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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农民、乡村医生、代课教师、小店主，在经历了众多坎坷、曲折、贫穷、衰老之后，仍在努力让文学守住心灵中最后的高贵。
“哇噻，莫言！”
听到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走在街上的梅道文忍不住高兴劲儿，立刻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
他的朋友贾志礼，在家里愣是怔了好几秒，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两人都是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的农民作家。在定远，有这么一帮农民作家，除了他们俩，还有孙善鸿、徐世清、谢道所、章明怀、郭婷、李荣厚、盛乔。他们都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时因文学而结识，至今坚持创作，时常聚会。
这群人出没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如果看不到他们光亮的眼眸、不曾听他们谈论文学，你可能永远无法将他们从人海中认出。他们性格各异，经历却重叠。对于文学和土地，他们共同经历过青春的狂热、希冀与壮年的叛逃、出走。如今，是人到中年的理智、冷静，“诗人不是一种职业的称谓，而是一种人格的认可”。
田为素稿字为秧
23年过去了，梅道文还是无法忘记自己被诗神缪斯撞开心门的那一刹那。
1989年他刚初三，偶然读到《朦胧诗选》。北岛写，“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摇着一片新叶”。他记得，家里的房前屋后，牛蹄踩出的泥脚印存了水，月光照着微微荡漾，可不就是水洼里破碎的夜晚么——这句诗瞬间击中了他。
定远县地处安徽省东部，是皖东地区人口最多和面积最大的县。定远文化基础深厚，自清代起就流传着“怀诗、寿字、定文章”之说。上世纪80年代，席卷全国的文化热同样吹到了定远农村。只在定远一县，估计就有上千位农村青年创作文学。
梅道文很快与大桥镇农民孙善鸿结识。第一次见面，他们喝酒聊诗，从头天晚上6点聊到第二天凌晨2点，在孙家二楼打了地铺躺下，仍兴致高昂，直聊到公鸡打鸣才沉沉睡去。
孙善鸿18岁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当时已小有名气。“朝读云霞晚读窗/田为素稿字为秧”，他写诗描述：白天带着纸和笔去田地劳动，晚间读书创作。夏夜蚊子太多，他就把双腿放入注满井水的瓦罐中濡凉避蚊。
他写大雁北返，“一路欢鸣/把春天的消息写满了天空”；他写年关，“父亲，这只老麻雀/能否平安地返回村庄的枝头”。还有江上的鱼、芦花母鸡……乡村生活从他的笔下自然流淌。“质朴敦厚，情感真挚”，一位当地评论家称，孙的情思“就像屋前田头的渠水一样清莹亮丽”。
那时，爱好文学的农村青年们通信结社，交流频繁。孙善鸿便主持成立了“定远乡音农民诗社”，先后主办了《小草》《谷雨》等报刊。青年们私下传阅全国诗歌报刊投稿指南，或是在农闲歇息往县级广播站、电视台送稿。
他们最盼望邮递员的到来。鼓囊囊的绿色布袋，包裹着用稿通知、汇款单、诗友来信和热切的希望。有时候，村里的邮递员因农忙不能及时收发信件，他们便在烈日当空的午间，赤膊跑上七八里地赶去乡镇邮局。为此，有年轻人自告奋勇当邮递员送报纸，为的就是能在第一时间看上《农民日报》。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2012年10月21日，孙善鸿在自家院落里，一边修理拖拉机，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他面庞宽阔、皮肤黝黑。脚上的凉拖裂了缝，卷起的裤脚一高一低。
在当时，“定远农民作家群”声名鹊起。他们在《星星》《诗选刊》等全国著名诗歌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如孙善鸿，未及而立便加入安徽省作家协会；徐世清，1996年获得首届全国春联大赛特等奖，得到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巨额奖品”。
除了诗歌，他们还创作小说、散文。
其中一位作家描述豌豆——一种被农民随意洒在田间地角，无需施肥悄然生长，人们可随意采食的乡间零嘴——“我一直以为豌豆是伏在麦丛里的蝴蝶，三三两两随向上缠绕的藤须爬上麦子的肩头，如顽皮的孩子从春天的深处探出头来，露出粉嫩的面皮”。
年纪最长、头发花白的李荣厚，则擅长写作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短篇小说。一个妇女有多贤惠？那是“跌倒了还要抓把土放进口袋带回家”。一个男人多么不胜酒力？那是“床底夜壶不是盛酒的家伙”！
“吃上公家饭”
买8分钱一张的薄白纸，裁成24页，上面盖着画了方格的油墨纸，油印机一推，自制稿纸就成了。为了写作，李荣厚只能“从牙齿上刮下一些钱”来用。在定远农村，他们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这拨青年，兄弟姐妹五六个的比比皆是。他记得，家里条件困难得债主上门都搜不到钱，最后只好把大吊扇卸了带走。
很快，早期自办的那些诗歌报刊，因经费问题纷纷停刊。他们虽然发表作品，但稿费很是微薄，无济于事。他们没有财力支持，全靠自己做代课教师、乡村医生，再加上省吃俭用节约出的一点小钱苦苦维持。
除了他们自己，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农村青年的文学梦。“白贴纸钱”，家人摇摇头说。即便徐世清赢来了一台拖拉机，仍然不能唤回老父亲的心，“这么多年，他用掉的都不止一台拖拉机了！”
繁重的农活还压在青年们的肩上。下雨前抢收稻谷，忙得连睡在田埂上的时间都没有，“从胯下往回看，田地一眼望不到头，接上了天边一样”。
为了不做农活，为了好找对象，上千位定远农村青年们写诗，实际上有着功利色彩。“希望能靠写诗改变生存环境——吃上公家饭”，孙善鸿坦承。如果文笔好、出了名，就有可能以农代干，被乡镇一级政府破格提拔为宣传干事。虽然不能解决农村户口，但至少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看天吃饭的艰辛。
想发表作品并不容易。全国性报刊竞争激烈，当地报纸副刊版面有限。在定远，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段子，是说一位在肉联厂做事的农村青年如何“贿赂”编辑的：“今天送肉，明天送耳朵，最后被调侃‘送了一整头猪到省城’！”
9位中有2位曾是距离“以农代干”最近的人。一位因获得首届全国春联大赛唯一的特等奖，得到组织部在媒体前的允诺；另一位亦被列为政府提拔、改革用人制度的候选人之一。然而，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政府部门其实并不是那么需要他们。乡镇一级文化站，大多在组织民俗表演和民间演出，闹闹花灯、舞舞狮子、唱唱黄梅戏。而这群农民创作者，不写剧本、不写顺口溜、不写民间传说、不写鬼故事，他们写的是小说、散文、诗歌，所谓曲高和寡，自然难以得到重视。 “依靠纯文学写作改变身份、真正进入体制内的，在这群人中是没有的。”一位熟悉他们的当地文学评论家如是说。
一群找不到泥土的种子
“城市的上空没有布谷的啼声/没有我熟悉的乡音”，进入21世纪，孙善鸿离开土地，到省城合肥打工。
凭着厚厚的发表作品，他应聘到了一家合肥著名餐饮企业做内刊。他习惯了写诗，草稿常常没有标点。打字员看不清，第一篇文章“一逗到底”——他不得不自己学习电脑打字。
源于农民与生俱来的淳朴天性，他还多了些莫名的烦恼，比如，这家餐饮企业的老板、一位千万身家的城市富豪，嗜好在文章里找一切空隙加上四个字：餐饮航母。
孙善鸿不理解，忍不住问了句：“每篇都加，没必要吧？”
老板没回答，抬头白了他一眼，他立刻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问题。
其他人也都先后外出打工，远的到了北京、广州、上海，近的也到了滁州，他们成为保安、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流水线上的工人。
贾志礼到了一家电子厂。每天10个小时的重复动作，一天能组装出几千个遥控器的线路板。他生产遥控器，他的人生也被那些粉红色钞票遥控着。
他还曾去东部一个沿海城市一家地下赌场帮忙看场子。每天深夜，赌鬼、酒鬼、妓女、吸毒者在他眼前像鬼魂一样地游荡。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老头，每天都来，每天输300块钱就走。熟悉之后，老头告诉贾志礼，自己退休后无所事事，只好来这里打发时间。
“为什么不到农村去呢？养养鸡鸭，闻闻青草，看书写字……”贾志礼描绘的，其实是自己内心深处的美妙图景。老头听了，两眼望向前方若有所思，似乎被打动的样子。然而第二天，老头还是出现了。他告诉贾志礼，“没有出租车、没有饭店，怎么办呢？”
城市和农村的鸿沟，农民作家们发现自己似乎怎么也跨不过去。做保安，不习惯给车辆敬礼；做搬运工，站在18层楼的落地玻璃窗前就恐高；哪怕是站在北京六里桥的过街天桥上，感觉“整个桥面连着大地都在颤抖”，孙善鸿说。
“城市里那么吵那么乱，怎么能写诗呢？”贾志礼很是疑惑。孙善鸿偶尔写的，都是对城市的排斥和对乡村生活的怀念：“我们是一群找不到泥土的种子/无法把自己的根/扎在城市坚硬的地面上。”在大城市，农村作家们不是停笔，就是减产。
离开那家傲慢的“餐饮航母”后，孙善鸿做了一个在建大厦的保安。一个电梯被专门辟为“民工通道”，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清理电梯泡沫护板上的涂鸦。不过，有一行文字他总是合不得擦去——一位农民工兄弟用木工笔写下：“只要星星还在天空闪烁/我们就不怕生活的坎坷”。
起初，孙善鸿有些疑惑，他为什么不写“只要太阳还在天空照耀”呢？等到深夜下班，走下大理石台阶，他蓦然抬头，天空星辰闪烁，心下明白大半，不禁哽咽。
不久之后，他回到农村。
是诗歌让我抵挡住一切
“‘辫’的这个旁边是放个什么东西？我忘了。”拿着自己的手稿，李荣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有近20年没有拿起笔了。直到女儿前年找到好工作、家庭经济负担减轻，他才重新开始写作。
回到农村后，被企业内刊伤害了文字之美的孙善鸿一度沉寂。他希望不再无谓地重复自己，不能“站在土地上看土地”。
梅道文现在多了另一个称呼，“梅总”。他在县城开了一家种子店，经济状况好转，原来黝黑的肤色也渐渐白皙起来。他把不经意间涌来的诗句记在手机里。前段时间手机坏了，一百多首诗作消失不见，他大病一场，就像“丢了5万块钱”。
他的诗已渐渐脱离农村意象。一首《闪电湖 青草》，“听说恋人已老/脸上布满荒凉的快活/听说湖水深蓝 睡姿如同亡魂/堤岸辽阔/听说幸福可耻/它不会放过你我”。
与农业生活的日常语言相比，贾志礼的诗歌显得更加现代。如《世界》：“世界制造太多的不幸/在敌意面前微笑/在善意面前忧伤”。
“农民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种身份”，他抱怨人们对于农民作家的传统印象——农村一定是落后、守旧的，农村作家一定要写乡土题材。孙善鸿也觉得，相较于农民作家，“乡土作家”更为合适。
有一阵子，乡土诗歌短暂复兴，却掺杂着众多应景与谬误之作；有一阵子，市级党委机关报副刊上的版面“红火”得需要写条子才能上，却是因为新来了一位爱好文学的市委书记；还有一次，宣传部一位领导父亲去世，在葬礼上披麻戴孝的竟是某位文联领导……
喧哗过后，农民作家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写作不关名利。这种极其私密与个人的体验，只与坚固的信仰有关。
他们仍然创作，却很少投稿了。不抽烟、不打牌，闲时静坐在家看书写字，他们仍是人们眼中的异类。诗歌边缘化仍在继续，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人们都很少读诗了。
他们中的一位女作家曾给上中学的儿子朗读《大堰河——我的保姆》。念完后她一直流泪，儿子却木然，问“什么是童养媳”“大堰河怎么死的”“虱子什么样”“大儿子为什么去做土匪”“大堰河干吗稀罕乳儿的媳妇”……之后发表了感想：“哦，大堰河真好！”下一句是：“妈妈，我们家也雇个保姆吧。”
还有一次，梅道文向生意朋友透露自己是“写东西”的，结果对方恍然大悟：“难怪你生意做得不行，原来你是文人啊！”
在农村，“文人”“诗人”几近贬义。“生活中，我要极力隐藏这个身份。如果表现这一点，我会感到羞愧”，梅道文说。直到2010年，一直反对他写作的妻子终于松了口。原因很简单，《读者》杂志采用了他的一篇文章。
重新投稿的李荣厚，特意赶到县城寄信，避开了乡镇邮局——乡镇邮局里的一位同龄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便一直看着他寄信投稿，从8分钱邮票贴到1角2、4角、6角、8角、1块2，一直看到彼此都头发花白。
倘若再去乡镇邮局，他简直能想象出对方的惊讶与嘲讽，“老哥，都投了十几年了！还投？！还投？！”
只有在私下聚会时，他们才敢毫无顾忌地谈论文学。只有在这时，他们才能暂时抛下家里几十亩田地，抛下儿女的高昂学费与家人的絮叨，抛下那个沉重的自我。只有在这时，生性沉默的他们才会滔滔不绝。
有时聊到最后、喝到最后，“各自痛哭一场”。
土地抚育了他们，也束缚了他们。土地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但也是一口观天的深井。土地是他们的起点，也是终点。“像一位坚强的士兵/我挺起诗歌的刺刀/是诗歌让我抵挡住一切”，这群农民、村医、代课教师、小店店主，在经历了众多坎坷、曲折、贫穷、衰老之后，仍在努力让文学守住心灵中最后的高贵。
10月21日，这群人又聚到了一起，即席联诗。
孙善鸿喝到微醺，拉着人重复着一句话，“农民是一种职业，诗歌才是我们的生命……”
喃喃间，手机铃声尖锐地响起。
电话那头，传来妻子催促他回家收花生的咆哮。
“哇噻，莫言！”
听到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走在街上的梅道文忍不住高兴劲儿，立刻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
他的朋友贾志礼，在家里愣是怔了好几秒，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两人都是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的农民作家。在定远，有这么一帮农民作家，除了他们俩，还有孙善鸿、徐世清、谢道所、章明怀、郭婷、李荣厚、盛乔。他们都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时因文学而结识，至今坚持创作，时常聚会。
这群人出没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如果看不到他们光亮的眼眸、不曾听他们谈论文学，你可能永远无法将他们从人海中认出。他们性格各异，经历却重叠。对于文学和土地，他们共同经历过青春的狂热、希冀与壮年的叛逃、出走。如今，是人到中年的理智、冷静，“诗人不是一种职业的称谓，而是一种人格的认可”。
田为素稿字为秧
23年过去了，梅道文还是无法忘记自己被诗神缪斯撞开心门的那一刹那。
1989年他刚初三，偶然读到《朦胧诗选》。北岛写，“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摇着一片新叶”。他记得，家里的房前屋后，牛蹄踩出的泥脚印存了水，月光照着微微荡漾，可不就是水洼里破碎的夜晚么——这句诗瞬间击中了他。
定远县地处安徽省东部，是皖东地区人口最多和面积最大的县。定远文化基础深厚，自清代起就流传着“怀诗、寿字、定文章”之说。上世纪80年代，席卷全国的文化热同样吹到了定远农村。只在定远一县，估计就有上千位农村青年创作文学。
梅道文很快与大桥镇农民孙善鸿结识。第一次见面，他们喝酒聊诗，从头天晚上6点聊到第二天凌晨2点，在孙家二楼打了地铺躺下，仍兴致高昂，直聊到公鸡打鸣才沉沉睡去。
孙善鸿18岁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当时已小有名气。“朝读云霞晚读窗/田为素稿字为秧”，他写诗描述：白天带着纸和笔去田地劳动，晚间读书创作。夏夜蚊子太多，他就把双腿放入注满井水的瓦罐中濡凉避蚊。
他写大雁北返，“一路欢鸣/把春天的消息写满了天空”；他写年关，“父亲，这只老麻雀/能否平安地返回村庄的枝头”。还有江上的鱼、芦花母鸡……乡村生活从他的笔下自然流淌。“质朴敦厚，情感真挚”，一位当地评论家称，孙的情思“就像屋前田头的渠水一样清莹亮丽”。
那时，爱好文学的农村青年们通信结社，交流频繁。孙善鸿便主持成立了“定远乡音农民诗社”，先后主办了《小草》《谷雨》等报刊。青年们私下传阅全国诗歌报刊投稿指南，或是在农闲歇息往县级广播站、电视台送稿。
他们最盼望邮递员的到来。鼓囊囊的绿色布袋，包裹着用稿通知、汇款单、诗友来信和热切的希望。有时候，村里的邮递员因农忙不能及时收发信件，他们便在烈日当空的午间，赤膊跑上七八里地赶去乡镇邮局。为此，有年轻人自告奋勇当邮递员送报纸，为的就是能在第一时间看上《农民日报》。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2012年10月21日，孙善鸿在自家院落里，一边修理拖拉机，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他面庞宽阔、皮肤黝黑。脚上的凉拖裂了缝，卷起的裤脚一高一低。
在当时，“定远农民作家群”声名鹊起。他们在《星星》《诗选刊》等全国著名诗歌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如孙善鸿，未及而立便加入安徽省作家协会；徐世清，1996年获得首届全国春联大赛特等奖，得到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巨额奖品”。
除了诗歌，他们还创作小说、散文。
其中一位作家描述豌豆——一种被农民随意洒在田间地角，无需施肥悄然生长，人们可随意采食的乡间零嘴——“我一直以为豌豆是伏在麦丛里的蝴蝶，三三两两随向上缠绕的藤须爬上麦子的肩头，如顽皮的孩子从春天的深处探出头来，露出粉嫩的面皮”。
年纪最长、头发花白的李荣厚，则擅长写作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短篇小说。一个妇女有多贤惠？那是“跌倒了还要抓把土放进口袋带回家”。一个男人多么不胜酒力？那是“床底夜壶不是盛酒的家伙”！
“吃上公家饭”
买8分钱一张的薄白纸，裁成24页，上面盖着画了方格的油墨纸，油印机一推，自制稿纸就成了。为了写作，李荣厚只能“从牙齿上刮下一些钱”来用。在定远农村，他们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这拨青年，兄弟姐妹五六个的比比皆是。他记得，家里条件困难得债主上门都搜不到钱，最后只好把大吊扇卸了带走。
很快，早期自办的那些诗歌报刊，因经费问题纷纷停刊。他们虽然发表作品，但稿费很是微薄，无济于事。他们没有财力支持，全靠自己做代课教师、乡村医生，再加上省吃俭用节约出的一点小钱苦苦维持。
除了他们自己，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农村青年的文学梦。“白贴纸钱”，家人摇摇头说。即便徐世清赢来了一台拖拉机，仍然不能唤回老父亲的心，“这么多年，他用掉的都不止一台拖拉机了！”
繁重的农活还压在青年们的肩上。下雨前抢收稻谷，忙得连睡在田埂上的时间都没有，“从胯下往回看，田地一眼望不到头，接上了天边一样”。
为了不做农活，为了好找对象，上千位定远农村青年们写诗，实际上有着功利色彩。“希望能靠写诗改变生存环境——吃上公家饭”，孙善鸿坦承。如果文笔好、出了名，就有可能以农代干，被乡镇一级政府破格提拔为宣传干事。虽然不能解决农村户口，但至少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看天吃饭的艰辛。
想发表作品并不容易。全国性报刊竞争激烈，当地报纸副刊版面有限。在定远，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段子，是说一位在肉联厂做事的农村青年如何“贿赂”编辑的：“今天送肉，明天送耳朵，最后被调侃‘送了一整头猪到省城’！”
9位中有2位曾是距离“以农代干”最近的人。一位因获得首届全国春联大赛唯一的特等奖，得到组织部在媒体前的允诺；另一位亦被列为政府提拔、改革用人制度的候选人之一。然而，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政府部门其实并不是那么需要他们。乡镇一级文化站，大多在组织民俗表演和民间演出，闹闹花灯、舞舞狮子、唱唱黄梅戏。而这群农民创作者，不写剧本、不写顺口溜、不写民间传说、不写鬼故事，他们写的是小说、散文、诗歌，所谓曲高和寡，自然难以得到重视。 “依靠纯文学写作改变身份、真正进入体制内的，在这群人中是没有的。”一位熟悉他们的当地文学评论家如是说。
一群找不到泥土的种子
“城市的上空没有布谷的啼声/没有我熟悉的乡音”，进入21世纪，孙善鸿离开土地，到省城合肥打工。
凭着厚厚的发表作品，他应聘到了一家合肥著名餐饮企业做内刊。他习惯了写诗，草稿常常没有标点。打字员看不清，第一篇文章“一逗到底”——他不得不自己学习电脑打字。
源于农民与生俱来的淳朴天性，他还多了些莫名的烦恼，比如，这家餐饮企业的老板、一位千万身家的城市富豪，嗜好在文章里找一切空隙加上四个字：餐饮航母。
孙善鸿不理解，忍不住问了句：“每篇都加，没必要吧？”
老板没回答，抬头白了他一眼，他立刻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问题。
其他人也都先后外出打工，远的到了北京、广州、上海，近的也到了滁州，他们成为保安、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流水线上的工人。
贾志礼到了一家电子厂。每天10个小时的重复动作，一天能组装出几千个遥控器的线路板。他生产遥控器，他的人生也被那些粉红色钞票遥控着。
他还曾去东部一个沿海城市一家地下赌场帮忙看场子。每天深夜，赌鬼、酒鬼、妓女、吸毒者在他眼前像鬼魂一样地游荡。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老头，每天都来，每天输300块钱就走。熟悉之后，老头告诉贾志礼，自己退休后无所事事，只好来这里打发时间。
“为什么不到农村去呢？养养鸡鸭，闻闻青草，看书写字……”贾志礼描绘的，其实是自己内心深处的美妙图景。老头听了，两眼望向前方若有所思，似乎被打动的样子。然而第二天，老头还是出现了。他告诉贾志礼，“没有出租车、没有饭店，怎么办呢？”
城市和农村的鸿沟，农民作家们发现自己似乎怎么也跨不过去。做保安，不习惯给车辆敬礼；做搬运工，站在18层楼的落地玻璃窗前就恐高；哪怕是站在北京六里桥的过街天桥上，感觉“整个桥面连着大地都在颤抖”，孙善鸿说。
“城市里那么吵那么乱，怎么能写诗呢？”贾志礼很是疑惑。孙善鸿偶尔写的，都是对城市的排斥和对乡村生活的怀念：“我们是一群找不到泥土的种子/无法把自己的根/扎在城市坚硬的地面上。”在大城市，农村作家们不是停笔，就是减产。
离开那家傲慢的“餐饮航母”后，孙善鸿做了一个在建大厦的保安。一个电梯被专门辟为“民工通道”，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清理电梯泡沫护板上的涂鸦。不过，有一行文字他总是合不得擦去——一位农民工兄弟用木工笔写下：“只要星星还在天空闪烁/我们就不怕生活的坎坷”。
起初，孙善鸿有些疑惑，他为什么不写“只要太阳还在天空照耀”呢？等到深夜下班，走下大理石台阶，他蓦然抬头，天空星辰闪烁，心下明白大半，不禁哽咽。
不久之后，他回到农村。
是诗歌让我抵挡住一切
“‘辫’的这个旁边是放个什么东西？我忘了。”拿着自己的手稿，李荣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有近20年没有拿起笔了。直到女儿前年找到好工作、家庭经济负担减轻，他才重新开始写作。
回到农村后，被企业内刊伤害了文字之美的孙善鸿一度沉寂。他希望不再无谓地重复自己，不能“站在土地上看土地”。
梅道文现在多了另一个称呼，“梅总”。他在县城开了一家种子店，经济状况好转，原来黝黑的肤色也渐渐白皙起来。他把不经意间涌来的诗句记在手机里。前段时间手机坏了，一百多首诗作消失不见，他大病一场，就像“丢了5万块钱”。
他的诗已渐渐脱离农村意象。一首《闪电湖 青草》，“听说恋人已老/脸上布满荒凉的快活/听说湖水深蓝 睡姿如同亡魂/堤岸辽阔/听说幸福可耻/它不会放过你我”。
与农业生活的日常语言相比，贾志礼的诗歌显得更加现代。如《世界》：“世界制造太多的不幸/在敌意面前微笑/在善意面前忧伤”。
“农民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种身份”，他抱怨人们对于农民作家的传统印象——农村一定是落后、守旧的，农村作家一定要写乡土题材。孙善鸿也觉得，相较于农民作家，“乡土作家”更为合适。
有一阵子，乡土诗歌短暂复兴，却掺杂着众多应景与谬误之作；有一阵子，市级党委机关报副刊上的版面“红火”得需要写条子才能上，却是因为新来了一位爱好文学的市委书记；还有一次，宣传部一位领导父亲去世，在葬礼上披麻戴孝的竟是某位文联领导……
喧哗过后，农民作家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写作不关名利。这种极其私密与个人的体验，只与坚固的信仰有关。
他们仍然创作，却很少投稿了。不抽烟、不打牌，闲时静坐在家看书写字，他们仍是人们眼中的异类。诗歌边缘化仍在继续，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人们都很少读诗了。
他们中的一位女作家曾给上中学的儿子朗读《大堰河——我的保姆》。念完后她一直流泪，儿子却木然，问“什么是童养媳”“大堰河怎么死的”“虱子什么样”“大儿子为什么去做土匪”“大堰河干吗稀罕乳儿的媳妇”……之后发表了感想：“哦，大堰河真好！”下一句是：“妈妈，我们家也雇个保姆吧。”
还有一次，梅道文向生意朋友透露自己是“写东西”的，结果对方恍然大悟：“难怪你生意做得不行，原来你是文人啊！”
在农村，“文人”“诗人”几近贬义。“生活中，我要极力隐藏这个身份。如果表现这一点，我会感到羞愧”，梅道文说。直到2010年，一直反对他写作的妻子终于松了口。原因很简单，《读者》杂志采用了他的一篇文章。
重新投稿的李荣厚，特意赶到县城寄信，避开了乡镇邮局——乡镇邮局里的一位同龄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便一直看着他寄信投稿，从8分钱邮票贴到1角2、4角、6角、8角、1块2，一直看到彼此都头发花白。
倘若再去乡镇邮局，他简直能想象出对方的惊讶与嘲讽，“老哥，都投了十几年了！还投？！还投？！”
只有在私下聚会时，他们才敢毫无顾忌地谈论文学。只有在这时，他们才能暂时抛下家里几十亩田地，抛下儿女的高昂学费与家人的絮叨，抛下那个沉重的自我。只有在这时，生性沉默的他们才会滔滔不绝。
有时聊到最后、喝到最后，“各自痛哭一场”。
土地抚育了他们，也束缚了他们。土地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但也是一口观天的深井。土地是他们的起点，也是终点。“像一位坚强的士兵/我挺起诗歌的刺刀/是诗歌让我抵挡住一切”，这群农民、村医、代课教师、小店店主，在经历了众多坎坷、曲折、贫穷、衰老之后，仍在努力让文学守住心灵中最后的高贵。
10月21日，这群人又聚到了一起，即席联诗。
孙善鸿喝到微醺，拉着人重复着一句话，“农民是一种职业，诗歌才是我们的生命……”
喃喃间，手机铃声尖锐地响起。
电话那头，传来妻子催促他回家收花生的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