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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是新兴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但金融在支持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其风险问题也日益突出。墨西哥、韩国与阿根廷作为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支持异化为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其失败的原因在于货币高估引起外汇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不完善及政府债务积累。因此，面对我国金融体系薄弱等现实问题，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应通过合理控制外汇风险、提高政府偿债能力及健全金融体系等措施，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
关键词：经济转型升级;金融风险;国际比较;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9-0115-03
经济转型升级，是任何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要求。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1]，是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但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由于金融开放节奏失控、金融体系不健全及一国政府债务增加等原因，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其中，墨西哥、韩国与阿根廷三国，作为标准的升级国家[2]，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相继在1994年、1997年及2001年发生了金融危机。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建设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协同发展的经济体系，发挥金融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起步较晚，潜在金融风险仍然存在[4]。因此，对于墨西哥、韩国与阿根廷三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多维度的比较分析，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将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良好局面[5]。
一、国家转型升级下金融风险形成的国际比较
根据对墨西哥、韩国及阿根廷的對比分析，发现其金融危机的形成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促成：货币高估外汇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不完善及政府债务积累。充分总结这三个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并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力求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有益的启示。
1.货币高估外汇风险积聚。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货币高估，外汇储备下降，外汇风险积聚，是转型升级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货币危机现象。以墨西哥为例，20世纪80年代，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困扰着墨西哥经济。为此，墨西哥政府采取了以“汇率锚”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以抵消墨西哥通货膨胀率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距离。该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是有效的，使得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1987年的160%，下降到1994年的7%，但与此同时却带来了墨西哥比索的高估。据统计，墨西哥比索在1991年高估了9%，1992年高估了10%，1993年高估了5%[6]。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初期，由于经济发展前景较好，总需求增加，墨西哥采取了降低贸易壁垒的贸易政策，进而使得墨西哥进口大幅度增加，而出口增加有限，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增加。1989—1994年，墨西哥出口提高了2.7倍，进口却扩大了3.4倍，导致其贸易逆差从1989年的6亿美元上升至1994年的185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逆差从1989年的41亿美元上升至1994年的289亿美元[6]。加之美国经济复苏，大量投机资金从墨西哥外逃，致使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从1994年初的280亿美元降到了11月份的179亿美元[7]，进而降到12月份的60亿美元[8]，全年外汇储备降幅达到79%。
2.金融体系不完善。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伴随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加速了金融危机的进程。一方面，外部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墨西哥在进行国有银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监管机构从不审查投资者是否有金融业的经营与管理经验，且法案出台滞后，从而损害了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韩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居民高储蓄率倾向，一再降低金融监管标准，即使客户不能满足风险防控的要求，仍要求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优惠的信贷资金，致使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银行业坏账达到500亿美元，占该国GDP的1/10;阿根廷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致使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由此导致央行无法控制短期资金外逃，失去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导致坏账激增，利润率低下。墨西哥在1992—1994年之间，其商业银行不能偿还贷款余额占比从5.6%增至8.3%，高风险资产由51%增加至70%，信用卡负债额增长率每年超过30%，信用卡“倒账”现象严重[8];韩国银行的“官办金融”模式，极大地削弱了银行的活力，在此期间，韩国银行业的纯利润仅为美国银行业纯利润的0.04%，德国银行纯利润的1.25%，国际竞争力低下[9]。
3.政府债务积累。政府债务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含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应维持适度的政府债务规模，否则过度的政府债务将使得转型升级国家演变为经济衰退国家。以阿根廷为例，如在梅内姆总统执政期间，阿根廷采取了限制货币发行量，并配合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导致阿根廷的财政赤字激增，从1995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73亿美元[10]，加之没有采取相应的财政改革措施，阿根廷的政府债务总额从1990年的500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14 44亿美元[11]。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金融机构提供隐性与显性担保，导致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败德行为。当金融机构资本实力有限时，它们更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领域，致使资产泡沫化。而一旦资产泡沫破灭，金融机构财务状况恶化，政府就需要花费庞大的财政资金，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救援，从而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使得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相互转化交错出现。
二、我国潜在的金融风险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金融服务、金融开放及金融监管等各方面均取得进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1]金融稳定事关经济全局。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阶段，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潜在的金融风险因素仍然存在，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人民币币值高估。自2017年以来，随着美元指数的回调，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持续上升，截至2018年底，已达到1美元兑换6.89元人民币的比价，而在2018年初甚至突破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的关卡。根据经济基本面判断，美国经济现今处于上升期，是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但中国同时进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两国都处在结构性调整阶段，两相比较之后可以说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没有大幅升值的空间，但2017年一年内升值幅度大于7%，明显过度，人民币币值高估现象明显。当一国货币被高估，并形成良好预期时，就会导致金融投资过度扩张，致使资产高风险化和泡沫化明显。而一旦货币高估的表象被揭穿，资产泡沫变化破灭，诱发危机。因此，人民币被高估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明显的下行压力，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人民币的贬值，加之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市场的做空声音，极易产生金融风险。
2.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相关学者研究发现，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开始大幅上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自2014以来大幅上升[12]。截至2017年末，全年财政赤字总额为30 763亿元，政府性债务余额总额为29.95万亿元。从中央到地方，财政赤字对财政造成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债务逐年累积，债务利息也会越发高昂，赤字缺口成倍地扩大，使得政府的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政府背负的债务过多，其信誉肯定也会下降，一旦没有了信用保证，国债或市政债就失去了其优势，新的债务发行就会极其困难。与此同时，加之未来公共投资风险、国家保险体系内的风险、社会保障体系下的财政风险等隐性风险的存在，无疑都会使得政府的债务问题日益恶化。在重壓之下，政府就会被迫增发货币，实行债务货币化，这样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进而形成金融风险。
3.金融体系薄弱。首先，监管体系薄弱。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格局，金融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但由于历史原因，整个社会普遍缺少法律意识及诚信观念，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存在，加之监管滞后，导致金融投机风险加大，如我国股票市场的股票换手率高达250%～500%[13]，市场过度投机问题明显。其次，金融机构经营体系薄弱。以商业银行为例，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集中度高，同质化经营明显，银行业效率低下。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1.7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4%，但相对于2010年4 293亿元的不良贷款规模，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比增加了298%。
三、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我国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对策
1.合理控制外汇风险。首先，国家应将外汇风险控制与贸易政策调整相结合。国家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对外贸商品结构进行调整，要寻求对等的投资机会，获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准入待遇，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大战略物资进口，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国家还要制定合理的进出口政策，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平抑外资的流入，保护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实现贸易稳增长，控制货币升值带来的外汇风险。其次，企业应将外汇风险控制与企业管理改进相结合。在货币升值局面不可逆转的前提下，企业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及自身产品质量，形成品牌优势，将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企业应采取多种手段，进行风险转移与风险对冲。以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丰田汽车为例，在日元升值之前用日元进行筹集资金，当日元升值之后用美元筹集资金，从而降低了日元升值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
2.提高政府偿债能力。提高政府偿债能力，对于一个国家能否防范金融风险，进而实现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明显的、可信的降低了其主权债务违约，即使它曾经是一个连续的违约者，但是它之后就不再是了，而投资者也认为，它就是一个升级国家”[9]。因此，根据外汇收入决定的偿还能力优于根据国民收入决定的偿还能力标准，提高政府偿债能力。首先，必须要提高外汇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如通过按期偿付到期外债的本息来提高国家信誉，确保外汇规模的扩张;其次，要对各类债务进行事前评定论证，对资金进行整体规划;最后，应限定政府的投资领域，保证债务资金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使债务合理地增长。
3.健全金融体系。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对于处于升级转型期的我国来说至关重要。首先，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应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在监管理念方面由原本的“猫与老鼠”转变成协同合作关系。监管机构不应该过度地干预市场，给予市场充分发展的空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提高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能力提升层面，从而能有效地防止市场出现的投机行为。其次，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应及时调整业务来适应市场。金融机构应适应金融自由化的潮流，摆脱业务同质化的阻碍，创新金融产品，努力实现差异化经营，达到提升内在能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7-07-16.
[2] 卡门·M.莱因哈特，肯尼斯·S.罗格夫.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9-02-23.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5-03-23.
[6] 江时学.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J].世界历史，2002，（6）：49-56.
[7] 仇华飞.对引发墨西哥金融危机原因的再认识[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74-78.
[8] 高潮.墨西哥金融危机：热钱成为幕后推手[J].中国对外贸易，2011，（1）：48-49.
[9] 金明善，张东明.韩国金融危机探讨[J].当代亚太，2001，（1）：31-37.
[10] 应惟伟.阿根廷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J].国际论坛，2002，（3）：65-70.
[11] 沈安.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形成及启示——阿根廷金融危机探源之二[J].拉丁美洲研究，2003，（3）：15-18.
[12] 苏民.主权信用评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兼论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低估了吗？[J].经济学家，2017，（7）：63-72.
[13] 上市银行人均净利润61万 上海银行141万居首[EB/OL].新浪网，2017-05-02.
The Formation and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Risk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xico，South Korea and Argentina
JU Xin-yuan，QIN Hong-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70，China）
Abstract：Finance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merging countries.But in suppor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 country’s economy，financial risk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Mexico，South Korea and Argentina are the typical cases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have become the financial crisis.The causes of their failure are the overvaluation of currency lead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isk，the imperfect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buildup in government debt.Therefore，facing the problems of the weaknes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in order to booster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we should control the foreign exchange risk in a rational way，improve the government's debt paying ability，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prevent the potential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financial risk;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eventive measures
[責任编辑 吴明宇]
关键词：经济转型升级;金融风险;国际比较;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9-0115-03
经济转型升级，是任何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要求。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1]，是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但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由于金融开放节奏失控、金融体系不健全及一国政府债务增加等原因，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其中，墨西哥、韩国与阿根廷三国，作为标准的升级国家[2]，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相继在1994年、1997年及2001年发生了金融危机。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建设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协同发展的经济体系，发挥金融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起步较晚，潜在金融风险仍然存在[4]。因此，对于墨西哥、韩国与阿根廷三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多维度的比较分析，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将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良好局面[5]。
一、国家转型升级下金融风险形成的国际比较
根据对墨西哥、韩国及阿根廷的對比分析，发现其金融危机的形成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促成：货币高估外汇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不完善及政府债务积累。充分总结这三个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并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力求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有益的启示。
1.货币高估外汇风险积聚。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货币高估，外汇储备下降，外汇风险积聚，是转型升级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货币危机现象。以墨西哥为例，20世纪80年代，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困扰着墨西哥经济。为此，墨西哥政府采取了以“汇率锚”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以抵消墨西哥通货膨胀率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距离。该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是有效的，使得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1987年的160%，下降到1994年的7%，但与此同时却带来了墨西哥比索的高估。据统计，墨西哥比索在1991年高估了9%，1992年高估了10%，1993年高估了5%[6]。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初期，由于经济发展前景较好，总需求增加，墨西哥采取了降低贸易壁垒的贸易政策，进而使得墨西哥进口大幅度增加，而出口增加有限，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增加。1989—1994年，墨西哥出口提高了2.7倍，进口却扩大了3.4倍，导致其贸易逆差从1989年的6亿美元上升至1994年的185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逆差从1989年的41亿美元上升至1994年的289亿美元[6]。加之美国经济复苏，大量投机资金从墨西哥外逃，致使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从1994年初的280亿美元降到了11月份的179亿美元[7]，进而降到12月份的60亿美元[8]，全年外汇储备降幅达到79%。
2.金融体系不完善。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伴随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加速了金融危机的进程。一方面，外部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墨西哥在进行国有银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监管机构从不审查投资者是否有金融业的经营与管理经验，且法案出台滞后，从而损害了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韩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居民高储蓄率倾向，一再降低金融监管标准，即使客户不能满足风险防控的要求，仍要求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优惠的信贷资金，致使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银行业坏账达到500亿美元，占该国GDP的1/10;阿根廷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致使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由此导致央行无法控制短期资金外逃，失去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导致坏账激增，利润率低下。墨西哥在1992—1994年之间，其商业银行不能偿还贷款余额占比从5.6%增至8.3%，高风险资产由51%增加至70%，信用卡负债额增长率每年超过30%，信用卡“倒账”现象严重[8];韩国银行的“官办金融”模式，极大地削弱了银行的活力，在此期间，韩国银行业的纯利润仅为美国银行业纯利润的0.04%，德国银行纯利润的1.25%，国际竞争力低下[9]。
3.政府债务积累。政府债务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含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应维持适度的政府债务规模，否则过度的政府债务将使得转型升级国家演变为经济衰退国家。以阿根廷为例，如在梅内姆总统执政期间，阿根廷采取了限制货币发行量，并配合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导致阿根廷的财政赤字激增，从1995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73亿美元[10]，加之没有采取相应的财政改革措施，阿根廷的政府债务总额从1990年的500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14 44亿美元[11]。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金融机构提供隐性与显性担保，导致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败德行为。当金融机构资本实力有限时，它们更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领域，致使资产泡沫化。而一旦资产泡沫破灭，金融机构财务状况恶化，政府就需要花费庞大的财政资金，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救援，从而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使得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相互转化交错出现。
二、我国潜在的金融风险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金融服务、金融开放及金融监管等各方面均取得进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1]金融稳定事关经济全局。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阶段，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潜在的金融风险因素仍然存在，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人民币币值高估。自2017年以来，随着美元指数的回调，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持续上升，截至2018年底，已达到1美元兑换6.89元人民币的比价，而在2018年初甚至突破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的关卡。根据经济基本面判断，美国经济现今处于上升期，是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但中国同时进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两国都处在结构性调整阶段，两相比较之后可以说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没有大幅升值的空间，但2017年一年内升值幅度大于7%，明显过度，人民币币值高估现象明显。当一国货币被高估，并形成良好预期时，就会导致金融投资过度扩张，致使资产高风险化和泡沫化明显。而一旦货币高估的表象被揭穿，资产泡沫变化破灭，诱发危机。因此，人民币被高估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明显的下行压力，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人民币的贬值，加之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市场的做空声音，极易产生金融风险。
2.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相关学者研究发现，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开始大幅上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自2014以来大幅上升[12]。截至2017年末，全年财政赤字总额为30 763亿元，政府性债务余额总额为29.95万亿元。从中央到地方，财政赤字对财政造成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债务逐年累积，债务利息也会越发高昂，赤字缺口成倍地扩大，使得政府的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政府背负的债务过多，其信誉肯定也会下降，一旦没有了信用保证，国债或市政债就失去了其优势，新的债务发行就会极其困难。与此同时，加之未来公共投资风险、国家保险体系内的风险、社会保障体系下的财政风险等隐性风险的存在，无疑都会使得政府的债务问题日益恶化。在重壓之下，政府就会被迫增发货币，实行债务货币化，这样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进而形成金融风险。
3.金融体系薄弱。首先，监管体系薄弱。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格局，金融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但由于历史原因，整个社会普遍缺少法律意识及诚信观念，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存在，加之监管滞后，导致金融投机风险加大，如我国股票市场的股票换手率高达250%～500%[13]，市场过度投机问题明显。其次，金融机构经营体系薄弱。以商业银行为例，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集中度高，同质化经营明显，银行业效率低下。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1.7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4%，但相对于2010年4 293亿元的不良贷款规模，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比增加了298%。
三、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我国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对策
1.合理控制外汇风险。首先，国家应将外汇风险控制与贸易政策调整相结合。国家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对外贸商品结构进行调整，要寻求对等的投资机会，获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准入待遇，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大战略物资进口，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国家还要制定合理的进出口政策，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平抑外资的流入，保护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实现贸易稳增长，控制货币升值带来的外汇风险。其次，企业应将外汇风险控制与企业管理改进相结合。在货币升值局面不可逆转的前提下，企业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及自身产品质量，形成品牌优势，将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企业应采取多种手段，进行风险转移与风险对冲。以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丰田汽车为例，在日元升值之前用日元进行筹集资金，当日元升值之后用美元筹集资金，从而降低了日元升值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
2.提高政府偿债能力。提高政府偿债能力，对于一个国家能否防范金融风险，进而实现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明显的、可信的降低了其主权债务违约，即使它曾经是一个连续的违约者，但是它之后就不再是了，而投资者也认为，它就是一个升级国家”[9]。因此，根据外汇收入决定的偿还能力优于根据国民收入决定的偿还能力标准，提高政府偿债能力。首先，必须要提高外汇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如通过按期偿付到期外债的本息来提高国家信誉，确保外汇规模的扩张;其次，要对各类债务进行事前评定论证，对资金进行整体规划;最后，应限定政府的投资领域，保证债务资金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使债务合理地增长。
3.健全金融体系。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对于处于升级转型期的我国来说至关重要。首先，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应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在监管理念方面由原本的“猫与老鼠”转变成协同合作关系。监管机构不应该过度地干预市场，给予市场充分发展的空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提高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能力提升层面，从而能有效地防止市场出现的投机行为。其次，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应及时调整业务来适应市场。金融机构应适应金融自由化的潮流，摆脱业务同质化的阻碍，创新金融产品，努力实现差异化经营，达到提升内在能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7-07-16.
[2] 卡门·M.莱因哈特，肯尼斯·S.罗格夫.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9-02-23.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5-03-23.
[6] 江时学.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J].世界历史，2002，（6）：49-56.
[7] 仇华飞.对引发墨西哥金融危机原因的再认识[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74-78.
[8] 高潮.墨西哥金融危机：热钱成为幕后推手[J].中国对外贸易，2011，（1）：48-49.
[9] 金明善，张东明.韩国金融危机探讨[J].当代亚太，2001，（1）：31-37.
[10] 应惟伟.阿根廷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J].国际论坛，2002，（3）：65-70.
[11] 沈安.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形成及启示——阿根廷金融危机探源之二[J].拉丁美洲研究，2003，（3）：15-18.
[12] 苏民.主权信用评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兼论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低估了吗？[J].经济学家，2017，（7）：63-72.
[13] 上市银行人均净利润61万 上海银行141万居首[EB/OL].新浪网，2017-05-02.
The Formation and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Risk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xico，South Korea and Argentina
JU Xin-yuan，QIN Hong-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70，China）
Abstract：Finance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merging countries.But in suppor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 country’s economy，financial risk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Mexico，South Korea and Argentina are the typical cases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have become the financial crisis.The causes of their failure are the overvaluation of currency lead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isk，the imperfect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buildup in government debt.Therefore，facing the problems of the weaknes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in order to booster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we should control the foreign exchange risk in a rational way，improve the government's debt paying ability，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prevent the potential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financial risk;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eventive measures
[責任编辑 吴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