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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出现的反动政府有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这些政府代表中国历史上的最反动阶级的利益，其政策是反动的，但具体问题又需要具体分析，有一些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整个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性、进步作用。
一、清政府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政策上做了重大调整，设置总理衙门，举办洋务运动。就总理衙门来说，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來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它是清政府屈从于外国侵略者的产物，也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但它说明清政府的机构开始具有一些近代化色彩，符合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同样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其兴办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但它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由洋务运动带动起来的洋务思潮，促使全国朝野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心思想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中国毕竟在顺应着世界潮流——向着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在被动中蹒跚前进了，这是顺世界潮流而动的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再如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可以说它是为实现“王朝”自强而进行的垂死挣扎，其失败也是必然的。但它毕竟是中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迈出的一步。虽然清王朝的立宪政体并不完备，但已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它带有向资产阶级政权过渡的性质。它的一部分成果，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推行民主共和的政治基础。由清末发端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并未因清朝灭亡而中止，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把它推向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二、北洋军阀政府
是中国近代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它的统治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极端黑暗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也不是一无是处，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它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如西藏主权问题。英国为了吞并西藏，在1913～1914年，先后炮制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承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再如山东主权问题。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权益的要求，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与日本在会外签订了条约，山东主权归还了中国。
二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在北洋军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更是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从1912～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有六百多家，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多万元，超过了过去的半个世纪。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火柴、榨油、造纸、化工等轻工业，也发展很快。
三是新文化运动开展和人们思想解放空前觉醒时期。北京政府统治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虽然很不完善，但是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的尊重和保障。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中华民国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虽然法律上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部落实，但是，即使是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倡导尊孔复古，还曾经摧残了一度兴起的具有民主气息的新闻业，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反动的尊孔复古的逆流。然而翻看当时的一些资料，我们所看到的，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只有代表着新旧两种思想观点的猛烈交锋和论战，自始至终没有北洋军阀政府的强力介入。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思想是相对活跃的，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和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蔡元培等人发放极高的薪俸。如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后来甚至迁到首都北京；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鼓励新文化的倡导者去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等；正是有了这种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才有了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主张。
另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旧军制也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对军事力量的加强、军制建设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军阀之间的混战是该集团自我削弱的过程，客观上为国家的再次统一扫清了道路。
三、南京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基本立场，但其在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外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以美国为首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缔结关税关系的条约，承认了中国在关税上有与列强对等的权利。（但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没有结果）。这是继1927年收回九江、汉口英租界之后的又一次胜利。1937年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特别是在防御阶段，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积极，在正面战场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为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条件，此后，两党紧密合作，共同抗日，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维护了国家主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大部分兵力，国际地位提高，英、美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于 1943年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别签订协议，将英、美等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治外法权等一些特权废除。这是国民政府对外政策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经济方面：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增加收入，稳定统治。国民政府鼓励发展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到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27年增加80%。其中轻工业发展较快，交通运输业有相当进展，重工业和农业也有所发展。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生产总量，而且增加了工作机会，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待中国历届反动政府实行的政策及其影响，应把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用生产力标准和社会发展标准去衡量，全面认识，客观评价，而不能以偏概全。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我们看问题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事物的全貌。
(责编 庞丹丹)
一、清政府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政策上做了重大调整，设置总理衙门，举办洋务运动。就总理衙门来说，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來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它是清政府屈从于外国侵略者的产物，也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但它说明清政府的机构开始具有一些近代化色彩，符合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同样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其兴办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但它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由洋务运动带动起来的洋务思潮，促使全国朝野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心思想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中国毕竟在顺应着世界潮流——向着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在被动中蹒跚前进了，这是顺世界潮流而动的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再如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可以说它是为实现“王朝”自强而进行的垂死挣扎，其失败也是必然的。但它毕竟是中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迈出的一步。虽然清王朝的立宪政体并不完备，但已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它带有向资产阶级政权过渡的性质。它的一部分成果，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推行民主共和的政治基础。由清末发端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并未因清朝灭亡而中止，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把它推向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二、北洋军阀政府
是中国近代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它的统治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极端黑暗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也不是一无是处，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它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如西藏主权问题。英国为了吞并西藏，在1913～1914年，先后炮制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承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再如山东主权问题。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权益的要求，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与日本在会外签订了条约，山东主权归还了中国。
二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在北洋军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更是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从1912～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有六百多家，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多万元，超过了过去的半个世纪。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火柴、榨油、造纸、化工等轻工业，也发展很快。
三是新文化运动开展和人们思想解放空前觉醒时期。北京政府统治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虽然很不完善，但是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的尊重和保障。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中华民国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虽然法律上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部落实，但是，即使是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倡导尊孔复古，还曾经摧残了一度兴起的具有民主气息的新闻业，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反动的尊孔复古的逆流。然而翻看当时的一些资料，我们所看到的，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只有代表着新旧两种思想观点的猛烈交锋和论战，自始至终没有北洋军阀政府的强力介入。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思想是相对活跃的，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和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蔡元培等人发放极高的薪俸。如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后来甚至迁到首都北京；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鼓励新文化的倡导者去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等；正是有了这种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才有了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主张。
另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旧军制也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对军事力量的加强、军制建设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军阀之间的混战是该集团自我削弱的过程，客观上为国家的再次统一扫清了道路。
三、南京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基本立场，但其在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外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以美国为首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缔结关税关系的条约，承认了中国在关税上有与列强对等的权利。（但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没有结果）。这是继1927年收回九江、汉口英租界之后的又一次胜利。1937年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特别是在防御阶段，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积极，在正面战场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为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条件，此后，两党紧密合作，共同抗日，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维护了国家主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大部分兵力，国际地位提高，英、美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于 1943年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别签订协议，将英、美等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治外法权等一些特权废除。这是国民政府对外政策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经济方面：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增加收入，稳定统治。国民政府鼓励发展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到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27年增加80%。其中轻工业发展较快，交通运输业有相当进展，重工业和农业也有所发展。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生产总量，而且增加了工作机会，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待中国历届反动政府实行的政策及其影响，应把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用生产力标准和社会发展标准去衡量，全面认识，客观评价，而不能以偏概全。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我们看问题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事物的全貌。
(责编 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