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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迷上了一个社会化问答网站“知乎”，在上面分享各领域的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一天，忽然某个问题的邀请把我怔住了，“为什么华语唱片封套不像欧美唱片那样做成标准的正方形?”
其实，
作为一名唱片从业者，我其实想回答所谓“标准CD盒”(Standard JewelCase)，并非是正方形的。它只是封面的小册子是12em×12em的而已。CD盒几乎从未被改变过，只是途中经过了小小的调整。仔细想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也不过是不到30年的岁月流转。
10年前，我还在广州读大学的时候，一有时间就往天河岗顶跑。那儿是中国最著名的打口唱片集散地之一，在那里头我买了披头士、鳗鱼乐队(Eels)、电台司令(Radiohead)、红辣椒乐队的诸多经典。当然，他们的size都一样。然而大约到了2006年后，许多华语唱片改用了DVD的胶盒，而且为数越来越多，比如王若琳的《Start from Here》、甚至是引进版的凯伦，安(KarenAnn)的同名专辑。结果这让我对于如何安置它们感到非常苦恼。幸好，我从宜家买回来的唱片架可以调节高度，DVD盒的唱片最后全部摆到了里头，也算是皆大欢喜。
可是。没想到又过了几年，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了口CD的长相已经五花八门，并且由台湾的唱片业掀起，异形唱片几乎成为了主流。去年，林宥嘉的《美妙生活》用了一个约10英寸的披萨盒，为配合“音乐是生活的佐料，看到什么吃什么，还有什么不快活”的概念；而同属华研唱片的田馥甄Hebe则在自己的《My Love》中参考了设计师本人另一本图书作品《没有代表作》的设计，并用手工车线缝制，还在外头加了一个PV胶袋。尽管设计师聂永真的这两个作品都受到了大部分的好评，但我真不知道我把披萨盒买回家后该怎么摆放，而Hebe的《My Love》同样让人挠头——没有脊位上的唱片名、歌手名标志，插在唱片架里头，怎么找呢?
其实，CD作为承载音乐的一种介质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的短，它的普及性甚至比不上卡带。因为中国的唱片工业本身便是先天不足的。为什么要用CD盒?因为它给唱片设计师提供了一个稳定发挥的平台，并为印刷、生产、包装、运输物流规范了一个标准，使得一切的成本可控，进而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寻求了一个完美的平衡。中国的唱片业没有经历这么一个跌爬滚打的过程，当然难以领会工业化之美。其实，在数字音乐时代，CD已经成为了一种收藏品，唱片公司在企划、设计时已潜移默化地认可了这一定位，因此也尽可能多地去增加音乐的外延。而这一次，独立音乐人们却走在了最前面。他们要求标新立异，更无需配合传统的唱片生产和渠道要求，就也将所有的工业标准抛于脑后。不过以环保为名，抛开塑料，大肆地使用全纸质的包装也有些问题，因为经过油墨印刷后的纸只能销毁，除非是价格高得令人咋舌的环保纸，何苦。
所以每当有音乐人来询问实体唱片的合作可能，我总会不自觉地问：你这张专辑是怎样的包装?实际上，我又为这个问题而感到羞愧，这和问人“你的鼻子是长在屁股还是肚脐”没多大区别。当然并非是对特殊包装的唱片全盘否定，如台湾“角头唱片”清一色的仿黑胶设计，以及“风和日丽”的手工作坊的感觉，都已成具代表性的独立音乐范本。至于如风潮唱片、大大树音乐等，其本身音乐的厚度以及人文气息都会让其有足够的底气以突破传统的唱片装帧而上升至艺术品范畴，如去年所发行的黛青塔娜的《迁徙》、罗思荣的《揽花去》，你不会对她们的音乐没有用透明盒而有微词。人靠衣装马靠鞍，可灰头土脸的硬要披件龙袍在身上无论怎样都不顺眼。一句话，音乐上的尊严是自己挣来的。
其实，
作为一名唱片从业者，我其实想回答所谓“标准CD盒”(Standard JewelCase)，并非是正方形的。它只是封面的小册子是12em×12em的而已。CD盒几乎从未被改变过，只是途中经过了小小的调整。仔细想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也不过是不到30年的岁月流转。
10年前，我还在广州读大学的时候，一有时间就往天河岗顶跑。那儿是中国最著名的打口唱片集散地之一，在那里头我买了披头士、鳗鱼乐队(Eels)、电台司令(Radiohead)、红辣椒乐队的诸多经典。当然，他们的size都一样。然而大约到了2006年后，许多华语唱片改用了DVD的胶盒，而且为数越来越多，比如王若琳的《Start from Here》、甚至是引进版的凯伦，安(KarenAnn)的同名专辑。结果这让我对于如何安置它们感到非常苦恼。幸好，我从宜家买回来的唱片架可以调节高度，DVD盒的唱片最后全部摆到了里头，也算是皆大欢喜。
可是。没想到又过了几年，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了口CD的长相已经五花八门，并且由台湾的唱片业掀起，异形唱片几乎成为了主流。去年，林宥嘉的《美妙生活》用了一个约10英寸的披萨盒，为配合“音乐是生活的佐料，看到什么吃什么，还有什么不快活”的概念；而同属华研唱片的田馥甄Hebe则在自己的《My Love》中参考了设计师本人另一本图书作品《没有代表作》的设计，并用手工车线缝制，还在外头加了一个PV胶袋。尽管设计师聂永真的这两个作品都受到了大部分的好评，但我真不知道我把披萨盒买回家后该怎么摆放，而Hebe的《My Love》同样让人挠头——没有脊位上的唱片名、歌手名标志，插在唱片架里头，怎么找呢?
其实，CD作为承载音乐的一种介质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的短，它的普及性甚至比不上卡带。因为中国的唱片工业本身便是先天不足的。为什么要用CD盒?因为它给唱片设计师提供了一个稳定发挥的平台，并为印刷、生产、包装、运输物流规范了一个标准，使得一切的成本可控，进而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寻求了一个完美的平衡。中国的唱片业没有经历这么一个跌爬滚打的过程，当然难以领会工业化之美。其实，在数字音乐时代，CD已经成为了一种收藏品，唱片公司在企划、设计时已潜移默化地认可了这一定位，因此也尽可能多地去增加音乐的外延。而这一次，独立音乐人们却走在了最前面。他们要求标新立异，更无需配合传统的唱片生产和渠道要求，就也将所有的工业标准抛于脑后。不过以环保为名，抛开塑料，大肆地使用全纸质的包装也有些问题，因为经过油墨印刷后的纸只能销毁，除非是价格高得令人咋舌的环保纸，何苦。
所以每当有音乐人来询问实体唱片的合作可能，我总会不自觉地问：你这张专辑是怎样的包装?实际上，我又为这个问题而感到羞愧，这和问人“你的鼻子是长在屁股还是肚脐”没多大区别。当然并非是对特殊包装的唱片全盘否定，如台湾“角头唱片”清一色的仿黑胶设计，以及“风和日丽”的手工作坊的感觉，都已成具代表性的独立音乐范本。至于如风潮唱片、大大树音乐等，其本身音乐的厚度以及人文气息都会让其有足够的底气以突破传统的唱片装帧而上升至艺术品范畴，如去年所发行的黛青塔娜的《迁徙》、罗思荣的《揽花去》，你不会对她们的音乐没有用透明盒而有微词。人靠衣装马靠鞍，可灰头土脸的硬要披件龙袍在身上无论怎样都不顺眼。一句话，音乐上的尊严是自己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