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独自看守》是张暄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和他以前所写的许多中短篇小说相似，这部长篇写的还是警察故事。
一个警察出身的小说家写警察故事，这并不让我吃惊，而在读完《独自看守》之后，对张暄的警察题材小说写作，我还是生出颇多讶异。
这首先是因为《独自看守》题材上具备的敏感性。这部小说的指向，简单说就两个字——刑讯。而“刑讯”这两个字之下，遮盖的其实是一间雾蒙蒙的铁屋，铁屋中隐伏的是一头嗜血的怪兽。而张暄的笔尖，终于伸展出去，触及了那猛兽的鼻毛。
从题材上看，小说通过一个刑警古况的眼睛，撩开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公安刑讯之幕，让读者们看到了一个个冷峻、变态而残忍的暴力讯问现场，以及这些现场中讯问者与被讯问者双方的面目与心理。而作者更着力刻画的，显然还是作为讯问者的警察。在那些现场之中，他们作为正义的一方，同时也是施暴的一方。而刑讯暴力的承受者，除了那些真正的歹徒，更多的还是那些证据并不充足的嫌犯，以及被刻意构陷的无辜者。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歹徒却在刑讯中借助狡猾的手段脱逃了，而那些嫌犯和被构陷的无辜者，却在反复的暴力冲击之后，猝死在了刑讯现场或狱霸控制的看守所里。
这些人的猝死，为冷冰冰的“刑讯”二字作出了滚烫的注脚。而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在近年来反复出现又被反复遮蔽的相关社会新闻中已经获知，这些其实并非虚构。而写出这真实存在却被遮蔽的一切显然需要勇气，即使是用小说的虚构形式写出，也仍然需要勇气，以及更多的智慧。
尤其是，写出它的，是一个在职、敬业、前途远大的警察。
在这篇匆促的短文里，我并不想过分夸大张暄在敏感题材上的突破意义，但我还是想说，在当代中国，如果一个小说家忽视了这一意义重大且被公众广泛关注的题材，那是当代小说的真正损失。而一个富于勇气和反思精神的小说家大胆写出它，则既是当代小说的进步，也是中国法治精神的进步。
而说到底，这是张暄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进步。在我有限的观察中，他在这部长篇中对题材的选择与拓展是有突破性的。
熟悉张暄的读者和评论家都知道，在他以前的警察题材小说中，无论故事最后的效果多么荒诞，故事针对的主要还是案件本身，或者涉案者。而作为破案者的人民警察，虽然也褪掉了正义与荣耀的英雄光环，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日常性和琐碎性，但他们毕竟还是人性健全的“人”。这一点，在《解个手需要多长时间》《你为什么不离婚》等小说中展示得非常充分。
而《独自看守》截然不同，在作者笔下，案件本身退居其次，刑讯现场被推到了前台，而作为刑讯行为施动者的警察则成为完全的主角。
不得不说，刑讯先天具备的特性，使作为施动者的警察具备了非人性的一面，而这非人性的刑讯日常，日复一日，逐渐浸染，已成为这些“老干警”日常性的一面被塑造，被巩固，最终堆积成人体内一种赤裸而坚硬的兽性。而当这种兽性披挂上正义的外衣以人民的名义施加于人民，刑讯之恶便昭然若揭了。
尤其让我吃惊的是，这种因刑讯而来并巩固下来的兽性，一经定型便不会自己消退，它随意弥散在刑讯者的工作日常中，它更像是一种不可自愈的毒瘤，盘踞在人的体内长久释放着隐性的毒素并日渐扩散。
所以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刑讯者，孙山岗、陈康为、张少安对刑讯残忍的非人性一面是严重缺乏反思与质疑的。这是因为，他们或已意识到，自己在讯问中表现出的这种狠戾不但不会被追责，反而会被肯定，甚至早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值得表彰的内部经验与传统被代代传承——从“新兵蛋子”警察小陈和小孙最终将无辜者讯问至死的场面中，我们可以得知，这种“经验”确实已被内部传承了。而从和这些刑警关系密切的煤矿保安科长魏群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狠戾来看，这种“经验”又早已扩散出内部而被外人借鉴了。
与此相反，对刑讯逼供行为具有反思意识与质疑精神的少数者，就像小说中的主角古况，则是一个被上级和同行打压、挤对、嘲笑的弱者，连那些真正的罪犯，也会因此蔑视、欺骗与利用他。而即便是具有这样稀缺的反思意识与质疑精神，他也依旧逃不出职业的集体属性，他也依旧在这种集体之恶中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长”，也依旧借助集体的庇护逃脱刑讯恶性后果的应有责任。从这一点上看，他作为一个清醒而不反抗的反思与质疑者，亦有“沉默之恶”。
呈现出这一切，对张暄来说，无疑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警察本身的矛盾性，以及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这种“矛盾经验”的深度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在小说中又似乎是没有思考意义上的明显结果的，因为刑讯作为一种制度在制度层面上的“消亡”，借助的仍是制度由上至下的力量，而非制度执行者自下而上的努力。而这，对于我们当下的读者与评论者，亦是不便多言而无需多言的。
作为《独自看守》这部小说较早的一个读者，我的讶异，其实还来源于小说本身从始至终释放的一种“平淡”气息。
这种“平淡”，本来已是张暄小说多年来的一个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言——“从未想刻意把小说写得多么牛逼”。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的中短篇小说，无论是警察题材，还是都市情感题材，写的都是平常人和一般事。在他的笔下，没有虚张声势的口水，没有苦大仇深的情节，有的只是寻常流水，清清楚楚，娓娓道来，但等他毫不紧张地讲完了，你细细一咂摸，却有许多不寻常的味道挥之不去。
所以我一直觉得，张暄小说的紧张感不在皮肉上，而是在血管里。哗啦啦哗啦啦，流得你一身疼，或者痒。
但在《独自看守》里，这种“平淡”本身已不仅仅是一种题材拣择与叙事策略，它已成为小说本身的一种力量——正因为这种“平淡”的存在，刑讯自身具备的能量才能从内里爆发，才能砰然一声炸到读者的心里去。或者说，作者的这种随时在场同时又退上一步把自己彻底放平的姿态，把作者推到了充分感受的第一线，从而让小说的主题更加清晰、力量更加磅礴、余味更加充溢。这种况味，读者可以在随后的阅读中，自己多加体会。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独自看守》于作者的突破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必须说，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中短篇小说家的第一部长篇，《独自看守》因在整体结构和细枝末梢上都有些过于性急而显得还不够完美。当然，各章既保持相对独立同时又彼此呼应从而构成一个松散整体的小说结构当然是可行的，但独立与呼应之间的比例与平衡在操作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整体技术问题。
在我看来，《独自看守》各章之间的线性联系是有的，它们的確足够使一部小说看起来畅通与连贯，但情节之间的前后呼应、上下弥补与彼此成全却显得不足。所以我们读者关注的一些人物忽然就消失不见了（如拐着一条粉碎性骨折的右腿逃亡的冯明辉究竟逃到哪里去了），而我们牵挂的悬疑也始终没有解决（嫌疑杀人者孙永安的杀人真相究竟是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没有下落与真相空缺，一并当成“刑讯”的恶果之一存而不问，并将它视为作者叙事技术上的刻意为之。这样，《独自看守》便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而它的创造者张暄，一个貌似平淡的跨步已拔下了那怪兽的鼻毛。
（作者：《语文报》首席编辑）
一个警察出身的小说家写警察故事，这并不让我吃惊，而在读完《独自看守》之后，对张暄的警察题材小说写作，我还是生出颇多讶异。
这首先是因为《独自看守》题材上具备的敏感性。这部小说的指向，简单说就两个字——刑讯。而“刑讯”这两个字之下，遮盖的其实是一间雾蒙蒙的铁屋，铁屋中隐伏的是一头嗜血的怪兽。而张暄的笔尖，终于伸展出去，触及了那猛兽的鼻毛。
从题材上看，小说通过一个刑警古况的眼睛，撩开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公安刑讯之幕，让读者们看到了一个个冷峻、变态而残忍的暴力讯问现场，以及这些现场中讯问者与被讯问者双方的面目与心理。而作者更着力刻画的，显然还是作为讯问者的警察。在那些现场之中，他们作为正义的一方，同时也是施暴的一方。而刑讯暴力的承受者，除了那些真正的歹徒，更多的还是那些证据并不充足的嫌犯，以及被刻意构陷的无辜者。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歹徒却在刑讯中借助狡猾的手段脱逃了，而那些嫌犯和被构陷的无辜者，却在反复的暴力冲击之后，猝死在了刑讯现场或狱霸控制的看守所里。
这些人的猝死，为冷冰冰的“刑讯”二字作出了滚烫的注脚。而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在近年来反复出现又被反复遮蔽的相关社会新闻中已经获知，这些其实并非虚构。而写出这真实存在却被遮蔽的一切显然需要勇气，即使是用小说的虚构形式写出，也仍然需要勇气，以及更多的智慧。
尤其是，写出它的，是一个在职、敬业、前途远大的警察。
在这篇匆促的短文里，我并不想过分夸大张暄在敏感题材上的突破意义，但我还是想说，在当代中国，如果一个小说家忽视了这一意义重大且被公众广泛关注的题材，那是当代小说的真正损失。而一个富于勇气和反思精神的小说家大胆写出它，则既是当代小说的进步，也是中国法治精神的进步。
而说到底，这是张暄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进步。在我有限的观察中，他在这部长篇中对题材的选择与拓展是有突破性的。
熟悉张暄的读者和评论家都知道，在他以前的警察题材小说中，无论故事最后的效果多么荒诞，故事针对的主要还是案件本身，或者涉案者。而作为破案者的人民警察，虽然也褪掉了正义与荣耀的英雄光环，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日常性和琐碎性，但他们毕竟还是人性健全的“人”。这一点，在《解个手需要多长时间》《你为什么不离婚》等小说中展示得非常充分。
而《独自看守》截然不同，在作者笔下，案件本身退居其次，刑讯现场被推到了前台，而作为刑讯行为施动者的警察则成为完全的主角。
不得不说，刑讯先天具备的特性，使作为施动者的警察具备了非人性的一面，而这非人性的刑讯日常，日复一日，逐渐浸染，已成为这些“老干警”日常性的一面被塑造，被巩固，最终堆积成人体内一种赤裸而坚硬的兽性。而当这种兽性披挂上正义的外衣以人民的名义施加于人民，刑讯之恶便昭然若揭了。
尤其让我吃惊的是，这种因刑讯而来并巩固下来的兽性，一经定型便不会自己消退，它随意弥散在刑讯者的工作日常中，它更像是一种不可自愈的毒瘤，盘踞在人的体内长久释放着隐性的毒素并日渐扩散。
所以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刑讯者，孙山岗、陈康为、张少安对刑讯残忍的非人性一面是严重缺乏反思与质疑的。这是因为，他们或已意识到，自己在讯问中表现出的这种狠戾不但不会被追责，反而会被肯定，甚至早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值得表彰的内部经验与传统被代代传承——从“新兵蛋子”警察小陈和小孙最终将无辜者讯问至死的场面中，我们可以得知，这种“经验”确实已被内部传承了。而从和这些刑警关系密切的煤矿保安科长魏群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狠戾来看，这种“经验”又早已扩散出内部而被外人借鉴了。
与此相反，对刑讯逼供行为具有反思意识与质疑精神的少数者，就像小说中的主角古况，则是一个被上级和同行打压、挤对、嘲笑的弱者，连那些真正的罪犯，也会因此蔑视、欺骗与利用他。而即便是具有这样稀缺的反思意识与质疑精神，他也依旧逃不出职业的集体属性，他也依旧在这种集体之恶中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长”，也依旧借助集体的庇护逃脱刑讯恶性后果的应有责任。从这一点上看，他作为一个清醒而不反抗的反思与质疑者，亦有“沉默之恶”。
呈现出这一切，对张暄来说，无疑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警察本身的矛盾性，以及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这种“矛盾经验”的深度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在小说中又似乎是没有思考意义上的明显结果的，因为刑讯作为一种制度在制度层面上的“消亡”，借助的仍是制度由上至下的力量，而非制度执行者自下而上的努力。而这，对于我们当下的读者与评论者，亦是不便多言而无需多言的。
作为《独自看守》这部小说较早的一个读者，我的讶异，其实还来源于小说本身从始至终释放的一种“平淡”气息。
这种“平淡”，本来已是张暄小说多年来的一个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言——“从未想刻意把小说写得多么牛逼”。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的中短篇小说，无论是警察题材，还是都市情感题材，写的都是平常人和一般事。在他的笔下，没有虚张声势的口水，没有苦大仇深的情节，有的只是寻常流水，清清楚楚，娓娓道来，但等他毫不紧张地讲完了，你细细一咂摸，却有许多不寻常的味道挥之不去。
所以我一直觉得，张暄小说的紧张感不在皮肉上，而是在血管里。哗啦啦哗啦啦，流得你一身疼，或者痒。
但在《独自看守》里，这种“平淡”本身已不仅仅是一种题材拣择与叙事策略，它已成为小说本身的一种力量——正因为这种“平淡”的存在，刑讯自身具备的能量才能从内里爆发，才能砰然一声炸到读者的心里去。或者说，作者的这种随时在场同时又退上一步把自己彻底放平的姿态，把作者推到了充分感受的第一线，从而让小说的主题更加清晰、力量更加磅礴、余味更加充溢。这种况味，读者可以在随后的阅读中，自己多加体会。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独自看守》于作者的突破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必须说，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中短篇小说家的第一部长篇，《独自看守》因在整体结构和细枝末梢上都有些过于性急而显得还不够完美。当然，各章既保持相对独立同时又彼此呼应从而构成一个松散整体的小说结构当然是可行的，但独立与呼应之间的比例与平衡在操作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整体技术问题。
在我看来，《独自看守》各章之间的线性联系是有的，它们的確足够使一部小说看起来畅通与连贯，但情节之间的前后呼应、上下弥补与彼此成全却显得不足。所以我们读者关注的一些人物忽然就消失不见了（如拐着一条粉碎性骨折的右腿逃亡的冯明辉究竟逃到哪里去了），而我们牵挂的悬疑也始终没有解决（嫌疑杀人者孙永安的杀人真相究竟是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没有下落与真相空缺，一并当成“刑讯”的恶果之一存而不问，并将它视为作者叙事技术上的刻意为之。这样，《独自看守》便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而它的创造者张暄，一个貌似平淡的跨步已拔下了那怪兽的鼻毛。
（作者：《语文报》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