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坛70年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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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中青作家成就文学大省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才彦辈出,人杰地灵。荀子、 韩非、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元好问、关汉卿、罗贯中等等杰出的文学家,以卓有建树的诗歌、散文、剧本、小说,为山西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彩,为山西作为文化传统厚重之地奠定了基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山西文学创作不断地继承传统,续唱新篇。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山西的文学事业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山西人民对外展示自己形象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全国文坛确立了文学大省的地位。
  山西文学七十年的历程,是与新中国所走过的轨迹血脉相通的。从内容上看,这七十年的山西文学,主要表现的是人民群众在翻身当家作主之后,所焕发出的建设国家的无限创造力和积极性,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变化的生活轨迹。当新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处于良性发展时期,文学创作自然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当政治和经济受到错误路线干扰而出现波折的时期,文学也就进入一种低潮状态。从作品成绩上看,这七十年中,山西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的甚至于可以称之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剧本、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塑造出了许多生动且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不仅在表现北方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农民的思想情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也独树一帜,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文学最受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则再一次证明了山西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可忽略的创作能力,成为思想解放大潮中走在前列的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力量;世纪交替前后的山西文学创作第三次高潮,一批思想观念活跃、艺术方式创新的中青年作家,靠自己的作品,延续了山西作为文学大省的地位,为建设文化强省贡献了力量。几年前,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雨果”奖,标志着山西文学创作走向了世界,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概括七十年山西文学的总体走向,应当说,是老中青数代作家,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特别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努力创新,既保持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又积极吸收借鉴外来艺术形式中有益的成分,因而,使得山西文学七十年能够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与创造力,达到了不封闭、不保守,民族性和时代性共存的良好状态。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人民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地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李束为的《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孙谦的《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胡正的《汾水长流》 《七月古庙会》等等。这些作品,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农村生活、刻画农民性格上,生动地表现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示了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在歌颂农村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时,作家们也真实地揭示出了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犹豫、徘徊和痛苦心路过程,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鞭挞和批判少数农村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义、浮夸风和道德败坏等劣行。这些作家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写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坚持深切关注农民命运、关注农村发展、关注农村政策的思想基点,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个性、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文学界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的所有特色,都是由这个本质派生出来的,比如着重表现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的创作宗旨,比如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比如致力于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等等,都是要通过文学这种形式,帮助和激励广大农民群众卸掉身上的历史重负,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确实起到了让文学成为广大农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的作用。
  由于特征明显,特别是作品影响广泛,“山药蛋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许多从事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都会从这个流派作家的文学观念和艺术主张中吸收有益的成分;许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会把这个流派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归纳和总结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走向;而在山西文学界,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作家。“山药蛋派”作家所反映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时,但他们的精神却一直影响后来人。
  八十年代:“晋军”崛起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发轫开始,山西的文学创作就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山西作家成一的《顶凌下种》就榜上有名;1980年第三届评奖,又有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三千万》入选。获奖作家和作品数量在全国各省名列前茅
  1985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在第2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山西作家的作品,包括成一、李锐等人。这几位作家都是当时山西中青年作家中最有实力的,他们的这几部作品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那个时期山西作家取得的成就;他们和其他十几位青年作家呈现了创作上的一个最佳时期,具备了一个文学群体的整体优势。因此,《当代》杂志编辑在“编者的话”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晋军崛起”口号。
  应当说,“晋军崛起”,为山西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山西文学创作在全国引起关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大批当时年龄在40岁左右的作家所取得的成绩,成为新时期山西文学成就的显著标志。于是,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张平的《姐姐》获奖;此后的历次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李锐的《合坟》、张石山的《甜苣儿》等中选;而成一、柯云路、周宗奇、韩石山、王东满、田东照、钟道新、蒋韵、哲夫、燕治国等作家的小说,麦天枢、赵瑜等作家的报告文学,在全国文坛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比如像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及同名电视剧的问世,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全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波。同时,在诗歌、散文和文学理论与评论等方面,山西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复苏与繁荣。整个80年代的山西文学,可以称得上是当代山西文学发展繁荣中的一个黄金时代,用“晋军崛起”来概括,也还是准确的。   山西作家身处内陆,在艺术和技巧的开放性方面不如京沪等地作家,但在思想内容的厚实性上却显示了自己的特点。因此,“晋军”作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既有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的朴实性,又有思想内容上的坚实性;既有山西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有国内外开放性、时尚性文学观念的浸润;既保持农村题材的基础,又开拓了视野,涉猎到城市、科技、历史等多个领域,因而,他们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主题深化、艺术探索等方面,都富有强烈的个性,更好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特征。
  九十年代:迎来第三次创作高潮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化的时代旋律,山西文学创作再次凭借深厚的底蕴和蓬勃的生机,展示出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品格,继五十年代的“山药蛋派”和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之后,迎来了第三次高潮。
  这期间,最能集中体现山西文学创作实绩的,无疑是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得了全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张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的。起初,他主要写“家庭苦情”系列小说。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他把创作的重点放到了直面现实上。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抉择》,是张平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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