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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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职业教育治理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通过梳理近十年来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文献,从年份、期刊来源和关键词三方面的分布进行计量分析;从多元主体共治、价值诉求、治理模式和困境及解决路径四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治理研究内容作了回顾和梳理;并从加强研究队伍建设、范式研究、权责机制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面对未来职业教育治理研究作了展望。
  关键词:职业教育治理;多元主体共治;价值诉求;治理模式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政府干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限度及其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WU1709516)
  作者简介:宁钰茹,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谢长法,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史、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8)09-0046-07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重要方向。“治理”一词最初由世界银行在1989年提出,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将“教育治理”作为世界全民教育发展的新关注点。[1]78在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分支,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职业教育治理文献进行数据统计和内容分析发现,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教育治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一、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文献的数据统计分析
  以“职业教育”和“治理”为篇名,检索时间从2006年到2017年,在CNKI学术期刊数据检索库中通过高级搜索,共检索出学术期刊论文187篇,剔除会议综述类论文2篇,最终获得185篇学术文献样本。通过研究文献样本的年份分布、期刊来源分布以及关键词的共词分布,对职业教育治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其分析结果如下。
  (一)研究年份分布
  从各年份发文数量分布图(图1)可以发现,2006年,发表了第一篇与职业教育治理主题相关的文献。从2006年到2013年,有关职业教育治理的论文,每种学术期刊最大发文量没有超过6篇,这8年间每种期刊平均发文数量则没有超过3篇,说明在这段时间,有关职业教育治理的问题还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2014年到2017年,学术期刊发表有关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论文数量急速增长,2016年发文数量达到了峰值55篇,是前8年年平均发文数量的18倍,说明这四年间,学者们开始聚焦职业教育治理问题,发文数量逐年增多,研究的视角也越来越多样化,问题也更为聚焦。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2015年,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和倡议,我国急需大量的技术人才服务于产业升级和对外输出,因此,国家加大职业教育扶持力度。可以预见,在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日后关于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成果还会增加。
  (二)期刊来源分布
  从期刊来源分布的扇形图中可以发现(图2),学者们在《职教论坛》上发表论文34篇,占比27%;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论文17篇,占比13%;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上发表论文16篇,占比12%。《职教论坛》《教育与职业》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三本职业教育专业核心期刊,发文数量已经超过样本文献数量的一半。发文量3~5篇的期刊或高校共8个,占比24%;发文量1~2篇的期刊或高校共19个,占比24%。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有关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献严重分布不均,一半数量的文献分布在较少核心期刊中,另一半则散落于众多的普通期刊和高校当中。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学者关于职业教育治理问题研究的雷同化,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
  (三)关键词共词分布
  通过分析文献样本关键词的共词分布发现,学者们关于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合作、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以及利益相关者等方面(见图3)。比如:关键词“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后,从教育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分支;关键词“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研究问题中的核心热点;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则是把管理学引入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从笔者阅读到的样本文献以及关键词共词分布图中发现,学者们多通过“跨界”的視角去进行研究,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具有紧跟热点、政策依赖性等特点。同时,其中的不足也较明显,学者们多用定性和思辨的研究方法,运用定量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献则较少,这需要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二、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内容分析
  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样本进行阅读、梳理,发现学者们对于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治理的多元主体共治研究
  职业教育治理从过去的政府单一主导逐渐走向多中心协商共治,多中心是指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政府层面。有研究者从政府权力边界产生机理出发,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既有公共部分又有利益相关的私人部分,属于公共部分的教育由教育部来统筹规划,但是利益相关的私人部分则涉及多个部门。[2]这种观点表明政府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不可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二是行业企业层面。行业企业对于职业教育治理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可以降低职业教育的成本,还可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扩大职业教育公共资源的有效供给。[3]三是职业院校层面。国内研究者大多主张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治理的天然主体,是主要载体和承担者,但目前的情况是,学者们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企业、行业和社会组织,职业院校则遭遇了“灯下黑”效应[4],推动职业教育治理首先应从推动职业院校展开。四是社会组织层面。学者钟世潋基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视角认为,应该鼓励和培育社会公共力量参与和监督职业教育治理,以应对市场的现有缺陷,达到职业教育治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提升职业教育治理的质量。[5]学者们对于职业教育治理多元主体的研究,有助于打破之前政府集权式管理的模式,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治理的价值诉求研究
  职业教育治理的价值诉求,即职业教育治理的目的和作用。笔者通过精读文献样本,把这方面的研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挑战。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集权的管理模式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市场的无序性、滞后性和片面性也困扰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治理被认为是应对双重挑战的重要机制。[6]二是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效率。职业教育治理可以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正向治理是通過民主协商来进行决策[7],从而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效率。三是公民社会兴起,有利于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愿意参与公共事宜,为职业教育多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连接了政府、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使其成为了职业教育治理中的新生力量。[8]60四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使命。学者孙翠香从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目前,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依然以政府为主,以法为基础的治理制度尚不健全[9],为了理清权责,解决职业教育的现有问题,治理必不可少。学者们通过分析职业教育治理的价值诉求提出,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明晰了治理的必要性,构建了实施职业教育治理的理论基础。
  (三)职业教育治理的模式研究
  治理模式由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构成,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构建有助于帮助我们明晰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是多元共治模式。有学者基于权责分配理论共总结出四种这样的模式:政府管理模式、市场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以及政府-市场-社会共治模式,其中,第四种治理模式也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它并不是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之间简单的综合,而是更注重其中的协商共治。[10]二是360度治理模式。学者朱德全和李鹏从职业教育城乡统筹的角度出发认为,理想的城乡统筹治理模式应该不再仅仅依靠权力,而是依靠公共理性而产生的深度认同感,通过新的制度解决当前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广泛参与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各区域治理, 理解后产生认同而后遵从。[11]三是“共生理论”下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有学者将生态学上的“共生理论”引入职业教育治理,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创新是通过治理背景、治理主体以及治理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而达成的[12],使其朝着正向态势发展,不断处于平衡状态,这与“共生理论”所追求的事物和谐发展相一致,即“共生理论”下的职业教育治理。四是国外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学者李玉静和古峪通过比较国外职业教育,总结出欧洲国家三种职业教育治理模式:(1)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的职业教育多层治理模式,纵横相交的多层治理模式使职业教育治理的决策更加公开和透明;(2)英国提出的四种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图4所示),在这四种模式中,只有协调模式发挥了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作用;(3)协调性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以“集体技能形成”为特征,广泛应用于北欧国家[1]80-81,这一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利益相关者间相互包容、治理过程公开透明、治理决策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以及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达到职业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及国际间的比较研究,对职业教育治理的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于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职业教育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涉及的论文数量较多。通过对样本文献的阅读与梳理,较为典型的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从利益相关者层面。有的学者认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问题有政府治理单向化、市场过于强调市场机制与规则、职业院校内部治理失调以及行业企业第三方组织治理态度不坚决,具体来说,则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各自为政,没有协商精神。由此提出的对策路径为:(1)政府起主导作用进行顶层设计;(2)市场平衡公共利益与市场利益;(3)职业院校有办学自主权;(4)行业企业等第三方组织坚定态度,进行监督与管理;(5)治理决策信息公开透明化。[13]二是从体系结构层面。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治理的体系存在“泛行政化”问题、模式存在“单中心化”问题以及治理结构存在“混沌化”问题。因此,提出的对策为:(1)以公共利益最优化为最终目标,多元主体交互治理;(2)政府权力下放,权力与义务成正相关,治理主体掌握多少权力则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3)法律与制度的健全是职业教育治理有序进行的基础。[8]61-64三是从政策层面。学者查吉德从政策出发,认为目前存在政策边界模糊、政策主体职责不清以及政策制定机制不足等问题。解决路径为:(1)做好决策的有效衔接;(2)加强职业教育研究队伍的建设;(3)进行职业教育数据库的建设,为职业教育决策提供有力支撑。[14]学者们对职业教育治理困境和对策的研究,揭示了目前职业教育治理的难点所在,同时,也给出了相关解决路径,有助于对职业教育治理现存问题进行针对性地解决。
  三、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近年来,职业教育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逐年递增,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阅读思考,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为进一步深入开展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提供相关建议。
  (一)加强职业教育治理研究队伍建设,深入理论研究
  关于职业教育治理的内涵,学者们普遍认为是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以及社会组织利益主体之间通过协调与合作,制定共同的目标,从而实现职业教育公共资源最优化的行动。笔者通过对样本文献作者的背景分析发现,研究者多来自于高校教育专业的老师或学生,他们是研究职业教育治理问题的主力军,其中,聚焦于多元主体中的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明显多于对政府和职业院校的研究。一方面,高校研究人员过多关注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等职业教育治理的衍生主体,反而忽视自己熟悉的专业环境,即较少从作为治理主要载体和承担者的职业院校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使得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遭遇“灯下黑”效应;另一方面,高校研究人员虽然具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水平,但是毕竟没有身处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一线,缺乏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同时,也缺乏实践经验。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真正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如何解决,高校研究人员都不清楚,因此,从应然层面提出的相关解决途径对于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来说也许并不适用。此外,对于职业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目前的状况是一头热一头冷,政府和职业院校等职业教育治理的天然主体积极热情,企业行业和社会组织等职业教育治理的衍生主体态度则稍显怠慢。加强职业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从建设职业教育的研究队伍着手,鼓励处于行业或企业一线的高水平管理者和工作者参与到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当中,形成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核心研究队伍,对职业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二)加强职业教育治理的范式研究,深入问题研究
  近年来,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成果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所突破,但是,笔者从阅读的样本文献中发现,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成果大多沿袭着经典的经验研究范式,论点的重复程度较高,相似的观点比比皆是。经典的经验范式大致是按照职业教育治理的背景——职业教育治理的内
  涵——职业教育治理的作用——职业教育治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这条主线展开研究,研究普遍缺乏深度,且没有能够形成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特色。经典范式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打破,并且會限制学者们的思考,形成惯性思维。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立较晚,再加上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虽不乏高质量的文献,但尚有许多研究空白,比如关于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国际比较和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证研究等。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深对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横向的面和纵向的点之间的剖析,将治理问题的内涵和外延结合,使研究得以全面展开,通过对职业教育治理研究问题的深入探索,打破经典研究范式的壁垒,提升研究质量。
  (三)加强职业教育治理的权责研究,深入机制研究
  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分配,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只提到应然层面的协商共治,还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权责分配机制。职业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既有满足大众受教育需求的公益性一面,又有为市场服务的利益性一面,这也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所在。政府为职业教育公益性成本买单,企业则直接收获来自政府培养职业教育人才的红利,这是之前政府掌握全部权力的一元治理体系的结果,明显是不合理的。在多元治理体系框架下的多元利益主体则需要重新进行权责的分配,权力与责任成正相关,主体所拥有的权力越大,承担的相应责任也就越多。职业教育治理中多元主体的权责分配,涉及到整个治理过程,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环节,明确主体之间权力分配,可为之后的治理过程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今后职业教育治理研究可着重于具体的权力机制分配方向。
  (四)加强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证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从职业教育治理目前的研究成果看,研究问题过于宏观化,学者们多从顶层设计层面理论化地去思考问题,比如“体系改革”“法律修订”和“制度创新”等大而空的解决路径,研究结论不够“接地气”。同时,这些宏观的解决路径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其他职业教育问题和对策的研究中也适用,缺乏对职业教育治理问题的针对性研究成果。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研究者们虽然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却停留在理论层面止步不前,不只是职业教育治理存在缺乏实证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职业教育的整体研究而言,定量和实证类的研究成果数量远低于定性和思辨类的研究成果数量。这需要将职业教育治理所研究的问题微观实证化,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就某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和行业组织以及职业院校等多元主体联合进行试点,从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等中观实证层面以及教学、师资和评价等微观实证层面[15],切实探索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研究结果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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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姜大源.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4.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Literature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2006-2017
  NING Yu-ru,XIE Chang-fa   (School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s also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review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recent ten years, the paper conduct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such aspects as the distribution of year, periodical source and key word. The paper also mak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from four aspects: the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value appeal, the governance mode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on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propos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trengthening research team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paradigm research,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the govern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the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the value appeal;the governance mode
  [責任编辑 贺文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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