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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即“文学人”。说吾国自古是一“文人国”，应该不算太过分。古时候大凡识文断字的，或粗通文墨的，总之是多少有些文化的，也就多少懂些文学。多少懂些文学，便是多少有些文化，也就大小是个文人。这还是最为基层的草根文人，至于高层的高雅文人，当然都是文学上的通人。或者说，正因其文学上很通，所以才有资格走上高层政治，成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古中国的政治，与其说是“士大夫政治”，不如说是“文人政治”。文人政治下的古中国，当然文风很盛，当然很容易成了“文人国”。
“文学”一事虽早见于孔圣人之门，但它的含义毕竟与今日有很大的不同，大约等同于“文章博学”，其范围要比今日的“文学”大得多。古时社会分工的程度甚低，知识系统亦因之缺乏分化，今日人文学科里卓然独立的文史哲三科，古时却是整合在一起而不分彼此。所谓“文史不分家”，说的正是此种情形。实际情形甚至比“不分家”还要严重，“文”简直就是“史”，“史”亦径直成了“文”。太史公的《史记》，固然是“史”，却也被古人视作天下之“至文”，“汉世文章两司马”，司马迁显然成了古人心目中超一流的文章高手。甚至说太史公首先是“文学家”亦不为过，毛泽东追悼张思德，曾引史公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分明将史公呼作“中国古时候”的“文学家”。章学诚谓“六经皆史”，而在古人的意念里，“六经”又何尝不是“文”呢?韩愈就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他的为文之道，不过是整日“泡”在这些“经”里，“沈浸浓郁，含英咀华”，然后“作为文章”。“六经皆文”，而“六经”乃中国文化之命脉，乃全部学问之渊源，由是而谓“文”乃学问之源，也就顺理成章。青年毛泽东苦思为学之道，有一阵忽有所悟，乃叹曰：“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终其一生，能文艺，娴诗赋，削一分地葆有文学家乃至诗人气象。
在古中国这个“文人国”里，士大夫是文人，皇上也是文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不一定就“略输 文采”或“稍逊风骚”，“茂陵刘郎秋风客”，汉武颇谙风骚，亦具文采，这是“鬼才”文人李贺也都认可的。皇上叫士大夫命题作诗，或者皇上与士大夫相互唱和，是士大夫的雅事，亦是皇上的雅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下激荡间，文学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因而获得“文化霸权”。既获得“霸权”，势必越界挺进，而行“学科殖民”之能事。于是乎，原本就整合在一起的各科知识，更加一一沾染了浓烈的文学气。细思起来，这个“文学气”乃是一种弥漫开来且深入骨髓的观物方式或思维模式，不妨径直名曰“价值观念”。在此模式或观念的主导下，士大夫习惯于以文学化的方式发现问题、看待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
他们往往怀揣浪漫理想且富于激情，一副孤冷而往，“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样儿，确实显得很高远很大气。更多的时候，他们很火热，甚至在燃烧，此间他们经常发生如下情状：喜怒无常，一惊一乍，哗众取宠，急躁冒进。在这种情状下做事，他们的行事风格也就不外乎“大”与“空”。“大”是说他们最喜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满嘴圣人语录，言必论“道”称“王”，动不动就好大喜功胆大妄为，要为这个“立心”，要为那个“立命”，动不动就是上下几千年，继的皆是昔日几千年的“绝学”，开的都是未来几千年的“太平”。同时，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小事，均属“形而下”。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像他们这样的文人君子，“务”的只能是“虚”，干的只能是宏伟的“道”的事业。他们认定此乃命也大，按照孔老夫子的说法，乃是“天生德于予”，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则“大”矣，然过度的“大”必至于“空”，“迂远而阔于事情”，到头来一事无成，这便是千古文人的宿命。
文人又无一不是狂狷之徒。浪漫躁进，即是典型的“狂”，所谓“狂者进取”。一般说来，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吾道自足，不假外求。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将自己与“天”联系起来，如“知天命”或“知我者其天乎”，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或“尽心”进而“知性”进而“知天”。如此联系起来，文人就更是了不得了，更是狂得不得了了，动辄“万物皆备于我”，动辄“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总之是一副“舍我其谁”的模样。此间，他们明显地产生了幻觉，仿佛普天之下，唯我独醒，又仿佛自己就是“天”特派下凡，或者简直就是“天”的化身。狂态百出的文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替天行道”，也就是以吾道改造世界，为天下苍生谋永远之福。至于“狷”，乃是一种更厉害的“狂”，“狷者有所不为”，稍有不合己意处，就耍性子，还要撂挑子，索性退回去，退到田园去，退到终南山去。此乃以不合作的清高姿态凸显他人的卑鄙龌龊，以“退”的方式完成更好的“进”。文人这一“退”，一般而言，能退出莫大的名声，能激起偌大的社会舆论，他们最终还真能进步一大步。
除了狂态百出，除了富于浪漫激情，文人还非常容易产生道德义愤。他们悬了一个高不可及的道德境界，唱出十分悦耳的道德高调，让大家产生一种美好的错觉，似乎天地之间唯有道德最宝贵，或者天地之间所有的事情皆一一可约化为道德，一切的问题皆可归结为道德的问题来解决。道德固然重要，但人生和社会不能只有道德一事，道德决不能代替一切。事实上，那么高的道德，大家都清楚自己几乎没有做到的可能，加之他们大树特树“道德楷模”，并诱之以功名利禄，大家便一起作伪，“假道学”之所以盛产于古中国，原因即在此。他们愈是看重道德，愈是能体验到道德的诗意和美，而人间世是如此的不道德，他们也就不得不生了很大的气，气急败坏地骂大家都是“禽兽”。
古中国如此深厚的文人传统，时至今日还在大畅其道。放眼当下的人文研究，很快会发现，仍旧有不少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人”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挥洒激情和才气。何以如此，原因多多，但不可不察文人传统的“遗传密码”。上述所列的文人情调，他们一个也不少，同样是浪漫多情，激情似火，一会儿天马行空，凌空蹈虚，一会儿又无事生非，故作惊人语；同样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一副真理在手的俏模样，若是喝了若干洋墨水，更是“飘飘然有凌云之意”，直不知自家身价几何，或者身在何处；也同样是道德至上，尤其喜欢把人道问题道德化，总在发道德脾气，总在骂大伙道德堕落，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没有任何历史感，也不屑于眼睛向下，细心考察当下现实，耐心发现现实问题，只是迷信“主义”，崇拜洋教条，仅凭那儿条“宏大叙事”，就妄图包打天下，甚至妄图为天下弱势群体谋永远之福。
鲁迅在遗言里，曾谆谆告诫儿子海婴，切莫做“空头文学家”。还是鲁迅眼光毒辣，看准了“文人国”特有的“文人病”。他其实是想告诉儿子，一旦做了“文人国”里的“文学家”，便是集假、大、空之大成，想不“空头”都难。海婴果然不负乃父之志，做了一名无线电工作者。鲁迅有知，大可含笑地下矣。
“文学”一事虽早见于孔圣人之门，但它的含义毕竟与今日有很大的不同，大约等同于“文章博学”，其范围要比今日的“文学”大得多。古时社会分工的程度甚低，知识系统亦因之缺乏分化，今日人文学科里卓然独立的文史哲三科，古时却是整合在一起而不分彼此。所谓“文史不分家”，说的正是此种情形。实际情形甚至比“不分家”还要严重，“文”简直就是“史”，“史”亦径直成了“文”。太史公的《史记》，固然是“史”，却也被古人视作天下之“至文”，“汉世文章两司马”，司马迁显然成了古人心目中超一流的文章高手。甚至说太史公首先是“文学家”亦不为过，毛泽东追悼张思德，曾引史公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分明将史公呼作“中国古时候”的“文学家”。章学诚谓“六经皆史”，而在古人的意念里，“六经”又何尝不是“文”呢?韩愈就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他的为文之道，不过是整日“泡”在这些“经”里，“沈浸浓郁，含英咀华”，然后“作为文章”。“六经皆文”，而“六经”乃中国文化之命脉，乃全部学问之渊源，由是而谓“文”乃学问之源，也就顺理成章。青年毛泽东苦思为学之道，有一阵忽有所悟，乃叹曰：“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终其一生，能文艺，娴诗赋，削一分地葆有文学家乃至诗人气象。
在古中国这个“文人国”里，士大夫是文人，皇上也是文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不一定就“略输 文采”或“稍逊风骚”，“茂陵刘郎秋风客”，汉武颇谙风骚，亦具文采，这是“鬼才”文人李贺也都认可的。皇上叫士大夫命题作诗，或者皇上与士大夫相互唱和，是士大夫的雅事，亦是皇上的雅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下激荡间，文学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因而获得“文化霸权”。既获得“霸权”，势必越界挺进，而行“学科殖民”之能事。于是乎，原本就整合在一起的各科知识，更加一一沾染了浓烈的文学气。细思起来，这个“文学气”乃是一种弥漫开来且深入骨髓的观物方式或思维模式，不妨径直名曰“价值观念”。在此模式或观念的主导下，士大夫习惯于以文学化的方式发现问题、看待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
他们往往怀揣浪漫理想且富于激情，一副孤冷而往，“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样儿，确实显得很高远很大气。更多的时候，他们很火热，甚至在燃烧，此间他们经常发生如下情状：喜怒无常，一惊一乍，哗众取宠，急躁冒进。在这种情状下做事，他们的行事风格也就不外乎“大”与“空”。“大”是说他们最喜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满嘴圣人语录，言必论“道”称“王”，动不动就好大喜功胆大妄为，要为这个“立心”，要为那个“立命”，动不动就是上下几千年，继的皆是昔日几千年的“绝学”，开的都是未来几千年的“太平”。同时，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小事，均属“形而下”。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像他们这样的文人君子，“务”的只能是“虚”，干的只能是宏伟的“道”的事业。他们认定此乃命也大，按照孔老夫子的说法，乃是“天生德于予”，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则“大”矣，然过度的“大”必至于“空”，“迂远而阔于事情”，到头来一事无成，这便是千古文人的宿命。
文人又无一不是狂狷之徒。浪漫躁进，即是典型的“狂”，所谓“狂者进取”。一般说来，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吾道自足，不假外求。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将自己与“天”联系起来，如“知天命”或“知我者其天乎”，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或“尽心”进而“知性”进而“知天”。如此联系起来，文人就更是了不得了，更是狂得不得了了，动辄“万物皆备于我”，动辄“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总之是一副“舍我其谁”的模样。此间，他们明显地产生了幻觉，仿佛普天之下，唯我独醒，又仿佛自己就是“天”特派下凡，或者简直就是“天”的化身。狂态百出的文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替天行道”，也就是以吾道改造世界，为天下苍生谋永远之福。至于“狷”，乃是一种更厉害的“狂”，“狷者有所不为”，稍有不合己意处，就耍性子，还要撂挑子，索性退回去，退到田园去，退到终南山去。此乃以不合作的清高姿态凸显他人的卑鄙龌龊，以“退”的方式完成更好的“进”。文人这一“退”，一般而言，能退出莫大的名声，能激起偌大的社会舆论，他们最终还真能进步一大步。
除了狂态百出，除了富于浪漫激情，文人还非常容易产生道德义愤。他们悬了一个高不可及的道德境界，唱出十分悦耳的道德高调，让大家产生一种美好的错觉，似乎天地之间唯有道德最宝贵，或者天地之间所有的事情皆一一可约化为道德，一切的问题皆可归结为道德的问题来解决。道德固然重要，但人生和社会不能只有道德一事，道德决不能代替一切。事实上，那么高的道德，大家都清楚自己几乎没有做到的可能，加之他们大树特树“道德楷模”，并诱之以功名利禄，大家便一起作伪，“假道学”之所以盛产于古中国，原因即在此。他们愈是看重道德，愈是能体验到道德的诗意和美，而人间世是如此的不道德，他们也就不得不生了很大的气，气急败坏地骂大家都是“禽兽”。
古中国如此深厚的文人传统，时至今日还在大畅其道。放眼当下的人文研究，很快会发现，仍旧有不少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人”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挥洒激情和才气。何以如此，原因多多，但不可不察文人传统的“遗传密码”。上述所列的文人情调，他们一个也不少，同样是浪漫多情，激情似火，一会儿天马行空，凌空蹈虚，一会儿又无事生非，故作惊人语；同样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一副真理在手的俏模样，若是喝了若干洋墨水，更是“飘飘然有凌云之意”，直不知自家身价几何，或者身在何处；也同样是道德至上，尤其喜欢把人道问题道德化，总在发道德脾气，总在骂大伙道德堕落，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没有任何历史感，也不屑于眼睛向下，细心考察当下现实，耐心发现现实问题，只是迷信“主义”，崇拜洋教条，仅凭那儿条“宏大叙事”，就妄图包打天下，甚至妄图为天下弱势群体谋永远之福。
鲁迅在遗言里，曾谆谆告诫儿子海婴，切莫做“空头文学家”。还是鲁迅眼光毒辣，看准了“文人国”特有的“文人病”。他其实是想告诉儿子，一旦做了“文人国”里的“文学家”，便是集假、大、空之大成，想不“空头”都难。海婴果然不负乃父之志，做了一名无线电工作者。鲁迅有知，大可含笑地下矣。