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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越多不代表你会更幸福”——独享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冷门学者安格斯·迪顿如是说。
安格斯·迪顿是个善于讲故事的经济学家，在摒弃了纷繁拗口的经济学理论后，他将健康、心理等因素与财富、收入进行编织，甚至将其父亲脱贫致富的经历融入到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他试图告诉世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不平等”、究竟应该如何衡量消费、贫穷与福利之间的关系。
父辈的“逃亡”
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使二战迅速走向结束，1945年9月2日，日本结束了负隅顽抗后终于签订无条件投降书，二战终止干戈。
安格斯·迪顿就在胜利日后不出月余降生，然而其父老迪顿在喜得贵子之时也不得不感叹时势弄人，因为他曾险些在二战中丧命，如今却可以举家共享胜利喜悦。
安格斯·迪顿的父亲莱斯利·哈罗德·迪顿出生于1918年的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里。为了改善生活，他的祖辈开始放弃农耕生活而投身于挖煤事业。直到1939年，老迪顿终于从不见天日的矿井中逃离，然而面对他的是更为严峻的新征程——二战。
应征入伍后，老迪顿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奔赴法国。战争惨败后又被送往苏格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突击队员。随后，他意外地被肺结核击倒而十分幸运地“被退役”了。
安格斯·迪顿口中的幸运指的是那批突击队员在不久后的一次突袭中遭遇失败，死伤惨重。老迪顿的退伍反而给这个家族的延续带来了希望。
1942年，老迪顿复员返乡并与莉莉·伍德结婚，并且开始学习煤矿勘测技能。这一技能帮助老迪顿成为了爱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勤杂工，并最终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了一名土木工程师。
老迪顿最终得以在动荡的年代安身立命，并开始培养下一代，想要将迪顿家族发扬光大。
“为此，他（老迪顿）找到我的老师，并说服他给我课外开小灶，为的是我能够通过爱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考试。这所学校的学费比我父亲一年的收入都高。最终我拿到了奖学金，成为仅有两个可以免费入读的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我考入了剑桥大学的数学专业，再后来我就成了一名经济学教授，先是在牛津教书，然后去了普林斯顿。”
老迪顿在37年间从矿井来到了地面、从战场被退役回到了家乡、又在家乡小富即安地维系了整个家族的传承。迪顿将父亲脱离贫困并为子孙开启未来这件事比作“逃亡”。
不平等的真谛
在安格斯·迪顿的眼中，父亲无疑是幸运的，“逃亡”的成功是难以复制。
之所以使用“逃亡”一词，是因安格斯·迪顿在观看了一部《大逃亡》的电影之后，有所感悟。《大逃亡》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些德军战俘屡次试图逃跑，但最终只有三人成功，其他人因此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
安格斯·迪顿认为，原本所有的战俘都被困在战俘营里，但是后来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死在逃跑过程中，一些人被抓回来重新投入战俘营，还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机会离开战俘营。这种现象反映了所有“大逃亡”事件的本质：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逃亡成功。
因此他强调，父亲的“逃亡”最终得以长寿并且致富，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同时还有运气。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积极地投入与付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幸运。没人能比我父亲干活更卖力，可是没好运气也肯定不行。我父亲恰好幸运地没有在童年时夭折，幸运地因为战争而脱离矿井，幸运地没有参与伤亡惨重的突袭，幸运地没有因为肺结核死掉，幸运地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工作。”
有的人摆脱了贫穷，有的人却被落在了后面。运气确实垂青了一部分人，却远离了另外一部分人。机会常有，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或有魄力去抓住它们。所以安格斯·迪顿认为，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
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去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所以“不平等”不仅是财富问题，它背后也涉及到社会公正问题。
因“个体”获诺奖
相较于偏重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迪顿获得诺奖的理由则更具现实意义——“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迪顿的研究角度摆脱了以往注重数据整体的习惯，而更加注重个人的研究。
评委会认为迪顿因为三个方面的成就而获奖：设计了一套需求分析系统，从宏观和微观数据采集上揭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活福利和贫困水平的研究。
1980年，迪顿与同事 John Muellbauer 在《美国经济学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共同发表了《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简称AIDS）一文，通过一种灵活而简单的估算方法，展现了对个别商品的需求如何依赖于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这篇文章在过去30多年中被引用高达4000多次，这套方法及其后来的演进也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的标准工具。
1990年前后，迪顿又发表多篇论文，指出当时以宏观收入和宏观消费为起点的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收入与消费的实际关系；他提出微观收入与宏观收入的变化方式很不同，因此应该统计个体是怎样依据其收入来调整消费的。这项研究阐释了为什么对微观数据的分析是解读宏观数据的关键，当代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广泛采用迪顿的研究方法。
在近期研究中，迪顿强调，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统计”能够用来阐释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
迪顿在研究中还阐述了如何利用家庭数据来揭示收入与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中的性别歧视程度。迪顿将研究焦点放在家庭调查上，有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从基于整体数据建构的理论领域向基于个体数据研究的实用领域转变。
安格斯·迪顿是个善于讲故事的经济学家，在摒弃了纷繁拗口的经济学理论后，他将健康、心理等因素与财富、收入进行编织，甚至将其父亲脱贫致富的经历融入到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他试图告诉世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不平等”、究竟应该如何衡量消费、贫穷与福利之间的关系。
父辈的“逃亡”
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使二战迅速走向结束，1945年9月2日，日本结束了负隅顽抗后终于签订无条件投降书，二战终止干戈。
安格斯·迪顿就在胜利日后不出月余降生，然而其父老迪顿在喜得贵子之时也不得不感叹时势弄人，因为他曾险些在二战中丧命，如今却可以举家共享胜利喜悦。
安格斯·迪顿的父亲莱斯利·哈罗德·迪顿出生于1918年的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里。为了改善生活，他的祖辈开始放弃农耕生活而投身于挖煤事业。直到1939年，老迪顿终于从不见天日的矿井中逃离，然而面对他的是更为严峻的新征程——二战。
应征入伍后，老迪顿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奔赴法国。战争惨败后又被送往苏格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突击队员。随后，他意外地被肺结核击倒而十分幸运地“被退役”了。
安格斯·迪顿口中的幸运指的是那批突击队员在不久后的一次突袭中遭遇失败，死伤惨重。老迪顿的退伍反而给这个家族的延续带来了希望。
1942年，老迪顿复员返乡并与莉莉·伍德结婚，并且开始学习煤矿勘测技能。这一技能帮助老迪顿成为了爱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勤杂工，并最终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了一名土木工程师。
老迪顿最终得以在动荡的年代安身立命，并开始培养下一代，想要将迪顿家族发扬光大。
“为此，他（老迪顿）找到我的老师，并说服他给我课外开小灶，为的是我能够通过爱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考试。这所学校的学费比我父亲一年的收入都高。最终我拿到了奖学金，成为仅有两个可以免费入读的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我考入了剑桥大学的数学专业，再后来我就成了一名经济学教授，先是在牛津教书，然后去了普林斯顿。”
老迪顿在37年间从矿井来到了地面、从战场被退役回到了家乡、又在家乡小富即安地维系了整个家族的传承。迪顿将父亲脱离贫困并为子孙开启未来这件事比作“逃亡”。
不平等的真谛
在安格斯·迪顿的眼中，父亲无疑是幸运的，“逃亡”的成功是难以复制。
之所以使用“逃亡”一词，是因安格斯·迪顿在观看了一部《大逃亡》的电影之后，有所感悟。《大逃亡》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些德军战俘屡次试图逃跑，但最终只有三人成功，其他人因此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
安格斯·迪顿认为，原本所有的战俘都被困在战俘营里，但是后来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死在逃跑过程中，一些人被抓回来重新投入战俘营，还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机会离开战俘营。这种现象反映了所有“大逃亡”事件的本质：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逃亡成功。
因此他强调，父亲的“逃亡”最终得以长寿并且致富，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同时还有运气。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积极地投入与付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幸运。没人能比我父亲干活更卖力，可是没好运气也肯定不行。我父亲恰好幸运地没有在童年时夭折，幸运地因为战争而脱离矿井，幸运地没有参与伤亡惨重的突袭，幸运地没有因为肺结核死掉，幸运地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工作。”
有的人摆脱了贫穷，有的人却被落在了后面。运气确实垂青了一部分人，却远离了另外一部分人。机会常有，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或有魄力去抓住它们。所以安格斯·迪顿认为，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
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去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所以“不平等”不仅是财富问题，它背后也涉及到社会公正问题。
因“个体”获诺奖
相较于偏重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迪顿获得诺奖的理由则更具现实意义——“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迪顿的研究角度摆脱了以往注重数据整体的习惯，而更加注重个人的研究。
评委会认为迪顿因为三个方面的成就而获奖：设计了一套需求分析系统，从宏观和微观数据采集上揭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活福利和贫困水平的研究。
1980年，迪顿与同事 John Muellbauer 在《美国经济学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共同发表了《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简称AIDS）一文，通过一种灵活而简单的估算方法，展现了对个别商品的需求如何依赖于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这篇文章在过去30多年中被引用高达4000多次，这套方法及其后来的演进也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的标准工具。
1990年前后，迪顿又发表多篇论文，指出当时以宏观收入和宏观消费为起点的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收入与消费的实际关系；他提出微观收入与宏观收入的变化方式很不同，因此应该统计个体是怎样依据其收入来调整消费的。这项研究阐释了为什么对微观数据的分析是解读宏观数据的关键，当代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广泛采用迪顿的研究方法。
在近期研究中，迪顿强调，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统计”能够用来阐释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
迪顿在研究中还阐述了如何利用家庭数据来揭示收入与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中的性别歧视程度。迪顿将研究焦点放在家庭调查上，有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从基于整体数据建构的理论领域向基于个体数据研究的实用领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