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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怀孕5个多月的小邢老师决定离开上海，回老家生孩子。她原本在上海的一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书，干了将近5年。这5年，她的薪水从每月1 000多元涨到了每月4 000多元，教学水平也逐年提高。
“不想让孩子以后待在上海念农民工子弟学校。”邢老师离开上海，除了因为工资偏低、生活成本偏高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未来的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好的公办学校他们又进不去，农民工子女进得多的公办学校教学质量又不好。”
邢老师说，与其让孩子在上海接受“略差一等”的教育，倒不如回老家上好学校。
记者了解到，上海的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如今能获得每生每年5 000元（5 000元的一部分由市财政出，一部分由所在区财政出）的政府补贴，但教学质量提高缓慢。令人嗟叹的教学水准，使得一些学校陷入“教学越差，越招不到好学生”的窘境。
硬件条件堪比公办学校
2014年寒假后开学第一天，上海奉贤区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正在为如何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动脑筋，“每星期都要派一名老师去参加区里的交流培训课，要想办法鼓励老师之间多交流学习，要多请公办学校的老师来讲课”。
韩国猛说，最近两年，随着政府补贴力度的加大，教师流动率稍小了些，但如今挡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均衡发展问题前头最大的坎依然是“教学质量”。
从上海市2008年启动“上海模式”，通过按学生人数补贴的方式，将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统一管理起来至今，韩国猛经历了这项补贴从2008年最初的2 000元，到2 500元、2 800元、3 000元，再到5 000元的连年递增。
与此同时，曙光小学的教师工资也在逐年上涨，教师流动率在逐年下降。从最初的不到1 000元，到现在普通教师工资3 500元，中层干部约4 000元。这里共有26名教师，从最开始每门课、每学期都要换任课老师，到后来一学期离开八九名教师，一学年离开五六名教师，再到现在，教师队伍基本稳定，一年离开一两名教师。
一个喜人的现象是，这里的硬件教学设施已堪比公办小学。去年，曙光小学成为唯一一所申请到教委“校安工程”项目经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获得400多万元的校舍修缮补贴。
如今走进校园，迎接学生们的是一块超大的LED电子屏幕，一圈红白相间的标准塑胶跑道和塑胶操场。所有的墙壁都重新粉刷，校舍的楼板、地面都重新加固，教室里有净水器设备，电脑房、综合实验室、保健室、图书室、教师橱柜等普通公办学校的“标配”这里现在也有。
韩国猛告诉记者，这些全部由“政府埋单”，就连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也都是政府免费配齐的，“生均5 000元的补贴就用在日常开销、校舍维修和教师工资上”。
记者算了一笔账，曙光小学约有520名学生，每年应有260万元补贴。全校共26名教师，按每人每月税前收入5 000元计算，学校每年在教师工资上需支付156万元。
韩国猛说，现在公办学校一名普通教师年收入大约八九万元，如果为每名教师支付约10万元年薪，学校的财务立马就会捉襟见肘。但他告诉记者，教师薪水偏低并不是导致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的最根本原因，“总体教学水平不高，学生家教素质不高，这些都是问题”。
一堂“木讷”的英语课暴露问题根源
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奉贤区公办肖塘小学副校长丁忠最有发言权。他所在的学校曾连续数年被区教委指派与农民工子弟学校一对一结对共建，他给民办校的老师讲过课，也听民办校的老师讲过课。
“小朋友们跟我读……再跟我读……跟我读……”一堂由民办校教师上的“木讷”的英语课令丁忠印象深刻。“一堂课35分钟，反复在念那几个英语生词，除此就没招儿了。”丁忠说，那个讲课的英语老师虽然来自外省市，但英语发音标准，讲话也很流利，只是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奇缺”，“教学方法和手段要靠有经验的老师带，靠自己花时间琢磨，他们显然没这个条件”。
在公办肖塘小学，同样一堂英语课，教师领读只是一堂课中的一小部分。教师还会尝试教会学生对个别字词的发音、拼读技巧，会把发音相近或同类型的词汇再拓展出来，还会结合现场情况与学生操练英语对话。
在丁忠的印象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教学任务繁重，很少有空闲时间静下来琢磨怎么上课。此外，有经验的老教师极度匮乏，新教师只能靠无师自通。
在他看来，农民工子女相对本土学生在家庭教育方面本身就比较薄弱，因此这些学生的课堂学习尤其重要，“课上学不好，回家更没法补习”。
去年，肖塘小学与区内一所排名靠前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结对，肖塘小学的教案、备课笔记、练习作业、期末考试试卷与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共享。
共享下来，一二年级语文、数学，后者略低四五分、五六分；三四年级语文、数学，后者低了七八分、十分。而在英语方面，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平均考分比肖塘小学低了大约20分。
“年级越高，教得越难，差距越大。”丁忠观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也正在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过去一些不对民办学校开放的教研活动，如今都能见到民办学校教师的身影。
这一点，得到了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的证实。
“我们现在可以到全国各个区级重点的公办学校听课、交流，参加骨干教师培训。”韩国猛说，现在几乎每周都有诸如新教师培训、新班主任培训、骨干班主任培训、一年级语文老师培训、数学教研组长培训等各类培训要求民办学校派教师参加，“我们人手不够，但每次至少派一个人去学习”。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曙光小学还聘请了公办学校退休教师定期来这里上课。“教学质量上不去，招不到学生，就没补贴，学校未来就更办不下去了。”韩国猛对这一点尤为清醒，“未来肯定会有因为教学质量不行被市场自然淘汰的学校出现。”
各种转学下的“教学质量”困局
因为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安徽来沪务工的小刘和妻子开始琢磨着给孩子转学。他们的女儿刘霖（化名）原本在上海奉贤的一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小学3年级，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我朋友把孩子弄进一所公办学校上学了，他说那里的教学水平高很多。他孩子原来在民办学校班里排前十，到了公办校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因为女儿学习成绩好，小刘打算好好培养孩子——让孩子上好学校。
他打听过了，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女儿必定要回安徽参加中考再上高中，“我们安徽也有好学校，但你得考得过啊！孩子爱学习，不能耽误了她”。
小刘告诉记者，女儿现在班里成绩较好的孩子家长，只要条件稍好一些，都有给孩子转学的打算。转学的目标，清一色都是离家近的普通公办学校，“再差的公办学校，教学质量恐怕也比民办的要好一些”。
与此同时，在另一头，上海本地学生的家长张达（化名）也在为转学的事情发愁。他的孩子在虹口区一所公办小学念4年级，令他不满意的是，这所公办学校招收了将近90%的农民工子女。
与奉贤的民办曙光小学的师资力量相比，这所学校的情况明显好了许多，这里有40名教师照看380余名学生，校舍环境干净、整洁。近年来，由于棚户区改建、拆迁等原因，这里的生源流动性较大，很多棚户区住宅被出租给了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孩子大多进入了这所公办学校就读。
“总感觉不太对，教学质量肯定下降了。”尽管拿不出教学质量明显下降的证据，但张达总是从主观上觉得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还是想想办法给孩子转学算了”。
两种转学愿望均饱含着家长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极大期许，然而，这种“转学”反而将大家所看重的“教学质量”推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局。在这样的情况下，试想，当一个公办学校由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组成，或者将农民工子弟学校完全转为公办，农民工子女就能享受到平等、优质的“教学质量”了么？
（来源：《中国青年报》 王烨捷 周 凯/文）
“不想让孩子以后待在上海念农民工子弟学校。”邢老师离开上海，除了因为工资偏低、生活成本偏高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未来的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好的公办学校他们又进不去，农民工子女进得多的公办学校教学质量又不好。”
邢老师说，与其让孩子在上海接受“略差一等”的教育，倒不如回老家上好学校。
记者了解到，上海的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如今能获得每生每年5 000元（5 000元的一部分由市财政出，一部分由所在区财政出）的政府补贴，但教学质量提高缓慢。令人嗟叹的教学水准，使得一些学校陷入“教学越差，越招不到好学生”的窘境。
硬件条件堪比公办学校
2014年寒假后开学第一天，上海奉贤区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正在为如何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动脑筋，“每星期都要派一名老师去参加区里的交流培训课，要想办法鼓励老师之间多交流学习，要多请公办学校的老师来讲课”。
韩国猛说，最近两年，随着政府补贴力度的加大，教师流动率稍小了些，但如今挡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均衡发展问题前头最大的坎依然是“教学质量”。
从上海市2008年启动“上海模式”，通过按学生人数补贴的方式，将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统一管理起来至今，韩国猛经历了这项补贴从2008年最初的2 000元，到2 500元、2 800元、3 000元，再到5 000元的连年递增。
与此同时，曙光小学的教师工资也在逐年上涨，教师流动率在逐年下降。从最初的不到1 000元，到现在普通教师工资3 500元，中层干部约4 000元。这里共有26名教师，从最开始每门课、每学期都要换任课老师，到后来一学期离开八九名教师，一学年离开五六名教师，再到现在，教师队伍基本稳定，一年离开一两名教师。
一个喜人的现象是，这里的硬件教学设施已堪比公办小学。去年，曙光小学成为唯一一所申请到教委“校安工程”项目经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获得400多万元的校舍修缮补贴。
如今走进校园，迎接学生们的是一块超大的LED电子屏幕，一圈红白相间的标准塑胶跑道和塑胶操场。所有的墙壁都重新粉刷，校舍的楼板、地面都重新加固，教室里有净水器设备，电脑房、综合实验室、保健室、图书室、教师橱柜等普通公办学校的“标配”这里现在也有。
韩国猛告诉记者，这些全部由“政府埋单”，就连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也都是政府免费配齐的，“生均5 000元的补贴就用在日常开销、校舍维修和教师工资上”。
记者算了一笔账，曙光小学约有520名学生，每年应有260万元补贴。全校共26名教师，按每人每月税前收入5 000元计算，学校每年在教师工资上需支付156万元。
韩国猛说，现在公办学校一名普通教师年收入大约八九万元，如果为每名教师支付约10万元年薪，学校的财务立马就会捉襟见肘。但他告诉记者，教师薪水偏低并不是导致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的最根本原因，“总体教学水平不高，学生家教素质不高，这些都是问题”。
一堂“木讷”的英语课暴露问题根源
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奉贤区公办肖塘小学副校长丁忠最有发言权。他所在的学校曾连续数年被区教委指派与农民工子弟学校一对一结对共建，他给民办校的老师讲过课，也听民办校的老师讲过课。
“小朋友们跟我读……再跟我读……跟我读……”一堂由民办校教师上的“木讷”的英语课令丁忠印象深刻。“一堂课35分钟，反复在念那几个英语生词，除此就没招儿了。”丁忠说，那个讲课的英语老师虽然来自外省市，但英语发音标准，讲话也很流利，只是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奇缺”，“教学方法和手段要靠有经验的老师带，靠自己花时间琢磨，他们显然没这个条件”。
在公办肖塘小学，同样一堂英语课，教师领读只是一堂课中的一小部分。教师还会尝试教会学生对个别字词的发音、拼读技巧，会把发音相近或同类型的词汇再拓展出来，还会结合现场情况与学生操练英语对话。
在丁忠的印象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教学任务繁重，很少有空闲时间静下来琢磨怎么上课。此外，有经验的老教师极度匮乏，新教师只能靠无师自通。
在他看来，农民工子女相对本土学生在家庭教育方面本身就比较薄弱，因此这些学生的课堂学习尤其重要，“课上学不好，回家更没法补习”。
去年，肖塘小学与区内一所排名靠前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结对，肖塘小学的教案、备课笔记、练习作业、期末考试试卷与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共享。
共享下来，一二年级语文、数学，后者略低四五分、五六分；三四年级语文、数学，后者低了七八分、十分。而在英语方面，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平均考分比肖塘小学低了大约20分。
“年级越高，教得越难，差距越大。”丁忠观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也正在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过去一些不对民办学校开放的教研活动，如今都能见到民办学校教师的身影。
这一点，得到了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的证实。
“我们现在可以到全国各个区级重点的公办学校听课、交流，参加骨干教师培训。”韩国猛说，现在几乎每周都有诸如新教师培训、新班主任培训、骨干班主任培训、一年级语文老师培训、数学教研组长培训等各类培训要求民办学校派教师参加，“我们人手不够，但每次至少派一个人去学习”。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曙光小学还聘请了公办学校退休教师定期来这里上课。“教学质量上不去，招不到学生，就没补贴，学校未来就更办不下去了。”韩国猛对这一点尤为清醒，“未来肯定会有因为教学质量不行被市场自然淘汰的学校出现。”
各种转学下的“教学质量”困局
因为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安徽来沪务工的小刘和妻子开始琢磨着给孩子转学。他们的女儿刘霖（化名）原本在上海奉贤的一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小学3年级，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我朋友把孩子弄进一所公办学校上学了，他说那里的教学水平高很多。他孩子原来在民办学校班里排前十，到了公办校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因为女儿学习成绩好，小刘打算好好培养孩子——让孩子上好学校。
他打听过了，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女儿必定要回安徽参加中考再上高中，“我们安徽也有好学校，但你得考得过啊！孩子爱学习，不能耽误了她”。
小刘告诉记者，女儿现在班里成绩较好的孩子家长，只要条件稍好一些，都有给孩子转学的打算。转学的目标，清一色都是离家近的普通公办学校，“再差的公办学校，教学质量恐怕也比民办的要好一些”。
与此同时，在另一头，上海本地学生的家长张达（化名）也在为转学的事情发愁。他的孩子在虹口区一所公办小学念4年级，令他不满意的是，这所公办学校招收了将近90%的农民工子女。
与奉贤的民办曙光小学的师资力量相比，这所学校的情况明显好了许多，这里有40名教师照看380余名学生，校舍环境干净、整洁。近年来，由于棚户区改建、拆迁等原因，这里的生源流动性较大，很多棚户区住宅被出租给了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孩子大多进入了这所公办学校就读。
“总感觉不太对，教学质量肯定下降了。”尽管拿不出教学质量明显下降的证据，但张达总是从主观上觉得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还是想想办法给孩子转学算了”。
两种转学愿望均饱含着家长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极大期许，然而，这种“转学”反而将大家所看重的“教学质量”推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局。在这样的情况下，试想，当一个公办学校由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组成，或者将农民工子弟学校完全转为公办，农民工子女就能享受到平等、优质的“教学质量”了么？
（来源：《中国青年报》 王烨捷 周 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