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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完全是一句空话。在安全管理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呢？
编者按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大产业，运用高技术创新成果推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于是无论政府还是产业资本的拥有者或是境内外投资机构纷纷花费巨资，建立从研发到销售的整个利益链条。
但是转基因技术作为21世纪生物技术革命的前沿，显然已跃居农业项目投资的榜首。与此相关的是，企业界早巳嗅到转基因背后的巨大利益，于是在纷纷介入后，一批拥有转基因技术专利的企业或公司不仅成为市场热捧的对象，同时也成为社会乃至产业界纷争不断的话题。在我们统计中90％的农业类上市公司与该项技术有关或拥有专利，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实际上，转基因技术作为高新农业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悄然展开。但在不同的国度，由于各不相同的社会构成与文化传统，又遭遇到不同的反应，有着不同的命运。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曾以“全球食品战”(The Global Food Fight)为题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反应及其利害攸关之所在。不难看到，这一生物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但是，转基因对于中国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还属于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即使有相当投资经验的人当被问及该问题时，也经常不知所云，语焉不详。然而就是这样一种高科技产品以及它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今天却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并且与我们的意识、观念、判断与选择发生着多方面复杂的联系……
“这家公司是不是疯了？相当雷人啊！”5月28日，张璋坐在交易系统前，死死盯着一家上市公司股票的K线图半天只说了这一句话。
张是北京一家私募基金的操盘手。而令其如此感叹的是，不久前，国家农业部召开的一个会议。会后官方没有公布任何消息，与会者也讳莫如深。但一些机构投资者却嗅到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并作出强烈反应。随后数个交易日，该公司股票被巨量资金牢牢封在涨停板。“有人要发财了。”一位投资机构人士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直言。
事实上，刺激这些机构的一个信息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上述那支陷入巨量资金包围的股票，则被一些机构称为“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
实际上，自1999年中国批准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种植后，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而现在，很多机构投资者及部分私募人士相信，主管部门甚至中央高层的谨慎态度有所改变。这个会议，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是否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转折点。
“如果得到批准，那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一位长期从事生物领域研究的投行人士向记者坦陈。
据记者获得的消息，在会上，中国某生物技术研究所一位研究员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与其他几种转基因水稻相比，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而与此相对的是，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以下简称“绿和组织”)却向外界披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100个聪明人回答不了的愚蠢问题
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
与此相关的是，不久前一份由l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政策建议》的报告递交到国务院高层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其后不久，在北京，绿和组织则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的报告。这份报告由绿和组织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他们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品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指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作为绿和组织在中国的项目官员，施鹏翔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3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50年也无害吗？”
对此国内一位研究员的回答是：“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他还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他还举例：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但施鹏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作物，像转基因水稻一样，将成为人类的主粮。以前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西红柿的安全性，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也安全。
薛达元也不同意上述那位研究员的说法。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技术专家，他自199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活动。他说：“既然你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你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此外，鉴于转基因作物管理的担忧，薛曾于2004年和2008年，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虽然国务院已经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也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做出严格规定。但是，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能得到严格实施。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个～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的，连名字都没有，也未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薛达元认为，水稻的管理，难免像棉花一样混乱。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完全是一句空话。在接受采访时他不止一次地发出疑问：“在安全管理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呢？”
商业化动力是什么？
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资，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投入，不产出，压力很大。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事实上，有关争论紧紧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但留存于转基因科学家身后，已远不止这些内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向记者指称，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动力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项目急需推广、出成果；二是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资，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投入，不产出，压力很大。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而与此不无联系的是，上述那家公司的股票飞速涨停，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标本。这家公司曾经发布公告称：“本公司决定与中国某研究所、某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XXXX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获得通过，最先致富的是哪些人？“是科学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上述熟知内情的人士直言他的判断。
其实，这样的范例在国内已经存在。深圳某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国内转基因棉花的专利。专利持有人郭某是中国一家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以专利技术入股，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8%。该公司的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而在国内一位响当当的研究转基因科学家的夫人也在该公司任职，如果该科学家呼吁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成功，那么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其本人和夫人获益多少呢？不由得令人生出一些联想。
为何争论太少
3年前，农业部就曾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会上虽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但结果却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懂科学”。
基于现实的复杂性，一位学者向记者透露，3年前，农业部就曾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会上虽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但结果却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
“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懂科学’”薛达元说。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只有以势压人，慢慢地，别人也就不敢讲话了。
事实上，采访中记者多次求教于食品专家，但他们大部分都不愿讲话。“我们以后还要吃饭呢。”一位生物学家甚至这样说。倒是一位执意要求隐去姓名的环保专家告诉我们，转基因水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后，对环境肯定有影响，但有些结果还不敢对外公布。
薛达元认为，目前就转基因水稻的讨论很不正常。“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
薛达元是极少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他说，按正常的程序，即便是拿到了安全证书，要进行商业化生产，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区域种植试验，才能进行种子生产。“但有些人想早一点，安全证书还没拿到，就开始尝试。”
而且，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但是，薛也表示，好在农业部管理人员的头脑还比较清醒，一直比较谨慎，并且希望有些争论，“现在争论太少了。”薛达元强调。
目前，对于自己的主食将要被改变，中国的大部分公众并不知情。安委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对此的解释是：“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全民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而绿和组织则批评称：“这样的逻辑太极端。我们没有要求全民公决，但你的科学报告可以公开。你们的报告不但不向公众，而且不向其他的科学家公开。连起码的知情权都没有，又岂能进行全民公决。”“如果说普通公众不懂转基因技术，就不得参与转基因决策，只有那一领域的科学家评估自己的产品，那会造成科学家霸权!”施鹏翔最后语气沉重地强调。
另据了解，这个会议的结果目前还没出来，还有一些程序要走。但种种迹象表明，转基因科学家这次似乎占到了上风。据称会议的大部分人士支持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但这不是最后的决定，仍需经过部级联席会议的讨论。
编者按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大产业，运用高技术创新成果推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于是无论政府还是产业资本的拥有者或是境内外投资机构纷纷花费巨资，建立从研发到销售的整个利益链条。
但是转基因技术作为21世纪生物技术革命的前沿，显然已跃居农业项目投资的榜首。与此相关的是，企业界早巳嗅到转基因背后的巨大利益，于是在纷纷介入后，一批拥有转基因技术专利的企业或公司不仅成为市场热捧的对象，同时也成为社会乃至产业界纷争不断的话题。在我们统计中90％的农业类上市公司与该项技术有关或拥有专利，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实际上，转基因技术作为高新农业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悄然展开。但在不同的国度，由于各不相同的社会构成与文化传统，又遭遇到不同的反应，有着不同的命运。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曾以“全球食品战”(The Global Food Fight)为题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反应及其利害攸关之所在。不难看到，这一生物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但是，转基因对于中国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还属于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即使有相当投资经验的人当被问及该问题时，也经常不知所云，语焉不详。然而就是这样一种高科技产品以及它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今天却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并且与我们的意识、观念、判断与选择发生着多方面复杂的联系……
“这家公司是不是疯了？相当雷人啊！”5月28日，张璋坐在交易系统前，死死盯着一家上市公司股票的K线图半天只说了这一句话。
张是北京一家私募基金的操盘手。而令其如此感叹的是，不久前，国家农业部召开的一个会议。会后官方没有公布任何消息，与会者也讳莫如深。但一些机构投资者却嗅到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并作出强烈反应。随后数个交易日，该公司股票被巨量资金牢牢封在涨停板。“有人要发财了。”一位投资机构人士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直言。
事实上，刺激这些机构的一个信息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上述那支陷入巨量资金包围的股票，则被一些机构称为“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
实际上，自1999年中国批准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种植后，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而现在，很多机构投资者及部分私募人士相信，主管部门甚至中央高层的谨慎态度有所改变。这个会议，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是否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转折点。
“如果得到批准，那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一位长期从事生物领域研究的投行人士向记者坦陈。
据记者获得的消息，在会上，中国某生物技术研究所一位研究员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与其他几种转基因水稻相比，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而与此相对的是，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以下简称“绿和组织”)却向外界披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100个聪明人回答不了的愚蠢问题
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
与此相关的是，不久前一份由l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政策建议》的报告递交到国务院高层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其后不久，在北京，绿和组织则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的报告。这份报告由绿和组织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他们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品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指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作为绿和组织在中国的项目官员，施鹏翔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3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50年也无害吗？”
对此国内一位研究员的回答是：“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他还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他还举例：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但施鹏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作物，像转基因水稻一样，将成为人类的主粮。以前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西红柿的安全性，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也安全。
薛达元也不同意上述那位研究员的说法。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技术专家，他自199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活动。他说：“既然你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你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此外，鉴于转基因作物管理的担忧，薛曾于2004年和2008年，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虽然国务院已经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也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做出严格规定。但是，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能得到严格实施。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个～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的，连名字都没有，也未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薛达元认为，水稻的管理，难免像棉花一样混乱。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完全是一句空话。在接受采访时他不止一次地发出疑问：“在安全管理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呢？”
商业化动力是什么？
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资，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投入，不产出，压力很大。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事实上，有关争论紧紧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但留存于转基因科学家身后，已远不止这些内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向记者指称，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动力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项目急需推广、出成果；二是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资，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投入，不产出，压力很大。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而与此不无联系的是，上述那家公司的股票飞速涨停，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标本。这家公司曾经发布公告称：“本公司决定与中国某研究所、某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XXXX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获得通过，最先致富的是哪些人？“是科学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上述熟知内情的人士直言他的判断。
其实，这样的范例在国内已经存在。深圳某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国内转基因棉花的专利。专利持有人郭某是中国一家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以专利技术入股，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8%。该公司的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而在国内一位响当当的研究转基因科学家的夫人也在该公司任职，如果该科学家呼吁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成功，那么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其本人和夫人获益多少呢？不由得令人生出一些联想。
为何争论太少
3年前，农业部就曾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会上虽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但结果却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懂科学”。
基于现实的复杂性，一位学者向记者透露，3年前，农业部就曾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会上虽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但结果却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
“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懂科学’”薛达元说。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只有以势压人，慢慢地，别人也就不敢讲话了。
事实上，采访中记者多次求教于食品专家，但他们大部分都不愿讲话。“我们以后还要吃饭呢。”一位生物学家甚至这样说。倒是一位执意要求隐去姓名的环保专家告诉我们，转基因水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后，对环境肯定有影响，但有些结果还不敢对外公布。
薛达元认为，目前就转基因水稻的讨论很不正常。“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
薛达元是极少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他说，按正常的程序，即便是拿到了安全证书，要进行商业化生产，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区域种植试验，才能进行种子生产。“但有些人想早一点，安全证书还没拿到，就开始尝试。”
而且，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但是，薛也表示，好在农业部管理人员的头脑还比较清醒，一直比较谨慎，并且希望有些争论，“现在争论太少了。”薛达元强调。
目前，对于自己的主食将要被改变，中国的大部分公众并不知情。安委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对此的解释是：“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全民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而绿和组织则批评称：“这样的逻辑太极端。我们没有要求全民公决，但你的科学报告可以公开。你们的报告不但不向公众，而且不向其他的科学家公开。连起码的知情权都没有，又岂能进行全民公决。”“如果说普通公众不懂转基因技术，就不得参与转基因决策，只有那一领域的科学家评估自己的产品，那会造成科学家霸权!”施鹏翔最后语气沉重地强调。
另据了解，这个会议的结果目前还没出来，还有一些程序要走。但种种迹象表明，转基因科学家这次似乎占到了上风。据称会议的大部分人士支持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但这不是最后的决定，仍需经过部级联席会议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