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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劳动公园是沈阳铁西区最大的综合性公园，也是中国工业文化传承的重要“一园”。在这座以“劳动”命名的公园里休闲的人们，曾经缔造了一个恢宏的工业时代。当生活被楼群与霓虹覆盖，他们的表情写满了故事与忧伤。这也许是沈阳这个粗粝生长的城市最鲜活的印记，如同被搬上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烟囱、熔炉……
在沈阳铁西劳动公园里，乘凉休闲的多是曾经的下岗工人。如果你说出了某厂某人的名字，就会有人激动地询问：“??是你什么人？想当年……”工厂，依然是这个城市人们热衷的谈资，伴随着昔日的辉煌、失落和留恋。唱歌的、跳舞的、打球的、卖呆儿的，他们曾自豪地倚工厂而生，也曾陷入“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的绝望，如今，临近退休或已退休的人生结点，终让他们有心情在这里享受轻松与惬意。
体面的歌者
劳动公园的围墙早已拆除，四周林立的高楼让这片有水有树的地方显得格外珍贵。人们可以就近从临街的任何一处进入园内。我站在约定俗成为正门的东门前，石头上“劳动公园”四个字鲜红抢眼，里面所有的景观都烙着劳动印记：五一广场、题目为《劳动创造未来》的劳模浮雕、劳模大道、振兴湖、工人山、劳模墙、劳模塑像。
一对穿着朴素的中年姐妹腼腆地请我帮忙拍照，绿柳映衬着她们脸上的红晕，画面漂亮。我问要不要与塑像合影，她们说谢谢，不用了，外地口音。“那边的花好看，去那边。”吸引她们的是风景。
吸引我的，则是一个人的歌声，“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唱歌的人叫张庆秀，穿着蓝白条相间的POLO衫，米色长裤，白色皮鞋，手执话筒，表情投入。你不必刻意欣赏，稍稍驻足聆听，眼前就会产生画面，情不自禁哼唱，仿佛旁边伫立的机器人之父蒋新松塑像都沉浸其中。
1956年出生的张庆秀曾在沈阳地毯厂上班，“企业黄了，下岗了，再找工作。”如此轻描淡写仿佛当年的阵痛未留任何疤痕。张庆秀是个乐观的人，唯一感觉遗憾的是当工人时没有机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歌唱才华，“换个单位，没多久又黄了，哪有心情唱。”下岗再就业在他身上屡次上演。
还有两年，张庆秀就能拿到退休金，儿子也长大工作，穿干净利索到劳动公园唱歌，就成了他最大的快乐。“穿得好赖很重要。瞧我这身，说是市委办公室的也有人信。”张庆秀目前给一家公司当保安，上一天歇一天。歇一天的时候，他就带着播放器、音箱、话筒，骑着电动车来这。“我这一天，三脱四换的，下午再来我就换一身别的衣服，不重样。”他手下还带着十几个歌手，都是工人出身，他也要求他们“收拾立整点”。
张庆秀问我是否喜欢唱歌，我说偶尔去KTV，“同一首歌，铁西挺大那个KTV，你要是去那，搜《我爱你中国》，就有我的版本。”唱歌，让这个辗转各行业打工的劳动者找到了久违的自豪和体面。
哀伤吉特巴
细数过劳模塑像，我沿着劳模路继续行走。这里太过热闹，音乐欢快节奏鲜明，舞者兴奋动作潇洒，他们跳的是近年来沈阳流行的吉特巴。男舞者特地把头发和皮鞋弄得油光崭亮，女舞者大都保守怕晒，帽子、太阳镜、口罩、披风、手套，至少戴两样，有时会刻意露出珍珠项链，或者高高盘起的头发，裙摆四散，即便穿牛仔裤也会是喇叭形带蕾丝边。大多数人的年龄在50岁左右。观众比舞者多，但面无表情，极少鼓掌。
苗条的陈大姐只跳了40分钟就要离开。我问她为什么不再跳会，她说自己还要上班。陈大姐是一家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但企业雇佣了很多临时人员，挤对得她们没活干，工资扣除保险只剩下500多块钱。好在单位不需要她早八晚五守着，陈大姐就给一户人家做钟点工，一个月有1500元的收入。
陈大姐只摘下太阳镜，她说自己年轻时挺好看，现在被生活折磨得没了模样。我看得见她的眉眼和皱纹，那里有曾经的青春靓丽，如今却残酷地融进了生活的苦楚艰辛。他的丈夫是公交司机，脾气不好，儿子在读高中，学习成绩一般。三口人住在50平方米的老式楼房。单调贫苦的生活容易勾起矛盾，去公园跳舞是最直接的导火索，所以她捂得严实。“我就喜欢跳舞，如果连这点权利都不给我，不如死了算了。”陈大姐说当年不少职工下岗，没少有女工陪人跳舞。她同情但坚决反对，舞蹈，即便是交谊舞，在她心里也是高贵的。只要有空，陈大姐就会来劳动公园跳一会，“有时也会被认出来，可能是一个厂子的或者邻居，但谁都不说破。”
与现在在这里的苦中作乐不同，曾经的劳动公园珍藏着陈大姐浪漫甜蜜的回忆。某个傍晚，她从劳动公园附近路过，被坏人拦住，幸好她现在的丈夫出现，英雄救美，就此结缘。丈夫那时在沈阳重型机器厂上班，技术工人，收入不错，会买门票带陈大姐到劳动公园里泛舟。陈大姐的家人都认为他有发展，好几个爱慕者不战而败。“当时追我最凶的那个，现在在工商部门上班，还是个领导呢！”唏嘘而已，并无遗憾，“他秃顶，大肚子。我老公就脾气不好，但身材还挺健壮。”陈大姐说这话时也许是害羞的，因为她不停地用手拽帽沿。
“我就盼着退休，退休的话工资比现在高，就不干钟点工了，也不想买房子，铁西房价噌噌涨，太贵了，买不起。跳舞，想跳几个钟头就跳几个钟头。”听了这话，我突然觉得这欢乐的舞蹈有些哀伤。
坐着等待退休
除了唱歌跳舞，劳动公园里还有许多健身器材，篮球场地和兵乓球案子供人们消遣娱乐。一起玩的人之间，有的相熟，有的陌生，但都会聊聊退休工资，聊聊儿女，也有人聊改革，聊拆迁，聊修路，时而爆出粗话。若我这样的生面孔靠近，他们会警惕地打量，然后有人中断群聊：“别净唠那些个臭氧层子话。”
有一位坐树底下乘凉的老师傅始终没吭声，蹙着眉头晒太阳。他也许在看热闹，也许在准备运动，也许根本是在卖呆儿。
老师傅曾是沈阳化工厂的职工，做配料，觉得对身体不好，就调去车队。没想到后来车队对外承包，他没有钱承包，就稀里糊涂下岗了。具体哪一年，他记不清，只记得当时政府鼓励他们不等不靠。
他还有四年才退休，现在每年要交将近7000元的养老保险，这是沈阳市职工自己交养老保险的最高一档，退休工资也相应最多。这部分钱由他已嫁人的双胞胎女儿负担。他已经不工作，之前在一家纸箱厂打工时，戴着手套操作不当，被机器绞断了食指、无名指和小指。厂长承担了医药费，并愿意赔偿，让他开价。这个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开了个自认为的大价“一万块”。厂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让他写个收条，他说自己吐口吐沫都是钉，决不反悔。厂长欢迎他再来上班，他说打死也不去了，看见机器心里哆嗦。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打工伤官司，大概能获赔六七万。老师傅放弃了这个权利，尽管从法律上来讲他那个显失公平的收条无效。
“我现在每天都来劳动公园，就这么干呆着。手废了，心也废了。”孩提时，他也几乎每天来这里，他喜欢[堂
距] [堂距]水。“门票好像是一毛钱，不过我不花钱，附近小孩有几个花钱进公园玩的？”在他的记忆里，劳动公园并不属于劳动者，他们迎着太阳，成群结队地上班，一下班，就按响车铃，晃动饭盒，涌回当时最好的住宅区工人村。“白天职工宿舍空无一人，闲着乱晃的，就会被当作坏人。唉，我现在也闲着乱晃。”隐忍与自尊纠结在他的内心，所以，他只卖呆儿，不与人闲聊。
也许，四年后，他除了领到退休金，还能拿到拆迁补偿，那是一笔大价。老师傅等着靠着。
接近中午，一位老大娘带着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来找老师傅，“姥爷，那墙上有你名字吗？”“有我就好了。那都是全国劳动模范。”“你劳动得不好吗？”“好，我劳动得好极了！”
本栏责编/王欢
wh@lnddgr.cn
在沈阳铁西劳动公园里，乘凉休闲的多是曾经的下岗工人。如果你说出了某厂某人的名字，就会有人激动地询问：“??是你什么人？想当年……”工厂，依然是这个城市人们热衷的谈资，伴随着昔日的辉煌、失落和留恋。唱歌的、跳舞的、打球的、卖呆儿的，他们曾自豪地倚工厂而生，也曾陷入“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的绝望，如今，临近退休或已退休的人生结点，终让他们有心情在这里享受轻松与惬意。
体面的歌者
劳动公园的围墙早已拆除，四周林立的高楼让这片有水有树的地方显得格外珍贵。人们可以就近从临街的任何一处进入园内。我站在约定俗成为正门的东门前，石头上“劳动公园”四个字鲜红抢眼，里面所有的景观都烙着劳动印记：五一广场、题目为《劳动创造未来》的劳模浮雕、劳模大道、振兴湖、工人山、劳模墙、劳模塑像。
一对穿着朴素的中年姐妹腼腆地请我帮忙拍照，绿柳映衬着她们脸上的红晕，画面漂亮。我问要不要与塑像合影，她们说谢谢，不用了，外地口音。“那边的花好看，去那边。”吸引她们的是风景。
吸引我的，则是一个人的歌声，“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唱歌的人叫张庆秀，穿着蓝白条相间的POLO衫，米色长裤，白色皮鞋，手执话筒，表情投入。你不必刻意欣赏，稍稍驻足聆听，眼前就会产生画面，情不自禁哼唱，仿佛旁边伫立的机器人之父蒋新松塑像都沉浸其中。
1956年出生的张庆秀曾在沈阳地毯厂上班，“企业黄了，下岗了，再找工作。”如此轻描淡写仿佛当年的阵痛未留任何疤痕。张庆秀是个乐观的人，唯一感觉遗憾的是当工人时没有机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歌唱才华，“换个单位，没多久又黄了，哪有心情唱。”下岗再就业在他身上屡次上演。
还有两年，张庆秀就能拿到退休金，儿子也长大工作，穿干净利索到劳动公园唱歌，就成了他最大的快乐。“穿得好赖很重要。瞧我这身，说是市委办公室的也有人信。”张庆秀目前给一家公司当保安，上一天歇一天。歇一天的时候，他就带着播放器、音箱、话筒，骑着电动车来这。“我这一天，三脱四换的，下午再来我就换一身别的衣服，不重样。”他手下还带着十几个歌手，都是工人出身，他也要求他们“收拾立整点”。
张庆秀问我是否喜欢唱歌，我说偶尔去KTV，“同一首歌，铁西挺大那个KTV，你要是去那，搜《我爱你中国》，就有我的版本。”唱歌，让这个辗转各行业打工的劳动者找到了久违的自豪和体面。
哀伤吉特巴
细数过劳模塑像，我沿着劳模路继续行走。这里太过热闹，音乐欢快节奏鲜明，舞者兴奋动作潇洒，他们跳的是近年来沈阳流行的吉特巴。男舞者特地把头发和皮鞋弄得油光崭亮，女舞者大都保守怕晒，帽子、太阳镜、口罩、披风、手套，至少戴两样，有时会刻意露出珍珠项链，或者高高盘起的头发，裙摆四散，即便穿牛仔裤也会是喇叭形带蕾丝边。大多数人的年龄在50岁左右。观众比舞者多，但面无表情，极少鼓掌。
苗条的陈大姐只跳了40分钟就要离开。我问她为什么不再跳会，她说自己还要上班。陈大姐是一家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但企业雇佣了很多临时人员，挤对得她们没活干，工资扣除保险只剩下500多块钱。好在单位不需要她早八晚五守着，陈大姐就给一户人家做钟点工，一个月有1500元的收入。
陈大姐只摘下太阳镜，她说自己年轻时挺好看，现在被生活折磨得没了模样。我看得见她的眉眼和皱纹，那里有曾经的青春靓丽，如今却残酷地融进了生活的苦楚艰辛。他的丈夫是公交司机，脾气不好，儿子在读高中，学习成绩一般。三口人住在50平方米的老式楼房。单调贫苦的生活容易勾起矛盾，去公园跳舞是最直接的导火索，所以她捂得严实。“我就喜欢跳舞，如果连这点权利都不给我，不如死了算了。”陈大姐说当年不少职工下岗，没少有女工陪人跳舞。她同情但坚决反对，舞蹈，即便是交谊舞，在她心里也是高贵的。只要有空，陈大姐就会来劳动公园跳一会，“有时也会被认出来，可能是一个厂子的或者邻居，但谁都不说破。”
与现在在这里的苦中作乐不同，曾经的劳动公园珍藏着陈大姐浪漫甜蜜的回忆。某个傍晚，她从劳动公园附近路过，被坏人拦住，幸好她现在的丈夫出现，英雄救美，就此结缘。丈夫那时在沈阳重型机器厂上班，技术工人，收入不错，会买门票带陈大姐到劳动公园里泛舟。陈大姐的家人都认为他有发展，好几个爱慕者不战而败。“当时追我最凶的那个，现在在工商部门上班，还是个领导呢！”唏嘘而已，并无遗憾，“他秃顶，大肚子。我老公就脾气不好，但身材还挺健壮。”陈大姐说这话时也许是害羞的，因为她不停地用手拽帽沿。
“我就盼着退休，退休的话工资比现在高，就不干钟点工了，也不想买房子，铁西房价噌噌涨，太贵了，买不起。跳舞，想跳几个钟头就跳几个钟头。”听了这话，我突然觉得这欢乐的舞蹈有些哀伤。
坐着等待退休
除了唱歌跳舞，劳动公园里还有许多健身器材，篮球场地和兵乓球案子供人们消遣娱乐。一起玩的人之间，有的相熟，有的陌生，但都会聊聊退休工资，聊聊儿女，也有人聊改革，聊拆迁，聊修路，时而爆出粗话。若我这样的生面孔靠近，他们会警惕地打量，然后有人中断群聊：“别净唠那些个臭氧层子话。”
有一位坐树底下乘凉的老师傅始终没吭声，蹙着眉头晒太阳。他也许在看热闹，也许在准备运动，也许根本是在卖呆儿。
老师傅曾是沈阳化工厂的职工，做配料，觉得对身体不好，就调去车队。没想到后来车队对外承包，他没有钱承包，就稀里糊涂下岗了。具体哪一年，他记不清，只记得当时政府鼓励他们不等不靠。
他还有四年才退休，现在每年要交将近7000元的养老保险，这是沈阳市职工自己交养老保险的最高一档，退休工资也相应最多。这部分钱由他已嫁人的双胞胎女儿负担。他已经不工作，之前在一家纸箱厂打工时，戴着手套操作不当，被机器绞断了食指、无名指和小指。厂长承担了医药费，并愿意赔偿，让他开价。这个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开了个自认为的大价“一万块”。厂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让他写个收条，他说自己吐口吐沫都是钉，决不反悔。厂长欢迎他再来上班，他说打死也不去了，看见机器心里哆嗦。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打工伤官司，大概能获赔六七万。老师傅放弃了这个权利，尽管从法律上来讲他那个显失公平的收条无效。
“我现在每天都来劳动公园，就这么干呆着。手废了，心也废了。”孩提时，他也几乎每天来这里，他喜欢[堂
距] [堂距]水。“门票好像是一毛钱，不过我不花钱，附近小孩有几个花钱进公园玩的？”在他的记忆里，劳动公园并不属于劳动者，他们迎着太阳，成群结队地上班，一下班，就按响车铃，晃动饭盒，涌回当时最好的住宅区工人村。“白天职工宿舍空无一人，闲着乱晃的，就会被当作坏人。唉，我现在也闲着乱晃。”隐忍与自尊纠结在他的内心，所以，他只卖呆儿，不与人闲聊。
也许，四年后，他除了领到退休金，还能拿到拆迁补偿，那是一笔大价。老师傅等着靠着。
接近中午，一位老大娘带着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来找老师傅，“姥爷，那墙上有你名字吗？”“有我就好了。那都是全国劳动模范。”“你劳动得不好吗？”“好，我劳动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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