教学生怎么在教室里“学”，也教他们如何在教室外“学”，更教学生应该什么时候在教室里“学”、什么时候在教室外“学”。
我的一位朋友，两年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大三，毅然休学回国创办社会公益企业。当时我在北大和他见面，诧异地问他：“为什么不等到一年之后毕业再做公益呢？为什么要这么急呢？”他的回答中充满着时不我待的急切感：他告诉我在西北县城支教的心得，告诉我美国大学教育中实践和创业的传统，告诉我机会和灵感稍纵即逝。
在过去的两年间，我开心地看到他在北京从白手起家，直至拥有自己的公益咨询团队，有许多人在帮助他的事业，而他也在帮助许多人的事业。他的经历使我明白，并不是只有在学校里才算学习，一个成功的人是可以在任何环境里学习成长的。
但在元培，我们仍然秉持着不读书就是不务正业的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只有文理学院的壳，而没有吸收知行合一的观念体系。直到我身处美国高校，才发现，像我朋友那样利用休学期间东奔西走、追逐梦想的人非常多，除去坐在课堂里，他们还要去学一切在书本和课堂上无法习得的东西，这使得他们能够淡定地去拥抱更宽广的世界，而不至于被过快的生活节奏、各种假想的危机和压力泯灭了伟大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
元培十年，起于海归学者们的通识梦想，他们期待可以通过它改变已日益世俗化的北大，然而元培梦并没有扎下根来，反而不得不与现实达成了某种妥协。一切对元培理想还继续执着的人，应该怎么办？
我没有答案，我也在寻找答案。
（作者系北大元培学院2011年毕业生，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