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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极简的新闻，说浙江泰顺竹里乡有座书院，以能背诵30万字中西文化经典为基本招生条件。检索了一下他们的“学制及招生简章”，发现背诵还伴以苛刻条件：“每本经典皆需整本通背、连背，背诵时咬字清楚，语速以可辨字音为准。连背之标准，以全本顺畅为佳，若有错误或停顿十秒以上，可提示，每五千字至多提示一次，每一萬字再加一次为通过。如《老子》五千字，可提示一次，《论语》一万五千余字，可提示三次加一次，为四次，以此类推。”从他们将“背诵”视为“学力”这一点似不难推断，此基本条件比拼、推崇的实际上就是记忆力。
记忆力好，从来都是国人津津乐道的一项本领。如今提及陈寅恪、钱钟书诸先生，即便是相熟的友朋，也不免惊诧他们的记忆力之强。金岳霖先生回忆，有一天他到陈寅恪先生那里去，有学生来问一个材料，陈先生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
必须承认，那些卓有建树的学者往往都有天才般的记忆力。如清朝学者钱大昕那种著名的不用说了，王国维次子王仲闻先生一直寂寂无闻，新近读到不少人士的回忆，知道这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华书局临时工，竟是《全唐诗》的审订者、《全宋词》的修订者！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流，甚至一个普通作者的一句普通宋词，他也能写出全文！以至于相熟的人们戏称之“宋朝人”。不过我们都应当清楚，对前辈学人而言，单纯的记忆力却也仅仅属于雕虫小技，他们杰出成就的取得，端在于治学方法。不少人刻意强化钱钟书先生“照相机般的记忆”，杨绛先生便曾撰文指出，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钱先生的笔记手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将中文部分影印成了20册，2015年将外文笔记影印成了48册，洋洋大观。因此，我们看待前辈学人，不要一味盯着他们先天禀赋的一面，更要看到他们后天刻苦治学的一面。盲目地推崇他们的记忆力，无异于舍本逐末。
泰顺这家书院能办多久，成效如何，我们一概不知，媒体津津乐道的仅局限在背诵这道门槛，恰恰遗漏了人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存心要泼冷水，但想提醒一下，把记忆力看得无比重要，入学后又是“以自学为主”，小心培养出来的只是“两脚书橱”。
记忆力好，从来都是国人津津乐道的一项本领。如今提及陈寅恪、钱钟书诸先生，即便是相熟的友朋，也不免惊诧他们的记忆力之强。金岳霖先生回忆，有一天他到陈寅恪先生那里去，有学生来问一个材料，陈先生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
必须承认，那些卓有建树的学者往往都有天才般的记忆力。如清朝学者钱大昕那种著名的不用说了，王国维次子王仲闻先生一直寂寂无闻，新近读到不少人士的回忆，知道这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华书局临时工，竟是《全唐诗》的审订者、《全宋词》的修订者！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流，甚至一个普通作者的一句普通宋词，他也能写出全文！以至于相熟的人们戏称之“宋朝人”。不过我们都应当清楚，对前辈学人而言，单纯的记忆力却也仅仅属于雕虫小技，他们杰出成就的取得，端在于治学方法。不少人刻意强化钱钟书先生“照相机般的记忆”，杨绛先生便曾撰文指出，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钱先生的笔记手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将中文部分影印成了20册，2015年将外文笔记影印成了48册，洋洋大观。因此，我们看待前辈学人，不要一味盯着他们先天禀赋的一面，更要看到他们后天刻苦治学的一面。盲目地推崇他们的记忆力，无异于舍本逐末。
泰顺这家书院能办多久，成效如何，我们一概不知，媒体津津乐道的仅局限在背诵这道门槛，恰恰遗漏了人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存心要泼冷水，但想提醒一下，把记忆力看得无比重要，入学后又是“以自学为主”，小心培养出来的只是“两脚书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